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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但不是唯一的书体,在符玺(符信、符契、印章)、幡信(官号、职衔、旗帜)、题署(匾额、碑额)、瓦当等方面还使用篆书。从文化角度来说,篆书形式上的浓缩,有利于在方寸之间表现抽象的审美意识;制作工艺上的实用,有利于篆刻印章表现“取信”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篆书在有限的空间里有着装饰与排列的优势,这是隶书、楷书等无法与之抗衡的,因而篆书在这些方面始终处于独占—方的地位,并—直延续下来。
西汉初期的篆书,大多承袭秦代小篆的传统,主要是继承了秦代刻石、刻符的金石文字,而且只用于官方文书和重要典章的书写,像天子策命诸侯王、官铸铜器上的铭刻、碑文题额,以及《说文解字》中的大部分正文。这时,篆文已完成隶变,作为一种留存下来的古文字只在某些特定场合使用,当然不可能成为通行字体。但因为篆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艺术欣赏和装饰的作用,因而在其实用范围相对缩小的情况下,反而以新的面貌再现。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篆书在印章、符玺、题署、瓦当等方面的应用,也不得不跟着实用文字的潮流,对自身作了一些改良,其结果则是汉篆的产生。
汉碑中的碑额篆文题字和瓦当上的篆文,虽然未脱秦代小篆的范畴,但不同于秦篆,而是一种变体篆文,其笔法已由圆转改为方折,不像秦篆那样圆转对称而规范,同时结体是方形,横画略带波挑,较之正规的小篆,这种书体相对草率,故有草篆之称,体现了文字由繁到简的演变规律。在西汉末叶和东汉初年的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汉篆方折运笔已清晰可辨。到了东汉,许慎把秦汉以来通行的篆字汇为《说文解字》一书,收正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其中又有了直画、横画两端都尖锐的倒薤体,这说明在秦到汉的历史进程中,篆书相应地作了些艺术意义上的调整。汉隶以其在社会中的极大实用性尚且没有完全改变石刻中篆书存在的状况,以后出现的行、楷、草就更不用说了。篆书始终以排叠的效果和装饰的功能占据着书法艺术的一隅,成为迄今都生生不息的一支文化奇葩。
比碑石汉篆更为人们垂青的是印刻汉篆。在古代,印章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印,执政所持信也”(《说文解字》),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大夫士人,无不有印,只是大小形质名分不同而已。战国时已广泛使用印章,苏秦游说诸侯、合纵抗秦,曾挂六国相印。到了汉代,印章大盛,边关告急、朝廷拜将、情报传递、政治文件、民间贸易、简册封泥……印章渗透到一切社会活动领域中,而中国特有的篆文更有利于印文的各种艺术造型。如果汉字在一开始就走向拼音化的道路,则很难想象产生中国印章这一事物。
從流传至今的汉印来看,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胜周秦。后世各代也难以越过汉印的顶峰,而往往以汉印为入门途径。汉印的制作者一般都是普通工匠,他们没有青史留名。最早对印工的记载是三国时期,《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注引《魏氏春秋》中有印工杨利、印工宗养的名字,这也成了绝响。
