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包书风的传承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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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合肥近代书法史上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当数邓石如一脉的包安吴书风。诗书俱佳的石克士作为邓包书法的传人之一,受包安吴书风的影响很大。近来发现了石克士先生的论书手稿,内容丰富,相对以往书论有了更多的突破和更详尽的论述。本文试对书论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探寻石克士对邓包书法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
  关键词:石克士;书论;邓包书法
  石克士(1899--1991)先生是一位书隐,书艺高深。其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湖北阳新县,别署燕厦村人,有“江淮奇士”之称,曾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先生四体皆善,尤着力于《郑文公碑》等魏碑和米芾诸帖。其以行草最为擅长,书风老辣苍劲,高古淳厚,深得名家赞誉。刘海粟先生评其书:“石兄书豪辣跌宕,波澜竞涌,江淮奇士本色,非一家一派所能囿。”钱君訇谓之:“予然观其迈作,灵运豪辣,神若狂夫剑客,浑涵有书卷味,殊是名家。”同时,石克士先生致力于诗词之学,功力深厚,诗词创作颇丰。萧龙士评价克士老人:“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近来发现了石克士先生在文史诗词作品之外的新成就,即是石克士的论书手稿《临池一得》。《临池一得》手稿写在8开纸对折10行书笺上,共58页71则,15000余言,全以毛笔行楷书就,于1962年9月15日完稿。酋页有刘颂年先生题诗,文末作者自跋二首絕句,并附上功课字4张。此篇书论与以往古代书论不同,其内容十分详尽。工具、技法、途径、品格等各方面都有较为完备的叙述,打破了以往书论的传统思维方式。先生以自己长期书法实践的心得,从用笔、择笔到创作技法,从古人的经验分享到具体实践俱娓娓道来。
  石克士先生的书论较以往书论更加详尽,内容包括了对古人书论的评述、笔墨砚印的选择和使用、笔法墨法、结体与章法、习字技巧以及作书心态等。石克士先生发前人未发之言,尤其是对书画工具的选择、使用和保存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在以往的书论中没有如此详细的描述。先生的书论是其多年学书经验的总结,将习字技巧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与其说这是一部书论,不如说这是先生将自己多年学书所得传达给后人的媒介。此外,石克士书论内容十分求真务实。求真体现在先生也会对古人争论的一些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及想法。务实则体现在先生的书论内容针对习字技巧描述得更加具体翔实。这也是以往古代书论中很少涉及的。
  此书论涉及内容丰富,细节详尽,将先生多年学书经验事无巨细全然记述下来,留给后人。这也是今入学书之宝库,读此论如云开雾散,始见天日,受益弥深。
  笔者不揣浅薄,对石克士的论书手稿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工具,即对笔墨纸砚印的选择、保存和使用的描述;二是技法,即对用笔用墨、结体章法、分行布白的总结;三是途径,即石克士先生以多年习字经验总结出的习字方法;四是风格,即对作者创作时的心情及作者人品与作品关系的探析;五是其他,是石克士的一些关于书论的自我看法,也有对故人的回忆。上述五点基本概括了石克士《临池一得》论书手稿的主要内容。此篇论书手稿能够体现出石克士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对书法学习深入的理解,这是极具研究意义的。
  三
  从古至今,作书论者众多,但经过多年辗转传承,文字偶有笔误,又因时代变迁,如今看来有些内容颇有分歧。涉及学书技巧或略而不详,或固执己见,而石老的书论以平日研习所得,征以古人传授有实效,条举重在扼要,解释务求明晰。尤其是在书写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古代书论讲解少之又少,而在先生的论书手稿中,其中有11段论及书写工具的讲解。在这些对书写工具的讲解中包含如何择纸择笔、不同毛笔的用笔方法、印章印泥的选择、如何用砚用墨以及笔墨纸砚的重要性。以下撷取数则阐述如下。
  磨墨于砚,砚取其细而涩,故端砚、歙砚是尚。好墨佳石,相得益彰,不数十磨,已墨汁浓厚,不但下墨无声,且映日透视,浮光耀彩。书家有此,可以无憾矣。吾习惯用墨不取陈年最久之墨,因墨藏年久,胶质已败,有减光亮,最好用“烟墨”与“胶墨”各磨一半,搀合用,则墨色腴润,立见精彩。比较专用松烟有色无彩,或专用胶墨只亮不黑为胜多矣。至经数日以至隔旬之墨,最好不必使用。旧式墨盒之蓄墨,第便于考场携带,原为不得已之办法。过去翰林人物,则用北京胭脂水精墨细研,加墨筛细为泸尽沉淀后,以手指再磨,务求细润可鉴,写在纸上,可见紫彩。然只可用于馆阁字体,真讲求运墨者不喜用之。因陈墨日久,墨之精者亦为减色,若稍入劣墨,更水墨相离,不待装池,已成渗脱,呜呼可哉!
