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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燕山夜话》共有四个版本，即北京出版社1963年8月初版合集本，北京出版社1979年4月新版合集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燕山夜话》并附《三家村札记》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燕山夜话》注释本。其中，初版合集本共分五集，每集收录杂文30篇，共150篇。
1979年4月版的《燕山夜话》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个合集本，文前有邓拓1958年的留影，邓拓1963年3月为初版合集本写的自序手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不单是为了纪念——写在<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书后有编者写的《再版后记》，其中说：“这次再版的时候，我们请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写了前言，另外又补充了1963年编印时未收入的三篇：《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和《今年的春节》。”按照初版合集本共收录150篇计算，1979年的新版合集本应该是153篇，但是，加上这三篇，却只有149篇。其他的几个版本也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与初版合集本相比较，“文革”后出版的《燕山夜话》删去了四篇杂文，分别是《收藏家的功绩》《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一幅墨荷》《命运注定蒋该死》。
之所以在合集本中将这四篇杂文删去，其中自有原因。
《收藏家的功绩》最初发表于1961年8月13日《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二集）。邓拓的这篇杂文旨在呼吁“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对于收藏家的功绩，应该予以适当的正确估计。”文章的内容主要是谈论苏联收藏家的成功之处。作者在对中外收藏家的活动作了简要的回顾之后，笔锋一转，说：“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新型的收藏家出现在社会上，他们与资本主义的以及封建主义的各种旧式收藏家具有本质不同的特点。”随后，作者写到了苏联收藏家跟随北极科学站和南极考察队一起活动，把自己的藏品贡献给国家作为研究资料；斯拉夫斯基在参加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拾到一张卓别林主演的《城市之光》的剧照而引发收藏的兴趣，最终成为卓别林资料专家；萨尔基索夫—谢拉奇尼教授收藏绘画、稀有书籍、作家手稿等，成绩斐然，最终全部捐给政府；一位名叫塔林的音乐家将收藏的36万张美术明信片全部捐给了苏联地理学会，作为参考资料。
邓拓在这篇杂文的最后说：“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历史文物往往非常丰富，光靠国家博物馆收藏是不够的。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这既是邓拓对苏联收藏家的赞扬，也是邓拓的夫子自道，因为，邓拓本人就是一位大收藏家。他平时自奉甚俭，却不惜花费巨资收藏古代的书画名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1961年秋用27幅书画精品换下了苏东坡的传世画作《潇湘竹石图》。邓拓在写《收藏家的功绩》一文时，也自然联想到自己平日的收藏。事实上，邓拓的收藏之举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而是像一些苏联的收藏家那样，无私地献给了国家，作为国家的文化积累。
那么，这篇杂文为什么会被删去呢？大概和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有关。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两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最终导致了1969年的珍宝岛军事流血冲突。直到1989年5月，随着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中苏关系才实现了正常化。1979年4月《燕山夜话》（合集）出版的时候，中苏关系还没有“解冻”，这篇以称赞苏联收藏家为主要内容的杂文，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如果照旧收录，就很可能犯政治错误。因为，“文革”结束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反修防修”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一项基本方针，编辑在遇到和苏联有关的稿件时，要格外小心谨慎，而最为省事的办法就是不涉及、不出现，这篇《收藏家的功绩》被删除也在情理之中。这是为保险起见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删去《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和《一幅墨荷》两篇则和康生有关。
《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原载于1961年12月14日的《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三集）。