汉篆印章基本上是文字的图案化,所用文字有小篆、缪篆、鸟虫篆等,其中以体势方正的小篆为最多,无论是圆浑的铸印笔道,还是方折劲挺的凿印笔道,章法布局都严谨、工稳,一印中有数字者,笔道相对相应,密处不致透风,疏处可以走马,这种静止的印面效果向人们展示出的是强有力的空间感觉。不但是文字的空间,就是边框、残剥,都是一个个空间的暗示或凸现,汉印破边、借边、印文之间的朱白相间,笔道的圆白、细朱等形成了多样风格,在空间的更替中隐藏着每一个工匠的独特思考。当然,汉篆印章是制法与工艺的结合,任何一方印章的完成,都必须经历写与刻这两个环节,印面篆文的分布与书写首先构成一次完整的书法创作。其次,在既定的书篆成果上又·次刻制塑造,从而抒泄出书法家的心灵,跳跃着篆刻家挥刀时的节奏,这方面汉缪篆印表现得最为突出,它的篆文线条屈曲流动、印面丰满茂密且有动态感,包孕着内在的张力,被认为是独具风格的篆书美术字。另外,在汉代鸟虫篆印章的刀法中也传达出人的感情律动,屈曲的字体盘郁华美,鸟头鱼形趣味隽永,强烈的装饰性似具有画意,这也许是秦汉工匠创作的初衷。至于汉代封泥印中或残缺断续,或边栏相粘的线条笔道,更产生了无穷的变化,显得古拙质朴,气派雄沉。这些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的汉篆印章,归根到底仍然是由于汉代的现实生活要求多样化的文字书法形式,汉篆即以其新的魅力适应了这一需要。
在汉篆中,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瓦当文字。起源于房椽筒瓦下遮椽的瓦当,最早应用于西周,至秦汉时最为兴盛。但秦瓦当多花纹,而汉瓦当除花纹外,还大量使用文字。在一圆形或半圆形的瓦当中安排几个至十几个字,其文字有隶、篆、楷等,而以篆书最为普及,这是因为“随体诘诎”的篆文有着强烈的实用装饰功能,衬托、美化着华丽庄重的宫殿建筑,使得静态的建筑形象与动态的书法形体保持着连贯性、聚合性,而在威严神圣的场合沿用篆文书体,又可表示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从实用与审美两大方面来看汉篆瓦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布局美。为了加强瓦当整体构图的布局,使文字图案化,工匠们在制作瓦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基本的所谓“美的规律”,如比例、对称、均衡等运用到瓦当的构图中,像“冢”字瓦当,一个字就塞满了瓦当,上、左、右三面以乳丁波纹补白,达到了布局的和谐。又如“泱漭无垠”瓦当,四字安排在“十”字分圆后的四格内,在每个扇形里有意将其偏旁部首放大或缩小,使整个瓦当字面均匀清朗,自然协调,既布满空间又不显得臃肿不堪。
第二,线条美。为了能使人感受到静止瓦当上有流动的美,工匠们着意夸张汉篆线条的粗犷,如“衛”(卫)字瓦当,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在左右对称中,极力追求线条的洒脱挺劲、流畅自然,既使中部方正,又使点画均称,丝毫没有呆板笨拙之感。又像“千秋万岁”四字瓦当,有着许多字形变化和各不相同的线条,每一种都安排得密匀大方,顿挫起伏,给人以完满流动之感,并在剥落、不齐、断续的线条中产生了“金石味”的残缺美。
第三,内容美。汉篆瓦当并不是纯实用和纯审美的文字,它负载着很多内容——诗歌、成语、警句、格言等。特别是有很多吉祥颂语,体现出汉人的理想、情怀,有时更多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思想表达,如“富景当千金”“延寿长相思”“长生无极”“长乐未央”“永寿无疆”“万年大吉”“神仙不老”“与天无极”“单于天降”“万世宗光”等语,在小小的瓦当微观世界里,尽情发挥贵族们的兴趣、理念。
第四,图画美。尽管篆体已带有很强的画意,甚至有人认为汉篆在瓦当特定范围内促长引短的文字,是我国古代篆书独特的美术字。但是人们仍不满足,他们要既华丽又稳重的篆字,又要典雅而热闹的效果,因此在汉篆瓦当上绘刻图画来配合,如“飞鸿延年”瓦当,下半部饰以飞鸿,两翅对称,身尾居中而头伸边沿,不仅将一瓦分两半,而且将结构方正的“延年”两字置于两侧来平衡,以方破圆,以直破曲,尤见匠心独运,充分体现了汉人审美心理的细腻与复杂。
