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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坝在下庄。
麦村呈扇形，铺排在坐北朝南的缓坡上。雨水流过瓦沟，流过院落，流过沟渠，流下去，最终汇聚在一起，流到下庄。村里人顺势而为，在沟底拦起一个坝。像伸出一只胳膊，把一坡水揽入怀里。这便形成了涝坝。我们也叫坝堰。意思差不多。几乎每个看天脸色的西北村庄，都有一个涝坝。饮牲口，洗衣裳，和泥，给牲口拌草，浇菜地，和农药，等等。反正除了人吃，一村人的用水，就全靠涝坝了。
麦村以前没有自来水。通自来水，还是这三两年的事。
麦村的涝坝啥时候形成的？不清楚，可能早了。也可能村里自从有人驻扎以后，就开始修筑了。第一个提出在下庄沟底修涝坝的人，是伟大的。第一批掏坑筑坝的祖先，也是伟大的。
祖祖辈辈，麦村人可以少一顿饭，少一件衣，可以弃一亩地，丢一片林，但涝坝，不能少。涝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麦村水做的心脏，离不得。
夏秋，牲口都在山野，饮牲口，在河沟里，顺路一喝。冬春，牲口拴在槽头，啃干草。牲口也跟人一样，不能光吃干，不进水。否则，不是噎住，就是肚子胀，不瓷实，容易害病。冬春饮牲口，一般早晚两次。早上九十点，赶着牲口，到涝坝去喝水。拴了一晚上的牲口，缰绳解开，盘在脖子上，或许是圈慌了，或许是渴急了，一吆出门，就跟疯了一样，撒开蹄子，弹起尘土，冲向涝坝，一嘴扎进水里，咕嘟嘟，咕嘟嘟，敞开了喝。只见鼻息吹的水泛起一层又一层波纹。只见脖子上的食道起起伏伏，水管子一样。只见肚子慢慢胀起来，圆起来，成了一面鼓。喝足了水，牲口才从水里扯出嘴，深深出一口气，心满意足，慢慢悠悠地被主人吆上，回去了。两对蹄子湿漉漉的，蘸着泥水溅了一路。随心所欲的一泡粪，撒在了路上，驴粪成蛋，牛粪如饼，冒着青白的热气，很新鲜。回去后，拴在大门口的木桩上，晒暖暖，啃虱，打滚，想心事。
晚上五点左右，再饮一次。饮毕，就拉进圈了。
洗衣裳，麦村人是不敢用牲口驮来的水的，那是人吃的。有脏衣服，担一担涝坝的水，在家里慢慢洗。头遍衣裳，要洗好多件，直洗得盆底所剩无几的水跟泥糊糊一般，才倒掉。换上新水，摆一遍，就行了。可不敢浪费。小时候，家里用水，都是我跟妹妹去涝坝抬。一根锨把，一只塑料桶。到坝上，舀满。妹妹抬前，我抬后。有时候，桶子没摆在中间，我们就发生争执，相互怪怨，没几句，就骂上了，最后，总是我动了手脚，打了妹妹。她抹着眼泪，极不情愿地又抬上。一路上，哭哭啼啼，叨叨着要回去向父亲告我的状。我又胀气，又怕回去真被参一本，挨一顿打。
后来，长到十来岁，我就自己担水了。两个桶子，挂在水担钩子上。去坝上，空桶子左摇右摆，要跳舞一般。两只桶子，各舀到三分之二就可以了，多了担不起。担了几年水，学会了换肩。人照旧小碎步走，一只肩压麻了，头一低，水担在一侧的肩头一滑，很顺溜地转到了另一边。半路碰上村里人，他们说，选选，你还是个憨娃，担这么两桶水，就压着不长了。我笑着说，莫事，过年门缝里拉一下，就又长了。话虽这么说，后来好多年，我一直怀疑我个子不高，就是因为当时担水压的。
当然，最费水的，还是村子里盖房。有人接上抽水机，柴油机冒着灰烟啪嗒嗒吼叫着，用一根长长的长长的塑料管子，把水抽到盖房人家的门口。真像抽血一样。几天下来，涝坝里的水，就少一圈，边上的淤泥露出来了。