鲁赤水是康生的笔名。康生（1898～1975），原名张叔平，字绍卿。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因此积怨甚多。新中国成立后，康生并没有像自己所预想的那样受到重用。他不动声色，长期处于养病休假状态。由于他在年轻时具备一些书画修养，便以写字作画玩古董当作韬光养晦的手段。康生自视甚高，对于国画大师齐白石不屑一顾，曾扬言自己即使“用脚趾头夹着毛笔，也比齐白石画得好。”他为了和齐白石对阵，在自己的画作上署名为“鲁赤水”，和“齐白石”三字一一对应，意在显示自己不服齐白石。
1965年，康生终于时来运转，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73年又当选为第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上的春风得意为康生的绘画划上了句号。
说句公道话，康生的画的确具有一定的水准，也可以归入“文人画”的范畴。在书画的兴趣上，他和邓拓有不少共同语言。邓拓在开篇写道：“最近新到北京有一批木板水印的中国画，由上海‘朵云轩’出版，其中有鲁赤水同志画的墨菊条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在这幅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枝傲霜挺秀的菊花，高洁拔俗，獨立不倚。作者用篆书题了‘晚节华香’四字，另一行草书为‘国庆十周年’。这就明白地显示了作者画这幅画的用意所在。的确，以菊花的高尚品格，来象征我们人民的国家，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菊花成为最普遍的题材，这不是没有理由的。”随后，邓拓对康生的墨菊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它的笔墨技法不同于寻常，固不待论。就说这一枝菊花吧，有人说是写生的，想必有这样的品种；……也许这是叫做‘添色喜容’的那一种菊花吧。……我们不妨设想，这幅画的作者，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画一枝‘添色喜容’，不也是很适当的吗？”邓拓在文章的最后说：“现在的画家们往往注重于大作品，这当然是要紧的；可是，对于一些小品似乎又有所忽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点。今天从鲁赤水同志的墨菊看到一种新的端倪和新的趋向，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了这许多话。” 《一幅墨荷》原载于1962年7月29日的《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五集）。文章一开头，邓拓就引用了一首七言绝句：“少习丹青艺未通，弃家搁笔醉东风。淤泥不染人间换，戏把苍毫学画工。”并说：“这是鲁赤水同志为他自己画的一幅墨荷所题的绝句。我记得曾经向大家介绍过鲁赤水同志画的墨菊。但是，我们读到作者自己的题诗，这却是第一次。而这一首诗等于是作者对他自己创作的所有画幅的总题。”邓拓在文章中还隐隐约约向读者透露了康生的身份：“作者早年就已经掌握了中国画的技巧，后来因为长期参加革命斗争而弃家搁笔。在中国革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之后，作者自己和可爱的祖国，正如荷花一样，从混浊黑暗的淤泥中站了起来，战胜了和摆脱了黑暗势力的侵染和束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候，作者为了歌颂我国革命的胜利，歌颂劳动人民的翻身，情不自禁地要利用业余的有限时间，重新拿起画笔，描写广大群众最熟悉的，同时又是作者认为最足以表达自己内心感情的事物。”
在对有关荷花的诗文以及荷花的别称进行了一番引证之后，邓拓对康生所作墨荷作了具体的分析：“鲁赤水同志用泼墨的画法，生动地描述了荷花的高尚性格。笔墨浓淡相间，仿佛有五彩之分。从画面上看，这个写意的荷花，与寻常所见的嫩绿新荷不同，与衰败破碎的残荷也不同。这一丛荷花生气勃勃，正在发展旺盛的时候。荷梗的画法也特别表现出一种挺拔俊秀之气，没有折断和弯曲的。这些很细微的地方，似乎是出于无意，其实我们完全能够觉察到作者的深意所在。”
邓拓对康生取名鲁赤水的含义心知肚明，因此在文章的最后特意提到了齐白石：“我曾见齐白石在解放前画的一幅荷花，他自题一诗曰：‘板桥辛苦木鱼声，是否南无念不平？料得如来修已到，莲花心地藕聪明。’现在比较看来，真是两个时代、两种社会、两位作者、两样思想，在艺术作品上表现的意境也太不相同了”。对于去世刚刚五年、作为长辈的齐白石直呼其名，而对作为平辈的鲁赤水却必加“同志”，其贬齐扬鲁、厚此薄彼的态度极其鲜明。
距离这篇文章发表不到四年的时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拓成为十年“文革”的第一个牺牲品，而康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这是邓拓万万没有想到的。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康生虽然已在1975年12月去世，且备极哀荣，但其在“文革”期间的罪行逐渐被揭露。尽管中共中央在1980年10月才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并开除其党籍，但作为生活在政治中心的北京知识界、文化界的人士来说，康生的种种劣迹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新版《燕山夜话》（合集）将邓拓的这两篇文章删除既是编辑的主张，也极有可能是邓拓家属的意见。编辑的政治敏感性于此可见一斑。
