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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秋萤的文学创作践行着山丁“乡土文学”的创作理念，致力于“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他用理智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勾画着时代风云下的人物形象。王秋萤的作品如暗夜中的萤光，以“暗”的书写表达对“明”的追求。
关键词：王秋萤 东北抗战时期 “暗”与“明”
王秋萤（1913-1995）是抗战时期东北重要的作家兼编辑，他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文风进行创作，坚持东北地域文学同“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在东北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王秋萤是辽宁省抚顺人，笔名秋萤、邱萤、苏克、舒柯、谷实、黄玄等。1933年至1940年期间，曾先后担任沈阳《民声晚报》、长春《大同报》、沈阳《盛京时报》《文选》的编辑。1941年，王秋萤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去故集》，收入1936年至1939年创作的小说《暮景》等九篇。同年，在《盛京时报》上王秋萤发表了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并于次年出版。1942年，王秋萤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小工车》出版，包含《小工车》等八篇小说。此外，王秋萤还创作了《滂沱雨》《夜路》《秋风里》《失群者》《铁囚》《蠕动》等小说。
王秋萤的小说践行着山丁“乡土文学”的创作理念，致力于“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他用理智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勾画着时代风云下的人物形象。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即是秋萤所竭力描绘的苦难生活群像图。在序言中，王秋莹坦言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当我又重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以后，我深深的感到自己的残忍，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男女们放在万难忍受的炼狱里煎熬他们呢？可是客观的现实也同样煎熬着我的良心，使我又如何能用粉饰的笔来抹掉他们的血与泪呢？这问题是不断的折磨我的灵魂，所以时时使我陷入与故事里的人物一样痛苦的境界。
王秋萤讲述着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故事，暴露出现实社会的阴暗色彩，书写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彷徨。《南风》中的“我”本有着温暖的家庭，生活虽然清苦，但却享受着父母暖风与春阳般的疼爱。直到“我”看爸爸被人欺凌的场景，才明白爸爸每日归家的阴郁脸色，“我望着那将要沉落的夕阳，飘荡在南风中的柳丝，我的心暗淡了，我觉得春天是从我眼前飞过去了”，开始了人生苦难的旅程。失业的打击使爸爸终因偷盗入狱而亡;妈妈在“消逝了生的意识”后，先后跟随着穿工人装的汉子和半老的车夫度日。而“我”在小饭馆忍受了非人的待遇后，投奔城市，变成了一个街头乞食者和偷盗的犯人。原本幸福的一家人失散于飘摇动荡的社会，而这却是黑暗时代千千万万不幸家庭的缩影《两代》中的芸芳本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少女，但是现实却让她备受打击，母亲的半生流浪生活让她痛心，让她憎恨这万恶的社会;自己也终究走上了与母亲相同的道路，成为同一官宦父子的玩物。芸芳质疑着这个让她沦落的社会：“我终究是要活的，我倒要看看社会会把我们这一些不幸者迫害到什么地步。”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终在黑暗之中发出了抗争之声，对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现实进行考问与抨击。
王秋萤生长于煤都抚顺，亲眼看见了矿山被蹂躏、矿工被奴役的遭遇，并将其写进了作品中。小说《矿坑》展示了矿工张斌一家的苦难生活。张斌生活在矿区，与朋友周连山的遗孀结合在一起。二人的生活目标很简单，“计划每月把工资节省下来，到了老年可以过一点温饱的日子”，但是十年的光阴过去，生活却依旧看不见希望，甚至“坠入贫困的深渊里”。多年的矿工生活“吹干了他的血液，抽尽了他的精力”，使他快成了“无用的废人”。妻子重病在身，又被工头孙富纠缠;十几岁的女儿招弟冒险捡煤核补贴家用，被打伤脑袋住进医院却没钱医治。为给女儿交医药费，张斌半夜偷盗被抓，在监狱被折磨致死。而妻子在他死后，过着乞讨的生活，终在绝望中屈服在孙富的巨手里。儿子的死亡让张斌妻子彻底绝望，终在一个暴风雨过后的黎明带着女儿出走远方。文中对矿区与附近市街的景象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矿区的林丛是杂乱的荒坟，里面埋着苦难矿工的尸体，“血淋淋的使人发抖”;而附近的市街却“热闹而繁盛”“带着异国色调”，有娼寮、戏园、影院……“不论是商场或住民，完全是日本人的居留地”。这一对比加深了苦难的力度，暗示了日伪的统治是东北人民苦难命运的最终原因。