涝坝也不总是有水。在我十来岁时，有几年，天大旱，整个三四月，几乎滴水未存。加上冬天一冻，水位下降，存水量就少，一旱，涝坝里的水越来越少，像撤退一般，退啊退，退到坝中间，积成炕大的一坨。坝底乌黑的淤泥，一天天变灰、变白，最后龟裂。
当村里大量的牲口被吆到涝坝，准备喝一气解解渴时，它们看着远在坝中间像一只眼睛一样的一坨水，啃咬厮打，争抢不休，但那坨水，还没有濡湿嘴皮，就钻进土缝，了无踪迹了。牲口们眼噙泪花，默默离去。
我们赶着牲口，在尘土飞扬的西秦岭的大山里，寻觅着饮牲口的水源。我们穿着脏到能够立起的衣裳，出没在黄土里。而牲口们，做梦都在喊渴。喊声飘荡在村庄上空，久久不绝。
我已经记不起那段干旱至极的年月，我们面对着裸露着空荡荡的心事的涝坝，是如何艰涩地度过那段日子的。
后来，雨还是被我们等来了。大雨落着，瓢泼一般。大雨落在瓦檐上，大雨落在院子里，大雨落在巷道里，大雨落在大雨的肩膀上，大雨落在大雨的手心里。最后，它们沿着沟渠，簇拥着，跑向了涝坝，紧紧地，紧紧地抱在一起，抱成一坝水。雨停了，坝里的水，是浑黄的、黏稠的，漂浮着一层驴粪末和几只红红绿绿的破凉鞋。几天后，涝坝里的水就沉淀清澈了。几只水蚊子伸着瘦长的腿，在水面划过。几只红斑蜻蜓，用屁股在水面上画了一个个圈。
癞蛤蟆在坝边，一只背着一只，眨着眼皮子，安静地蹲着。好奇怪，我们搞不懂它们在玩什么把戏。我们只听说它们是在背沟子。我们用棍子把它们剥开。它们抱得好紧，拨弄半天才能分离。我们照着那满是疙瘩又臃肿的躯体，甩腿一脚，踢皮球一样踢飞了，远处的树林里嘭一声响。也有人找一根麦秆，塞进癞蛤蟆的屁股眼，往里面吹气，吹啊吹，癞蛤蟆的肚皮就像猪尿脬一样，鼓胀起来，最后又是嘭一声爆了，血肉横飞。我们为什么对癞蛤蟆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为什么呢？
过不了十天半月，涝坝里突然漂滿了粉条一样的癞蛤蟆卵。
那些细长的透明的卵，有一颗颗黑色的斑点，它们缠绕在水里的树杈上，游荡着，生长着。我们捞出来，带着恶作剧的心理，把那一根根卵挂在树上，像晒粉条一样。但那些卵怎么能被我们捞干净呢？它们在水里，没几天就变成了一粒粒“黑芝麻”，游啊游着。
它们已经成了小蝌蚪了。我们叫舀舀勺，因为它们像舀东西的勺子。舀舀勺长出了两条腿，又长出了两条腿。一簇又一簇，围着朽树枝，似乎在开班会。我们往瓶子里捞几只，装进去养着。养了几天，忘了添水，再次想起时，水干了，舀舀勺也死了，干皱着粘在瓶底，像一颗麻子皮。
夏秋时节，我们都在坡里，就很少去涝坝了。涝坝边绿树成荫，浓浓郁郁，高蝉在枝，鸣叫不休。 涝坝的水，长满了细碎的绿萍。它们都有细长的嫩白的根茎，扎在水里。不知名的灰昆虫，用手指拨动了它们的小脑袋。远远看，涝坝像一块绿翡翠，静谧、深邃，镶嵌在麦村的身上。
冬天，天寒地冻。涝坝结了厚厚一层冰，冰上覆着一层雪。我们戴着破帽子，吸溜着鼻涕，在冰面上奔跑着，打闹着，溜着滑滑。有人坐在铁锨上，另一个拉着铁锨把，跑啊跑，脚底下一打滑，一个仰面朝天，脑袋磕得咚一声。坐在后面铁锨里的，被甩出去，连翻带滚，差点被铁锨刃铲掉了裆里的小牛牛。
我们在冰面上，像一群顽劣的猴子，把棉裤弄湿，把棉袄扯破，把一只鞋掉进了砸开用来饮牲口的冰窟窿里，再也没捞上来。我们战战兢兢，回到家，等着父母的一顿好打。
几年下来，雨水带着泥土和杂物，流进坝里，形成淤泥，快要把坝面填平了。这时候，村里的喇叭一吆喝，就开始清淤了。那时，好像还有工分。村集体的事，也还是个事。大家放下手里的活，扛着铁锨，拉着架子车，来到了下庄。不像现在，除非你给钱，要不然，公共事务大家都躲得远远的。集体解散后，在农村，集体意识也逐渐土崩瓦解了。
