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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有助于促进和推动其市民化。实证调查发现，虽然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指标具有较高的整体优良训练法，但优秀训练法相对较低，且柔性职业能力总体弱于刚性职业能力，同时农民工职业能力苏南、苏北地域差异。提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需要持续贯彻落实已有资助和奖励制度，加强对企业参与职业能力培训的机制激励，注重培训的制度规划，推动制度创新，加大对苏北地区政策倾斜，探索“学分银行”建设。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职业能力；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8-0062-06
具有一定的职业能力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就业的需要，更是促使其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最终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在进行职业能力内涵分析的基础上，以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进行职业能力调查，分析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职业能力提升的针对性路径指引。
一、新型城鎮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内涵分析
（一）职业能力内涵界定
在对职业能力的界定上，我国学者徐国庆（2007）认为职业能力属于工作任务的胜任力范畴，将职业能力诠释为工作任务对职业人心理的映射[1]。李怀康（2007）认为职业能力是与劳动者生理与心理相关联的行为特征，反映了劳动者完成任务的方法和实施能力[2]。张琼（2010）认为职业能力是劳动者通过学习所掌握的生存、发展、变革以及反思的能力[3]。张弛（2015）则认为职业能力是劳动者从事职业生活所具备的知识、技术、态度和价值观的总和[4]。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知，职业能力实质上反映了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所需要具有的行为能力，该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通过后天学习方能获得。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内涵分析
与其他劳动主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内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静态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依附于特定的主体之上，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从动态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内涵不断更新和变化，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自身的市民化发展逻辑相联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的职业发展各阶段，职业能力需求各不相同。
1.前市民化阶段的职业能力内涵
前市民化阶段属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以就业为目标，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迅速掌握适应职业迁移、地域迁移需要的就业技能。该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一线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就业层次以基层岗位为主。
在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具有显著的就业导向性特质，顺利转移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基本任务目标。在前市民化阶段，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相应的职业能力既是促进其就业的根本条件，更是维护与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2.市民化阶段的职业能力内涵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完成地域迁移和职业迁移之后，还需要通过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完成自身的市民化心理迁移，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内涵不断更新和完善的根本动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呈现动态性和多样化特征，从个人职业发展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既有实现职业成长的需要，又有职业转型的需要，还有职业超越的需要。多样化的职业发展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提升任务的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性的职业发展任务必须要通过持续的职业能力投入来实现。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结构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在对职业能力结构的认识上，德国的职业能力结构研究、澳大利亚的能力标准框架、英国的权威性职业能力结构以及美国的综合职业能力研究各成一派，从不同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结构问题。其中，德国的职业能力结构汲取了理性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精华，在学术界得到普遍推崇。我国职业教育专家姜大源教授对德国的职业能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行职业能力结构维度解构[5]。姜大源认为，横向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方面能力，而纵向职业能力包括基本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其中专业能力与某种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有关，方法能力是具有一定职业普适性的工作思维能力，体现了工作中所需要具备的工作和学习方法，社会能力则体现了劳动者从事相关职业所需要具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能力。
与普通劳动者相同，新生代农民工同样具有以上的职业能力结构。专业能力具有典型的技术刚性，可以划归刚性职业能力范畴，这种能力侧重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知识和技能，具有显著的技术性特征，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职业迁移的基本前提。与专业能力相比，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本身不具有技术性特质，属于柔性职业能力范畴，但是这两项能力具有更强的职业发展支撑性特质，更有助于后续职业发展。方法能力与劳动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有关，是促进专业能力持续提升的润滑剂。而社会能力则反映了劳动力为适应社会生活所需要具备的一系列能力，包括合作、交流等。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攻坚阶段，社会能力尤为重要。
