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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为了执行“宏观调控”而不断加强的中央权力，都在为政府像在计划经济中那样对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和调配准备条件
在计划经济中，由于要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负责，并使生产“有计划、按比例”进行，政府必须掌握全部或绝大部分经济资源。此外，为了保证计划指令的畅行无阻，中央权力必须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重要前提和重大特征。而今在中国，政府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为了执行“宏观调控”而不断加强的中央权力，都在为政府像在计划经济中那样对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和调配准备条件。
GDP增长谁多分了“三五斗”
2002年中国以1．266万亿美元已经排名世界第七，2005年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跃居为第四，估计2006年会超过德国，但落后于美、日，成为排名第三的经济大国。这跟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了足以令人自豪的进步。
奇怪的是，今天的GDP总量排名与开放改革前相比，都已经位列这么高的位置了，为什么现在舆论界反而更关注“中国崛起”的问题呢？我认为原因在于人们还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总量上人们期待还要增长；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人们希望这种增长要能够表现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由于缺少土地和资源的产权以及二次分配缺乏公平性，中国的穷人无法分享GDP。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钟坚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一半转化成了居民收入，但是中国只有10％左右，最高也只是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上升，为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2007年1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支持了上述观点。以人均GDP几年前就已经超过5000美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苏州为例，从2000年到2005年，GDP按现价计算增长了1.6倍，财政收入增长了3.5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91.5%，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53.7%。
国企在壮大，民企在减少
北大教授卢锋研究发现，近一时期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发生了真实而非虚构的强劲增长。而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较高、三资企业其次、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较低。不过比较1998年以来资本回报率增长幅度，三类企业排序则正好相反：国有企业增幅较高，为10.9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其次，为10.2个百分点；私营企业较低，为5.7个百分点。
卢教授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其实答案非常明显：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得到了越来越强的维护。
人们对矿难的怒火导致煤监局权力大增，他们高调指责“官商勾结”以后，大量私营煤矿被迫关闭，最后是国有煤矿独撑天下。其实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没有任何证据或实证分析表明矿难源于煤矿私有或私营。事实上，最近三年发生的特大矿难，国有煤矿所占的比例并不低。
2004年对“铁本事件”高调处理，结果是国有钢铁企业的市场份额获得了有效保护，私营企业进入的门槛进一步提高，进入的希望更加渺茫。而所谓的违规获得贷款的问题在国有钢铁企业中是否存在？无人追究。
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显示，过去五年，中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户数由2571万户降至2464万户，年均降幅为0.8%。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认为，这表明当前个体工商户“创业成本高、创业环境尚不宽松”。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税收和融资一直是横亘其前的两大难题，这亦使得诸多中小企业“生不快、长不大、活不长”。
中国企业500强是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年度排名。“民营企业500强”与“中国企业500强”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仅就营业收入总额来说，2005年“民营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仅为中国企业500强的1/7。
在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数量占60.
8%，营业收入占84.49%,，资产额占94.95%；私营企业分别占17.40%、7.92%和1.73%。
与中国企业500强相比，民营企业500强在产业分布上明显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建筑、批发零售业等，垄断行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很少，煤炭等领域只是近年来民营企业的规模才逐渐扩大，加上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产生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500强在重化工业领域有所增多。
中国企业500强主要分布在资金密集型、具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特征的行业，如石油、天然气开采与石化业，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加工业，银行保险业等。中国企业500强中的多数“巨无霸”来自这些领域。中国移动2006年税前盈利968亿元，每日进帐2.65亿元。
然而，据媒体报道，国资委还在强调，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其后果不言而喻。
政府崛起与“政治正确”
“中南海制定的东西出不了中南海”，这是两年前某位卸任的副部级官员的抱怨。我们看到，这种令中南海尴尬的局面如今已经全面改观。“审计风暴”替代了当年的“焦点访谈”，成为反腐败新的利器。但跟焦点访谈一样，“审计风暴”依然是一种敲山震虎的策略。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速度，政府从收入上已经明显崛起。国有企业越是“政治正确”就越有理由加强垄断力量，垄断力量越强“效益”就越高。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争创世界一流企业。实际上，世界一流企业是靠竞争而非政府扶持获得高效率的。政府偏爱国有企业，受损伤的是国内的民营企业。但是很显然，政府从民营企业获得收益要通过税收，不如像从国有企业获得利润那样直接，何况还能掌握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任命权并由此得到附加好处。
政府越来越“有钱”，因此就愈加有能力实现一些官员的计划。比如公共建筑“浑身上下都名牌”；减免农业税、中小学学费、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欠税；不断给公务员加工资同时指责私有企业不给农民工加工资；公车消费越来越高，公款吃喝日甚一日；还可以对东南亚海啸灾害捐款一掷千金，减免非洲政府欠款。一句话，官员们更有能力随心所欲。
