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天才”该不该破格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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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国学天才”孙见坤,自主招生面试中折服多所高校的文史教授,在央视“开心学国学”中被评委盛赞“万里挑一”,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对此,您怎么看?
  
  要越过大学与真正人才之间的那道鸿沟
  文/武洁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国学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一直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他们表示,“博雅杯”国学竞赛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取”,所以“今年一个破格的都不能有”。
  高考加分中猫腻太多,让公众对破格录取无法太过放心。然而,破格了遭人怀疑,不破格又引发质疑。对于招办而言,按原则办事没有错。不过,6分之差便让名校与“天才”失之交臂,再次将高校录取机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当唯分数是举的招生体制让“天才”够不着大学伸过来的橄榄枝时,终归是憾事。
  既然可以自主招生,高校按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合适的候选者;既然8个教授都心仪于一位学生,高校的大门当然应该向这位学生敞开才是。高校如今的确有了自主招生权,不过,这种权力依旧有限,无论是高考分数线,还是高考投档制度,高校的自主招生依旧在分数的前提下进行。
  当然,招生制度不能是说变就变的儿戏,严格执行制度也是招办的职责。但是,真正的人才与适合他们的院校和专业失之交臂时,不仅是对人才的湮没,也是大学的损失。国外乃至香港高校实行的是“录取无格”,只要是符合大学需要,与大學专业、精神及校园文化相融的学生,在大学与真正的人才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内地一些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却不过是有限的放开,背后都拖着一根高考的尾巴,分数线依旧是这些自主招生高校不能动也动不得的硬杠杠。
  相比之下,钱钟书无疑幸运得多,数学仅15分却依然能够进入清华,放诸今日,遭到招办的拒绝是必然的。复旦的无奈与孙见坤的遗憾,或许不是孤例,如何不将遗憾重复,确实需要教育部门深思。
  
  真正的天才不依赖“破格录取”
  文/郭翠日
  
  对于高考招生之弊的争议由来已多,此事再次将此争议点燃。有人又引过去的例子为证:钱钟书虽然数学不好,还能因为语文、英语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言下之意,对孙见坤这种“天才”未能被破格录取而不胜惋惜,进而抨击“应试教育”,抨击“死板制度”。
  笔者以为,今人以钱钟书、钱穆、钱伟长之类的先例来证明今日中国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不合理,并不合适。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不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大学录取宽松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本人不浮躁,淡泊自守,刻苦钻研。“是金子总会发光”。其中,钱穆本人是在做小学和中学教师时,坚持自学,研究学术,经过18年努力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其成才路径更不是依赖于大学的“破格录取”。
  如今,“天才”们的求学条件,比起“三钱”时代要好得多,各种各样的资料文献,即使图书馆里找不到,上网一搜就能搞到。因此,若能真心做学问,静下心来搞研究,原也不必定要依靠大学。当然大学里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不过,借用冯小刚电影《大地震》里的说法,那里也没少出废物。现在,大学学术考评机制不科学、官本位严重、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之风不容忽视,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大学连现有的全面发展、优中选优的学生都培养不好,又有什么理由指望他们能把破格录取的“天才”培养成大师而不是培养成“方仲永”?
  这样说,不是一味地贬低中国的大学。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培养人才的场所不能只有大学,“天才”们也未必非得要去大学里弄个“同进士出身”才算合格。与此同时,大学招生制度中的某些弊端固然需要改革,但也不必指望自己能够把所有的“天才”都一网打尽,有些真正的“天才”也可靠自己的刻苦钻研而有所成就的。大学更需要做的是今后不歧视这些非“进士出身”的“天才”,真正地尊重大师、尊重学术,而不是“尊重文凭”。
  所以,陕西省招生办坚持原则,以免今后给各种“条子”、“电话”留下口实,并无过错。就国家和社会来说,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天才”们不上大学也能戒骄戒躁安心做学问,并破除“唯学历论”,给他们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孙见坤自己来说,不能被“破格录取”,又何必唉声叹气,不妨也学学钱钟书、钱穆诸先生的专心耐心恒心,何愁大器不成?
  
  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文/万戈
  
  孙见坤在复旦大学自主招生所举办的“博雅杯”国学竞赛上的表现,是惊艳至极的,在其他一些活动也得到了一些国学专家甚至国学大师后人的高度认可,很多人赞誉他“难得”,也有人赞誉他为“国学天才”,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国学界公认的“天才”,在复旦主动抛出橄榄枝要破格录取他的时候,却在陕西省招办那里被卡壳难行,可能造就中国选拔人才的一段佳话,至此被扼杀在摇篮里。可惜,可惜! 很难直接指摘陕西省招办,毕竟他们真的是在按规章办事——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的条框本身就限定于“达到一本录取线”,而孙见坤的高考成绩却比一本分数线低了6分。而且复旦大学“博雅杯”国学竞赛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缺,那么招办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复旦大学的要求。 但是,笔者想说的是,规定是人制定的,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法律尚且有适当出于人情世故考虑的“开恩”之说,招考制度为何就不能网开一面?况且,制定制度的复旦大学本身已经突破了自己限定的条框,体现了足够的爱才若狂的诚意,招办从成人之美的角度,也当放行。 我们一直都强调“不拘一格降人才”,每每这么做都会成为佳话。近现代诸多例子——历史学家吴晗数学零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著名作家钱钟书数学15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著名作家朱自清数学零分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清华大学前校长罗家伦数学零分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清华大学还曾破格录用杂货店店员华罗庚为数学教授,破格录用没有学位的陈寅恪为“教授的教授”……更近些的,是复旦将仅有高中学历的38岁的辽宁三轮车夫蔡伟正式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这些都为国人津津乐道,也是“术业有专攻”人才培养的最佳例证。只可惜,孙见坤在墨守成规的陕西省招办的“卡人”思维下,注定难以成就新的佳话。
  
