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菲利普·罗斯是20世纪美国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位犹太裔作家，《鬼作家》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他的作品描写的多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挣扎困惑，极具张力。在《鬼作家》中，罗斯通过设置相似又存在对立性质的人物形象，描写人物面临的伦理价值的冲突困境，对他们的崇高身份进行消解，使得文本更富张力，表现出更深的内涵和魅力，也突显出自己的创作理念。
关键词： 《鬼作家》 张力 人物形象 伦理道德 身份消解
一、引言
文学理论中的“张力”这一概念，源于美国新批评理论家艾伦·退特。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张力不断地被引申，在文学批评的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一种艺术思维和批评手段，张力得益于辩证法的思想，在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地方，就有张力的存在。对于小说来说，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相互抗争，给予了文本更丰富的审美内涵和阐释可能。菲利普·罗斯的《鬼作家》中充满了艺术张力，各要素之间相辅相成，焕发出无限的艺术魅力，作者的意图也得到了更为鲜明的突显。
二、相似又对立的人物塑造
格雷马斯提出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原则应用于对叙述文本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在任何意义的结构中，都有着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语义层面上的对立应该具有相同的性质。以此原则来把握《鬼作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安排了两对人物：一对是“精神父子”纳森和洛诺夫，一对是洛诺夫的妻子霍普和情人爱美。两对人物之间相似又相反的特质塑造深化了主题，在形式层面上带来更强烈的艺术魅力。
（一）“精神父子”的相似与对立
纳森和洛诺夫身为犹太作家，两人都因为犹太人的特殊身份而受到更多关注，但同样也受到许多误解，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洛诺夫是流亡美国的一代犹太人，纳森是二代犹太人，两个人都或多或少被困在民族的过往中。并且，犹太族群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说都是外来者。因为思想和文化的不同，导致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文化尴尬的局面。纳森和洛诺夫两人作为典型人物，生活在规则之下，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更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区别对待和好奇窥探的眼光。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创作理念。纳森根据现实生活完成自己的作品，艺术理想是呈现犹太人和犹太生活的复杂性，所以他毫不保留地描述了家族纷争和家庭成员的贪婪。虽然身处矛盾之中，他仍在试图融合矛盾的双方。洛诺夫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靠着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作品。这固然避免了现实生活中的纠纷，但也失去了真实，失去了文学作品应有的生命力和立足点：“要是你的生活只是读书、写作、看，你最后就会像我一样。三十年的幻想。”
纳森希望能够继承洛诺夫代表的文学传统，所以在遇到困惑时前去求助。他一开始被笼罩在权威带来的焦虑之中，摆脱不了“影响的焦虑”。在最后，他明确地界定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不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情况下来进行艺术和生活的融合，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弑父”。从纳森一开始意图追求洛诺夫的脚步，到最后实现超越，相似与对立在这一对“精神父子”身上实现统一，更体现出作者坚定的创作理念。
（二）女性身份的相似与对立
《鬼作家》中还存在着另一对相似又对立的女性形象，一位是洛诺夫的妻子霍普，一位是洛诺夫的婚外情人爱美。霍普是大家闺秀，洛诺夫娶她有一部分是因為她的家世，她也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职责，为此她疲惫不堪，“她的皱纹密布的脸和羞怯畏缩的样子说明了她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在E·I·洛诺夫写他三十年短篇小说的时候，她生活在他的身边竟会变得这么憔悴”。在婚姻生活中她处于“失语”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爱美，她写信向洛诺夫求助，受他的帮助来到美国生活。并且她进入这个家庭，对洛诺夫进行引诱，威胁着霍普的地位。从两者在这个家庭的身份构成上来看，很明显霍普和爱美天然处于对立。霍普希望维系她的家庭，爱美希望洛诺夫离开这个无爱的家和她一起生活。爱美作为一个第三者，已经背弃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去追求一段不伦的感情。或许是受到爱美的刺激，一向表现得温顺沉默、符合传统文化的妻子形象的霍普在长期的被忽略之后，终于爆发。一开始霍普只是摔碎杯碟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到最后直接打破自己“失语”的境况，在爱美离开的那天早上选择了离家出走，希望去开创自己新的生活。由此，两位女性实现了从对立到相似的转变。