二、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调查情况分析
调查范围主要包括无锡、苏州、常州、盐城、宿迁、徐州、泰州等地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以及服务性企业，调查对象为1980年及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①。
（一）调研概述
1.问卷设计思路
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上充分借鉴了德国职业能力结构理论，以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为框架，基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职业能力问卷的本土化设计和改造，最终形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量表。 2.问卷发放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683份。经过初步统计，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二）调查数据分析
从总体调查数据看，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职业能力优良率较高，这表明近年来随着江苏省不断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投入，全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保持良好水平。调查结果见表2、表3、表4。
1. 刚性职业能力
如前所述，刚性职业能力可以等同于专业能力。综合统计结果，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整体优良率为65.18%。知识技术、读认资料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设备操作能力四类能力相对均衡。调查表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具备了较好的刚性职业能力。
此外，调查显示，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刚性职业能力整体优秀度不高，不同区域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的优秀度存在较大差距，苏南新生代农民工在刚性职业能力各项指标上的优秀率均高于苏北农民工，其中知识技术、读认资料能力的优秀率差距尤为巨大。
2. 柔性职业能力
（1）方法能力
方法能力属于柔性职业能力的重要构成。综合统计结果，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整体优良率为58.51%。从优良度总和上看，方法能力略逊于专业能力。在各指标上，应变能力、继续学习能力指标值最低，低于50%；问题分析能力、压力管理能力等能力值相对较高，优良率在60%左右。数据表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方法能力，但方法能力各指标值有一定差异。
不过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到，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柔性职业能力中的方法能力整体优秀度还不高，问题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优秀度在10%以下。调查显示，不同区域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的优秀度存在较大差距，苏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等方法能力的优秀度偏低，均低于5%。苏南农民工在方法能力各项指标上的优秀率均高于苏北新生代农民工，其中问题分析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压力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指标在优秀率上差距較大。
（2）社会能力
社会能力属于柔性职业能力的另一重要构成。综合统计结果，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整体优良率为56.33%。在整体优良率上，社会能力不但低于专业能力，还低于方法能力。在各指标优良度上，情绪控制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指标值最低，低于50%，交往能力、服从力和冲突管理能力等能力较高，优良率介于50%到70%之间。这表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社会能力，但社会能力各指标值存在较大差异。
调查显示，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柔性职业能力中的社会能力整体优秀度偏低，口头表达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和冲突管理能力等多数能力指标值的优秀度在10%以下。此外，不同区域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的优秀度存在较大差距，苏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口头表达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仅为2.8%，其余交往能力、服从力和冲突管理能力多数指标值在10%以下；苏南农民工在方法能力各项指标上的优秀率全面高于苏北新生代农民工，其中交往能力和服从力的优秀率差距巨大。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整体现状
从整体水平看，近年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技术性职业能力获得了较大提升，不过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职业能力投入形式看，当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投入以教育培训投入为主要形式，主要针对基层技术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技术岗位展开。其中，电工、焊工、钳工、缝纫工、操作工等一线岗位工种的能力培训占据主体，除此以外服务业的培训也占较大比例，如家政、家电维修、电脑装配等。从职业能力投入方向看，当前方向主要针对初级岗位从业所需的初级技术性能力展开突破，侧重于技术上岗培训，讲授从事具体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工作规范。整体而言，前期大规模的农民工职业能力投入迅速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帮助其迅速获得从事非农产业的相关技术，从而有助于实现行业和岗位迁移。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具体指标情况
1. 部分职业能力指标值偏低
调查发现，虽然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指标具有较高的整体优良率，但优秀率相对较低。其中职业能力中的专业能力优秀率为17.65%，方法能力优秀率为14.99%，社会能力优秀率为10.97%。
与优秀率相比，“优秀”和“良好”汇总后的优良率更能够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能力状况。调查发现，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整体优良率较高，不过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一些指标值不够理想，继续学习能力、应变能力、表达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指标优良率甚至在50%以下。
