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乡村电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贫乏，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就不错了。露天电影是我这个“60后”人的永恒记忆。
　　那时候，家乡还没有电，一到夜晚到处一片漆黑。那时的娱乐活动很少，大人小孩天一黑便无事可做，人们常聚在饭场里，东家长西家短地乱说一通，只有少数人家有收音机，可听听评书或戏曲选段什么的。如果听说哪个村庄要演电影，乡亲们别提有多高兴，见面时的第一句话也就变成了“某某庄夸晚要演电影，你去不去呀?”大人们高兴，小孩子也跟着高兴。
　　在没有电视的年代，能从银幕上见到活动的人、汽车、飞机……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尤其是每逢看电影时，家里总会炒一些过年才能享用的花生、黄豆，然后每人分上那么一小捧，孩子们捂着热乎乎、香喷喷的小吃，跟着大人往人堆里挤，真有一种无限的惬意。
　　临时悬挂起来的银幕。像一面旗帜，召唤和吸引着乡亲们。电影未曾开演，“旗帜”下便聚满了人。放映机一般都会安置在打谷场的中央，发电机则放在离打谷场较远的僻静处。比煤油灯亮得多的电灯泡把打谷场照得如同白昼。
　　露天电影是不卖票的，当然没有固定的座位。看露天电影必须自己带凳子，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吃过晚饭，我们就早早地准备好板凳去占地儿。有些居住较远_不便带凳子的，就在场边地头搬块石头，吹吹擦擦就坐下了，或者找来一根木棒做板凳。不少孩子老早就用板凳、石头、砖块占据了“有利地形”，电影开演再“对号入座”，没有实物占领的，就用粉笔或者木炭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标明是某某的“领地”。在正式放映电影之前，往往会先打一会儿幻灯片，宣传国家有关政策，同时等待那些因农活儿忙而来得晚的乡亲们。有时大队干部还借机讲话，通知些事情。
　　随着“嗵嗵嗵……”几声，发电机响了，在雪亮的电灯下，人们激动的面容清晰可见。这时会有人感叹：“哪天能用上这雪亮的电灯就好了!”放映员照例是先调试机器，在银幕上打出一片雪白的方块。小孩们会站在凳子上高高举着手臂让手影映在银幕上。随着电影的开演，原本嘈杂声一片的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
　　记忆中，我曾跟着大人徒步到二十里外的村庄看电影，在返回的路上因天黑而掉沟、掉河的事情经常发生。直到现在，有些电影的故事情节依然还清晰地记得，如《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革命题材影片。有趣的是，《小兵张嘎》这部电影，我曾看过12遍。
　　
　　我曾是一名放牛郎
　　吴德志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60年代度过的，那时每个家庭都要靠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来维持生活，养牛也可以挣工分。大人要参加生产劳动，放牛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小孩子身上了。那时，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放牛郎。
　　我家养的是一头黄牛，中等个子。每天清晨天还未亮，父母就把我叫醒，让我去放牛。牵着牛儿，睡眼惺忪，我在前边走，牛儿在后面跟。看见青青的小草，牛儿就去吃，吃得特别香。等它吃饱了，我就赶紧回家吃饭，然后急急忙忙地上学去。不用担心上学迟到，那个时候读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一般是上午9点过了才开始上课。
　　牛一天放两次，除了早上，下午放学还要再放一次。我家的牛很好放。牵着它，它会把草挨个吃完才走；遇到好吃的草，它恨不得连草根都要吃掉。如果有几个放牛娃在一起，那牛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几个小伙伴在一起不是打扑克就是在树上玩捉猫猫，把牛儿拴在树上。牛儿吃完树下的草，就望着自己的主人，还不时地发出“哞哞”的叫声，好像是叫主人不要玩了，赶快去放它。有时候牛儿会挣脱绳子，跑到庄稼地里去偷吃庄稼。我发现后抓住它，用树棒抽打，它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赶紧后退。当把它打痛时，我发现它流泪了，就会感到后悔，于是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当我自己放牛的时候，我喜欢把牛儿远远地放开，一个人躺在草丛和野花丛里，望着蔚蓝的天空，数着朵朵白云，数累了就闭上眼，用力地嗅那醉人的青草味儿。在那个年代，放牛是为了糊口，为了生存。现在，社会进步了，再也用不着孩子们去放牛了，家长只希望孩子能够安心地学习，有一个好的成绩。美好的记忆总是短暂的，放牛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而那些日子已成为我记忆中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