两个男性形象在一开始可以理解为是精神上的相似，纳森视洛诺夫为“精神父亲”；随着纳森对洛诺夫的了解逐渐深入，他拒绝了洛诺夫的创作模式，认为这并不可取，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信仰。两者的关系从相似转变为对立。两位女性形象在一开始的身份就属于道德上的天然对立，霍普是妻子，爱美是第三者，两者在情感上相互排斥；但是由于受到爱美的刺激，霍普选择了挣脱枷锁，离家出走，向传统发起挑战，这与爱美在精神上存在相似之处。两对人物的差异性和对立性丰富了文本的内容，使得文本充满张力元素，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作者自身内心对于传统的反叛。
三、伦理的矛盾冲突
犹太民族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传统的民族。“犹太教属于民族性鲜明的宗教，首先犹太民族以传统为基础建立起犹太自我概念，也是集合较少历史因素而形成的宗教社会学整体。”在犹太文化中，他们会在各大节日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本民族的历史，接受本民族的宗教教育，以此保持传统文化。罗斯在《鬼作家》中塑造了两个内心充满冲突和挣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在遵从传统守则与服从内心中徘徊的青年作家纳森·祖克曼，一个是已然成名却困于婚姻牢笼的作家E·I·洛诺夫。当生命欲望的追求和规范行为的准则相冲突时，两人的内心世界都处于两端不定的纠结和摇摆之中。 （一）忠实内心还是服从传统——纳森的矛盾
主人公纳森·祖克曼一直徘徊在犹太作家和真实作家的身份之中。双重身份的冲突使他困惑和迷茫。他从家族史中取材，创作了一篇以家庭纠纷为背景的小说，暴露了家族中人的贪婪和丑恶。纳森认为自己的小说展现的是犹太人真实的生活，没有刻意地去美化包装。然而这激起了整个家族的恐慌和愤怒，他的父亲认为“这是对我家庭的名誉和信任的最可耻的和最不光彩的侵犯”，害怕这样一篇小说发表出去，不了解犹太民族的人读到之后会产生更深的误解。
由此，纳森在艺术创作上和自己的父亲与家庭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纳森发现，他被要求作为一名有才能的艺术家，需要对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形象负起责任。但他也同样希望能坚持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责任，“文学史的一半也是小说家惹怒同胞、家庭、朋友的历史”，“如果一个作家没有魄力面对这种不可解决的冲突而继续写下去，那么他就谈不上是个作家了”。在来自民族的伦理道义的压制下，纳森困惑不解。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要求和艺术的自由真实创作是纳森面临的矛盾冲突，他在双方的拉扯下来回摇摆，纠结不定。
（二）家庭责任与心灵欲望——洛诺夫的矛盾
外部社会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稳定的秩序。但很多时候，伦理道德往往与人内心的欲望情感相冲突。极有名望的作家洛诺夫同样面临着犹太传统文化的约束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折磨，也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困境。
洛诺夫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享受着妻子无微不至的照料。岁月的流逝使洛诺夫对妻子早已失去了激情和浪漫，维系二者关系的仅仅是习惯和法律效力。在洛诺夫眼中，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作，妻子被无情地排除出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同妻子散步时，他不时地看表，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我总是因为失去了那么多的大好光阴而感到可惜。我在星期天早上醒来时，一想到要白白浪费掉那么多的时间，几乎要发疯”。在霍普崩溃地摔碎碟子和杯子想证明自己的存在的时候，洛诺夫依然极其冷静，看着破碎的碟子说霍普可以把它粘上。两人的婚姻生活犹如一潭死水，沉闷冷漠。
然而，在年轻貌美的爱美面前，洛诺夫毫不掩饰对她的欣赏。他们有着默契的共鸣，也有着相似的身份：都是逃脱了大屠杀的犹太人。他非常欣赏爱美的才华，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她的散文文体很杰出，是我读到过的最好的学生作品。……写大学生活的小说，一句就抓住了气氛。……钢琴弹得很好。她能够把肖邦的曲子弹得很动人”。洛诺夫在深夜接到爱美的电话，驾车几个小时赶去安慰她。送别的时候洛诺夫在门阶上站着，一直到看着她擦清了汽车的前后窗。面对爱美的表白和共同生活的邀请，洛诺夫也曾有过动摇。
但是犹太民族的传统守则约束了洛诺夫的行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样是他行为和心灵的锁链。他无法冲破家庭伦理的束缚，也无法摆脱道德的枷锁，“你不能在三十五年以后把一个女人赶出去，只是因为你在喝早餐的鲜果汁的时候要看到一张新面孔”。在整个故事里，他一直处于内心的冲突和矛盾中，在无趣的家庭生活和浪漫的婚外情诱惑中来回摇摆，一会儿试图去安抚愤怒的妻子，一会儿去陪伴情绪低落的情人。在故事的最后，他做出了选择，选择了社会规范和理智，目送爱美离开，去追他逃走的妻子。
不同身份带来的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的碰撞引发了内心的分歧和矛盾，对相应的道德规范的背离导致了外部社会关系的非正常化，从而造成了人们生存处境的困难和尴尬。纳森和洛诺夫都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来回摇摆不定的纠结心理和迟迟无法做出的选择被充分表现出来，两相对立、几乎不可调和的冲突让读者看到人物内心激烈的斗争，文本由此张力十足。
四、崇高身份的消解