研究发现，上述结果的形成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投入的方向和内容有紧密联系。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员工职业培训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岗前培训。这两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操作技能、操作规范和劳动安全之类，以专业能力培训为主要形式，以促进劳动力转移、迅速入职，而非以劳动力职业能力全面提升为导向。换言之，目前江苏省虽然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刚性职业能力投入，不过对继续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柔性职业能力则投入不足。这与部分社会相关培训主体在职业能力培训上的急功近利有一定关联。例如，一些企业认为专业能力投入少，见效快，而非专业能力需要持续投入且投入资金巨大，因此企业对此类职业能力培训投入积极性不高，这是导致上述部分职业能力值过低的重要原因。
2.柔性职业能力总体弱于刚性职业能力
调查发现，江苏省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刚性职业能力优良率约为65%，而柔性职业能力优良率约为53%。从上述结果可知，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强于柔性职业能力，其中柔性职业能力中的方法能力强于社会能力。 调查发现，上述培训主要针对初级岗位从业所需的初级刚性职业能力展开，侧重于技术岗位的上岗培训，讲授从事具体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工作规范，培训内容涉及从事相关岗位所需的操作技能、劳动安全、企业规章等方面。现有培训有助于迅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帮助其迅速获得从事非农产业的相关技术。
调研表明，虽然一些刚性职业能力指标值较高，但是职业能力中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继续学习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非技术职业能力指标值偏低，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洼地，这些职业能力的缺乏会阻滞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现有职业能力提升速度已经滞后于新型城镇化进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需求，换言之，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训已经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增长的职业发展需要。
3.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存在南北差距
调查显示，当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存在苏南、苏北地域差异。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苏南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职业能力普遍优于苏北新生代农民工。其次，较之刚性职业能力，苏南苏北农民工柔性职业能力差异更大。具体而言，苏南苏北农民工在刚性职业能力方面优良率差距为62.83%，而柔性能力差距则达到38.40%。最后，某些具体的职业能力指标差距也极为悬殊。其中知识技术、知识应用能力、读认资料能力、设备操作能力、压力管理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的差距均在50%左右。以上调查结果反映出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在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
能力投入决定了能力产出的差异，目前统计发现的地区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距实质上反映出苏南苏北在包括基础教育和早期职业教育在内的整体教育投入上的差异。这一差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南、苏北对教育的直接资金投入上存在差距。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统计，2013年苏南5市公共财政教育支出359.66亿元，苏北8市252.12亿元，按照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看，苏南5市平均1086.32元，苏北8市平均544.69元。另一方面则表现在间接文化教育资源投入数据上存在差距，如2014年江苏省苏南5市中等专业学校拥有专任教师16174人，而同期苏北8市则拥有14100人；苏南图书馆藏书量30644千册，苏北地区26938千册，人均藏书最高的为苏州市，达到1.42册，最低为宿迁市，仅为0.23册，从以上数据不难发现两地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极大，教育投入上的差距会对区域内劳动力能力素质造成现实影响。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为提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需要继续贯彻和推进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能力提升相关的奖励和资助制度（如《全省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办法》《江苏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同时，强化对此类制度的宣传，通过宣传、引导以及制度激励等手段全面增强新生代農民工对参与职业能力培训的兴趣和积极性。此外，还要进一步通过制度激励、制度前瞻和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
（一）加强制度激励，调动企业主体积极性
以企业为代表的教育培训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环节中的重要力量。与政府主体相比，企业等主体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提供的职业能力培训更具有针对性。为激励企业等主体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培训，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企业进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激励和支持力度，对培训量大、培训效果好的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和政策倾斜；另一方面，可以制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如将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入纳入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范畴内，从而提高企业培训积极性。
再者，政府可以通过竞标等市场化机制将原有政府承担的培训项目委托给企业，政府作为监管方辅以配套的颁证与考核体系支持，这样既可以调动企业参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积极性，也能够使政府充分放权，提高教育培训项目运行效率。
此外，可以借鉴当前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将企业培训和学历教育相对接，打通企业培训和学历教育的通道，这既有助于吸引新员工参与培训提升职业能力，更有助于鼓励企业参与培训教育与学历教育对接，提升企业培训内涵，增强人才吸引力。例如，2015年新加坡推出的“未来技能在职培训计划”规定，在航空运输业企业工作的新入职者可以在工作的同时，通过参与企业的在职培训来换取航空运输业专业文凭的学分。目前，新加坡公共交通业、咨询与科技业以及酒店业也计划从2016年起相继推出类似计划。通过新加坡的实践可以发现，在政府政策支持下，通过企业的培训与国家教育体系对接，可以促使劳动者在职场上保持职业能力的持续性提升。这一方式值得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政策时进行借鉴。
