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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短篇小说因其避重就轻的跳过革命的“宏大叙事”，婉转着墨于时代大背景的间隙，于杯水微澜之处反映出时代特点的温婉风格，在“十七年文学”浓郁的政治集体主义基调中散发出的个体性的艺术气息，体现出文学对时代复杂多层面的阐释与表现，显得有点特殊。“十七年文学”的主流文学叙事以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取代了文学性的审美、创造性、想象力等概念，文学评论所做的也只是尽可能找准政治的方向，大致的衡量文本的思想主题的工作。但对茹志鹃的评价却是难能可贵的。
一、茹志鹃创作简介
继《妯娌》(1955)、《关大妈》(1955)、《黎明前的故事》(1957)、《在果园里》(1958)发表之后，茹志鹃的写作倾向已是非常鲜明了。她擅长处理的不是表现革命战争的“重大题材”，而是为时人诟病的“身边琐事，家务事、儿女情。”是“针脚绵密、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基本是普通家庭生活场景以及日常工作关系中的普通人，即便是英雄人物，在她的观察理解中，“脑子里印进了一个真实的印象：英雄不也和平常人一样嘛”。
1958年在《延河》第三期发表并与同年在《人民文学》6月号转载的《百合花》同样体现了这些风格特点。《百合花》是茹志鹃短篇小说写作才华得到广泛肯定的标志性作品，尤其是得到了时任作协主席的“茅盾同志对这个作品的热情鼓励”，使茹志鹃声誉鹊起。
《百合花》讲述了1946年淮海战役前夕的一个小插曲——发生在解放军前沿包扎所的感人一幕。故事围绕一床撒满百合花的新棉被展开。通过精心设计的撒满“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棉被的一借一还，最终完成了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颂。
文章的表层结构依然是(战士的)牺牲与(老百姓的)奉献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的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流行的题材或日主题，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从五十年代起就产生了当代特有的题材意识”，描写重大斗争生活的题材在“级别”上优于描写社会日常生活现象的题材。这种关于文学的题材意识以及塑造高大、完美、具有超人品格的新英雄人物形象，即“无产阶级工农兵典型形象”，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保证作为意识形态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的。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提出：“今后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使之“成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因此，“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周扬在题为《为创造更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呼吁：“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邵荃麟的总结发言中说：“为了反对目前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应该把创造人物形象的问题，特别是创造英雄人物形象的问题，作为创作上首要的任务提出来。”
二、对茹志鹃创作的评论
茅盾将《百合花》的主题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同时不惜使用了数个“最…”来评价小说巧妙的构思和剪裁：“《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这些评价，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为《百合花》清除了许多负面质疑的言论，同时也为以后关于茹志鹃作品的批评阐释划定了范围与框架。
从1959年欧阳文彬在《上海文学》十月号发表的评论文章《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开始，侯金镜、魏金枝、细言、洁泯等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都以茹作作为文本对象发表评论，展开了一场关于作家创作风格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讨论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政治前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特有的题材意识”，但是在这些评论中没有突出强调文章必须附属于意识形态、政治现实的关系，而是对风格、形式等艺术问题作了符合“西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短篇杰作”美学趣味的品评，评论基本上没有越出茅盾所用的风格特点、主题思想、表现方法的阐释框架。这些评论不仅所使用的语言，就连各有侧重的论点，都具有难得的“艺术气息”。
例如，魏金枝将茹作比喻为：“正像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泽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历久难忘”，虽然批评茹作“从结构上说，故事都比较简单，即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关于人物塑造，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总结茹志鹃的描写方法：“有点像静物写生，细腻逼真，神采毕露，然而运动的感觉还嫌不够，表现事物的发展也还不很充分”。但是欧阳文彬的文章充分承认了茹志鹃的艺术技巧：“艺术构思精巧，剪裁组织严密。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善于运用细节和道具，让它们彼此呼应，前后贯穿，有时候还赋予它们象征性的风味，启发读者的思考与联想”，“文体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散文诗”。侯金镜则将茹作比喻为“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指出茹作“结构更为委婉有致，细节安排得均匀得当，无闲文闲笔，又能蕴藉的传达出作者浓郁的感情”，茹作的“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针脚绵密、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并且体会到“虽然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
