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台湾和美国，傅孝先教授的朋友大概不多，因为他说了许多可怕的心里话。在台湾和美国，傅孝先教授的同情者和赞赏者应该不少，因为他说了许多可爱的心里话。
请看下面这些话会引起什么反响：
一般人只晓得美国是培养台湾留学生的温室，却没有注意到美国也是埋葬合湾人才的坟墓。(91页)
笔者不才，在美国教过多年的现代诗，敢说仅有极少的英美诗我不了解，但台湾现代诗却有不少是我看不懂的。(208页)
今天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教室，所有的会场都是讲坛。校外的知名度远比课堂里的名声要紧。第一等的名教授是不教书的；第二等的名教授呢？是在课堂中能唬住学生的，佳评自然潮涌而来。(105页)
读书据说和智慧有莫大关系，但若智慧不能蜕化为权力(试看社会上这许多可怜的教授们)的话，又有何用？(63页)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可怜的教授”不是中国的教授，而是美国的。傅教授长期在美国任教，他这话是意味深长的。
教不严，师之情
在《文集》中，傅先生以三重身分说话：他是英语教师，是文学研究者，又是社会评论家。
一个在中国出生并且在中国长大的人，在美国大学教英语应该不是轻松的工作。可是使得傅先生感到关切的，并不是那里的学生要求太高，而是其中有不少人英语水平太低。
对于美国多数大学生的英文程度，傅先生的评语十分干脆(并且有充分根据)：“学生语文水平下降，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177页)造成这个可悲现象的罪魁祸首是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的长处是速度高，覆盖面宽，可是有展示而少评介，观众得到的启迪不多，也来不及自己思索。电视看得多，书报就读得少，写作工夫更下得少。结果是“芸芸学生无不视写情书为畏途；假如非写不可的话，每写十个字就有一个拼错。”(179页)
除电视占时间太多外，对于美国的英语教学，傅先生也大摇其头。“美国一般高中不逼学生念名著及写读书报告，一般大学又没有入学考试，象这样的制度怎能维持固有的英文水准？”(180页)他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要“逼”，要严格要求。这一“逼”逼得好，可以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教学效果看出。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傅先生趁休假之便，来中山大学讲授“现代与当代英美文学”。一九九○年四月举行民主评分，他自评93分，中国同行给他96.5分，学生给他96.77分。在六位来自国外的英语教师中，他得分最高。
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作为老师，傅先生是严格的；作为文评家，他更一丝不苟。(当然，他的评论是个人意见，有人可能只是部分地同意。)
与一般“新派”学者不同，他在《文集》中没有鼓吹什么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一般“旧派”学者不同，他没有提倡什么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人们觉得，他的议论平实而合理。例如关于新诗问题，他这样说：“故作晦涩是不可原谅的，但要求新诗极端大众化也不是真知灼见。”(208页)“无论诗人如何‘高贵’，他也没有权命令读者努力爬向他所傲然挺立的千仞孤峰——至少他自己应作某种程度的努力去迎接读者。”(209页)
不难看出，关于英美文学，傅先生是有独特看法的。例如美国诗人LucyLarcum(一八二四——一八九三)的诗作《种树》，傅先生指出它“因袭浪漫主义的滥调”(84页)。他对大名鼎鼎的英国小说家RudyardKipling(一八六五——一九三六)“了无好感”(21页)，美国OgdenNash(一九○二——一九七一)的滑稽诗他也认为“不够隽永”(12页)。
关于中国文学，傅先生的言论也往往不同凡响。谈到顾文昱的《白雁》诗，他的意见与沈德潜、朱彝尊相左。关于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陈其年说是“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傅先生却认为纳兰虽有些好句，可是“他的愁多半是些无谓的烦恼……或借来的忧愁……”。(54页)
近来国内有人爱谈比较文学，他们不妨看看傅先生的提示。他告诉我们，“西方诗人处置‘落日’这一意象，极少象中国诗人般流于伤感或滥情。”(23页)他惋惜中国妇女文学太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因而缺乏惊人的力量(29页)。谈到咏物诗，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区别：中国诗人爱咏白雁，可是对西方诗人认为“代表智慧、孤洁和高贵”的白天鹅(swan)可没有歌颂。(73—79页)
傅先生有一点大胆得可爱：英国诗人叶慈(W.B.Yeats)的十四行诗《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名满天下，可是傅先生直率地说，“作为一个东方读者，我始终不能完全接受它。”(75页)
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
一个人虽然身居大陆，不出国门一步，可是美国的英语教学情况他仍然可以有所了解，英美文学批评家的意见他更易于知道。他最难找到的，是一个窥见留美华人心态的窗口，尤其是通往那里的文化界的窗口。《傅孝先文集》部分地满足了这个要求。