（二）注重制度规划，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
在具体的培训项目设计上，政府需要具有政策制定的战略前瞻性，不但需要紧跟市场需求，而且坚持就业目标和市民化目标并重的原则，进行职业能力培训项目规划。从策略制定上要考虑不同人群职业能力差异的具体情况，提升技术培训的专业化程度，切实能够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现实利益。一方面政府需要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联系，根据市场需要设计职业能力提升课程，将就业和职业能力培训相结合，提升培训效果；另一方面，还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发展的潜在需求，开设中高级技能培训班，进行战略性人才培养，提前做好人力资源战略储备。通过初、中、高三级职业能力培训联动方式，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职业能力持续提升。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需求将呈现多样化，参与主体将呈现复杂化的态势，这使得传统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农民工职业能力管理机制向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转变。其中，要重点增强行政部门的协调功能和引导作用功能，弱化行政部门的行政指令职能。同时，鼓励行业、企业、教育机构以及社区等主体的协作[6]，通过发展社区学校、职教集团等主体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新型协作平台，将在岗培训和业余培训相结合，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的终身职业能力提升体系，共同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协同发展。
（三）推动制度创新，加大对苏北地区政策倾斜
鉴于目前苏北农民工职业能力相对较低的现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具体而言，江苏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教育基金推动苏北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例如，可以参考其他相关专项基金的设立经验，设立和运作农民工职业发展专项教育基金。在筹集上，专项基金可以由省、市、县级财政共同投入，共同分摊；同时还可以引入市场化力量，广开筹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
此外，从市民化进程中终身职业能力提升看，“学分银行”建设值得大胆尝试。“学分银行”通过参与职业教育后的学分累积来调动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这与传统物质奖励吸引学员培训的方式大相径庭[7]。在“学分银行”账单中，职业能力培训的主题、内容、层次、频次和学习成果等均有体现，在职位升迁时可进行提取。除了一般的“存”、“取”功能外，未来可以加大对“学分银行”中“学分信贷”机理和配套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持续的职业发展动机激发自身的持续学习、主动学习行为，切实推动其终身职业能力提升。
参 考 文 献
[1]徐国庆.职业能力的本质及其学习模式[J].职教通讯，2007（1）：24-28，36.
[2]李怀康.职业核心能力开发报告[J].高等职业教育，2007（2）：4-8.
[3]张琼，郭德怀.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J].继续教育研究，2010（9）：72-73.
[4]张弛.职业能力概念框架的构建[J].职教论坛，2015（25）：12-16.
[5]姜大源.基于全面发展的能力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8）：22.
[6]叶忠海，张永，马丽华，贾红彬.新型城镇化与社区教育发展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4（4）：100-110.
[7]刘剑青，方兴，马陆亭.从终身教育（学习）理念到学分银行建设[J].中国电化教育，2015（4）：132-135.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职业能力；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8-0062-06
具有一定的职业能力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就业的需要，更是促使其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最终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在进行职业能力内涵分析的基础上，以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进行职业能力调查，分析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职业能力提升的针对性路径指引。
一、新型城鎮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内涵分析
（一）职业能力内涵界定
在对职业能力的界定上，我国学者徐国庆（2007）认为职业能力属于工作任务的胜任力范畴，将职业能力诠释为工作任务对职业人心理的映射[1]。李怀康（2007）认为职业能力是与劳动者生理与心理相关联的行为特征，反映了劳动者完成任务的方法和实施能力[2]。张琼（2010）认为职业能力是劳动者通过学习所掌握的生存、发展、变革以及反思的能力[3]。张弛（2015）则认为职业能力是劳动者从事职业生活所具备的知识、技术、态度和价值观的总和[4]。从上述学者的观点可知，职业能力实质上反映了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所需要具有的行为能力，该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通过后天学习方能获得。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内涵分析
与其他劳动主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内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静态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依附于特定的主体之上，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从动态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内涵不断更新和变化，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自身的市民化发展逻辑相联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的职业发展各阶段，职业能力需求各不相同。
1.前市民化阶段的职业能力内涵
前市民化阶段属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以就业为目标，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迅速掌握适应职业迁移、地域迁移需要的就业技能。该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一线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就业层次以基层岗位为主。
