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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办公的清廉之风
■ 徐恒足（江苏·盐城）
《东西南北》第11期从《华声》杂志转载的《中南海见闻录》一文，记的是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和几位基层干部，借来京开会之便看望国务院办公厅一位局长，有幸进入中南海的见闻，读后感慨良多，似有一股清风拂面而来。
总理办公的地方是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想象中应是雄伟壮观，气宇轩昂。但几位基层干部实际看到的是“树丛后有几座整齐的小楼”。他们所进的那幢楼有好几个显赫的单位，“楼内的设计和陈设显然已经落后”。“局长的办公室一桌一椅一柜，十分简单，很一般的写字台上堆着文件。比起套房那一头秘书们的办公室，他的‘奢侈’在于多了4把卡其布罩面的沙发”，“比乡镇长的办公室寒酸多了”。局长说：“这些摆设还是周总理在时定下的。”
总理也吃“四菜一汤”。他们有幸“享受”了一次国务院的午宴。“午宴设在国务院宽敞的饭厅，没有单间，没有雅座，清一色白塑料布桌面的16张大圆桌四四成行”。“不分宾主，随意而坐”。“国务院规定机关招待来宾，伙食以四菜一汤为标准。今天所上的四菜分别为萝卜片回锅肉、土豆烧肉丁、花菜炒肉片和炒猪肝。”主人歉意地说：“我们这里即使国务委员留客也是这个标准。”问：“总理们在哪里吃饭？”主人说：“总理午餐和其他副总理一样也在这里食堂吃。”问：“他们也排队打饭菜？”“那当然。”“他们吃什么标准？”“四菜一汤，具体地说，也就是今天请大家吃的。”他们乐了，原来今天的午宴上了总理规格了。
紫光阁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这里除了地毯和沙发，整个大厅原原本本保留了原来的风格。建国以来，历届总理都舍不得花大钱装修。成武殿是领导们接见客人前休息的地方。问服务员：“你们平时怎么接待？”“也就是上上茶，时间长了，上一道毛巾。”“上不上水果？”“一般不上。”
笫四会议室是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地点。有一张常见的椭圆形大会议桌，两边各有三排长条桌，是部长们的席位，而围着桌子坐的是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们。
由国家首脑机关和国家领导人的公仆形象、艰苦作风和务实精神，可看到从井冈山、延安到西柏坡长期培养起来的革命传统，榜样的力量就从这些平常物事中释放出来。
这几位基层干部经过比较不禁震惊：市县甚至乡镇机关比中南海还要“气派”———办公楼越盖越高，车子越坐越靓，吃喝招待的规格和花样越来越离谱，老百姓则越看越不顺眼。更令人不安的是，目前此风有越刮越大的趋势，所以，我们期盼中南海办公的清廉之风早日吹遍神州大地，把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难道有两个深圳？
■ 黄波（湖北·宜昌）
无任何职业资格的在校生、2005年度“亚洲小姐”王磊以“文化产业特殊技能人才”的身份，经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特批入户深圳，这是近日各地媒体予以高度关注的新闻，调子也出奇地一致，认为是深圳招调工政策的一个“美丽突破”。还有主流媒体配发了评论，热情向王磊祝贺。
在王磊入户一事上，深圳市相关部门再现了改革初期人人乐道的“深圳速度”。据报道，王磊是在今年10月夺得“亚姐”桂冠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想成为一名“深圳人”愿望的，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与王磊联系，并为她特别安排了一个招调工指标。这种务实高效的作风值得称道。王磊落户深圳后，能否发挥其市场宣传和导引作用，给深圳带来商机和其他收益，我们愿意乐观其成。但是，就在深圳市向王磊敞开大门之前不久，也是宣称要向王磊祝贺的媒体发布了一条来自深圳的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深圳市有关领导表示，从明年起深圳将严格执行暂住人口子女就读规定，通过设定一系列条件限制外地学生在深圳入学。这位领导明确表示，深圳教育只能提供给那些为深圳作出贡献者的子女。
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是否只有为本市做出贡献者的子女才能享受？这个话题的是非曲直市民自有公论。让笔者大感困惑的是，一方面是对公民中某一群体的最基本受教育权施加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却对一个不符合入户规定的人进行特批、特办，这两件做法迥异的事都在深圳发生，难道有两个深圳吗？
如果把两事合而观之，在笑靥如花的王磊得到深圳市有关部门特批享受优惠高效服务的同时，另一人群却被挡在了教育的大门之外，所谓“突破”还会那么美丽吗？毋宁说，因为特批、高效的雨露不是惠及大多数人，有悖政府向所有公民平等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承诺，因此很容易被嗅出不公的气味来！