赴美的中国学生(不论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并不都是学者，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文集》以嘲弄的笔调指出，这些人有不少本来志不在学，“对念书的兴趣并不比吃药高”(91页)，后来自然由学文转工或转商。有的人感到无法改行，又怕回故土后无面目见亲友，这就彷徨终日，甚至发疯、自杀。最惊人的例子是，佛罗里达州大学有个香港学生，因为论文通不过，竟然买一把手枪先把教授打死，再打死自己。(161页)
傅先生已经在美国当上了教授，可是他所走的路是不平坦的。在求学期间，他是个穷学生，感到功课压力大，每天“从教室到图书馆，再到工作的地方。回家后开夜车苦读，到凌晨就寝时往往精疲力竭。”(160页)学业完成了，他到北卡罗莱纳州教书，因为要省钱，自己搬书箱，结果还扭断了一根肋骨。(37页)
但是如此苦学成才、当上了教授的人，他们是否就快活了呢？傅先生对某些人的描绘是叫人心酸的：“不是变得俗不可耐便是怪诞不堪。”前一种人不必说，后一种人包括他的两个朋友：一位把案头的《圣经》拿掉，换上佛经、《老子》、《易经》；一位认为尼采说上帝已死还不够，应该说上帝尚未产生。(149—151页)
但是关于傅先生，我们可不必过分担心。他有苦闷，可是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杂感”；他看见有些留学生心烦意乱，就写文章劝他们“掌握自己”；他相信，“只要工作者把心灵倾注在上面，任何职业都是一件事业。”他还用高亢的音调发出呼吁，说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人要用中文写作，因为这是“国家的基本荣誉和个人的职业尊严”所需要的。(116页)
贯穿着整本《文集》的是一根红线——爱国主义。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是下面这两句话：
(一)除了若干科技问题外，我们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何恢复民族的自尊和自信。(71页)
(二)凡是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信心和认识的人，常常过分地崇仰外邦的语文风物，结果一定感到无根的悲哀。(111页)
尽管傅先生往往会感到孤独，会感到“人生之途常常是愈走愈窄愈荒芜”(131页)，可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特殊的悲哀他是没有的。原因是：他关心祖国的前途，他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他有根。
(《傅孝先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0.99元)
请看下面这些话会引起什么反响：
一般人只晓得美国是培养台湾留学生的温室，却没有注意到美国也是埋葬合湾人才的坟墓。(91页)
笔者不才，在美国教过多年的现代诗，敢说仅有极少的英美诗我不了解，但台湾现代诗却有不少是我看不懂的。(208页)
今天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教室，所有的会场都是讲坛。校外的知名度远比课堂里的名声要紧。第一等的名教授是不教书的；第二等的名教授呢？是在课堂中能唬住学生的，佳评自然潮涌而来。(105页)
读书据说和智慧有莫大关系，但若智慧不能蜕化为权力(试看社会上这许多可怜的教授们)的话，又有何用？(63页)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可怜的教授”不是中国的教授，而是美国的。傅教授长期在美国任教，他这话是意味深长的。
教不严，师之情
在《文集》中，傅先生以三重身分说话：他是英语教师，是文学研究者，又是社会评论家。
一个在中国出生并且在中国长大的人，在美国大学教英语应该不是轻松的工作。可是使得傅先生感到关切的，并不是那里的学生要求太高，而是其中有不少人英语水平太低。
对于美国多数大学生的英文程度，傅先生的评语十分干脆(并且有充分根据)：“学生语文水平下降，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177页)造成这个可悲现象的罪魁祸首是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的长处是速度高，覆盖面宽，可是有展示而少评介，观众得到的启迪不多，也来不及自己思索。电视看得多，书报就读得少，写作工夫更下得少。结果是“芸芸学生无不视写情书为畏途；假如非写不可的话，每写十个字就有一个拼错。”(179页)
除电视占时间太多外，对于美国的英语教学，傅先生也大摇其头。“美国一般高中不逼学生念名著及写读书报告，一般大学又没有入学考试，象这样的制度怎能维持固有的英文水准？”(180页)他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要“逼”，要严格要求。这一“逼”逼得好，可以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教学效果看出。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傅先生趁休假之便，来中山大学讲授“现代与当代英美文学”。一九九○年四月举行民主评分，他自评93分，中国同行给他96.5分，学生给他96.77分。在六位来自国外的英语教师中，他得分最高。
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作为老师，傅先生是严格的；作为文评家，他更一丝不苟。(当然，他的评论是个人意见，有人可能只是部分地同意。)