  石老细述了如何选择砚台以及如何用墨。好的砚台质地应该是“细而涩”。何为“细而涩”?即石滑不涩,指砚石具有坚而不顽、柔中有刚、滑不拒笔、涩不滞墨的特质。石老也分享了自己的用墨习惯,用“烟墨”和“胶墨”各磨一半再掺和同用。用这样的墨书写出的作品既有烟墨的色彩又有胶墨的亮度。同样,石老也毫无保留地介绍了过去翰林人物书写馆阁体时所用的研墨方法。石老另介绍了一些用墨方法,如放数日的墨不宜再用,好的墨放久了效果也不如以前。
  恒人对学书每教人先习用粗纸退笔,然后择用佳纸精毫,则如久厌藜藿者转食膏粱,则必能颐体养和,如其愿望。此说信乎?吾谓此说大谬!是寒俭者言也。夫笔墨,犹器械也,作书者,砍伐也,未有能执白梃以御坚甲利兵者也。初学之人不必一定用佳笔好纸,只是稍存俭约之念吾谓初学书者,对纸笔最好不择精粗、优劣俱试,则养成习惯,遇滑纸退笔不致顿失故步。亦犹膏粱藜藿服食俱惯,稍丰略俭,皆能下箸,不致拣精择肥,艰于一饭。人情孰不欲厌膏粱而悦文绣?昔人所谓:善书者不择笔,只是状善书者虽用退笔,亦能粗具规模不失步武而已,并非认退笔亦等于精毫之谓。学书渐入门庭者,对纸笔则万不可专择劣者用之。
  石老反驳了旧时人教初学者作书先用粗笔退纸再择用佳纸精墨的观点。石老将笔墨比喻成器械,把作书的过程比作砍伐的过程。石老认为初学者为了将来能够应对各类优劣的纸笔,要去尝试各类纸笔,去了解每种纸笔的性能,不至于临阵怯笔。同时,先生也告诫学书者万不可去为了节俭而只用粗纸退笔。   吾何以主用笔必刚柔俱备?即是说明诸事皆从习惯成自然,并非一成不变。作文亦同也,深通八家文者,能学苏文之畅达,未必不能效柳文之逋峭,工六朝缛丽之骈体文者,亦未必不能为桐城派简洁之散文。笔阵既熟,作书者,砍伐也,预想今日写成何体?当用何笔?昔人谓:“写黄庭则神游缥缈,书告誓则情志拂郁。”心书既定,则拂拭器械,隨体使用,快马入阵,则用长枪大戟;双人较勇,则用莫剑昆刀;邀击贼仇,必使飞锥强弩,流血五步,利用七首短铳,此用之适当于场合以助其成功者也。荆轲刺秦王,若非秦之群卫在侧,则秦王长剑仓卒不能出匣,几何不败于俄顷邪?
  石老将笔比作各类兵器来论述为何用笔必须刚柔必备。只有拥有了各类兵器,学习了各类笔法,加以练习巩固之后,才可以随心而书,也才可以明白在书写过程中什么样的笔才可以最好地表现出字体的优势。这应该是在长期的试笔经验中所掌握的。
  蓄章亦如藏纸、墨、笔、砚,未易言也;必石章之石质好,更要名篆刻家之镌刻,还要印泥好,连带盛印泥之印盒亦佳,四美具矣,方合书家之使用。章不须水晶、铜、玉,只石质之温润者即可。田黄,鸡血,价值较贵,鸡血间有不能四面皆藕粉底,或内含钉子,亦难奏刃。老坑寿山,或白果青田,均能适用。印泥自以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及福建漳州制者为佳。北京旧清秘阁,及现在荣宝斋制之印泥,亦是上品。印盒则可择旧瓷盒而上盖略高者为合用,装入印泥不可装得太满,真哥窑印盒,自然雅致极矣!然殊不易得。用蜜调之水沙则不可用,恐于裱背时渗漶。吾曾制印泥若干年,流传于川中,今皆无矣!