  公平比“国学天才”重要N倍
  文/椿桦
  
  在国学方面有突出才能,却无法进入心仪的大学专修国学,这事说起来的确让人惋惜。所以,陕西省招办的“顽固”招来网民近乎一边倒的质疑,是可以预见的。从个人主观愿望来说,笔者也希望孙见坤进入复旦,将自己修成“国学大师”。
  不过,对于人们所渲染的“招生办卡住国学天才”一说,笔者却另有看法。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孙见坤的分数本来就不够,陕西省招办并不存在“卡”人。更何况,“博雅杯”章程并未规定可“破格录取”。同时,这事儿也不能证明陕西省招办不够“开明”,因为他们也许并非不想“破格”,而是担心开了这口子,“条子生”和更多“特长生”接踵而至。所以,关于孙见坤该不该被破格录取的问题,实质就是“素质”与“公平”谁更重要的问题。
  几乎每一次的“破格录取”,都会引得社会舆论喋喋不休。奇怪的是,以往一些被破格录取的成功事例,人们也是不断质疑,譬如蒋方舟被清华降分录取、北大推出“中学校长推荐制”等,被担心其中出现“猫腻”。而这次孙见坤没被破格录取,又被质疑为“思想僵化”。笔者琢磨,假如孙见坤真的被破格录取了,没准儿人们也会质疑呢,质疑的理由可能是:孙见坤的父母是不是官员?8名复旦教授有没有拿到好处?
  社会大众对于所谓的“素质教育”与“破格录取”,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心理,归结起来,主要还是对“公平”不放心。人们一方面对“不拘一格降人才”抱有美好憧憬,成天唠叨着钱伟长、钱钟书等偏科生的成功佳话;另一方面,又害怕被程序不公所“暗算”。前不久北京有媒体披露,高校招收特长生正成为高校不法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金钱的重点区域。报道称,在北京一些高校,音乐特长生居然不识五线谱,美术特长生连基本的素描都不会。您瞧,在公平与公正被极度不信任的社会环境中,陕西省招办“顽固”坚持原则,反而显得可贵,哪怕这种恪守公平的行为只是一种姿态,或者有人所怀疑的“没有送礼的公平”。
  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公平已然成为稀缺资源。因此,比较于牺牲一个“国学天才”,坚持公平立场无疑要重要N倍。因为,公平如果连掩饰的程序都省略掉,那就意味著未来有N个“国学天才”、“文学天才”、“数学天才”被不公平所无声地“黑”掉。当然,一个正常的人才选拔规则不能只满足于公平。当考生中不断涌现偏才与怪才之时,规则也不能视而不见。因此,本着“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的朴素思想,国家应充分汲取孙见坤事件的价值,为偏才们制定更公平合理的选拔规则,这样,一个“国学天才”就不会白白地被牺牲掉。 ■
  
  评论:当天才跟制度硬碰硬
  文/董碧辉
  
  这是一个大师匮乏的时代,这是一个天才稀缺的时代。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这是一个难以专心致志埋头做学问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了天才也会被制度扼杀的时代。
  虽然稀缺,天才还是有的。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可以算一个。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令人惊叹。他用文言文跟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女儿、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陈美延通信,一些国学观点让她感到“钦佩”。他对《山海经》的注释水平和见解,甚至高于在读的研究生。
  可天才往往不是全才,因为与一本线差了6分,无法上他心仪的复旦大学。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但是,与陕西省招办多次沟通后,还是拒绝投档。天才碰到制度,制度赢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陕西省招办的做法是错的,相反,人家做得很对。制度是生硬的,是不讲人情的,是不能破例的,即使你面对的是一个天才。制度一旦撕开一道口子,就很难堵住,就给人可乘之机,就难以保证对所有人的一律公平。但是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要求学校破格录取的行为就是错的吗?也是对的、应该的、必须的。时下,国学已不是显学,显学是包装术,是吹嘘神功,是忽悠大法,难得有一个既有天赋又肯钻研的国学小天才出现,这样的良材美质不收而教之实在可惜。而只能去山西大学念被调剂的法律专业殊为可叹,大师苗子,又少了一个!
  我们都在哀叹都在发问,当今何以无大师?!我们都在怀念都在追慕那大师云集星光璀璨的时代,不算自然学科,以国学一门而论,我们曾拥有过钱钟书、陈寅恪、冯友兰、王国维等集学术之大成的宗师巨匠,可是大师往往都是偏科型人才,钱钟书数学仅得15分,照样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放在今天,钱老要是参加高考的话,一样会被制度打败。
  著名画家陈丹青辞去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因为他看中的有画画天分的学生仅仅因为英语成绩差一分就被挡在门外,画个画,真的要先把洋文学精通了才行?这样的招生制度同样也会打败齐白石、打败徐悲鸿。
  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水准也好、人均文化程度也好都比那个时代进步,但是何以大师竟然灭绝了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制度没有提供适合大师们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制度猝然和孙见坤这样的“小天才”相逢,可以寸步不让,因为不能个别破例;但是当制度成为阻挡大师产生的障碍时,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如何做到对特殊的天才型人物有条件、有门槛、一视同仁地让一让呢?设计出这样一个公平的、经得起监督的特殊人才选拔制度应该不难吧?
  别老让天才跟你硬碰硬,你赢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却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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