除了普通的民众外，知识分子的波折命运与精神焦虑也是秋萤小说关注的焦点之一《暮景》中的“我”有着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出走的理想，却始终无法付诸行动;而曾经“我”最崇拜的朋友，在经历种种生活的磨难后，失去了原来的勇气，在村公所当起了小助理员，同时“躺烟馆，嫖妓，打牌……也都成了他生活的日课”，并时常拿这些对“我”炫耀。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春雨》中的青年澄煎熬于感情世界中，这个“罗亭式”的青年游荡在春雨中，“像一个都市的夜游人，又如一个暗夜的寻梦者，只是无目的的走着”，终因身份与金钱的差距，放弃了自己的恋人。秋萤刻画着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示着他们在国难乡愁面前的心理和命运，不仅承受着生活之苦，更挣扎于精神之忧。
坚定的反抗者形象是秋萤所肯定与颂扬的人物形象。秋萤在《亚当的故事》中改写了亚当形象，将之刻画成积极的革命者形象，他视天堂为“专给一些资产者的高官阔人们享乐的地方”，将地狱看作是虽痛苦却“无所谓善与恶，没轻视与冷讽”的地方，宁愿放弃天国，选择地狱生活《嫩芽》中重返故乡的“我”怀念着同学萧维揭。他给我前进的动力，“他的每一句话却都含着一种力量”，让我感受到知识的力量，让我相信文艺的力量。在萧为革命捐躯后，我再次受到震动，决定奔赴前进的道路。小说格式特别，通篇由六封书信构成，以回忆的方式讲述“我的”经历及与萧的交往《书的故事》中，“我”于无意间得到了一个女囚留下的几本违禁书籍，几年后巧遇一男子向“我”借阅此书。正当“我”疑惑之时，从报上得知二人均是革命者，因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革命者高尚的品性与牺牲精神，让“我”原本已经“沉入了河流的底层”的生活再次掀起波澜。
在194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工车》中，秋萤继续着对黑暗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描写《小工车》再次触及矿工题材，描写在矿山“小工车”上卖票的“老面包”冯云祥的生活。十三年辛辛苦苦的卖票生活并没有让冯祥云过上舒服的日子，反而是“一天一天的流入贫困的泥沼里”“不但自己每月的工资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连妻子与女儿每天不断的给人缝洗换来的工钱也依然是感到无济于事”。十四岁的儿子小秃没钱上学，每天靠着捡煤与翻着垃圾箱拾破烂来帮助家里度日，还要时刻担心被守矿猎犬袭击的危险。苦难的生活不禁让冯祥云感叹：“这样缺柴少米的日子，混到什么时候才完呢？”秋萤强化了下层人民的抗争意识《农家女》中的少女金香一家无力偿还地东的借贷，地东管事人张富借机要挟金香进城做佣人，但都遭到金香父母的拒绝。当张富再次催债，要求加倍偿还借贷时，金香的恋人赵庚起来反抗，在结束了张富的生命后开始逃亡生活《血债》中的农夫黄金生为了找工作结识了李把头，不料李把头却密谋邪恶之事，趁黄金生去山中砍树修路之机，占有了黄金生的妻子;黄金生一怒之下将李把头杀死在自家门前，随后逃亡。
在《小工车》中，秋萤将社会“中间层”的形象塑造得更为鲜明，他们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本性善良，有过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的信念，但都遭遇现实生活的磨难与打压，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逐渐迷失。《离散》中的萍有着倔强的性格、不妥协的精神，但是在社会上却找不到可以存身之处，依赖女人的生活使他苦闷至极;《丧逝》中的青年李辛之与妻子箫菲离开家乡而四处飘荡，“这离乡的一群，没家的孩子，在冷风的吹打中，便完全陷入困苦的生活里了”《三秋草》中的“我”重回m市，偶遇老友启明，随他回家拜访樱。当年充满活力的三人都已经改变：樱由活泼天真的少女成为主妇;启明被生活折磨得失去自己的棱角;而“我”在几次失掉了职业后，痛苦地忍受着经济的折磨，最终学会忍受，用每月领到的一点薪金艰难度日《中间层》描写了小公务员徐其伟的日常生活，“奖金”似乎成为唯一的生活乐趣与支撑点，妻子计划着购置新衣，办公室的同事讨论着奖金多少。但是过少的奖金瞬间打击了徐其伟的意志，让他不禁感慨：“这社会富人可以为所欲为，穷人没有奢望，最苦恼的恐怕就是我们中间层！”