“亚姐”王磊被特批成了“深圳人”，我这个远在他省的人却觉“堵得慌”，但我非常明白：这与王磊个人完全无关。
警惕空头经济学家
■ 叶炳昌（广东·广州）
《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博士在“2004中国IT两会”演讲时说：“中国目前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今年或者明年应该可以跃升至第5位，超过英国。至于超过美国，一个乐观的预测是2030年，这个预测出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如果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准确，2030年我们就能赶上或超过超级大国美国，这的确让人兴奋！但有报道说，这还不算是最乐观的预测。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只要中国进一步坚持开放，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开放，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跟美国人叫板。
政治家的语言和口号带些虚妄成分尚可容忍，经济学家的大话则万万不可随便说！经济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掺假和浮夸。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曾经吹破牛皮的事实告诉世人：最应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信口开河，吹出“泡沫经济”来，是会祸国殃民的。上述“著名经济大家”口若悬河的预测，就似乎缺乏依据，应通过各种媒体，给这些“亢奋的经济学家”们泼一瓢冷水！
不可否认，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确迅速，但别人不是在踏步等你。美、日等发达国家在科技教育、基础建设、管理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比我们先进，其GDP提高也比较实在，目前虽然速度放缓，但其基数巨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它们在发展，中国要赶上去就必须经过超常的努力。还有，在2020到2030年，我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等许多问题，就算GDP可同美国相比，我们还只是发展中国家，最多只能算是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有位先生特别告诫人们：姑且不说我国目前的形象工程给GDP掺了多少水分，光是一些地方为求经济增长，盲目运用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GDP增长模式，亦将严重阻碍我国未来的发展。还有，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即便到时我国GDP达到了美国的水平，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哗众取宠的盲目预测确实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可能给那些“中国威胁论”者以口实。中国人受假话、大话、空话之害久矣，深矣，大矣！近些年，靠着求真务实和埋头苦干，经济有了些转机，可那些“经济大家”却昏昏然摸不着北，穷吹瞎侃起来，他们的“伟大预测”，极易使人想起过去勒紧裤头大喊革命口号的情景。
“专家走穴”与“天价医疗”
■ 鲁君（山东·济南）
最先报道哈尔滨55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的中央电视台记者郭宇宽接受《法制周报》采访称，患者翁文辉家属曾告诉他：“除了医院开的那些收费单外，还有翁文辉在住院期间专家会诊的费用将近1000万元。一次会诊，一个专家的出诊费就用了30萬元。”患者家属自购的药品是否过量？自购的建议是否主要来自北京专家组？会诊的收费是否过多？部分专家是否违规“走穴”？哈医大党委书记姜洪池对记者说，在医治翁文辉的过程中，共有20多个北京专家先后往返100多人次，但他们是否存在问题，他目前不好表态。(《南方都市报》12月7日)
550万医疗费事件中，仅专家会诊费就将近1000万元，一个专家一次会诊就要30万元，也实在太离谱了！目前人们关注医疗腐败的焦点往往在药价虚高上，还未注意到“专家走穴”这个抬高医疗费的幕后元凶。医院高薪聘请专家“会诊”，费用由谁“埋单”？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患者当“冤大头”。
