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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忏悔意识和青春激情在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都曾留下过或深或浅的印记，而唯有在巴金的艺术世界里保持得最为强韧、持久，这使人们不得不对作家的人格、他所处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历史进程做一番综合考察。
【关键词】 巴金;风貌;艺术;人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34-02
中国现代作家的中国式的忏悔意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渗入的总体格局中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内省意识，又借鉴了西方忏悔意识，并加以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文学是人格的投影
人格是个体内在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对环境顺应的独特性。人的气质、能力和性格构成了他的人格整体。人都是在人生早期形成他的人格雏形的。留在巴金“最初的回忆”中的是广元县衙门内的两年生活，那时巴金只有五、六岁，优裕的生活和母爱的温暖使他得以无忧无虑地成长，心理健康，内心世界丰富，除了一般作家共有的易感、早慧的心理特点外，大概是由于母亲和其他女性（姐姐、女佣和丫头）的影响，巴金还早早地萌生了生命意识：他为自己心爱的大花鸡被宰杀而伤心、不平;第二个妹妹出生时的啼声，在巴金的心里也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也要不由地想：“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可见，童年巴金对生命的认同是无条件的，他把自己的爱与同情遍施于一切生命形态。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自然在巴金心中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总之，巴金与生俱来的心理倾向，经过早期生活环境的陶冶，形成了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的情感格局，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格局多次受到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故的侵扰。
首先是死亡。女佣杨嫂的病死在童年巴金心头掠过第一道阴影。巴金“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狠狠地为她哭了一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仿佛没有一个人 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接着，母亲、二姐和父亲的死又不期而至，他们带走了人间最可贵的亲情，把寂寞和孤独留给幼年的巴金，加浓了他的忧郁气质。
其次是家庭生活的痛苦。1911年，7岁的巴金随辞官的父亲回到成都老家，在新的环境下，继续着童年的生活，不久发生了辛亥革命，外面的兵变在古老的封建宅院里起了一阵骚动，之后一切归于平静，儿孙们剪掉了辫子，祖父以封建遗老式的悲哀送走了最后一个王朝。不料，继之而起的军阀混战，却让人们领略了“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残酷的景象”，生命“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不管是因战乱还是因疾病、死亡的威胁及死亡本身无疑都是对生命的否定，巴金经受了一次次的打击，咀嚼着痛苦和无奈。在这个家庭中，最让巴金感到痛苦的还不是对生命存在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生命的扭曲和摧残，对自由的束缚和压抑。他说父亲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压抑的结果是反思和反叛，在对家族内“下人”和“上人”生活普遍痛苦的旁观和切身体验中，巴金实现了对“制度”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在当时还谈不上理性的自觉，却也显示了咄咄逼人的力量，从巴金童年生活经历来看，忏悔意识是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遭受压抑后的转换形式，当“生命”和“自由”这两个巴金最珍爱的东西得不到保障，势必要引起巴金对摧残他们的制度的怀疑、否定和谴责。但要达到忏悔意识的理性超越阶段，还必须突破最后一道心理障碍：爱与自由的矛盾。历来受到非议和误解的巴金对祖父的依恋和温情，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这两个人，他们无法选择地形成了祖父和孙子、专制压迫的代表和家族的叛逆的对应关系，他们理应保持亲情。祖父是爱巴金的，但巴金无法回应祖父对他的爱，对祖父，巴金有的是惧怕和憎恨，因为祖父同时又是家族秩序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压制着巴金的自由意识，巴金太看重自由了，但他又不忍心撕裂血缘亲情，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来解决爱与自由的矛盾，把制度和人一分为二，否定制度，承认亲情，最终在理性层次上实现了对封建家族制度的超越。
除了忏悔意识外，推动巴金走上叛逆道路的另一心理动力是青春激情。巴金从13岁失去父亲，到19岁理解出走，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巴金人格中的焦虑特质渐趋心境化，他一方面日夜为那些被旧的传统观念任意宰割的年轻生命而哭泣，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所遭受的精神压抑而悒郁不平，所以他必须逃离这个家。祖父的死使巴金获得了自由，他可以独立支配自己的行动，进新式学校，怀着朦胧的理想走向真正的人生。