清淤，先掏一个坑，把坝里剩余的水引进去。水流到坑里，黝黑的淤泥，一寸寸露出头皮，泥里，栽着谁家孩子的破鞋子、谁家的烂脸盆、谁家的红线衣、谁家的一只大老碗等，大雨把好多杂物携带着，带进了涝坝里，最后淹没在了淤泥中。人们挽起袖子，手心里吐口唾沫，搓两搓，热火朝天干起来了。男人们说着荤段子，女人们羞得抬不起头。或者有人站出来，吼一嗓子秦腔，浑厚的嗓音，在三百里秦岭的莽莽群山里回荡着。人们群情激昂，手底下干着，嘴上吼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人们似乎又一次回到了农业社时期，一起出工，一起干活。那个热火朝天、人欢马叫的岁月啊。
一锨锨淤泥装进架子车，拉到坝边上，倒下去，拍打平整，加固坝体。
没几天，坝里的淤泥就清理完了，坝沿高了一层，坝底深了几米。原先邋遢的涝坝，一下变得清爽整洁了。它张着刷过牙的嘴巴，等雨来。等雨来，雨就来了。
涝坝下面，是一大片树林子，里面栽满了白杨。瘦长的白杨，有青绿而光滑的皮肤，我们提着刀子，在树皮上刻下名字，刻下“早”字，刻下“忍”啊“刀”啊“上”啊“大”啊一些毫无意义的字，也刻下所痛恨的人的名字。几年后，那些字，一颗颗结疤，皴裂，最终模糊成了刀刃上的不知所云。
树林子里，有一口泉，应该是涝坝里的水渗下来的。人不吃，但沉淀洋芋面粉、洗贴身衣裳、淘粮食完全可以。人吃的水还在林子里边，有铁锅一般大的两眼泉。想必也是涝坝里渗下来的水。
秋天，白杨的叶子红了，黄了，落了厚厚一层。大地上长满了彩色的手掌。我们晃悠在林子里，捡拾着树叶子，揪掉叶片，留一根柄。两个人套起来，往断扯。谁的断了，谁就输了。我们翻遍了每一片叶子，都在寻找着一根最结实的叶柄，赢得他人，换来一片佩服声。我们为了找到一根满意的宝贝，愁得啊，吃不香，睡不好。整个秋天的梦里，我们都在叶片里翻捡着、寻觅着，费尽了心思。我们的口袋里，火柴棍一样，塞满了成捆的叶柄，用橡皮筋紧紧绑着，直到被我们的皮肉烘干，成了真正的火柴棍。
我们的叶柄干了，断了，我们的秋天也就没有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不再寻找叶柄，不再去树林子。但瘦长的白杨树，依然扑簌簌长着，那些超过手掌的叶子，依然扑簌簌落着。树林寂静，鸟雀孤独。
当我再一次来到涝坝的时候，已是三十岁的光景。现在，家里不养牛，加之下庄没事，也就不去涝坝边了。
我和这片涝坝，隔着二十年的河流。我再也无法回到对岸。在时间面前，人，终归是要失败的。
我在坝沿上走了一圈，一切似乎都还是当初的模样。圆圆的坝，被弯弯的坝体揽着。坝里的水，满满的，微绿透黄。在阳光下，闪耀着透亮的光斑。风吹来，光碎了，一片凌乱。坝里，水很多，许是因为现在用水量很小了。曾经饮牲口的坝口，被牲口蹄子踩踏得坑坑洼洼，还洒着满地的粪便，现在呢，倒是什么也没有了。干净，冷清。
我在坝上站了许久，都没有一个人。只是谁家的五六只鹅，站在坝沿上，伸著脖子叫着，满地鹅粪。它们一定不知道一座涝坝的历史和热闹，它们也一定不知道一座涝坝是一座村庄的肚脐眼。它们只有此刻，雪白的羽毛和烦躁的鸣叫。它们毕竟是一群今天的鹅，一群我们彼此陌生的鹅。
在我三十岁的慌张岁月里，我总是在给自己筑着一口坝，可我依然笨拙而懒惰，和大地上的乡亲们比起来，我一无是处，只是一个在纸上谈兵的闲汉。时至今日，我依然筑着那口坝，我怕，没有这坝，我对麦村汹涌而来的回忆，终将付之东流。
