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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面对汶川大地震这一重大灾难，媒体报道第一次有了有关信息公开的法规的支持。这与以往有很大不同，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国内灾难事件的报道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送审、“宁慢勿抢、准确第一”、报道内外有别等原则，使得灾难报道谨慎有余而透明不足。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推动自中央到地方的媒体进行一番信息公开的大提速和大提升。直接体现在媒体报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灾情、特别是遇难人数的第一时间发布。其次是对震级、救灾动向、灾民安置等信息的及时跟进。对此，业界人士称赞说：“汶川地震：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②
信息公开，让新闻传播从源头上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解放。那么，在此条件下，媒体的议程设置较之以往有了哪些变化？过去灾害报道“只见救灾、不见灾情”的套路有没有得到匡正？出现了哪些可喜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
本文主要通过对3张报纸的内容分析，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点解答。这3张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选样的依据是2005年至2007年近3年来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笔者选取了连续3年在中国日报排名中一直占据前3名的报纸（《参考消息》除外）：《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发行量之大虽然不能等同于影响之大，但至少可以表明受众之广。本文抽取了2008年5月13日至5月27日半个月内3张报纸的所有相关报道，对其议题进行了编码、统计和结果整理。
研究发现，3张报纸的议题既有重合又有差别，各报纸的重点议题也出现了交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报道面非常广、议题丰富多样。3张报纸汇集了从灾情、国家领导人视察、官方救灾、英雄人物、各地支援等常规议题，到哀悼遇难同胞、灾民被救或自救、地震科普知识、地震心灵治疗、灾民寻亲、灾后民生和重建等许多较新的议题，涵盖了从灾情、救灾等信息传播到寻亲等灾民服务的一系列内容，很好地发挥了媒体这一信息平台的作用。第二是以被救者、自救者为报道对象，并把对这些个人的报道放到了突出位置，给予了重大篇幅的、图文并茂的报道。这对过去一贯采取的救灾报道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第三是灾情报道的比重明显增加，深入一线的、直击现场的报道翔实而具有震撼力，并且充分渗透在各类救灾、被救、自救等报道中，成为这批灾难报道中连绵不断、震动人心的重头信息。第四是出现了对诈骗捐助善款、贩卖灾区儿童等负面题材的报道，虽然这只占了很小的篇幅，但比起以前灾害报道中保持全国抗震救灾主旋律高度统一的做法，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也是灾难报道日趋全面的理念反映。然而，研究也发现了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中的一些缺憾和不足，下面重点讨论存在的不足。
在一些广受关注的议题上尚有报道盲区
《南方周末》在其网站首页设置了一个小型网络调查：“‘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截至6月9日9时，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最关心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7479票）43％，其次是善款使用的透明度（6385票）36％，其他议题还有，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3％，灾后重建的计划和进展8％，震后水电站、化工厂项目的再规划5％，地震孤儿的成长8％。③这表明，面对灾难性事件，受众不仅希望看到对灾难本身的报道，更渴望看到对灾难的全方位报道，包括灾难形成的原因，抗灾、减灾、责任追究、经验和教训等。这是受众知情权的重要体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及遇难者家属、灾难受害人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和细节了解的权利。④
对这些受众关心的议题，这3张报纸的报道都甚少。这些议题各自占报道总数的比例大部分在1％以下，有的根本未有报道。这表明议程侧重围绕怎样抗震救灾、八方支援，而应关注的一些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形成了报道盲区。两者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发人深思。
虽然正如李普曼所说，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新闻机构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⑤有明处就必然有暗处，但我们应该努力让应当被照亮的地方显示出来，呈现在观众面前。就像《南方周末》那样，做一次调查，弄清楚受众关心什么，然后再组织报道去满足这些需求。《南方周末》5月29日的《大地震现场再报告》针对上述受众关心的问题做的一系列调查就是一次勇敢寻求答案的过程。
反面新闻正面做的套路有所矫正但仍露痕迹
在被重点报道的议题中，比重增加的灾情报道、以被救者或自救者为主角的新闻的出现，对过去救灾报道甚于灾害报道的基调构成了冲击，打破了救灾新闻经常的垄断局面。被救者、自救者占据了一些版的显要位置和大块版面，零距离的、富有强烈现场感的报道，糅合了宝贵的记录灾区腹地真实生存状况的场景，在给受众带来巨大信息量的同时，更突出了个体、实在而具体的个人在大的灾难背景下的地位，渗透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但整体上来说，改观还不等于彻底改变，3张报纸的报道仍然在较大程度上流露出以往习惯的反面新闻正面做套路的痕迹，尤其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
（1）报道政府、领导人、军队、典型人物等的作为和报道八方捐助等的救灾新闻，与灾情新闻本身相比，两者的比重差异较大。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比较明显：国家救灾（17．4％）、国家领导人的行为（12．9％）和英雄人物9．8％的比例之和超过了40％，加上许多国际慰问、国际捐助新闻和全国募捐支援新闻，总的支援这一项议题占22．0％，这类救灾新闻总共超过了总报道的60％。而灾情报道只占到10．0％，不到救灾新闻的六分之一。相应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救灾和灾情报道的比重分别为51．5％、9．7％；59．5％、18．3％。这个较为悬殊的比例反映出对灾情本身的报道仍然不够，正视灾情的勇气不足。