如果会诊真正出于对病情的考虑，并按照收费标准操作，也无可厚非，问题是眼下的“专家”已蜕变成“赚家”，“走穴”的价码在不时地抬高，一人一次竟索要30万元，这恐怕连那些大明星也望尘莫及。据了解，按照2005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拟邀请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师会诊，需向受邀医疗机构发出书面会诊邀请函，被邀请医疗机构才安排医师外出会诊。邀请医疗机构支付会诊费用应当统一支付给被邀请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被邀请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付会诊医师合理报酬。会诊费用按照邀请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规定执行。记者在哈尔滨市物价局所办的哈尔滨价格信息网上了解到，哈尔滨市会诊收费的标准是：院际会诊每次200元(外埠400元)。可以说，目前的“专家会诊”已经是“有法不依”，相当多的“专家”在败坏自身形象。
面对愈演愈烈的医疗腐败，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对专家会诊进行规范和约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须请外地专家会诊，会诊的费用多少等，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不能让专家“漫天要价”。会诊是一种职业行为，职业所得按规定必须先交单位，而后从中得到合理报酬，否则，专家会诊费悉数装入个人腰包，必然导致“专家爱财取之无道”的结局。有人天真地主张靠专家自律，这是自欺欺人。
也说“孩子为什么怕读鲁迅”
■ 李业成（山东·日照）
最近在媒体上读到不少“孩子们为什么怕读鲁迅”的言论，分析为“时代距离太远”，我想这不是主要原因。这给人提供了一个信息：对教材的反思。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文章是一流的。但鲁迅作品不一定适合做教材，不一定适合孩子阅读。
鲁迅虽然名传天下，但真正能读懂鲁迅作品的人不多。鲁迅的作品，不只孩子感到难读，就是社会上的成年读者，包括有一定阅读经历的读者，也大多望而生畏。因为鲁迅不同于一般的作家，鲁迅是思想家，他的作品，不仅杂文深含意蕴，小说散文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所以，一般人不易读懂。
我们的教材选入鲁迅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与我们多年形成的对孩子的社会性、政治性教育有关。比如古代的作品，不管艺术性如何，只要是抨击黑暗的无不视为“经典”。鲁迅的作品入选教材也是这样。《祥林嫂》不是鲁迅最好的作品，既不适合中学生阅读，更不适合给孩子当教材。它太沉闷，对人的心灵压迫太大了。成年人都难以接受这种压力，何况孩子！鲁迅名作《阿Q正传》，我读高中的时候，老师在台上讲，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都觉得阿Q好笑。可见，中学生是读不懂阿Q的。有位叫王冶秋的学者读《阿Q正传》叫“煮书”，他“煮”《阿Ｑ正传》的体会，最精妙不过。王先生认为，要读懂《阿Ｑ正传》，至少需读１４遍以上：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Ｑ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Ｑ还是阿Ｑ；第七遍，阿Ｑ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一一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第十一遍，扩大到全国；第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第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面镜子；第十四遍，也许是报警器……王先生是否真正读懂了阿Ｑ，我们不敢说。最令人感叹的是西方的文化巨人罗曼·罗兰，他读了《阿Ｑ正传》，满眼热泪：“法兰西也有阿Ｑ！”对于阿Q，我看四十岁左右的人才能读懂。
《一件小事》从前我在课本上学过，至今不知从中学到了什么，实在没有选入课本的必要。《論“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近年从课本上拿掉了，这就减轻了孩子的负担。翻开《鲁迅全集》，如果不是囿于传统的教材选法，孩子能读的好文章很多，比如《社戏》，这样的作品孩子一定会喜欢，那种朦朦胧胧的意境，那种优美的散文文笔，那种活泼的气氛，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礼物。
“夺命路”与“下马石”
■ 杨建业(陕西·西安)