《命运注定蒋该死》原载于1962年6月24日的《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五集）。这篇杂文是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所作出的回应。文章写道：“现在蒋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变本加厉地重谈所谓‘反攻大陆’老调，并且积极准备进行新的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正是他们的这种垂死挣扎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第三版所有的文章，都以反蒋为主题。比如，《“运输大队又要来了”》《打死你》《刺刀歌》等。而且，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声讨美蒋合谋进犯大陆。《命运注定蒋该死》这篇文章，言辞激烈，充满了对蒋介石集团的憎恨和讥讽，如“最近台湾的报纸登载了许多消息，说明目前的台湾，‘百业萧条，唯有占卜星相一枝独秀’，常见有‘身穿长袍、梳道士髻’或者‘戴黑眼镜、长髯飘飘’的‘星相家’，在各处街头巷尾，摆摊、设馆，为日暮途穷的蒋帮要人算命。”“蒋介石早已被广大人民改叫蒋该死。这说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定蒋介石本人和蒋帮残匪必然灭亡的命运。”
在这篇杂文中，邓拓历数了蒋介石集团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罪状，描述了台湾官兵军心涣散、争相自保的现象，最后指出：“蒋介石这个恶贯满盈的专制独夫，已经更加走近了他的死亡。在他的反动统治下的黑暗社会里，占卜星相既然还很流行，那么，这里却也无妨介绍一下从前鼎鼎大名、现在洗手不干的‘神相家’对他的断语”：“‘本运遇天罗煞，额前一道蛇形纹，主死于横祸；面有黑色，四时不退，死亡将至。偈曰：三尖光彻骨，浮露号天罗，妻子终难保，复亡奈若何’”。这些话颇具刺激性和战斗性，都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下的产物。
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并于1979年元旦正式发表，提出了“通航通邮通商”的“三通”倡议，同时，中国政府命令人民解放軍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海峡两岸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
在这种大背景下，《命运注定蒋该死》这篇杂文就有些不大符合改善两岸关系、结束敌对状态的基调，作为新版《燕山夜话》（合集）的责任编辑，当然也要对这篇杂文进行重新审视和取舍，最终将其删去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很可能给人造成政府依然把蒋介石及其继任者视为最大敌人的错觉，同时也容易给人造成“言行不一”的口实。所以说，政论性杂文的编辑加工要格外谨慎。
编辑工作也是政治工作，“文革”后《燕山夜话》（合订本）的再版可谓佐证。
（刘运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欣然，南开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1979年4月版的《燕山夜话》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个合集本，文前有邓拓1958年的留影，邓拓1963年3月为初版合集本写的自序手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不单是为了纪念——写在<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书后有编者写的《再版后记》，其中说：“这次再版的时候，我们请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写了前言，另外又补充了1963年编印时未收入的三篇：《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和《今年的春节》。”按照初版合集本共收录150篇计算，1979年的新版合集本应该是153篇，但是，加上这三篇，却只有149篇。其他的几个版本也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与初版合集本相比较，“文革”后出版的《燕山夜话》删去了四篇杂文，分别是《收藏家的功绩》《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一幅墨荷》《命运注定蒋该死》。
之所以在合集本中将这四篇杂文删去，其中自有原因。
《收藏家的功绩》最初发表于1961年8月13日《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二集）。邓拓的这篇杂文旨在呼吁“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对于收藏家的功绩，应该予以适当的正确估计。”文章的内容主要是谈论苏联收藏家的成功之处。作者在对中外收藏家的活动作了简要的回顾之后，笔锋一转，说：“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新型的收藏家出现在社会上，他们与资本主义的以及封建主义的各种旧式收藏家具有本质不同的特点。”随后，作者写到了苏联收藏家跟随北极科学站和南极考察队一起活动，把自己的藏品贡献给国家作为研究资料；斯拉夫斯基在参加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拾到一张卓别林主演的《城市之光》的剧照而引发收藏的兴趣，最终成为卓别林资料专家；萨尔基索夫—谢拉奇尼教授收藏绘画、稀有书籍、作家手稿等，成绩斐然，最终全部捐给政府；一位名叫塔林的音乐家将收藏的36万张美术明信片全部捐给了苏联地理学会，作为参考资料。