即便，它仅仅筑在单薄而脆弱的纸页上。
责任编辑：沙爽
麦村呈扇形，铺排在坐北朝南的缓坡上。雨水流过瓦沟，流过院落，流过沟渠，流下去，最终汇聚在一起，流到下庄。村里人顺势而为，在沟底拦起一个坝。像伸出一只胳膊，把一坡水揽入怀里。这便形成了涝坝。我们也叫坝堰。意思差不多。几乎每个看天脸色的西北村庄，都有一个涝坝。饮牲口，洗衣裳，和泥，给牲口拌草，浇菜地，和农药，等等。反正除了人吃，一村人的用水，就全靠涝坝了。
麦村以前没有自来水。通自来水，还是这三两年的事。
麦村的涝坝啥时候形成的？不清楚，可能早了。也可能村里自从有人驻扎以后，就开始修筑了。第一个提出在下庄沟底修涝坝的人，是伟大的。第一批掏坑筑坝的祖先，也是伟大的。
祖祖辈辈，麦村人可以少一顿饭，少一件衣，可以弃一亩地，丢一片林，但涝坝，不能少。涝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麦村水做的心脏，离不得。
夏秋，牲口都在山野，饮牲口，在河沟里，顺路一喝。冬春，牲口拴在槽头，啃干草。牲口也跟人一样，不能光吃干，不进水。否则，不是噎住，就是肚子胀，不瓷实，容易害病。冬春饮牲口，一般早晚两次。早上九十点，赶着牲口，到涝坝去喝水。拴了一晚上的牲口，缰绳解开，盘在脖子上，或许是圈慌了，或许是渴急了，一吆出门，就跟疯了一样，撒开蹄子，弹起尘土，冲向涝坝，一嘴扎进水里，咕嘟嘟，咕嘟嘟，敞开了喝。只见鼻息吹的水泛起一层又一层波纹。只见脖子上的食道起起伏伏，水管子一样。只见肚子慢慢胀起来，圆起来，成了一面鼓。喝足了水，牲口才从水里扯出嘴，深深出一口气，心满意足，慢慢悠悠地被主人吆上，回去了。两对蹄子湿漉漉的，蘸着泥水溅了一路。随心所欲的一泡粪，撒在了路上，驴粪成蛋，牛粪如饼，冒着青白的热气，很新鲜。回去后，拴在大门口的木桩上，晒暖暖，啃虱，打滚，想心事。
晚上五点左右，再饮一次。饮毕，就拉进圈了。
洗衣裳，麦村人是不敢用牲口驮来的水的，那是人吃的。有脏衣服，担一担涝坝的水，在家里慢慢洗。头遍衣裳，要洗好多件，直洗得盆底所剩无几的水跟泥糊糊一般，才倒掉。换上新水，摆一遍，就行了。可不敢浪费。小时候，家里用水，都是我跟妹妹去涝坝抬。一根锨把，一只塑料桶。到坝上，舀满。妹妹抬前，我抬后。有时候，桶子没摆在中间，我们就发生争执，相互怪怨，没几句，就骂上了，最后，总是我动了手脚，打了妹妹。她抹着眼泪，极不情愿地又抬上。一路上，哭哭啼啼，叨叨着要回去向父亲告我的状。我又胀气，又怕回去真被参一本，挨一顿打。
后来，长到十来岁，我就自己担水了。两个桶子，挂在水担钩子上。去坝上，空桶子左摇右摆，要跳舞一般。两只桶子，各舀到三分之二就可以了，多了担不起。担了几年水，学会了换肩。人照旧小碎步走，一只肩压麻了，头一低，水担在一侧的肩头一滑，很顺溜地转到了另一边。半路碰上村里人，他们说，选选，你还是个憨娃，担这么两桶水，就压着不长了。我笑着说，莫事，过年门缝里拉一下，就又长了。话虽这么说，后来好多年，我一直怀疑我个子不高，就是因为当时担水压的。
当然，最费水的，还是村子里盖房。有人接上抽水机，柴油机冒着灰烟啪嗒嗒吼叫着，用一根长长的长长的塑料管子，把水抽到盖房人家的门口。真像抽血一样。几天下来，涝坝里的水，就少一圈，边上的淤泥露出来了。
涝坝也不总是有水。在我十来岁时，有几年，天大旱，整个三四月，几乎滴水未存。加上冬天一冻，水位下降，存水量就少，一旱，涝坝里的水越来越少，像撤退一般，退啊退，退到坝中间，积成炕大的一坨。坝底乌黑的淤泥，一天天变灰、变白，最后龟裂。