近来，报上一篇题为《“夺命路”终装上了红绿灯》的报道吸引了我的眼球。报道说：贯穿市车辆厂厂区、家属区和车辆厂小学的建章路，既与机场高速公路、西兰公路等主要交通要道相连，也是市区以西唯一一条横穿陇海线的道路。此路段也是车辆厂近三万名职工群众出行、上下班，近四千名中小学生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在一天数次的人流高峰中，经常会出现人车相争、互不相让的场面，加之路面不断施工，回填不彻底，路况不好，成了交通事故多发之地。谁料这关系到数万群众出行安全的重要路段，长期以来竟连红绿灯都没有！近几年，此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达三十余起，造成三十余人死伤，最严重的是去年6月，车辆厂三位高级技术人员在夜班归途中遭遇车祸丧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最近，在市政协委员提案并督促下，经过多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建章路的红绿灯终于装上了。车辆厂一位老人放心地笑着对五岁的孙子说：“‘夺命路’总算有红绿灯了！”
这是一篇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正面报道。然而久居这座城市的人读这则报道，内心泛起的却是阵阵悲凉：在一个关系到数万群众性命的重要路段安装交通红绿灯，竟需付出30多人死伤的代价！此中，我们难道还读不懂官僚主义者的麻木与冷漠吗？还读不出这座城市管理者工作效率之低下吗？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在这个城市，在省委大门前，不仅许多年前就竖起了红绿灯，而且还竖得非常“大气”。来往这条路上的大小车辆，在红绿灯的指引下，距省委大门四五十米开外就须“肃立”。那情景不禁使人想起封建时代名门望族府邸门前的“下马石”，距显贵人家门前几十米开外，“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而这省委门前，只是一条南北向宽阔大道，并非十字路口，完全可以不要红绿灯。但有关部门为了省委车辆出行的方便，安排得十分周到细致。
省委是领导人办公之地，重要性自不待言。为了方便领导的出行，在他们的大门前竖起“下马石”，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计较。可城市的管理者应该知道，在咱这个国家，宪法赋予领导人和普通公民的安全权、生命权是平等的。如果像安装红绿灯这样的事都体现出“官为贵，民为轻”的封建观念，又何谈“群众利益无小事”呢？
■ 徐恒足（江苏·盐城）
《东西南北》第11期从《华声》杂志转载的《中南海见闻录》一文，记的是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和几位基层干部，借来京开会之便看望国务院办公厅一位局长，有幸进入中南海的见闻，读后感慨良多，似有一股清风拂面而来。
总理办公的地方是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想象中应是雄伟壮观，气宇轩昂。但几位基层干部实际看到的是“树丛后有几座整齐的小楼”。他们所进的那幢楼有好几个显赫的单位，“楼内的设计和陈设显然已经落后”。“局长的办公室一桌一椅一柜，十分简单，很一般的写字台上堆着文件。比起套房那一头秘书们的办公室，他的‘奢侈’在于多了4把卡其布罩面的沙发”，“比乡镇长的办公室寒酸多了”。局长说：“这些摆设还是周总理在时定下的。”
总理也吃“四菜一汤”。他们有幸“享受”了一次国务院的午宴。“午宴设在国务院宽敞的饭厅，没有单间，没有雅座，清一色白塑料布桌面的16张大圆桌四四成行”。“不分宾主，随意而坐”。“国务院规定机关招待来宾，伙食以四菜一汤为标准。今天所上的四菜分别为萝卜片回锅肉、土豆烧肉丁、花菜炒肉片和炒猪肝。”主人歉意地说：“我们这里即使国务委员留客也是这个标准。”问：“总理们在哪里吃饭？”主人说：“总理午餐和其他副总理一样也在这里食堂吃。”问：“他们也排队打饭菜？”“那当然。”“他们吃什么标准？”“四菜一汤，具体地说，也就是今天请大家吃的。”他们乐了，原来今天的午宴上了总理规格了。
紫光阁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这里除了地毯和沙发，整个大厅原原本本保留了原来的风格。建国以来，历届总理都舍不得花大钱装修。成武殿是领导们接见客人前休息的地方。问服务员：“你们平时怎么接待？”“也就是上上茶，时间长了，上一道毛巾。”“上不上水果？”“一般不上。”
笫四会议室是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地点。有一张常见的椭圆形大会议桌，两边各有三排长条桌，是部长们的席位，而围着桌子坐的是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们。
由国家首脑机关和国家领导人的公仆形象、艰苦作风和务实精神，可看到从井冈山、延安到西柏坡长期培养起来的革命传统，榜样的力量就从这些平常物事中释放出来。