在市场经济中，“政治正确”应该是一种政治程序上的正确。而这在目前的中国，还看不到具体的路线图。
在计划经济中，由于要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负责，并使生产“有计划、按比例”进行，政府必须掌握全部或绝大部分经济资源。此外，为了保证计划指令的畅行无阻，中央权力必须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重要前提和重大特征。而今在中国，政府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为了执行“宏观调控”而不断加强的中央权力，都在为政府像在计划经济中那样对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和调配准备条件。
GDP增长谁多分了“三五斗”
2002年中国以1．266万亿美元已经排名世界第七，2005年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跃居为第四，估计2006年会超过德国，但落后于美、日，成为排名第三的经济大国。这跟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了足以令人自豪的进步。
奇怪的是，今天的GDP总量排名与开放改革前相比，都已经位列这么高的位置了，为什么现在舆论界反而更关注“中国崛起”的问题呢？我认为原因在于人们还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总量上人们期待还要增长；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人们希望这种增长要能够表现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由于缺少土地和资源的产权以及二次分配缺乏公平性，中国的穷人无法分享GDP。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钟坚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一半转化成了居民收入，但是中国只有10％左右，最高也只是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上升，为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2007年1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支持了上述观点。以人均GDP几年前就已经超过5000美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苏州为例，从2000年到2005年，GDP按现价计算增长了1.6倍，财政收入增长了3.5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91.5%，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53.7%。
国企在壮大，民企在减少
北大教授卢锋研究发现，近一时期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发生了真实而非虚构的强劲增长。而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较高、三资企业其次、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较低。不过比较1998年以来资本回报率增长幅度，三类企业排序则正好相反：国有企业增幅较高，为10.9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其次，为10.2个百分点；私营企业较低，为5.7个百分点。
卢教授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其实答案非常明显：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得到了越来越强的维护。
人们对矿难的怒火导致煤监局权力大增，他们高调指责“官商勾结”以后，大量私营煤矿被迫关闭，最后是国有煤矿独撑天下。其实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没有任何证据或实证分析表明矿难源于煤矿私有或私营。事实上，最近三年发生的特大矿难，国有煤矿所占的比例并不低。
2004年对“铁本事件”高调处理，结果是国有钢铁企业的市场份额获得了有效保护，私营企业进入的门槛进一步提高，进入的希望更加渺茫。而所谓的违规获得贷款的问题在国有钢铁企业中是否存在？无人追究。
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显示，过去五年，中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户数由2571万户降至2464万户，年均降幅为0.8%。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认为，这表明当前个体工商户“创业成本高、创业环境尚不宽松”。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税收和融资一直是横亘其前的两大难题，这亦使得诸多中小企业“生不快、长不大、活不长”。
中国企业500强是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年度排名。“民营企业500强”与“中国企业500强”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仅就营业收入总额来说，2005年“民营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仅为中国企业500强的1/7。
在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数量占60.
8%，营业收入占84.49%,，资产额占94.95%；私营企业分别占17.40%、7.92%和1.73%。
与中国企业500强相比，民营企业500强在产业分布上明显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建筑、批发零售业等，垄断行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很少，煤炭等领域只是近年来民营企业的规模才逐渐扩大，加上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产生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500强在重化工业领域有所增多。
中国企业500强主要分布在资金密集型、具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特征的行业，如石油、天然气开采与石化业，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加工业，银行保险业等。中国企业500强中的多数“巨无霸”来自这些领域。中国移动2006年税前盈利968亿元，每日进帐2.65亿元。
然而，据媒体报道，国资委还在强调，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其后果不言而喻。
政府崛起与“政治正确”
“中南海制定的东西出不了中南海”，这是两年前某位卸任的副部级官员的抱怨。我们看到，这种令中南海尴尬的局面如今已经全面改观。“审计风暴”替代了当年的“焦点访谈”，成为反腐败新的利器。但跟焦点访谈一样，“审计风暴”依然是一种敲山震虎的策略。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速度，政府从收入上已经明显崛起。国有企业越是“政治正确”就越有理由加强垄断力量，垄断力量越强“效益”就越高。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争创世界一流企业。实际上，世界一流企业是靠竞争而非政府扶持获得高效率的。政府偏爱国有企业，受损伤的是国内的民营企业。但是很显然，政府从民营企业获得收益要通过税收，不如像从国有企业获得利润那样直接，何况还能掌握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任命权并由此得到附加好处。
政府越来越“有钱”，因此就愈加有能力实现一些官员的计划。比如公共建筑“浑身上下都名牌”；减免农业税、中小学学费、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欠税；不断给公务员加工资同时指责私有企业不给农民工加工资；公车消费越来越高，公款吃喝日甚一日；还可以对东南亚海啸灾害捐款一掷千金，减免非洲政府欠款。一句话，官员们更有能力随心所欲。
在市场经济中，“政治正确”应该是一种政治程序上的正确。而这在目前的中国，还看不到具体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