  石老对印章也很在行,据说曾自刻过印章。在这段书论里对印章的使用、印石的选择、印泥的选择以及印泥的装盒都有涉及。特别是谈到曾自制印泥,笔者在合肥见过石老自制的印泥,确实要好过苏州姜思序堂产的印泥。
  此外,是石老提出的“口授”是又一种简明有效的学习方法。
  再则“口授”一道尤为重要,难于文字解说者,可用口授、指画,以穷其竞,听者有法可循,习之既久,自然不致心迷手拙无所适从。因“口授”如开门见山,虽高峰巨壑,转见显豁,文字传授则有时茫于字句,惑于解说,反难鞭辟入里深入懂透也。且不懂者可一问再问,经师口说手授,再从领悟练习而得实证,则鲜有不解矣。
  四
  石克士先生的论书手稿中有27段内容针对学书的技法而展开,是石老在古代论述用笔用墨的基础上提出更为翔实的解决方法,多涉及用笔、用墨和结体章法。其中特别提到师承张子开。
  张子开是光绪戊子科举人。其文学深醇,又精于鉴赏,真赝过目立辨,为众所推服。石克士先生师从张子开先生,在他的书论中有7段内容是对子开先生语录的总结和分析。在子开先生侄孙张辊的《何求诗存》中多次提到了子开先生与石克士的交往:“耋耄新图二老翁,星槎恰与寿差同。风锼雨镂唯皮骨,骚思诗情乃郁葱。居隔市郊稀过往,谊欢新旧正无穷。亲挥宝墨传梅讯,佳兴迎春永和丰。”
  开师对提笔藏锋之诀,又广其说日:“作书能下笔掇成梅花点四面锋能撇出,则无论向左右拉皆无不可。凡大撇(丿)之转,笔肚须落实后转换方向,如行路者脚后跟一磨,笔尖方能在中间,否则横扫,锋不入纸、”
  开师口授云:“包安吴跋傅青主草书有‘书法妙在用笔,能在结字,而结字之功,视用笔为尤甚’云云。此沈石翁所未见者,学书者即练笔极佳,如不知结体,仍是缺一半,”此说真学书之楷模,如忘记,或不知此,即练笔亦白费工夫。试思一字结体不佳,有何趣味?推之亦犹作一整体书。全篇行气不好,只写得个个好字,则如明珠宝玉错综乱成一堆,观者亦只耀眼生眩,而不能辨其瑰异与真赏也。
  包世臣工文章,擅书法,行草隶书皆为世所重。他师事邓石如,书法用笔以侧取势,提倡碑学,著作颇丰,其中被书法理论界奉为圭臬的当数《艺舟双楫》。邓石如的书法艺术及其理论能得以发扬光大,与包氏的研究、总结、传播、鼓吹是大有关系的。包世臣在传统的“笔笔中锋”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观点。他在笔画中截主要部分始终是中锋运笔,但在起笔与转折之处,都能巧妙地参以侧锋,故写出的字具有“方中参圆”“雄奇角出”“骨固筋强”的形象。他用笔兼与侧锋取势,对书风的变革颇有影响。作为邓包书风传人的石克士在他的书论中也对侧笔中锋之说进行了阐述。
  侧笔每易软媚而无气骨,然古人有侧笔中锋之说矣。吾上论已言之綦详,谓侧笔中锋,不等于专用侧笔,仍是提笔行之,古来逆侧笔者,类皆早已能运直笔正锋,不妨有时改用侧笔,略为取势,或矫正锋之过。若初学者不解用正锋直下,开始即用侧笔,则笔毫所到,未有不浮软者矣。
  行笔分行布白,须要有一中线,则字偶有歪斜,亦不碍全局。盖行势所在,顺其棫势一气呵成,如作文之文不加点顷刻而就,倚马万言,顿见壮采。若心迟手拙,或屈于劣毫陋墨,夹杂行间,则字之整体形势尽失。纵有少数佳字大畅笔法,亦只有如溃军之将不能指挥并约束其士卒,全军之败,无可挽矣
  石克士的论书手稿是对安吴书风的传承和发展。它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邓包书风,还对一些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也丰富了学书理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论书著作。诚如刘颂年先生题诗:“落纸云烟未染埃,砚田丰产墨花开。羡君妙合古今法,道才薪传自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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