邓拓在这篇杂文的最后说：“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的国家，历史文物往往非常丰富，光靠国家博物馆收藏是不够的。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这既是邓拓对苏联收藏家的赞扬，也是邓拓的夫子自道，因为，邓拓本人就是一位大收藏家。他平时自奉甚俭，却不惜花费巨资收藏古代的书画名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1961年秋用27幅书画精品换下了苏东坡的传世画作《潇湘竹石图》。邓拓在写《收藏家的功绩》一文时，也自然联想到自己平日的收藏。事实上，邓拓的收藏之举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而是像一些苏联的收藏家那样，无私地献给了国家，作为国家的文化积累。
那么，这篇杂文为什么会被删去呢？大概和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有关。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两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最终导致了1969年的珍宝岛军事流血冲突。直到1989年5月，随着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中苏关系才实现了正常化。1979年4月《燕山夜话》（合集）出版的时候，中苏关系还没有“解冻”，这篇以称赞苏联收藏家为主要内容的杂文，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如果照旧收录，就很可能犯政治错误。因为，“文革”结束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反修防修”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一项基本方针，编辑在遇到和苏联有关的稿件时，要格外小心谨慎，而最为省事的办法就是不涉及、不出现，这篇《收藏家的功绩》被删除也在情理之中。这是为保险起见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删去《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和《一幅墨荷》两篇则和康生有关。
《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原载于1961年12月14日的《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三集）。
鲁赤水是康生的笔名。康生（1898～1975），原名张叔平，字绍卿。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因此积怨甚多。新中国成立后，康生并没有像自己所预想的那样受到重用。他不动声色，长期处于养病休假状态。由于他在年轻时具备一些书画修养，便以写字作画玩古董当作韬光养晦的手段。康生自视甚高，对于国画大师齐白石不屑一顾，曾扬言自己即使“用脚趾头夹着毛笔，也比齐白石画得好。”他为了和齐白石对阵，在自己的画作上署名为“鲁赤水”，和“齐白石”三字一一对应，意在显示自己不服齐白石。
1965年，康生终于时来运转，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73年又当选为第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上的春风得意为康生的绘画划上了句号。
说句公道话，康生的画的确具有一定的水准，也可以归入“文人画”的范畴。在书画的兴趣上，他和邓拓有不少共同语言。邓拓在开篇写道：“最近新到北京有一批木板水印的中国画，由上海‘朵云轩’出版，其中有鲁赤水同志画的墨菊条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在这幅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枝傲霜挺秀的菊花，高洁拔俗，獨立不倚。作者用篆书题了‘晚节华香’四字，另一行草书为‘国庆十周年’。这就明白地显示了作者画这幅画的用意所在。的确，以菊花的高尚品格，来象征我们人民的国家，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菊花成为最普遍的题材，这不是没有理由的。”随后，邓拓对康生的墨菊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它的笔墨技法不同于寻常，固不待论。就说这一枝菊花吧，有人说是写生的，想必有这样的品种；……也许这是叫做‘添色喜容’的那一种菊花吧。……我们不妨设想，这幅画的作者，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画一枝‘添色喜容’，不也是很适当的吗？”邓拓在文章的最后说：“现在的画家们往往注重于大作品，这当然是要紧的；可是，对于一些小品似乎又有所忽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点。今天从鲁赤水同志的墨菊看到一种新的端倪和新的趋向，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了这许多话。” 《一幅墨荷》原载于1962年7月29日的《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五集）。文章一开头，邓拓就引用了一首七言绝句：“少习丹青艺未通，弃家搁笔醉东风。淤泥不染人间换，戏把苍毫学画工。”并说：“这是鲁赤水同志为他自己画的一幅墨荷所题的绝句。我记得曾经向大家介绍过鲁赤水同志画的墨菊。但是，我们读到作者自己的题诗，这却是第一次。而这一首诗等于是作者对他自己创作的所有画幅的总题。”邓拓在文章中还隐隐约约向读者透露了康生的身份：“作者早年就已经掌握了中国画的技巧，后来因为长期参加革命斗争而弃家搁笔。在中国革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之后，作者自己和可爱的祖国，正如荷花一样，从混浊黑暗的淤泥中站了起来，战胜了和摆脱了黑暗势力的侵染和束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候，作者为了歌颂我国革命的胜利，歌颂劳动人民的翻身，情不自禁地要利用业余的有限时间，重新拿起画笔，描写广大群众最熟悉的，同时又是作者认为最足以表达自己内心感情的事物。”