二、文化制约着人类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巴金刚好15岁，到他1927年去法国的时候，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保持着五四氛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扬弃。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借鉴仍在进行着，在古今转型、东西碰撞的宏观文化背景下，青年巴金对旧质文化、异质文化和重铸中的新质文化，分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于传统文化，巴金是持激烈的否定态度的。这主要是着眼于其中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毒素。另外，第一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直接影响着巴金的价值取向。当然，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封建文化，而且前者的精华部分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作家。
由于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巴金在道德理想和伦理观念的许多方面都服膺于传统意识，体现了文化的制约性。例如，他对两个叔叔种种丑行的鄙视，绝不仅仅是处于一般的是非标准，而是以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为参照。理想人格的观念还体现在巴金把家族制度的衰败与人格堕落联系起来，不“修身”无以“齐家”，更枉谈“治国平天下”。
如果说传统文化培育了巴金的人格根底，使他由责己爱人走向家族和人格的忏悔，那么，五四新思潮则调动了他的心理能量，引发了他蓄积已久的青春激情，而且他的青春激情与时代激情立刻接轨。弘扬“个性”和“自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在当时颇能迎合像巴金那样生长在旧家庭的青年的心，他们以“自我”为武器与家族抗衡，表现了人的觉醒。个人的觉醒程度必将受制于整体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巴金，怀着诚挚的人类理想和青年人的雄心，开始从事社会革命活动，参加社团、演戏、办报。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初并没有把巴金推上文学的道路，因为对巴金来说，文学还不是他的第一需要，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青春和信仰，他要把青春激情为他人发散。可惜，巴金所从事的社会革命活动收效甚微，他只好另辟蹊徑，远渡重阳去法国，准备攻读经济学，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由于家庭经济的困窘和环境的限制，巴金的计划一一落空。这时的巴金正在经历心灵的痛苦：远离祖国和亲人的乡愁和孤寂感;旁观国内外血腥现实的内疚;眼见他最爱的大哥生命一天天委顿下去的痛苦……这一切像一团火烧灼着他的心，他必须借助纸笔宣泄痛苦。这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催生了巴金的处女作《灭亡》。文学拯救了巴金，1928年巴金回国后，开始了自觉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由政治转向文学的选择恰好暗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一体化的追求趋向。这正如巴金自己所说：“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向文学道路。”文学观一旦形成，就对作家的创作起到统摄和整合作用，决定他创作的总体风貌。 三、艺术是社会的自传
巴金出生于20世纪初，写作生涯开始于2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如果加上写作的准备阶段，那么可以说他的文学活动横亘整个20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民族灾难，同时也唤起两度民族大觉醒。在启蒙和救亡交替变奏的乐曲中，始终保持着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演进的主旋律。民族的第一次大觉醒为巴金个人觉醒提供了契机，他睁开眼睛看到了充斥于旧家庭生活中的许多悲惨画面，听到了青年们的痛苦呻吟，这一切使他坐立不安，他不能无动于衷，被时代激情煽动起来的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义务观念，使他勇敢地站出来，代家族忏悔，为上辈赎罪。他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的身份加入了新文學的洪流，成为“热血青年的文学火炬”。因而，他的作品不是肤浅的青年的歌，而是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的寻求新生的青春之歌。标志着第一次民族大觉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巴金的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使他能够敏锐、迅速地感应社会历史的动荡变革，体味自身内在的痛苦和激情。
巴金作品的青春气息，使它非常顺利地进入发行传播领域。首先是处女作《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隔两年，1931年“激流三部曲”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巴金为“新文坛巨子”，巴金顿时声誉鹊起。不料，写作的成功却给巴金带来深深的痛苦，这首先来自主观方面的原因，巴金不是那种能够超然物外的作家，弥散性、心境化的激情特点，使他常常处于类似演员进入角色时的精神状态，和人物同生共死，备尝痛苦的煎熬。其次，从客观方面看，发生在传播中的负效应，也陷巴金于痛苦之中，造谣、误解、恶意的攻读、庸俗的捧场紧紧地包围着他。旧中国文坛上，文人相轻、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也自然不会放过一个新出名的作家。这一切迫使巴金去思考写作生活的意义，收入散文随笔集《生之忏悔》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这时思考的产物。“生之忏悔”在巴金那里差不多等同于写作生活的忏悔，他痛悔、自责：“靠了写作，我只是给自己带来寂寞，带来苦痛，给人们也带来苦痛，带来不幸，我是误了人，误了自己。”[1]为了摆脱心灵的痛苦，巴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放弃写作生涯，又一次次被这个想法吓退回来。对巴金来说，舍此别无他途。使命感推着巴金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
从个性心理，所处文化形态和社会历史进程三个视角考察巴金创作个性成因之后，得出结论，巴金个性心理中潜隐着青春激情和忏悔意识的种子。经过中国现代文化这块苗圃的孕育，迎着中国现代社会的风风雨雨萌芽、生长。
参考文献：
[1]曹植芳等.巴金写作生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249.