对于茹作的风格特色大家看法比较一致，认同表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包容了多种题材、体裁、风格、形式的极为广阔的道路”，“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讨论的分歧则集中于选取何种题材，以及塑造哪种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的问题。欧阳文彬批评茹志鹃“对普通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突出人物的兴趣”。“因为我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壮丽时代，广大的劳动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现实生活中涌现了成千成万的英雄”。文学创作要真实地反映这个时代，就要“塑造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由此把作品的主题思想提得更高。”而不是描述一些既没有什么尖锐的斗争，也没有什么严酷的考验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及一些诸如童养媳、新媳妇、老大娘、通讯员、伤病员、医务工作者、文工团员等普通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侯金镜的批驳。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欧阳文彬同志对作者提出了创造英雄人物的期望，而是把衡量作品思想价值的标准看得狭窄了，首先不是着眼于主题思想的深度(或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上，而是夸大了题材对于作品社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细言(王西彦)同样认为，如果叫茹志鹃“去描写自己不熟悉、不被激动的东西，不能胜任愉快地驾驭题材和语言，她就抒不出情来”。
三、创作评论的评论
虽然李洁非在其文《绪论：1979年以前的简单状况》中略感悲观的总结了1949年——1979年的写作与批评的状况：“总的来看，1949年以后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就一个时代而言，还是就单独的某个作家个人而言，所表现出来的对“艺术问题”的兴趣，都是偶然的、未被明确意识到的、缺乏个性特征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批评方面，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篇真正潜心研究小说的艺术形式、文体并试图就此提出有创造性和突破性个人观点的文章，在围绕作品而展开的讨论中，批评家和作家本人发表的见解和感想，很少从艺术的角度出发。”但侯金镜等人的评论虽然没有越出经典小说修辞学问题，他们的观点已经是十七年中有关艺术特征和创作个性问题的比较深入的探讨了。
“讲述一个在跃进年代如此绝望而美丽的故事”的《百合花》的发表并且在当时以及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肯定，“这无疑是令人难以思议的”，这些基本上属于纯学术性的关于题材、艺术风格的讨论在“五十年代初，写什么人，塑造什么典型的问题，已被上纲为是两个阶级争夺文艺与思想领导权的重大问题”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无异于一支罕见的艺术插曲。对茹志鹃的个体性的艺术气息的文学评价。对茹志鹃的文学创作是很大的鞭策。
一、茹志鹃创作简介
继《妯娌》(1955)、《关大妈》(1955)、《黎明前的故事》(1957)、《在果园里》(1958)发表之后，茹志鹃的写作倾向已是非常鲜明了。她擅长处理的不是表现革命战争的“重大题材”，而是为时人诟病的“身边琐事，家务事、儿女情。”是“针脚绵密、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基本是普通家庭生活场景以及日常工作关系中的普通人，即便是英雄人物，在她的观察理解中，“脑子里印进了一个真实的印象：英雄不也和平常人一样嘛”。
1958年在《延河》第三期发表并与同年在《人民文学》6月号转载的《百合花》同样体现了这些风格特点。《百合花》是茹志鹃短篇小说写作才华得到广泛肯定的标志性作品，尤其是得到了时任作协主席的“茅盾同志对这个作品的热情鼓励”，使茹志鹃声誉鹊起。
《百合花》讲述了1946年淮海战役前夕的一个小插曲——发生在解放军前沿包扎所的感人一幕。故事围绕一床撒满百合花的新棉被展开。通过精心设计的撒满“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棉被的一借一还，最终完成了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颂。
文章的表层结构依然是(战士的)牺牲与(老百姓的)奉献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的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流行的题材或日主题，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从五十年代起就产生了当代特有的题材意识”，描写重大斗争生活的题材在“级别”上优于描写社会日常生活现象的题材。这种关于文学的题材意识以及塑造高大、完美、具有超人品格的新英雄人物形象，即“无产阶级工农兵典型形象”，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保证作为意识形态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的。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提出：“今后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使之“成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因此，“应该把人物写得理想一点”。周扬在题为《为创造更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呼吁：“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邵荃麟的总结发言中说：“为了反对目前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应该把创造人物形象的问题，特别是创造英雄人物形象的问题，作为创作上首要的任务提出来。”
二、对茹志鹃创作的评论