《河流的底层·跋》中，秋萤感叹抗战时期创作环境的恶劣：“精神的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的情形。”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下，王秋萤以他的创作揭露现实的黑暗，描写人民的苦闷挣扎，激励并肯定奋起抗争的行为。王秋萤确实如暗夜中的萤光，以描写“暗”的小说表达自己对“明”的追求，在暗无天日的时空中闪耀出萤光。
关键词：王秋萤 东北抗战时期 “暗”与“明”
王秋萤（1913-1995）是抗战时期东北重要的作家兼编辑，他以“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文风进行创作，坚持东北地域文学同“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在东北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王秋萤是辽宁省抚顺人，笔名秋萤、邱萤、苏克、舒柯、谷实、黄玄等。1933年至1940年期间，曾先后担任沈阳《民声晚报》、长春《大同报》、沈阳《盛京时报》《文选》的编辑。1941年，王秋萤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去故集》，收入1936年至1939年创作的小说《暮景》等九篇。同年，在《盛京时报》上王秋萤发表了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并于次年出版。1942年，王秋萤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小工车》出版，包含《小工车》等八篇小说。此外，王秋萤还创作了《滂沱雨》《夜路》《秋风里》《失群者》《铁囚》《蠕动》等小说。
王秋萤的小说践行着山丁“乡土文学”的创作理念，致力于“描写真实”“暴露真实”。他用理智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勾画着时代风云下的人物形象。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即是秋萤所竭力描绘的苦难生活群像图。在序言中，王秋莹坦言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当我又重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以后，我深深的感到自己的残忍，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男女们放在万难忍受的炼狱里煎熬他们呢？可是客观的现实也同样煎熬着我的良心，使我又如何能用粉饰的笔来抹掉他们的血与泪呢？这问题是不断的折磨我的灵魂，所以时时使我陷入与故事里的人物一样痛苦的境界。
王秋萤讲述着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故事，暴露出现实社会的阴暗色彩，书写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彷徨。《南风》中的“我”本有着温暖的家庭，生活虽然清苦，但却享受着父母暖风与春阳般的疼爱。直到“我”看爸爸被人欺凌的场景，才明白爸爸每日归家的阴郁脸色，“我望着那将要沉落的夕阳，飘荡在南风中的柳丝，我的心暗淡了，我觉得春天是从我眼前飞过去了”，开始了人生苦难的旅程。失业的打击使爸爸终因偷盗入狱而亡;妈妈在“消逝了生的意识”后，先后跟随着穿工人装的汉子和半老的车夫度日。而“我”在小饭馆忍受了非人的待遇后，投奔城市，变成了一个街头乞食者和偷盗的犯人。原本幸福的一家人失散于飘摇动荡的社会，而这却是黑暗时代千千万万不幸家庭的缩影《两代》中的芸芳本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少女，但是现实却让她备受打击，母亲的半生流浪生活让她痛心，让她憎恨这万恶的社会;自己也终究走上了与母亲相同的道路，成为同一官宦父子的玩物。芸芳质疑着这个让她沦落的社会：“我终究是要活的，我倒要看看社会会把我们这一些不幸者迫害到什么地步。”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终在黑暗之中发出了抗争之声，对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现实进行考问与抨击。
王秋萤生长于煤都抚顺，亲眼看见了矿山被蹂躏、矿工被奴役的遭遇，并将其写进了作品中。小说《矿坑》展示了矿工张斌一家的苦难生活。张斌生活在矿区，与朋友周连山的遗孀结合在一起。二人的生活目标很简单，“计划每月把工资节省下来，到了老年可以过一点温饱的日子”，但是十年的光阴过去，生活却依旧看不见希望，甚至“坠入贫困的深渊里”。多年的矿工生活“吹干了他的血液，抽尽了他的精力”，使他快成了“无用的废人”。妻子重病在身，又被工头孙富纠缠;十几岁的女儿招弟冒险捡煤核补贴家用，被打伤脑袋住进医院却没钱医治。为给女儿交医药费，张斌半夜偷盗被抓，在监狱被折磨致死。而妻子在他死后，过着乞讨的生活，终在绝望中屈服在孙富的巨手里。儿子的死亡让张斌妻子彻底绝望，终在一个暴风雨过后的黎明带着女儿出走远方。文中对矿区与附近市街的景象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矿区的林丛是杂乱的荒坟，里面埋着苦难矿工的尸体，“血淋淋的使人发抖”;而附近的市街却“热闹而繁盛”“带着异国色调”，有娼寮、戏园、影院……“不论是商场或住民，完全是日本人的居留地”。这一对比加深了苦难的力度，暗示了日伪的统治是东北人民苦难命运的最终原因。