这几位基层干部经过比较不禁震惊：市县甚至乡镇机关比中南海还要“气派”———办公楼越盖越高，车子越坐越靓，吃喝招待的规格和花样越来越离谱，老百姓则越看越不顺眼。更令人不安的是，目前此风有越刮越大的趋势，所以，我们期盼中南海办公的清廉之风早日吹遍神州大地，把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难道有两个深圳？
■ 黄波（湖北·宜昌）
无任何职业资格的在校生、2005年度“亚洲小姐”王磊以“文化产业特殊技能人才”的身份，经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特批入户深圳，这是近日各地媒体予以高度关注的新闻，调子也出奇地一致，认为是深圳招调工政策的一个“美丽突破”。还有主流媒体配发了评论，热情向王磊祝贺。
在王磊入户一事上，深圳市相关部门再现了改革初期人人乐道的“深圳速度”。据报道，王磊是在今年10月夺得“亚姐”桂冠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想成为一名“深圳人”愿望的，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与王磊联系，并为她特别安排了一个招调工指标。这种务实高效的作风值得称道。王磊落户深圳后，能否发挥其市场宣传和导引作用，给深圳带来商机和其他收益，我们愿意乐观其成。但是，就在深圳市向王磊敞开大门之前不久，也是宣称要向王磊祝贺的媒体发布了一条来自深圳的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深圳市有关领导表示，从明年起深圳将严格执行暂住人口子女就读规定，通过设定一系列条件限制外地学生在深圳入学。这位领导明确表示，深圳教育只能提供给那些为深圳作出贡献者的子女。
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是否只有为本市做出贡献者的子女才能享受？这个话题的是非曲直市民自有公论。让笔者大感困惑的是，一方面是对公民中某一群体的最基本受教育权施加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却对一个不符合入户规定的人进行特批、特办，这两件做法迥异的事都在深圳发生，难道有两个深圳吗？
如果把两事合而观之，在笑靥如花的王磊得到深圳市有关部门特批享受优惠高效服务的同时，另一人群却被挡在了教育的大门之外，所谓“突破”还会那么美丽吗？毋宁说，因为特批、高效的雨露不是惠及大多数人，有悖政府向所有公民平等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承诺，因此很容易被嗅出不公的气味来！
“亚姐”王磊被特批成了“深圳人”，我这个远在他省的人却觉“堵得慌”，但我非常明白：这与王磊个人完全无关。
警惕空头经济学家
■ 叶炳昌（广东·广州）
《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博士在“2004中国IT两会”演讲时说：“中国目前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今年或者明年应该可以跃升至第5位，超过英国。至于超过美国，一个乐观的预测是2030年，这个预测出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如果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准确，2030年我们就能赶上或超过超级大国美国，这的确让人兴奋！但有报道说，这还不算是最乐观的预测。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只要中国进一步坚持开放，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开放，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跟美国人叫板。
政治家的语言和口号带些虚妄成分尚可容忍，经济学家的大话则万万不可随便说！经济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掺假和浮夸。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曾经吹破牛皮的事实告诉世人：最应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信口开河，吹出“泡沫经济”来，是会祸国殃民的。上述“著名经济大家”口若悬河的预测，就似乎缺乏依据，应通过各种媒体，给这些“亢奋的经济学家”们泼一瓢冷水！