（2）在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救灾类报道中，总的精神主旨基本上是对“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鼓励和号召、对奉献者和牺牲者的讴歌、对顽强生命的礼赞、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和对生者、死者的祈福等。这些多元化的精神主旨反映了对过去“人定胜天”一元化主旨的重大突破，显示了我国公民社会的进步。但有一点必须受到重视，那就是要警惕让这些精神主旨覆盖或者替代灾情的惨烈本身。只有正视灾害、灾情，才能解决问题、吸取经验和教训来警示后人。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历来有美化的现象，⑥不能让美化这一心理习惯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3）调查性报道不见诸报端，对与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主旋律相抵触的负面事件的报道控制严格。受众最为关心的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和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这两个需要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议题，在3张报纸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关于这两个议题的“豆腐干”（比喻占版面很小的报道）也只是政府规章、措施等，不是调查。天涯等各大论坛上出现了对救援物资发放和善款使用的“举报帖”或者“质疑帖”，可是没有媒体去发掘。调查性报道的失声是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相违背的。可贵的是，《人民日报》这一次可能出于回应网上热议的目的，对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做了几次大篇幅报道，但比较遗憾，这些报道只停留在物资发放的下游——到达灾民手中的时候，或者止步于官员的介绍；对于大宗物资如何经历从捐助人到受捐人的全部过程，没有一追到底；对于有关部门或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没有深究。另外，整体报道中除了灾情、救灾、自救报道中关于灾情本身的负面元素外，纯粹的负面消息很少，在《人民日报》中没有出现，《广州日报》出现了10篇，占报道总量的1．3％，《扬子晚报》有11篇，占1．3％。虽然“控制负面报道”是出于全盘考虑，为了安定局面，团结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但全部报道中负面报道完全没有或者比例极低的情况并不符合常识和常态，可能反而给人以刻意回避的印象。
总之，以《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为代表的中国纸质媒体，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和希望，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缺憾和教训，它们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去弥补、去超越。
注释：
①刘一平：《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②《汶川地震：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13日，北方网。
③南方周末网（2008年6月9日），民调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
④宋雯：《灾难新闻：知情权与舆论监督》，《新闻知识》，2000（11）。
⑤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259页。
⑥王长潇：《传媒在灾难性报道中的“美化”现象及成因分析》，《报刊之友》，2003（2）。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施宇
信息公开，让新闻传播从源头上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解放。那么，在此条件下，媒体的议程设置较之以往有了哪些变化？过去灾害报道“只见救灾、不见灾情”的套路有没有得到匡正？出现了哪些可喜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
本文主要通过对3张报纸的内容分析，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点解答。这3张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选样的依据是2005年至2007年近3年来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笔者选取了连续3年在中国日报排名中一直占据前3名的报纸（《参考消息》除外）：《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发行量之大虽然不能等同于影响之大，但至少可以表明受众之广。本文抽取了2008年5月13日至5月27日半个月内3张报纸的所有相关报道，对其议题进行了编码、统计和结果整理。
研究发现，3张报纸的议题既有重合又有差别，各报纸的重点议题也出现了交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报道面非常广、议题丰富多样。3张报纸汇集了从灾情、国家领导人视察、官方救灾、英雄人物、各地支援等常规议题，到哀悼遇难同胞、灾民被救或自救、地震科普知识、地震心灵治疗、灾民寻亲、灾后民生和重建等许多较新的议题，涵盖了从灾情、救灾等信息传播到寻亲等灾民服务的一系列内容，很好地发挥了媒体这一信息平台的作用。第二是以被救者、自救者为报道对象，并把对这些个人的报道放到了突出位置，给予了重大篇幅的、图文并茂的报道。这对过去一贯采取的救灾报道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第三是灾情报道的比重明显增加，深入一线的、直击现场的报道翔实而具有震撼力，并且充分渗透在各类救灾、被救、自救等报道中，成为这批灾难报道中连绵不断、震动人心的重头信息。第四是出现了对诈骗捐助善款、贩卖灾区儿童等负面题材的报道，虽然这只占了很小的篇幅，但比起以前灾害报道中保持全国抗震救灾主旋律高度统一的做法，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也是灾难报道日趋全面的理念反映。然而，研究也发现了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中的一些缺憾和不足，下面重点讨论存在的不足。
在一些广受关注的议题上尚有报道盲区