总之,篆体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表现了祖国文字的形式美、书法美。无论是秦篆的流丽丰润,还是汉篆的方整雍容;无论是碑刻简帛,还是印章瓦当,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里。从周秦到汉,经过无数工匠和文人的辛勤耕耘,篆体字终于完成了由粗重生涩到浑朴隽永的“美的历程”。
西汉初期的篆书,大多承袭秦代小篆的传统,主要是继承了秦代刻石、刻符的金石文字,而且只用于官方文书和重要典章的书写,像天子策命诸侯王、官铸铜器上的铭刻、碑文题额,以及《说文解字》中的大部分正文。这时,篆文已完成隶变,作为一种留存下来的古文字只在某些特定场合使用,当然不可能成为通行字体。但因为篆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艺术欣赏和装饰的作用,因而在其实用范围相对缩小的情况下,反而以新的面貌再现。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篆书在印章、符玺、题署、瓦当等方面的应用,也不得不跟着实用文字的潮流,对自身作了一些改良,其结果则是汉篆的产生。
汉碑中的碑额篆文题字和瓦当上的篆文,虽然未脱秦代小篆的范畴,但不同于秦篆,而是一种变体篆文,其笔法已由圆转改为方折,不像秦篆那样圆转对称而规范,同时结体是方形,横画略带波挑,较之正规的小篆,这种书体相对草率,故有草篆之称,体现了文字由繁到简的演变规律。在西汉末叶和东汉初年的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汉篆方折运笔已清晰可辨。到了东汉,许慎把秦汉以来通行的篆字汇为《说文解字》一书,收正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其中又有了直画、横画两端都尖锐的倒薤体,这说明在秦到汉的历史进程中,篆书相应地作了些艺术意义上的调整。汉隶以其在社会中的极大实用性尚且没有完全改变石刻中篆书存在的状况,以后出现的行、楷、草就更不用说了。篆书始终以排叠的效果和装饰的功能占据着书法艺术的一隅,成为迄今都生生不息的一支文化奇葩。
比碑石汉篆更为人们垂青的是印刻汉篆。在古代,印章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印,执政所持信也”(《说文解字》),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大夫士人,无不有印,只是大小形质名分不同而已。战国时已广泛使用印章,苏秦游说诸侯、合纵抗秦,曾挂六国相印。到了汉代,印章大盛,边关告急、朝廷拜将、情报传递、政治文件、民间贸易、简册封泥……印章渗透到一切社会活动领域中,而中国特有的篆文更有利于印文的各种艺术造型。如果汉字在一开始就走向拼音化的道路,则很难想象产生中国印章这一事物。
從流传至今的汉印来看,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胜周秦。后世各代也难以越过汉印的顶峰,而往往以汉印为入门途径。汉印的制作者一般都是普通工匠,他们没有青史留名。最早对印工的记载是三国时期,《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注引《魏氏春秋》中有印工杨利、印工宗养的名字,这也成了绝响。
汉篆印章基本上是文字的图案化,所用文字有小篆、缪篆、鸟虫篆等,其中以体势方正的小篆为最多,无论是圆浑的铸印笔道,还是方折劲挺的凿印笔道,章法布局都严谨、工稳,一印中有数字者,笔道相对相应,密处不致透风,疏处可以走马,这种静止的印面效果向人们展示出的是强有力的空间感觉。不但是文字的空间,就是边框、残剥,都是一个个空间的暗示或凸现,汉印破边、借边、印文之间的朱白相间,笔道的圆白、细朱等形成了多样风格,在空间的更替中隐藏着每一个工匠的独特思考。当然,汉篆印章是制法与工艺的结合,任何一方印章的完成,都必须经历写与刻这两个环节,印面篆文的分布与书写首先构成一次完整的书法创作。其次,在既定的书篆成果上又·次刻制塑造,从而抒泄出书法家的心灵,跳跃着篆刻家挥刀时的节奏,这方面汉缪篆印表现得最为突出,它的篆文线条屈曲流动、印面丰满茂密且有动态感,包孕着内在的张力,被认为是独具风格的篆书美术字。另外,在汉代鸟虫篆印章的刀法中也传达出人的感情律动,屈曲的字体盘郁华美,鸟头鱼形趣味隽永,强烈的装饰性似具有画意,这也许是秦汉工匠创作的初衷。至于汉代封泥印中或残缺断续,或边栏相粘的线条笔道,更产生了无穷的变化,显得古拙质朴,气派雄沉。这些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的汉篆印章,归根到底仍然是由于汉代的现实生活要求多样化的文字书法形式,汉篆即以其新的魅力适应了这一需要。
