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灯记》是1953年发生在我老家邻乡的真实案件。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讲给我听过，后来人们摆龙门阵时，又多次讲起。说的就是一个赴朝参战的志愿军连长，得知乡上的一个副乡长和他妻子勾搭成奸，他为了报仇，在回乡探亲时，用了一计，那就是借“鬼”杀人。他回到老家后，没有露面，而是先装了几天鬼，使人人心中有鬼，心怀恐惧。然后捉奸，他没有杀那名奸夫，只是把他打扮成鬼后，在他身后朝天开了一枪。这个破坏了军婚的男人的恐惧可想而知，他没命地逃回家，最后被自家的人当成活鬼，乱棍打死了。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就再没忘记，而且印象越来越深。后来就一直想把它写成小说。没想如此精彩的故事，多次下笔，却难以写成。主要的难处，就在于怎么让这个真实的故事通过虚构之后，变得更加真实，准确地向读者传达这起很残酷的乡村事件。
　　这就涉及了小说的虚构问题。这是小说的灵魂所在。
　　很多作家都在寻找能真实反映现实的虚构之路。我也如此。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现实中采集到的真实素材，在写作时如果按其本意写出，反而会让人感觉是虚构的。
　　我一开始就知道，构成《牡丹灯记》这篇小说的元素是不缺的——关于鬼的细节、闹鬼的情景我已烂熟于心。但这远远不够，我还需要对那个时代有准确的理解。只有理解了那个时代，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才能被保证，也才能被读者所认可。
　　我找到了一些有关50年代初中国最底层政权的现状，又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我的母亲以及乡邻交谈，了解了不少真实的细节。即使如此，还需要调动所有有关素材，依靠时间来对其孕育。所以从听到这个故事，到最终将其写成小说，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时间。即使从构思到写出，也花了五六年。所以，我曾经说过，小说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这个职业其实适合长生不老者，适合于在这个世界上活厌倦了的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提供一种可靠的美，一种深邃的伤感，一种坚实的“经验”。
　　当然，我写出的小说已与原来的故事完全不同。原来的故事是那个志愿军连长杀人，写成小说后，杀人者变成了连长的岳母。为了强调故事的真实性，我采用了口述实录的方法，其中的每个人都与被杀者有关，每个人都有杀掉那个人的理由，他们都在为自己辩解，真正的杀人者在故事的最后露面。这种“复调”的叙述方式使整个故事呈现一种多面体，有了一种水晶的感觉，也变得更加立体。还有一点，除了小说的第一二节，其他章节都是可以随意组合的，就像扑克牌一样，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我在写作时并没有刻意而为，是小说发表出来后，我才意识到的。这不是什么新手法，却给了小说一种格外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