当村里大量的牲口被吆到涝坝，准备喝一气解解渴时，它们看着远在坝中间像一只眼睛一样的一坨水，啃咬厮打，争抢不休，但那坨水，还没有濡湿嘴皮，就钻进土缝，了无踪迹了。牲口们眼噙泪花，默默离去。
我们赶着牲口，在尘土飞扬的西秦岭的大山里，寻觅着饮牲口的水源。我们穿着脏到能够立起的衣裳，出没在黄土里。而牲口们，做梦都在喊渴。喊声飘荡在村庄上空，久久不绝。
我已经记不起那段干旱至极的年月，我们面对着裸露着空荡荡的心事的涝坝，是如何艰涩地度过那段日子的。
后来，雨还是被我们等来了。大雨落着，瓢泼一般。大雨落在瓦檐上，大雨落在院子里，大雨落在巷道里，大雨落在大雨的肩膀上，大雨落在大雨的手心里。最后，它们沿着沟渠，簇拥着，跑向了涝坝，紧紧地，紧紧地抱在一起，抱成一坝水。雨停了，坝里的水，是浑黄的、黏稠的，漂浮着一层驴粪末和几只红红绿绿的破凉鞋。几天后，涝坝里的水就沉淀清澈了。几只水蚊子伸着瘦长的腿，在水面划过。几只红斑蜻蜓，用屁股在水面上画了一个个圈。
癞蛤蟆在坝边，一只背着一只，眨着眼皮子，安静地蹲着。好奇怪，我们搞不懂它们在玩什么把戏。我们只听说它们是在背沟子。我们用棍子把它们剥开。它们抱得好紧，拨弄半天才能分离。我们照着那满是疙瘩又臃肿的躯体，甩腿一脚，踢皮球一样踢飞了，远处的树林里嘭一声响。也有人找一根麦秆，塞进癞蛤蟆的屁股眼，往里面吹气，吹啊吹，癞蛤蟆的肚皮就像猪尿脬一样，鼓胀起来，最后又是嘭一声爆了，血肉横飞。我们为什么对癞蛤蟆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为什么呢？
过不了十天半月，涝坝里突然漂滿了粉条一样的癞蛤蟆卵。
那些细长的透明的卵，有一颗颗黑色的斑点，它们缠绕在水里的树杈上，游荡着，生长着。我们捞出来，带着恶作剧的心理，把那一根根卵挂在树上，像晒粉条一样。但那些卵怎么能被我们捞干净呢？它们在水里，没几天就变成了一粒粒“黑芝麻”，游啊游着。
它们已经成了小蝌蚪了。我们叫舀舀勺，因为它们像舀东西的勺子。舀舀勺长出了两条腿，又长出了两条腿。一簇又一簇，围着朽树枝，似乎在开班会。我们往瓶子里捞几只，装进去养着。养了几天，忘了添水，再次想起时，水干了，舀舀勺也死了，干皱着粘在瓶底，像一颗麻子皮。
夏秋时节，我们都在坡里，就很少去涝坝了。涝坝边绿树成荫，浓浓郁郁，高蝉在枝，鸣叫不休。 涝坝的水，长满了细碎的绿萍。它们都有细长的嫩白的根茎，扎在水里。不知名的灰昆虫，用手指拨动了它们的小脑袋。远远看，涝坝像一块绿翡翠，静谧、深邃，镶嵌在麦村的身上。
冬天，天寒地冻。涝坝结了厚厚一层冰，冰上覆着一层雪。我们戴着破帽子，吸溜着鼻涕，在冰面上奔跑着，打闹着，溜着滑滑。有人坐在铁锨上，另一个拉着铁锨把，跑啊跑，脚底下一打滑，一个仰面朝天，脑袋磕得咚一声。坐在后面铁锨里的，被甩出去，连翻带滚，差点被铁锨刃铲掉了裆里的小牛牛。
我们在冰面上，像一群顽劣的猴子，把棉裤弄湿，把棉袄扯破，把一只鞋掉进了砸开用来饮牲口的冰窟窿里，再也没捞上来。我们战战兢兢，回到家，等着父母的一顿好打。
几年下来，雨水带着泥土和杂物，流进坝里，形成淤泥，快要把坝面填平了。这时候，村里的喇叭一吆喝，就开始清淤了。那时，好像还有工分。村集体的事，也还是个事。大家放下手里的活，扛着铁锨，拉着架子车，来到了下庄。不像现在，除非你给钱，要不然，公共事务大家都躲得远远的。集体解散后，在农村，集体意识也逐渐土崩瓦解了。
