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道路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域外经济体的更大制约和挑战，这可以称为“成长中的烦恼”。对于这些外部压力，当然需要采取更为务实、灵活和富有智慧的措施进行化解，包括像李稻葵教授建议的培养国际型人才，采用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大国的国际舆论导向。但化解外部挑战说到底取决于自身的发展态势，骨骼强健的人相对于身体孱弱的人对病毒侵入更有抵抗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当然需要对外部保持敏感，但更需要在审慎的自身改革的基础上谋求长期发展，在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时刻尤其要深思改革的绩效和未来的努力方向。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总量层面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于这点我们才有可能和有资格去讨论所谓的大国经济及其挑战问题。但改革开放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上还存在深化改革的必要。对于中国的大国经济而言，总量上的显著绩效和结构上的问题丛生正在形成某种失衡关系，对结构问题的解决不仅决定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的大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具体地说，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
　　1.从产业的角度讲，中国经济体存在着显著的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反差。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指数等指标测度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经常表现出波动、迂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不考虑物价的名义人均收入差距、剔除物价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以及人均消费差距，这三个指标均体现为以1984年、1993年和1997年为拐点的“W型”变动轨迹。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因此可以理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为0.46，在2005年升至0.47，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收敛，因此我们尤其要关注类似于沃尔芬森的警告：“今后10年内，如果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在10年—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
　　2.从地区的角度讲，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理论预期的区域发展收敛倾向。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之后各省区的经济差距以1990年为拐点经过了一个“先减后增”的变化轨迹，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东部地区的有限“俱乐部趋同”，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实际上是逐渐扩大的。1978年—200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GDP占全国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56%、26%和18%，1978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的贵州的14.3倍，2005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GDP是收入最低的贵州的14.1倍。在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和结构的情形下，不同区域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和消费格局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相对拉大的趋势。如果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114个经济体1965年-199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进行比较，可知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极高的。
　　3.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资源的更高速度消耗为代价的。中国的GDP增长能源弹性系数平均值在上世纪80—90年代很低，仅为0.6，但这个比率在2000年后增加了1倍。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造的1美元GDP能源消耗是其4—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46%，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多一点，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均达到了世界总消耗量的1/3或1/2左右。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6，但原煤消耗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2倍。当前北方地区水资源明显减少，其中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资源总量减少了20%。水资源相对充沛的南方也出现了区域性甚至流域性缺水现象。
　　4.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在片面强调GDP和地方政府强制驱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伴生物。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河、大江、大湖的污染和生态功能退化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部分流域和地区，水污染从江河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陆域向海域发展，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东部向西部扩展，以致国家环保总局在2007年初首次采用“区域限批”利器对付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事件。2000年—2005年，中国没有按计划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下降10%，即下降到0.18亿吨，反而在2005年增加到0.255亿吨。而根据联合国全球项目对全球主要城市的观测记录，北京空中颗粒物污染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的4—5倍。
　　5.从国内消费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最终消费率在改革开放之后总体保持了持续下降趋势，国内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拉动能力非常有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1年—2005年，最终消费率从67.1%下降至51.9%；在居民最终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占比在急剧下降，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从62.1%下降至26.8%，农村消费不足正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着负面影响。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3%。投资是48.8%，净出口为17.9%，中国的消费率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2005年美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70%，英国为60%，印度为61%。过高的投资贡献率使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过高的净出口贡献度使经济受外部波动影响的概率增加，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不同阶层居民不能充分地、相对均匀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6.从贸易结构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种模仿小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模式来发展经济，在“一切为了出口”和竞相引进外资的理念下，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基本采用的是过度使用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决定要素组合效应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几乎所有的衡量标准都表明，随着投资增长的加速，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改革的最初15年里，年均约为4%，但1993年之后该比例下降为3%。如果考虑到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则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是更多依靠“汗水”，而不是“灵感”，是更多依靠投资主导，而不是技术主导。在“微笑理论”的作用下，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增长模式的未来盈利空间是否依然很大，而在要素供给有限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下，人们更有理由质疑此种增长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
　　7.从科层结构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科层制结构中采取了一种经济分权的改革，地方政府更像是具有“财政联邦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分权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促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趋势。但应该看到，在以GDP为内核的政治绩效评价体系下，围绕宏观调控、财税分割、环境保护等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由于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存在着博弈。中央政府出于可持续发展和全局考虑的战略和决策，未必在地方政府那里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支持，地方政府往往对中央政策采取一种“选择性执行”的策略。现实的反映是，在中央调控房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希望在房价上涨中获得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而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评价中获得好处更愿意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结构趋同也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充分发育。
　　8.从产品提供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品市场已发展得比较成熟，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也在大幅度提高，这种情况已使私人品供给由“普遍短缺”状态逐渐转向“总体平衡、局部过剩”状态。然而，在公共产品供给和配置方面，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尤其是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带有民生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公共产品改革不能令人满意。在教育方面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而医疗方面也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农村的部分贫困家庭因教返贫、因病返贫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也正在承受着由于地方政府和地产商人所推动的高房价的考验。除此之外，电信、煤气、水、电、邮政等带有明显行政垄断行业的部门，没有形成基于与利益相关主体有效谈判的价格和服务形成机制，围绕这些公共品的价格确定和服务提供问题也正在不断凸现。(辛 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