与一般“新派”学者不同，他在《文集》中没有鼓吹什么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一般“旧派”学者不同，他没有提倡什么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人们觉得，他的议论平实而合理。例如关于新诗问题，他这样说：“故作晦涩是不可原谅的，但要求新诗极端大众化也不是真知灼见。”(208页)“无论诗人如何‘高贵’，他也没有权命令读者努力爬向他所傲然挺立的千仞孤峰——至少他自己应作某种程度的努力去迎接读者。”(209页)
不难看出，关于英美文学，傅先生是有独特看法的。例如美国诗人LucyLarcum(一八二四——一八九三)的诗作《种树》，傅先生指出它“因袭浪漫主义的滥调”(84页)。他对大名鼎鼎的英国小说家RudyardKipling(一八六五——一九三六)“了无好感”(21页)，美国OgdenNash(一九○二——一九七一)的滑稽诗他也认为“不够隽永”(12页)。
关于中国文学，傅先生的言论也往往不同凡响。谈到顾文昱的《白雁》诗，他的意见与沈德潜、朱彝尊相左。关于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陈其年说是“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傅先生却认为纳兰虽有些好句，可是“他的愁多半是些无谓的烦恼……或借来的忧愁……”。(54页)
近来国内有人爱谈比较文学，他们不妨看看傅先生的提示。他告诉我们，“西方诗人处置‘落日’这一意象，极少象中国诗人般流于伤感或滥情。”(23页)他惋惜中国妇女文学太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因而缺乏惊人的力量(29页)。谈到咏物诗，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区别：中国诗人爱咏白雁，可是对西方诗人认为“代表智慧、孤洁和高贵”的白天鹅(swan)可没有歌颂。(73—79页)
傅先生有一点大胆得可爱：英国诗人叶慈(W.B.Yeats)的十四行诗《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名满天下，可是傅先生直率地说，“作为一个东方读者，我始终不能完全接受它。”(75页)
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
一个人虽然身居大陆，不出国门一步，可是美国的英语教学情况他仍然可以有所了解，英美文学批评家的意见他更易于知道。他最难找到的，是一个窥见留美华人心态的窗口，尤其是通往那里的文化界的窗口。《傅孝先文集》部分地满足了这个要求。
赴美的中国学生(不论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并不都是学者，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文集》以嘲弄的笔调指出，这些人有不少本来志不在学，“对念书的兴趣并不比吃药高”(91页)，后来自然由学文转工或转商。有的人感到无法改行，又怕回故土后无面目见亲友，这就彷徨终日，甚至发疯、自杀。最惊人的例子是，佛罗里达州大学有个香港学生，因为论文通不过，竟然买一把手枪先把教授打死，再打死自己。(161页)
傅先生已经在美国当上了教授，可是他所走的路是不平坦的。在求学期间，他是个穷学生，感到功课压力大，每天“从教室到图书馆，再到工作的地方。回家后开夜车苦读，到凌晨就寝时往往精疲力竭。”(160页)学业完成了，他到北卡罗莱纳州教书，因为要省钱，自己搬书箱，结果还扭断了一根肋骨。(37页)
但是如此苦学成才、当上了教授的人，他们是否就快活了呢？傅先生对某些人的描绘是叫人心酸的：“不是变得俗不可耐便是怪诞不堪。”前一种人不必说，后一种人包括他的两个朋友：一位把案头的《圣经》拿掉，换上佛经、《老子》、《易经》；一位认为尼采说上帝已死还不够，应该说上帝尚未产生。(149—151页)
但是关于傅先生，我们可不必过分担心。他有苦闷，可是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杂感”；他看见有些留学生心烦意乱，就写文章劝他们“掌握自己”；他相信，“只要工作者把心灵倾注在上面，任何职业都是一件事业。”他还用高亢的音调发出呼吁，说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人要用中文写作，因为这是“国家的基本荣誉和个人的职业尊严”所需要的。(116页)
贯穿着整本《文集》的是一根红线——爱国主义。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是下面这两句话：
(一)除了若干科技问题外，我们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何恢复民族的自尊和自信。(71页)
(二)凡是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信心和认识的人，常常过分地崇仰外邦的语文风物，结果一定感到无根的悲哀。(111页)
尽管傅先生往往会感到孤独，会感到“人生之途常常是愈走愈窄愈荒芜”(131页)，可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特殊的悲哀他是没有的。原因是：他关心祖国的前途，他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他有根。
(《傅孝先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0.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