在对有关荷花的诗文以及荷花的别称进行了一番引证之后，邓拓对康生所作墨荷作了具体的分析：“鲁赤水同志用泼墨的画法，生动地描述了荷花的高尚性格。笔墨浓淡相间，仿佛有五彩之分。从画面上看，这个写意的荷花，与寻常所见的嫩绿新荷不同，与衰败破碎的残荷也不同。这一丛荷花生气勃勃，正在发展旺盛的时候。荷梗的画法也特别表现出一种挺拔俊秀之气，没有折断和弯曲的。这些很细微的地方，似乎是出于无意，其实我们完全能够觉察到作者的深意所在。”
邓拓对康生取名鲁赤水的含义心知肚明，因此在文章的最后特意提到了齐白石：“我曾见齐白石在解放前画的一幅荷花，他自题一诗曰：‘板桥辛苦木鱼声，是否南无念不平？料得如来修已到，莲花心地藕聪明。’现在比较看来，真是两个时代、两种社会、两位作者、两样思想，在艺术作品上表现的意境也太不相同了”。对于去世刚刚五年、作为长辈的齐白石直呼其名，而对作为平辈的鲁赤水却必加“同志”，其贬齐扬鲁、厚此薄彼的态度极其鲜明。
距离这篇文章发表不到四年的时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拓成为十年“文革”的第一个牺牲品，而康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这是邓拓万万没有想到的。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康生虽然已在1975年12月去世，且备极哀荣，但其在“文革”期间的罪行逐渐被揭露。尽管中共中央在1980年10月才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并开除其党籍，但作为生活在政治中心的北京知识界、文化界的人士来说，康生的种种劣迹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新版《燕山夜话》（合集）将邓拓的这两篇文章删除既是编辑的主张，也极有可能是邓拓家属的意见。编辑的政治敏感性于此可见一斑。
《命运注定蒋该死》原载于1962年6月24日的《北京晚报》，收录于《燕山夜话》（五集）。这篇杂文是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所作出的回应。文章写道：“现在蒋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变本加厉地重谈所谓‘反攻大陆’老调，并且积极准备进行新的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正是他们的这种垂死挣扎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第三版所有的文章，都以反蒋为主题。比如，《“运输大队又要来了”》《打死你》《刺刀歌》等。而且，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声讨美蒋合谋进犯大陆。《命运注定蒋该死》这篇文章，言辞激烈，充满了对蒋介石集团的憎恨和讥讽，如“最近台湾的报纸登载了许多消息，说明目前的台湾，‘百业萧条，唯有占卜星相一枝独秀’，常见有‘身穿长袍、梳道士髻’或者‘戴黑眼镜、长髯飘飘’的‘星相家’，在各处街头巷尾，摆摊、设馆，为日暮途穷的蒋帮要人算命。”“蒋介石早已被广大人民改叫蒋该死。这说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定蒋介石本人和蒋帮残匪必然灭亡的命运。”
在这篇杂文中，邓拓历数了蒋介石集团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罪状，描述了台湾官兵军心涣散、争相自保的现象，最后指出：“蒋介石这个恶贯满盈的专制独夫，已经更加走近了他的死亡。在他的反动统治下的黑暗社会里，占卜星相既然还很流行，那么，这里却也无妨介绍一下从前鼎鼎大名、现在洗手不干的‘神相家’对他的断语”：“‘本运遇天罗煞，额前一道蛇形纹，主死于横祸；面有黑色，四时不退，死亡将至。偈曰：三尖光彻骨，浮露号天罗，妻子终难保，复亡奈若何’”。这些话颇具刺激性和战斗性，都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下的产物。
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并于1979年元旦正式发表，提出了“通航通邮通商”的“三通”倡议，同时，中国政府命令人民解放軍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海峡两岸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
在这种大背景下，《命运注定蒋该死》这篇杂文就有些不大符合改善两岸关系、结束敌对状态的基调，作为新版《燕山夜话》（合集）的责任编辑，当然也要对这篇杂文进行重新审视和取舍，最终将其删去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很可能给人造成政府依然把蒋介石及其继任者视为最大敌人的错觉，同时也容易给人造成“言行不一”的口实。所以说，政论性杂文的编辑加工要格外谨慎。
编辑工作也是政治工作，“文革”后《燕山夜话》（合订本）的再版可谓佐证。
（刘运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欣然，南开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