《南方周末》在其网站首页设置了一个小型网络调查：“‘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截至6月9日9时，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最关心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7479票）43％，其次是善款使用的透明度（6385票）36％，其他议题还有，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3％，灾后重建的计划和进展8％，震后水电站、化工厂项目的再规划5％，地震孤儿的成长8％。③这表明，面对灾难性事件，受众不仅希望看到对灾难本身的报道，更渴望看到对灾难的全方位报道，包括灾难形成的原因，抗灾、减灾、责任追究、经验和教训等。这是受众知情权的重要体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及遇难者家属、灾难受害人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和细节了解的权利。④
对这些受众关心的议题，这3张报纸的报道都甚少。这些议题各自占报道总数的比例大部分在1％以下，有的根本未有报道。这表明议程侧重围绕怎样抗震救灾、八方支援，而应关注的一些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形成了报道盲区。两者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发人深思。
虽然正如李普曼所说，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新闻机构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⑤有明处就必然有暗处，但我们应该努力让应当被照亮的地方显示出来，呈现在观众面前。就像《南方周末》那样，做一次调查，弄清楚受众关心什么，然后再组织报道去满足这些需求。《南方周末》5月29日的《大地震现场再报告》针对上述受众关心的问题做的一系列调查就是一次勇敢寻求答案的过程。
反面新闻正面做的套路有所矫正但仍露痕迹
在被重点报道的议题中，比重增加的灾情报道、以被救者或自救者为主角的新闻的出现，对过去救灾报道甚于灾害报道的基调构成了冲击，打破了救灾新闻经常的垄断局面。被救者、自救者占据了一些版的显要位置和大块版面，零距离的、富有强烈现场感的报道，糅合了宝贵的记录灾区腹地真实生存状况的场景，在给受众带来巨大信息量的同时，更突出了个体、实在而具体的个人在大的灾难背景下的地位，渗透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但整体上来说，改观还不等于彻底改变，3张报纸的报道仍然在较大程度上流露出以往习惯的反面新闻正面做套路的痕迹，尤其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
（1）报道政府、领导人、军队、典型人物等的作为和报道八方捐助等的救灾新闻，与灾情新闻本身相比，两者的比重差异较大。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比较明显：国家救灾（17．4％）、国家领导人的行为（12．9％）和英雄人物9．8％的比例之和超过了40％，加上许多国际慰问、国际捐助新闻和全国募捐支援新闻，总的支援这一项议题占22．0％，这类救灾新闻总共超过了总报道的60％。而灾情报道只占到10．0％，不到救灾新闻的六分之一。相应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救灾和灾情报道的比重分别为51．5％、9．7％；59．5％、18．3％。这个较为悬殊的比例反映出对灾情本身的报道仍然不够，正视灾情的勇气不足。
（2）在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救灾类报道中，总的精神主旨基本上是对“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鼓励和号召、对奉献者和牺牲者的讴歌、对顽强生命的礼赞、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和对生者、死者的祈福等。这些多元化的精神主旨反映了对过去“人定胜天”一元化主旨的重大突破，显示了我国公民社会的进步。但有一点必须受到重视，那就是要警惕让这些精神主旨覆盖或者替代灾情的惨烈本身。只有正视灾害、灾情，才能解决问题、吸取经验和教训来警示后人。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历来有美化的现象，⑥不能让美化这一心理习惯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3）调查性报道不见诸报端，对与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主旋律相抵触的负面事件的报道控制严格。受众最为关心的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和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这两个需要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议题，在3张报纸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关于这两个议题的“豆腐干”（比喻占版面很小的报道）也只是政府规章、措施等，不是调查。天涯等各大论坛上出现了对救援物资发放和善款使用的“举报帖”或者“质疑帖”，可是没有媒体去发掘。调查性报道的失声是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相违背的。可贵的是，《人民日报》这一次可能出于回应网上热议的目的，对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做了几次大篇幅报道，但比较遗憾，这些报道只停留在物资发放的下游——到达灾民手中的时候，或者止步于官员的介绍；对于大宗物资如何经历从捐助人到受捐人的全部过程，没有一追到底；对于有关部门或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没有深究。另外，整体报道中除了灾情、救灾、自救报道中关于灾情本身的负面元素外，纯粹的负面消息很少，在《人民日报》中没有出现，《广州日报》出现了10篇，占报道总量的1．3％，《扬子晚报》有11篇，占1．3％。虽然“控制负面报道”是出于全盘考虑，为了安定局面，团结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但全部报道中负面报道完全没有或者比例极低的情况并不符合常识和常态，可能反而给人以刻意回避的印象。
总之，以《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为代表的中国纸质媒体，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和希望，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缺憾和教训，它们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去弥补、去超越。
注释：
①刘一平：《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②《汶川地震：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13日，北方网。
③南方周末网（2008年6月9日），民调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
④宋雯：《灾难新闻：知情权与舆论监督》，《新闻知识》，2000（11）。
⑤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259页。
⑥王长潇：《传媒在灾难性报道中的“美化”现象及成因分析》，《报刊之友》，2003（2）。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