作者简介：韩婷，女，辽宁海城人，沈阳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
【关键词】 巴金;风貌;艺术;人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34-02
中国现代作家的中国式的忏悔意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渗入的总体格局中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内省意识，又借鉴了西方忏悔意识，并加以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文学是人格的投影
人格是个体内在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对环境顺应的独特性。人的气质、能力和性格构成了他的人格整体。人都是在人生早期形成他的人格雏形的。留在巴金“最初的回忆”中的是广元县衙门内的两年生活，那时巴金只有五、六岁，优裕的生活和母爱的温暖使他得以无忧无虑地成长，心理健康，内心世界丰富，除了一般作家共有的易感、早慧的心理特点外，大概是由于母亲和其他女性（姐姐、女佣和丫头）的影响，巴金还早早地萌生了生命意识：他为自己心爱的大花鸡被宰杀而伤心、不平;第二个妹妹出生时的啼声，在巴金的心里也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也要不由地想：“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可见，童年巴金对生命的认同是无条件的，他把自己的爱与同情遍施于一切生命形态。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自然在巴金心中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总之，巴金与生俱来的心理倾向，经过早期生活环境的陶冶，形成了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的情感格局，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格局多次受到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故的侵扰。
首先是死亡。女佣杨嫂的病死在童年巴金心头掠过第一道阴影。巴金“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狠狠地为她哭了一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仿佛没有一个人 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接着，母亲、二姐和父亲的死又不期而至，他们带走了人间最可贵的亲情，把寂寞和孤独留给幼年的巴金，加浓了他的忧郁气质。
其次是家庭生活的痛苦。1911年，7岁的巴金随辞官的父亲回到成都老家，在新的环境下，继续着童年的生活，不久发生了辛亥革命，外面的兵变在古老的封建宅院里起了一阵骚动，之后一切归于平静，儿孙们剪掉了辫子，祖父以封建遗老式的悲哀送走了最后一个王朝。不料，继之而起的军阀混战，却让人们领略了“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残酷的景象”，生命“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不管是因战乱还是因疾病、死亡的威胁及死亡本身无疑都是对生命的否定，巴金经受了一次次的打击，咀嚼着痛苦和无奈。在这个家庭中，最让巴金感到痛苦的还不是对生命存在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生命的扭曲和摧残，对自由的束缚和压抑。他说父亲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压抑的结果是反思和反叛，在对家族内“下人”和“上人”生活普遍痛苦的旁观和切身体验中，巴金实现了对“制度”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在当时还谈不上理性的自觉，却也显示了咄咄逼人的力量，从巴金童年生活经历来看，忏悔意识是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遭受压抑后的转换形式，当“生命”和“自由”这两个巴金最珍爱的东西得不到保障，势必要引起巴金对摧残他们的制度的怀疑、否定和谴责。但要达到忏悔意识的理性超越阶段，还必须突破最后一道心理障碍：爱与自由的矛盾。历来受到非议和误解的巴金对祖父的依恋和温情，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这两个人，他们无法选择地形成了祖父和孙子、专制压迫的代表和家族的叛逆的对应关系，他们理应保持亲情。祖父是爱巴金的，但巴金无法回应祖父对他的爱，对祖父，巴金有的是惧怕和憎恨，因为祖父同时又是家族秩序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压制着巴金的自由意识，巴金太看重自由了，但他又不忍心撕裂血缘亲情，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来解决爱与自由的矛盾，把制度和人一分为二，否定制度，承认亲情，最终在理性层次上实现了对封建家族制度的超越。
除了忏悔意识外，推动巴金走上叛逆道路的另一心理动力是青春激情。巴金从13岁失去父亲，到19岁理解出走，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巴金人格中的焦虑特质渐趋心境化，他一方面日夜为那些被旧的传统观念任意宰割的年轻生命而哭泣，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所遭受的精神压抑而悒郁不平，所以他必须逃离这个家。祖父的死使巴金获得了自由，他可以独立支配自己的行动，进新式学校，怀着朦胧的理想走向真正的人生。
二、文化制约着人类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巴金刚好15岁，到他1927年去法国的时候，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保持着五四氛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扬弃。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借鉴仍在进行着，在古今转型、东西碰撞的宏观文化背景下，青年巴金对旧质文化、异质文化和重铸中的新质文化，分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于传统文化，巴金是持激烈的否定态度的。这主要是着眼于其中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毒素。另外，第一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直接影响着巴金的价值取向。当然，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封建文化，而且前者的精华部分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作家。