在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具有显著的就业导向性特质，顺利转移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基本任务目标。在前市民化阶段，促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相应的职业能力既是促进其就业的根本条件，更是维护与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2.市民化阶段的职业能力内涵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完成地域迁移和职业迁移之后，还需要通过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完成自身的市民化心理迁移，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内涵不断更新和完善的根本动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呈现动态性和多样化特征，从个人职业发展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既有实现职业成长的需要，又有职业转型的需要，还有职业超越的需要。多样化的职业发展需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提升任务的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性的职业发展任务必须要通过持续的职业能力投入来实现。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结构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在对职业能力结构的认识上，德国的职业能力结构研究、澳大利亚的能力标准框架、英国的权威性职业能力结构以及美国的综合职业能力研究各成一派，从不同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结构问题。其中，德国的职业能力结构汲取了理性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精华，在学术界得到普遍推崇。我国职业教育专家姜大源教授对德国的职业能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行职业能力结构维度解构[5]。姜大源认为，横向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方面能力，而纵向职业能力包括基本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其中专业能力与某种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有关，方法能力是具有一定职业普适性的工作思维能力，体现了工作中所需要具备的工作和学习方法，社会能力则体现了劳动者从事相关职业所需要具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能力。
与普通劳动者相同，新生代农民工同样具有以上的职业能力结构。专业能力具有典型的技术刚性，可以划归刚性职业能力范畴，这种能力侧重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知识和技能，具有显著的技术性特征，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职业迁移的基本前提。与专业能力相比，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本身不具有技术性特质，属于柔性职业能力范畴，但是这两项能力具有更强的职业发展支撑性特质，更有助于后续职业发展。方法能力与劳动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有关，是促进专业能力持续提升的润滑剂。而社会能力则反映了劳动力为适应社会生活所需要具备的一系列能力，包括合作、交流等。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攻坚阶段，社会能力尤为重要。
二、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调查情况分析
调查范围主要包括无锡、苏州、常州、盐城、宿迁、徐州、泰州等地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以及服务性企业，调查对象为1980年及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①。
（一）调研概述
1.问卷设计思路
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上充分借鉴了德国职业能力结构理论，以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为框架，基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职业能力问卷的本土化设计和改造，最终形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量表。 2.问卷发放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683份。经过初步统计，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二）调查数据分析
从总体调查数据看，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职业能力优良率较高，这表明近年来随着江苏省不断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投入，全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保持良好水平。调查结果见表2、表3、表4。
1. 刚性职业能力
如前所述，刚性职业能力可以等同于专业能力。综合统计结果，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整体优良率为65.18%。知识技术、读认资料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设备操作能力四类能力相对均衡。调查表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具备了较好的刚性职业能力。
此外，调查显示，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刚性职业能力整体优秀度不高，不同区域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的优秀度存在较大差距，苏南新生代农民工在刚性职业能力各项指标上的优秀率均高于苏北农民工，其中知识技术、读认资料能力的优秀率差距尤为巨大。
2. 柔性职业能力
（1）方法能力
方法能力属于柔性职业能力的重要构成。综合统计结果，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整体优良率为58.51%。从优良度总和上看，方法能力略逊于专业能力。在各指标上，应变能力、继续学习能力指标值最低，低于50%；问题分析能力、压力管理能力等能力值相对较高，优良率在60%左右。数据表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方法能力，但方法能力各指标值有一定差异。
不过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到，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柔性职业能力中的方法能力整体优秀度还不高，问题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优秀度在10%以下。调查显示，不同区域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的优秀度存在较大差距，苏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等方法能力的优秀度偏低，均低于5%。苏南农民工在方法能力各项指标上的优秀率均高于苏北新生代农民工，其中问题分析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压力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指标在优秀率上差距較大。
（2）社会能力
社会能力属于柔性职业能力的另一重要构成。综合统计结果，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整体优良率为56.33%。在整体优良率上，社会能力不但低于专业能力，还低于方法能力。在各指标优良度上，情绪控制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指标值最低，低于50%，交往能力、服从力和冲突管理能力等能力较高，优良率介于50%到70%之间。这表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社会能力，但社会能力各指标值存在较大差异。