不可否认，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确迅速，但别人不是在踏步等你。美、日等发达国家在科技教育、基础建设、管理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比我们先进，其GDP提高也比较实在，目前虽然速度放缓，但其基数巨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它们在发展，中国要赶上去就必须经过超常的努力。还有，在2020到2030年，我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等许多问题，就算GDP可同美国相比，我们还只是发展中国家，最多只能算是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有位先生特别告诫人们：姑且不说我国目前的形象工程给GDP掺了多少水分，光是一些地方为求经济增长，盲目运用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GDP增长模式，亦将严重阻碍我国未来的发展。还有，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即便到时我国GDP达到了美国的水平，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哗众取宠的盲目预测确实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可能给那些“中国威胁论”者以口实。中国人受假话、大话、空话之害久矣，深矣，大矣！近些年，靠着求真务实和埋头苦干，经济有了些转机，可那些“经济大家”却昏昏然摸不着北，穷吹瞎侃起来，他们的“伟大预测”，极易使人想起过去勒紧裤头大喊革命口号的情景。
“专家走穴”与“天价医疗”
■ 鲁君（山东·济南）
最先报道哈尔滨55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的中央电视台记者郭宇宽接受《法制周报》采访称，患者翁文辉家属曾告诉他：“除了医院开的那些收费单外，还有翁文辉在住院期间专家会诊的费用将近1000万元。一次会诊，一个专家的出诊费就用了30萬元。”患者家属自购的药品是否过量？自购的建议是否主要来自北京专家组？会诊的收费是否过多？部分专家是否违规“走穴”？哈医大党委书记姜洪池对记者说，在医治翁文辉的过程中，共有20多个北京专家先后往返100多人次，但他们是否存在问题，他目前不好表态。(《南方都市报》12月7日)
550万医疗费事件中，仅专家会诊费就将近1000万元，一个专家一次会诊就要30万元，也实在太离谱了！目前人们关注医疗腐败的焦点往往在药价虚高上，还未注意到“专家走穴”这个抬高医疗费的幕后元凶。医院高薪聘请专家“会诊”，费用由谁“埋单”？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患者当“冤大头”。
如果会诊真正出于对病情的考虑，并按照收费标准操作，也无可厚非，问题是眼下的“专家”已蜕变成“赚家”，“走穴”的价码在不时地抬高，一人一次竟索要30万元，这恐怕连那些大明星也望尘莫及。据了解，按照2005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拟邀请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师会诊，需向受邀医疗机构发出书面会诊邀请函，被邀请医疗机构才安排医师外出会诊。邀请医疗机构支付会诊费用应当统一支付给被邀请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被邀请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付会诊医师合理报酬。会诊费用按照邀请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规定执行。记者在哈尔滨市物价局所办的哈尔滨价格信息网上了解到，哈尔滨市会诊收费的标准是：院际会诊每次200元(外埠400元)。可以说，目前的“专家会诊”已经是“有法不依”，相当多的“专家”在败坏自身形象。
面对愈演愈烈的医疗腐败，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对专家会诊进行规范和约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须请外地专家会诊，会诊的费用多少等，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不能让专家“漫天要价”。会诊是一种职业行为，职业所得按规定必须先交单位，而后从中得到合理报酬，否则，专家会诊费悉数装入个人腰包，必然导致“专家爱财取之无道”的结局。有人天真地主张靠专家自律，这是自欺欺人。
也说“孩子为什么怕读鲁迅”
■ 李业成（山东·日照）
最近在媒体上读到不少“孩子们为什么怕读鲁迅”的言论，分析为“时代距离太远”，我想这不是主要原因。这给人提供了一个信息：对教材的反思。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文章是一流的。但鲁迅作品不一定适合做教材，不一定适合孩子阅读。
鲁迅虽然名传天下，但真正能读懂鲁迅作品的人不多。鲁迅的作品，不只孩子感到难读，就是社会上的成年读者，包括有一定阅读经历的读者，也大多望而生畏。因为鲁迅不同于一般的作家，鲁迅是思想家，他的作品，不仅杂文深含意蕴，小说散文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所以，一般人不易读懂。