除了普通的民众外，知识分子的波折命运与精神焦虑也是秋萤小说关注的焦点之一《暮景》中的“我”有着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出走的理想，却始终无法付诸行动;而曾经“我”最崇拜的朋友，在经历种种生活的磨难后，失去了原来的勇气，在村公所当起了小助理员，同时“躺烟馆，嫖妓，打牌……也都成了他生活的日课”，并时常拿这些对“我”炫耀。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春雨》中的青年澄煎熬于感情世界中，这个“罗亭式”的青年游荡在春雨中，“像一个都市的夜游人，又如一个暗夜的寻梦者，只是无目的的走着”，终因身份与金钱的差距，放弃了自己的恋人。秋萤刻画着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示着他们在国难乡愁面前的心理和命运，不仅承受着生活之苦，更挣扎于精神之忧。
坚定的反抗者形象是秋萤所肯定与颂扬的人物形象。秋萤在《亚当的故事》中改写了亚当形象，将之刻画成积极的革命者形象，他视天堂为“专给一些资产者的高官阔人们享乐的地方”，将地狱看作是虽痛苦却“无所谓善与恶，没轻视与冷讽”的地方，宁愿放弃天国，选择地狱生活《嫩芽》中重返故乡的“我”怀念着同学萧维揭。他给我前进的动力，“他的每一句话却都含着一种力量”，让我感受到知识的力量，让我相信文艺的力量。在萧为革命捐躯后，我再次受到震动，决定奔赴前进的道路。小说格式特别，通篇由六封书信构成，以回忆的方式讲述“我的”经历及与萧的交往《书的故事》中，“我”于无意间得到了一个女囚留下的几本违禁书籍，几年后巧遇一男子向“我”借阅此书。正当“我”疑惑之时，从报上得知二人均是革命者，因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革命者高尚的品性与牺牲精神，让“我”原本已经“沉入了河流的底层”的生活再次掀起波澜。
在194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工车》中，秋萤继续着对黑暗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描写《小工车》再次触及矿工题材，描写在矿山“小工车”上卖票的“老面包”冯云祥的生活。十三年辛辛苦苦的卖票生活并没有让冯祥云过上舒服的日子，反而是“一天一天的流入贫困的泥沼里”“不但自己每月的工资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连妻子与女儿每天不断的给人缝洗换来的工钱也依然是感到无济于事”。十四岁的儿子小秃没钱上学，每天靠着捡煤与翻着垃圾箱拾破烂来帮助家里度日，还要时刻担心被守矿猎犬袭击的危险。苦难的生活不禁让冯祥云感叹：“这样缺柴少米的日子，混到什么时候才完呢？”秋萤强化了下层人民的抗争意识《农家女》中的少女金香一家无力偿还地东的借贷，地东管事人张富借机要挟金香进城做佣人，但都遭到金香父母的拒绝。当张富再次催债，要求加倍偿还借贷时，金香的恋人赵庚起来反抗，在结束了张富的生命后开始逃亡生活《血债》中的农夫黄金生为了找工作结识了李把头，不料李把头却密谋邪恶之事，趁黄金生去山中砍树修路之机，占有了黄金生的妻子;黄金生一怒之下将李把头杀死在自家门前，随后逃亡。
在《小工车》中，秋萤将社会“中间层”的形象塑造得更为鲜明，他们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本性善良，有过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的信念，但都遭遇现实生活的磨难与打压，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逐渐迷失。《离散》中的萍有着倔强的性格、不妥协的精神，但是在社会上却找不到可以存身之处，依赖女人的生活使他苦闷至极;《丧逝》中的青年李辛之与妻子箫菲离开家乡而四处飘荡，“这离乡的一群，没家的孩子，在冷风的吹打中，便完全陷入困苦的生活里了”《三秋草》中的“我”重回m市，偶遇老友启明，随他回家拜访樱。当年充满活力的三人都已经改变：樱由活泼天真的少女成为主妇;启明被生活折磨得失去自己的棱角;而“我”在几次失掉了职业后，痛苦地忍受着经济的折磨，最终学会忍受，用每月领到的一点薪金艰难度日《中间层》描写了小公务员徐其伟的日常生活，“奖金”似乎成为唯一的生活乐趣与支撑点，妻子计划着购置新衣，办公室的同事讨论着奖金多少。但是过少的奖金瞬间打击了徐其伟的意志，让他不禁感慨：“这社会富人可以为所欲为，穷人没有奢望，最苦恼的恐怕就是我们中间层！”
《河流的底层·跋》中，秋萤感叹抗战时期创作环境的恶劣：“精神的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的情形。”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下，王秋萤以他的创作揭露现实的黑暗，描写人民的苦闷挣扎，激励并肯定奋起抗争的行为。王秋萤确实如暗夜中的萤光，以描写“暗”的小说表达自己对“明”的追求，在暗无天日的时空中闪耀出萤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