调查显示，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柔性职业能力中的社会能力整体优秀度偏低，口头表达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和冲突管理能力等多数能力指标值的优秀度在10%以下。此外，不同区域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的优秀度存在较大差距，苏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口头表达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仅为2.8%，其余交往能力、服从力和冲突管理能力多数指标值在10%以下；苏南农民工在方法能力各项指标上的优秀率全面高于苏北新生代农民工，其中交往能力和服从力的优秀率差距巨大。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整体现状
从整体水平看，近年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技术性职业能力获得了较大提升，不过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职业能力投入形式看，当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投入以教育培训投入为主要形式，主要针对基层技术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技术岗位展开。其中，电工、焊工、钳工、缝纫工、操作工等一线岗位工种的能力培训占据主体，除此以外服务业的培训也占较大比例，如家政、家电维修、电脑装配等。从职业能力投入方向看，当前方向主要针对初级岗位从业所需的初级技术性能力展开突破，侧重于技术上岗培训，讲授从事具体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工作规范。整体而言，前期大规模的农民工职业能力投入迅速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帮助其迅速获得从事非农产业的相关技术，从而有助于实现行业和岗位迁移。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具体指标情况
1. 部分职业能力指标值偏低
调查发现，虽然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指标具有较高的整体优良率，但优秀率相对较低。其中职业能力中的专业能力优秀率为17.65%，方法能力优秀率为14.99%，社会能力优秀率为10.97%。
与优秀率相比，“优秀”和“良好”汇总后的优良率更能够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能力状况。调查发现，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整体优良率较高，不过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一些指标值不够理想，继续学习能力、应变能力、表达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指标优良率甚至在50%以下。
研究发现，上述结果的形成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投入的方向和内容有紧密联系。目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员工职业培训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岗前培训。这两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操作技能、操作规范和劳动安全之类，以专业能力培训为主要形式，以促进劳动力转移、迅速入职，而非以劳动力职业能力全面提升为导向。换言之，目前江苏省虽然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刚性职业能力投入，不过对继续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柔性职业能力则投入不足。这与部分社会相关培训主体在职业能力培训上的急功近利有一定关联。例如，一些企业认为专业能力投入少，见效快，而非专业能力需要持续投入且投入资金巨大，因此企业对此类职业能力培训投入积极性不高，这是导致上述部分职业能力值过低的重要原因。
2.柔性职业能力总体弱于刚性职业能力
调查发现，江苏省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刚性职业能力优良率约为65%，而柔性职业能力优良率约为53%。从上述结果可知，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强于柔性职业能力，其中柔性职业能力中的方法能力强于社会能力。 调查发现，上述培训主要针对初级岗位从业所需的初级刚性职业能力展开，侧重于技术岗位的上岗培训，讲授从事具体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工作规范，培训内容涉及从事相关岗位所需的操作技能、劳动安全、企业规章等方面。现有培训有助于迅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帮助其迅速获得从事非农产业的相关技术。
调研表明，虽然一些刚性职业能力指标值较高，但是职业能力中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继续学习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非技术职业能力指标值偏低，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洼地，这些职业能力的缺乏会阻滞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现有职业能力提升速度已经滞后于新型城镇化进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需求，换言之，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训已经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增长的职业发展需要。
3.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存在南北差距
调查显示，当前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存在苏南、苏北地域差异。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苏南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职业能力普遍优于苏北新生代农民工。其次，较之刚性职业能力，苏南苏北农民工柔性职业能力差异更大。具体而言，苏南苏北农民工在刚性职业能力方面优良率差距为62.83%，而柔性能力差距则达到38.40%。最后，某些具体的职业能力指标差距也极为悬殊。其中知识技术、知识应用能力、读认资料能力、设备操作能力、压力管理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的差距均在50%左右。以上调查结果反映出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在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