清淤，先掏一个坑，把坝里剩余的水引进去。水流到坑里，黝黑的淤泥，一寸寸露出头皮，泥里，栽着谁家孩子的破鞋子、谁家的烂脸盆、谁家的红线衣、谁家的一只大老碗等，大雨把好多杂物携带着，带进了涝坝里，最后淹没在了淤泥中。人们挽起袖子，手心里吐口唾沫，搓两搓，热火朝天干起来了。男人们说着荤段子，女人们羞得抬不起头。或者有人站出来，吼一嗓子秦腔，浑厚的嗓音，在三百里秦岭的莽莽群山里回荡着。人们群情激昂，手底下干着，嘴上吼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人们似乎又一次回到了农业社时期，一起出工，一起干活。那个热火朝天、人欢马叫的岁月啊。
一锨锨淤泥装进架子车，拉到坝边上，倒下去，拍打平整，加固坝体。
没几天，坝里的淤泥就清理完了，坝沿高了一层，坝底深了几米。原先邋遢的涝坝，一下变得清爽整洁了。它张着刷过牙的嘴巴，等雨来。等雨来，雨就来了。
涝坝下面，是一大片树林子，里面栽满了白杨。瘦长的白杨，有青绿而光滑的皮肤，我们提着刀子，在树皮上刻下名字，刻下“早”字，刻下“忍”啊“刀”啊“上”啊“大”啊一些毫无意义的字，也刻下所痛恨的人的名字。几年后，那些字，一颗颗结疤，皴裂，最终模糊成了刀刃上的不知所云。
树林子里，有一口泉，应该是涝坝里的水渗下来的。人不吃，但沉淀洋芋面粉、洗贴身衣裳、淘粮食完全可以。人吃的水还在林子里边，有铁锅一般大的两眼泉。想必也是涝坝里渗下来的水。
秋天，白杨的叶子红了，黄了，落了厚厚一层。大地上长满了彩色的手掌。我们晃悠在林子里，捡拾着树叶子，揪掉叶片，留一根柄。两个人套起来，往断扯。谁的断了，谁就输了。我们翻遍了每一片叶子，都在寻找着一根最结实的叶柄，赢得他人，换来一片佩服声。我们为了找到一根满意的宝贝，愁得啊，吃不香，睡不好。整个秋天的梦里，我们都在叶片里翻捡着、寻觅着，费尽了心思。我们的口袋里，火柴棍一样，塞满了成捆的叶柄，用橡皮筋紧紧绑着，直到被我们的皮肉烘干，成了真正的火柴棍。
我们的叶柄干了，断了，我们的秋天也就没有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不再寻找叶柄，不再去树林子。但瘦长的白杨树，依然扑簌簌长着，那些超过手掌的叶子，依然扑簌簌落着。树林寂静，鸟雀孤独。
当我再一次来到涝坝的时候，已是三十岁的光景。现在，家里不养牛，加之下庄没事，也就不去涝坝边了。
我和这片涝坝，隔着二十年的河流。我再也无法回到对岸。在时间面前，人，终归是要失败的。
我在坝沿上走了一圈，一切似乎都还是当初的模样。圆圆的坝，被弯弯的坝体揽着。坝里的水，满满的，微绿透黄。在阳光下，闪耀着透亮的光斑。风吹来，光碎了，一片凌乱。坝里，水很多，许是因为现在用水量很小了。曾经饮牲口的坝口，被牲口蹄子踩踏得坑坑洼洼，还洒着满地的粪便，现在呢，倒是什么也没有了。干净，冷清。
我在坝上站了许久，都没有一个人。只是谁家的五六只鹅，站在坝沿上，伸著脖子叫着，满地鹅粪。它们一定不知道一座涝坝的历史和热闹，它们也一定不知道一座涝坝是一座村庄的肚脐眼。它们只有此刻，雪白的羽毛和烦躁的鸣叫。它们毕竟是一群今天的鹅，一群我们彼此陌生的鹅。
在我三十岁的慌张岁月里，我总是在给自己筑着一口坝，可我依然笨拙而懒惰，和大地上的乡亲们比起来，我一无是处，只是一个在纸上谈兵的闲汉。时至今日，我依然筑着那口坝，我怕，没有这坝，我对麦村汹涌而来的回忆，终将付之东流。
即便，它仅仅筑在单薄而脆弱的纸页上。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