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尔终于带着他未完成的理想在这个严冬到来前回国了，最后，他把理想交给了信仰。我在松潘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他的处境，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接连发生，使我很难进入村子，很难与村民深入交流，也让我意识到在当地开展工作的艰难。
　　当地村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按时还款的。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乡土社会转型中信任的缺乏。
　　信任缺乏也贯穿着关停事件的始末。在进一步深入到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事件背后的立场博弈远远比我们眼前呈现的故事复杂。采访中，许多利益相关方拒绝了表态，而其中的一部分，在表明自己立场后，又表示需要隐去他们的身份。我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让他们都沉默了。
　　公益人很懂得找到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正如在《格莱珉中国变形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格莱珉银行的解读和想法，最“快”最“有效”地实现这笔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在松潘格莱珉小额信贷公司的关停纠纷中，谈不上动机邪恶，而是一帮带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公益理念而产生的角力。
　　一些人带着商业思维试图提高公益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执行力；一些人则带着理想化的色彩和一腔热情，愿意付出时间和成本去改造社会；还有一些人则试图在已有的体制和规范下进行适度的改良。
　　这些不同理念和力量的矛盾、冲突与合作恰恰是转型中国过程中的确切存在，但它远还仍达成良好的秩序与融合。
　　身处这个浮躁的社会，难免有人抱着GDP增长的心态去盼望着公益项目的成功，公众和媒体也总是乐于看到简洁明了的数字：某公益组织几年之内帮扶了多少个贫困户，覆盖到多少个贫困县，捐赠了多少资金……对于一些很难用数字或者语言丈量的变化，我们已经没有耐心去等待了，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疲于奔命地追寻成功时，这些不能体现在报表上的公益便被认为是在浪费社会的资源。
　　公益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名利场，它能调动社会资源，实现个人价值，各种巨大的能量正日渐凸显。在狭促的社会空间内取得公益理想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是当今所有公益组织面临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诞生为社会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正如格莱珉银行给穷人们打开了金融的想象力一样。我想任何一种社会企业模式，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正如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样，它的出现到发展，也需要有一个不断试错和自我进化的过程。
　　改变贫困，改变农村金融短缺，从来都是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在中国，它需要金融模式的创新，需要不同力量的合作，更需要我们共同的人文情怀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