能力投入决定了能力产出的差异，目前统计发现的地区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距实质上反映出苏南苏北在包括基础教育和早期职业教育在内的整体教育投入上的差异。这一差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南、苏北对教育的直接资金投入上存在差距。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统计，2013年苏南5市公共财政教育支出359.66亿元，苏北8市252.12亿元，按照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看，苏南5市平均1086.32元，苏北8市平均544.69元。另一方面则表现在间接文化教育资源投入数据上存在差距，如2014年江苏省苏南5市中等专业学校拥有专任教师16174人，而同期苏北8市则拥有14100人；苏南图书馆藏书量30644千册，苏北地区26938千册，人均藏书最高的为苏州市，达到1.42册，最低为宿迁市，仅为0.23册，从以上数据不难发现两地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极大，教育投入上的差距会对区域内劳动力能力素质造成现实影响。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为提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需要继续贯彻和推进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能力提升相关的奖励和资助制度（如《全省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办法》《江苏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同时，强化对此类制度的宣传，通过宣传、引导以及制度激励等手段全面增强新生代農民工对参与职业能力培训的兴趣和积极性。此外，还要进一步通过制度激励、制度前瞻和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
（一）加强制度激励，调动企业主体积极性
以企业为代表的教育培训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环节中的重要力量。与政府主体相比，企业等主体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提供的职业能力培训更具有针对性。为激励企业等主体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培训，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企业进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激励和支持力度，对培训量大、培训效果好的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和政策倾斜；另一方面，可以制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如将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入纳入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范畴内，从而提高企业培训积极性。
再者，政府可以通过竞标等市场化机制将原有政府承担的培训项目委托给企业，政府作为监管方辅以配套的颁证与考核体系支持，这样既可以调动企业参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积极性，也能够使政府充分放权，提高教育培训项目运行效率。
此外，可以借鉴当前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将企业培训和学历教育相对接，打通企业培训和学历教育的通道，这既有助于吸引新员工参与培训提升职业能力，更有助于鼓励企业参与培训教育与学历教育对接，提升企业培训内涵，增强人才吸引力。例如，2015年新加坡推出的“未来技能在职培训计划”规定，在航空运输业企业工作的新入职者可以在工作的同时，通过参与企业的在职培训来换取航空运输业专业文凭的学分。目前，新加坡公共交通业、咨询与科技业以及酒店业也计划从2016年起相继推出类似计划。通过新加坡的实践可以发现，在政府政策支持下，通过企业的培训与国家教育体系对接，可以促使劳动者在职场上保持职业能力的持续性提升。这一方式值得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政策时进行借鉴。
（二）注重制度规划，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
在具体的培训项目设计上，政府需要具有政策制定的战略前瞻性，不但需要紧跟市场需求，而且坚持就业目标和市民化目标并重的原则，进行职业能力培训项目规划。从策略制定上要考虑不同人群职业能力差异的具体情况，提升技术培训的专业化程度，切实能够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现实利益。一方面政府需要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联系，根据市场需要设计职业能力提升课程，将就业和职业能力培训相结合，提升培训效果；另一方面，还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发展的潜在需求，开设中高级技能培训班，进行战略性人才培养，提前做好人力资源战略储备。通过初、中、高三级职业能力培训联动方式，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职业能力持续提升。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需求将呈现多样化，参与主体将呈现复杂化的态势，这使得传统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农民工职业能力管理机制向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转变。其中，要重点增强行政部门的协调功能和引导作用功能，弱化行政部门的行政指令职能。同时，鼓励行业、企业、教育机构以及社区等主体的协作[6]，通过发展社区学校、职教集团等主体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新型协作平台，将在岗培训和业余培训相结合，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的终身职业能力提升体系，共同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刚性职业能力和柔性职业能力协同发展。
（三）推动制度创新，加大对苏北地区政策倾斜
鉴于目前苏北农民工职业能力相对较低的现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具体而言，江苏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教育基金推动苏北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例如，可以参考其他相关专项基金的设立经验，设立和运作农民工职业发展专项教育基金。在筹集上，专项基金可以由省、市、县级财政共同投入，共同分摊；同时还可以引入市场化力量，广开筹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
此外，从市民化进程中终身职业能力提升看，“学分银行”建设值得大胆尝试。“学分银行”通过参与职业教育后的学分累积来调动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这与传统物质奖励吸引学员培训的方式大相径庭[7]。在“学分银行”账单中，职业能力培训的主题、内容、层次、频次和学习成果等均有体现，在职位升迁时可进行提取。除了一般的“存”、“取”功能外，未来可以加大对“学分银行”中“学分信贷”机理和配套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持续的职业发展动机激发自身的持续学习、主动学习行为，切实推动其终身职业能力提升。
参 考 文 献
[1]徐国庆.职业能力的本质及其学习模式[J].职教通讯，2007（1）：24-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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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琼，郭德怀.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J].继续教育研究，2010（9）：72-73.
[4]张弛.职业能力概念框架的构建[J].职教论坛，2015（25）：12-16.
[5]姜大源.基于全面发展的能力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8）：22.
[6]叶忠海，张永，马丽华，贾红彬.新型城镇化与社区教育发展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4（4）：100-110.
[7]刘剑青，方兴，马陆亭.从终身教育（学习）理念到学分银行建设[J].中国电化教育，2015（4）：13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