我们的教材选入鲁迅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与我们多年形成的对孩子的社会性、政治性教育有关。比如古代的作品，不管艺术性如何，只要是抨击黑暗的无不视为“经典”。鲁迅的作品入选教材也是这样。《祥林嫂》不是鲁迅最好的作品，既不适合中学生阅读，更不适合给孩子当教材。它太沉闷，对人的心灵压迫太大了。成年人都难以接受这种压力，何况孩子！鲁迅名作《阿Q正传》，我读高中的时候，老师在台上讲，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都觉得阿Q好笑。可见，中学生是读不懂阿Q的。有位叫王冶秋的学者读《阿Q正传》叫“煮书”，他“煮”《阿Ｑ正传》的体会，最精妙不过。王先生认为，要读懂《阿Ｑ正传》，至少需读１４遍以上：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Ｑ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Ｑ还是阿Ｑ；第七遍，阿Ｑ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一一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第十一遍，扩大到全国；第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第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面镜子；第十四遍，也许是报警器……王先生是否真正读懂了阿Ｑ，我们不敢说。最令人感叹的是西方的文化巨人罗曼·罗兰，他读了《阿Ｑ正传》，满眼热泪：“法兰西也有阿Ｑ！”对于阿Q，我看四十岁左右的人才能读懂。
《一件小事》从前我在课本上学过，至今不知从中学到了什么，实在没有选入课本的必要。《論“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近年从课本上拿掉了，这就减轻了孩子的负担。翻开《鲁迅全集》，如果不是囿于传统的教材选法，孩子能读的好文章很多，比如《社戏》，这样的作品孩子一定会喜欢，那种朦朦胧胧的意境，那种优美的散文文笔，那种活泼的气氛，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礼物。
“夺命路”与“下马石”
■ 杨建业(陕西·西安)
近来，报上一篇题为《“夺命路”终装上了红绿灯》的报道吸引了我的眼球。报道说：贯穿市车辆厂厂区、家属区和车辆厂小学的建章路，既与机场高速公路、西兰公路等主要交通要道相连，也是市区以西唯一一条横穿陇海线的道路。此路段也是车辆厂近三万名职工群众出行、上下班，近四千名中小学生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在一天数次的人流高峰中，经常会出现人车相争、互不相让的场面，加之路面不断施工，回填不彻底，路况不好，成了交通事故多发之地。谁料这关系到数万群众出行安全的重要路段，长期以来竟连红绿灯都没有！近几年，此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达三十余起，造成三十余人死伤，最严重的是去年6月，车辆厂三位高级技术人员在夜班归途中遭遇车祸丧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最近，在市政协委员提案并督促下，经过多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建章路的红绿灯终于装上了。车辆厂一位老人放心地笑着对五岁的孙子说：“‘夺命路’总算有红绿灯了！”
这是一篇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正面报道。然而久居这座城市的人读这则报道，内心泛起的却是阵阵悲凉：在一个关系到数万群众性命的重要路段安装交通红绿灯，竟需付出30多人死伤的代价！此中，我们难道还读不懂官僚主义者的麻木与冷漠吗？还读不出这座城市管理者工作效率之低下吗？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在这个城市，在省委大门前，不仅许多年前就竖起了红绿灯，而且还竖得非常“大气”。来往这条路上的大小车辆，在红绿灯的指引下，距省委大门四五十米开外就须“肃立”。那情景不禁使人想起封建时代名门望族府邸门前的“下马石”，距显贵人家门前几十米开外，“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而这省委门前，只是一条南北向宽阔大道，并非十字路口，完全可以不要红绿灯。但有关部门为了省委车辆出行的方便，安排得十分周到细致。
省委是领导人办公之地，重要性自不待言。为了方便领导的出行，在他们的大门前竖起“下马石”，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计较。可城市的管理者应该知道，在咱这个国家，宪法赋予领导人和普通公民的安全权、生命权是平等的。如果像安装红绿灯这样的事都体现出“官为贵，民为轻”的封建观念，又何谈“群众利益无小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