由于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巴金在道德理想和伦理观念的许多方面都服膺于传统意识，体现了文化的制约性。例如，他对两个叔叔种种丑行的鄙视，绝不仅仅是处于一般的是非标准，而是以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为参照。理想人格的观念还体现在巴金把家族制度的衰败与人格堕落联系起来，不“修身”无以“齐家”，更枉谈“治国平天下”。
如果说传统文化培育了巴金的人格根底，使他由责己爱人走向家族和人格的忏悔，那么，五四新思潮则调动了他的心理能量，引发了他蓄积已久的青春激情，而且他的青春激情与时代激情立刻接轨。弘扬“个性”和“自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在当时颇能迎合像巴金那样生长在旧家庭的青年的心，他们以“自我”为武器与家族抗衡，表现了人的觉醒。个人的觉醒程度必将受制于整体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巴金，怀着诚挚的人类理想和青年人的雄心，开始从事社会革命活动，参加社团、演戏、办报。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初并没有把巴金推上文学的道路，因为对巴金来说，文学还不是他的第一需要，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青春和信仰，他要把青春激情为他人发散。可惜，巴金所从事的社会革命活动收效甚微，他只好另辟蹊徑，远渡重阳去法国，准备攻读经济学，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由于家庭经济的困窘和环境的限制，巴金的计划一一落空。这时的巴金正在经历心灵的痛苦：远离祖国和亲人的乡愁和孤寂感;旁观国内外血腥现实的内疚;眼见他最爱的大哥生命一天天委顿下去的痛苦……这一切像一团火烧灼着他的心，他必须借助纸笔宣泄痛苦。这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催生了巴金的处女作《灭亡》。文学拯救了巴金，1928年巴金回国后，开始了自觉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由政治转向文学的选择恰好暗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一体化的追求趋向。这正如巴金自己所说：“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向文学道路。”文学观一旦形成，就对作家的创作起到统摄和整合作用，决定他创作的总体风貌。 三、艺术是社会的自传
巴金出生于20世纪初，写作生涯开始于2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如果加上写作的准备阶段，那么可以说他的文学活动横亘整个20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民族灾难，同时也唤起两度民族大觉醒。在启蒙和救亡交替变奏的乐曲中，始终保持着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演进的主旋律。民族的第一次大觉醒为巴金个人觉醒提供了契机，他睁开眼睛看到了充斥于旧家庭生活中的许多悲惨画面，听到了青年们的痛苦呻吟，这一切使他坐立不安，他不能无动于衷，被时代激情煽动起来的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义务观念，使他勇敢地站出来，代家族忏悔，为上辈赎罪。他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的身份加入了新文學的洪流，成为“热血青年的文学火炬”。因而，他的作品不是肤浅的青年的歌，而是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的寻求新生的青春之歌。标志着第一次民族大觉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巴金的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使他能够敏锐、迅速地感应社会历史的动荡变革，体味自身内在的痛苦和激情。
巴金作品的青春气息，使它非常顺利地进入发行传播领域。首先是处女作《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隔两年，1931年“激流三部曲”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巴金为“新文坛巨子”，巴金顿时声誉鹊起。不料，写作的成功却给巴金带来深深的痛苦，这首先来自主观方面的原因，巴金不是那种能够超然物外的作家，弥散性、心境化的激情特点，使他常常处于类似演员进入角色时的精神状态，和人物同生共死，备尝痛苦的煎熬。其次，从客观方面看，发生在传播中的负效应，也陷巴金于痛苦之中，造谣、误解、恶意的攻读、庸俗的捧场紧紧地包围着他。旧中国文坛上，文人相轻、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也自然不会放过一个新出名的作家。这一切迫使巴金去思考写作生活的意义，收入散文随笔集《生之忏悔》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这时思考的产物。“生之忏悔”在巴金那里差不多等同于写作生活的忏悔，他痛悔、自责：“靠了写作，我只是给自己带来寂寞，带来苦痛，给人们也带来苦痛，带来不幸，我是误了人，误了自己。”[1]为了摆脱心灵的痛苦，巴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放弃写作生涯，又一次次被这个想法吓退回来。对巴金来说，舍此别无他途。使命感推着巴金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
从个性心理，所处文化形态和社会历史进程三个视角考察巴金创作个性成因之后，得出结论，巴金个性心理中潜隐着青春激情和忏悔意识的种子。经过中国现代文化这块苗圃的孕育，迎着中国现代社会的风风雨雨萌芽、生长。
参考文献：
[1]曹植芳等.巴金写作生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249.
作者简介：韩婷，女，辽宁海城人，沈阳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