在汉篆中,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瓦当文字。起源于房椽筒瓦下遮椽的瓦当,最早应用于西周,至秦汉时最为兴盛。但秦瓦当多花纹,而汉瓦当除花纹外,还大量使用文字。在一圆形或半圆形的瓦当中安排几个至十几个字,其文字有隶、篆、楷等,而以篆书最为普及,这是因为“随体诘诎”的篆文有着强烈的实用装饰功能,衬托、美化着华丽庄重的宫殿建筑,使得静态的建筑形象与动态的书法形体保持着连贯性、聚合性,而在威严神圣的场合沿用篆文书体,又可表示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从实用与审美两大方面来看汉篆瓦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布局美。为了加强瓦当整体构图的布局,使文字图案化,工匠们在制作瓦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基本的所谓“美的规律”,如比例、对称、均衡等运用到瓦当的构图中,像“冢”字瓦当,一个字就塞满了瓦当,上、左、右三面以乳丁波纹补白,达到了布局的和谐。又如“泱漭无垠”瓦当,四字安排在“十”字分圆后的四格内,在每个扇形里有意将其偏旁部首放大或缩小,使整个瓦当字面均匀清朗,自然协调,既布满空间又不显得臃肿不堪。
第二,线条美。为了能使人感受到静止瓦当上有流动的美,工匠们着意夸张汉篆线条的粗犷,如“衛”(卫)字瓦当,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在左右对称中,极力追求线条的洒脱挺劲、流畅自然,既使中部方正,又使点画均称,丝毫没有呆板笨拙之感。又像“千秋万岁”四字瓦当,有着许多字形变化和各不相同的线条,每一种都安排得密匀大方,顿挫起伏,给人以完满流动之感,并在剥落、不齐、断续的线条中产生了“金石味”的残缺美。
第三,内容美。汉篆瓦当并不是纯实用和纯审美的文字,它负载着很多内容——诗歌、成语、警句、格言等。特别是有很多吉祥颂语,体现出汉人的理想、情怀,有时更多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思想表达,如“富景当千金”“延寿长相思”“长生无极”“长乐未央”“永寿无疆”“万年大吉”“神仙不老”“与天无极”“单于天降”“万世宗光”等语,在小小的瓦当微观世界里,尽情发挥贵族们的兴趣、理念。
第四,图画美。尽管篆体已带有很强的画意,甚至有人认为汉篆在瓦当特定范围内促长引短的文字,是我国古代篆书独特的美术字。但是人们仍不满足,他们要既华丽又稳重的篆字,又要典雅而热闹的效果,因此在汉篆瓦当上绘刻图画来配合,如“飞鸿延年”瓦当,下半部饰以飞鸿,两翅对称,身尾居中而头伸边沿,不仅将一瓦分两半,而且将结构方正的“延年”两字置于两侧来平衡,以方破圆,以直破曲,尤见匠心独运,充分体现了汉人审美心理的细腻与复杂。
总之,篆体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表现了祖国文字的形式美、书法美。无论是秦篆的流丽丰润,还是汉篆的方整雍容;无论是碑刻简帛,还是印章瓦当,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里。从周秦到汉,经过无数工匠和文人的辛勤耕耘,篆体字终于完成了由粗重生涩到浑朴隽永的“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