茅盾将《百合花》的主题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同时不惜使用了数个“最…”来评价小说巧妙的构思和剪裁：“《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这些评价，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为《百合花》清除了许多负面质疑的言论，同时也为以后关于茹志鹃作品的批评阐释划定了范围与框架。
从1959年欧阳文彬在《上海文学》十月号发表的评论文章《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开始，侯金镜、魏金枝、细言、洁泯等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都以茹作作为文本对象发表评论，展开了一场关于作家创作风格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讨论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政治前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特有的题材意识”，但是在这些评论中没有突出强调文章必须附属于意识形态、政治现实的关系，而是对风格、形式等艺术问题作了符合“西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短篇杰作”美学趣味的品评，评论基本上没有越出茅盾所用的风格特点、主题思想、表现方法的阐释框架。这些评论不仅所使用的语言，就连各有侧重的论点，都具有难得的“艺术气息”。
例如，魏金枝将茹作比喻为：“正像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泽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历久难忘”，虽然批评茹作“从结构上说，故事都比较简单，即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关于人物塑造，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总结茹志鹃的描写方法：“有点像静物写生，细腻逼真，神采毕露，然而运动的感觉还嫌不够，表现事物的发展也还不很充分”。但是欧阳文彬的文章充分承认了茹志鹃的艺术技巧：“艺术构思精巧，剪裁组织严密。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善于运用细节和道具，让它们彼此呼应，前后贯穿，有时候还赋予它们象征性的风味，启发读者的思考与联想”，“文体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散文诗”。侯金镜则将茹作比喻为“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指出茹作“结构更为委婉有致，细节安排得均匀得当，无闲文闲笔，又能蕴藉的传达出作者浓郁的感情”，茹作的“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针脚绵密、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并且体会到“虽然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
对于茹作的风格特色大家看法比较一致，认同表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包容了多种题材、体裁、风格、形式的极为广阔的道路”，“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讨论的分歧则集中于选取何种题材，以及塑造哪种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的问题。欧阳文彬批评茹志鹃“对普通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突出人物的兴趣”。“因为我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壮丽时代，广大的劳动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现实生活中涌现了成千成万的英雄”。文学创作要真实地反映这个时代，就要“塑造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由此把作品的主题思想提得更高。”而不是描述一些既没有什么尖锐的斗争，也没有什么严酷的考验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及一些诸如童养媳、新媳妇、老大娘、通讯员、伤病员、医务工作者、文工团员等普通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侯金镜的批驳。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欧阳文彬同志对作者提出了创造英雄人物的期望，而是把衡量作品思想价值的标准看得狭窄了，首先不是着眼于主题思想的深度(或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上，而是夸大了题材对于作品社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细言(王西彦)同样认为，如果叫茹志鹃“去描写自己不熟悉、不被激动的东西，不能胜任愉快地驾驭题材和语言，她就抒不出情来”。
三、创作评论的评论
虽然李洁非在其文《绪论：1979年以前的简单状况》中略感悲观的总结了1949年——1979年的写作与批评的状况：“总的来看，1949年以后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就一个时代而言，还是就单独的某个作家个人而言，所表现出来的对“艺术问题”的兴趣，都是偶然的、未被明确意识到的、缺乏个性特征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批评方面，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篇真正潜心研究小说的艺术形式、文体并试图就此提出有创造性和突破性个人观点的文章，在围绕作品而展开的讨论中，批评家和作家本人发表的见解和感想，很少从艺术的角度出发。”但侯金镜等人的评论虽然没有越出经典小说修辞学问题，他们的观点已经是十七年中有关艺术特征和创作个性问题的比较深入的探讨了。
“讲述一个在跃进年代如此绝望而美丽的故事”的《百合花》的发表并且在当时以及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肯定，“这无疑是令人难以思议的”，这些基本上属于纯学术性的关于题材、艺术风格的讨论在“五十年代初，写什么人，塑造什么典型的问题，已被上纲为是两个阶级争夺文艺与思想领导权的重大问题”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无异于一支罕见的艺术插曲。对茹志鹃的个体性的艺术气息的文学评价。对茹志鹃的文学创作是很大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