罗斯在创作过程中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的小说中同样反映出后现代的特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深思熟虑地破坏着诸如价值、秩序、意义、同一性、线性关系等传统人道主义赖以依存的基本原则， 它们不再被当成永恒的、无可挑剔的东西来接受了。”罗斯通过对文字游戏的设计，进行了去经典化的过程。他对经典文本的情节进行了颠覆，对崇高的人物身份进行了嘲弄。光辉和完美的品格被进行了祛魅和消解，高高在上的身份被还原，前后的反差对照带来了独特的艺术张力。
（一）消解《安妮日记》的神圣
罗斯在《鬼作家》中，对著名的《安妮日記》进行了戏仿，把这部经典文本的情节加以改写。小说的第三章中，爱美把一生的经历告诉了洛诺夫，她的经历竟与《安妮日记》的主人公安妮·弗兰克十分一致。安妮幸运地逃脱了悲惨的集中营，改名为爱美。之后她偶然得知躲藏时所写的《安妮日记》被出版，她年迈的父亲也尚在人世。她看到根据日记改编的戏剧，看见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她已经被树立成大屠杀受害的典型人物，成为受难的犹太圣徒形象，“我成了从被害的犹太人身上剥夺掉的千百万年生命的化身。要复活，现在已太晚了。我已成了一个圣徒”。她决定不泄露自己还活着的消息，不打算与父亲相认，决心充当这部日记的“鬼作家”，“她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她的作品的意义就不只是为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提供消遣；她如果已经死了，尽管她当初并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这样尝试，她却写了一部具有使人猛醒的力量的杰作”。她给洛诺夫写信得到他的帮助来到美国生活，但她并不满足只做他的学生。她在深夜的倾诉也暴露了她希望洛诺夫抛弃家庭和她一起生活的私心。由此，人人同情的犹太圣女的正面形象已经被完全消解，纯洁善良的安妮已经变成一个不顾亲情、功利自私的爱美。她被摘下了头顶的光环，被还原成一个凡夫俗子。神圣被扭曲，美丽被祛魅，传统文本被扭曲变形，正符合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质疑和反思潮流。
（二）消解作家身份的崇高
作为一个已经写出多部小说、享有极高名誉的前辈，在本民族内拥有极高的声望，洛诺夫看起来是高高在上的人生赢家，被纳森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但是当纳森去拜访他，真正参与进入他的生活时，才看到了洛诺夫在生活和创作中的烦恼和困惑。 纳森一开始惴惴不安地向洛诺夫介绍自己过去的工作，害怕被批评不务正业。但洛诺夫十分赞扬，隐隐地含有对自己的厌弃：“我写了三十年的幻想故事，我却什么也没有遇到。”洛诺夫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进行写作，对文字极为苛求。三十年间，文学创作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但也慢慢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把句子颠来倒去，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已成了例行公事，要是我不这么做，不到一天，我就感到闷得慌，有一种白白浪费的感觉”。在想象中他完成作品，也建立了自己的艺术信仰和追求。日复一日，他的创作力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逐渐枯竭退化，他在不断地重复着过往，精疲力竭又无可奈何。艺术创作中洛诺夫遇到了瓶颈，家庭生活中他也同样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揭开光鲜的外表，著名的大艺术家也陷入了苦闷和烦恼。他从神坛上走了下来，高高在上受人羡慕敬仰的作家身份被消解，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彷徨在艺术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
罗斯通过精心的设计，大胆地打破了常规的正面人物形象设置和情节安排，展现出了完美的人物形象下不完美的一面。他抹去圣徒头顶的光环，把著名的作家拉下神坛，显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在这个改写和祛魅的过程中，罗斯不仅明确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更在人物自身的形象设置上使其相互冲突，不同的面在小说中形成一种张力，建构了独特的意义。
五、结语
罗斯身为一位犹太作家，面对犹太文化传统和个性化的创作风格，也曾有过徘徊和挣扎。他通过《鬼作家》一文，精心设计了两对人物，把他们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让他们去面对伦理的困境和矛盾，在他们的困惑、迷茫和选择中去寻找答案。《鬼作家》正是在不断出现的差异性和冲突之间产生了张力，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魅力，而罗斯也在彷徨和询问中得到了自己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7.
[2] 方汉泉.二元对立原则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7）：37-41.
[3] 董乐山译.美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 李文辉.美国犹太文学人物剖析：犹太文化与犹太身份认同[J].文學教育，2018（29）：46-47.
[5] 邹广胜，高公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四个基本特征[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1）：14-19.
作 者： 刘华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 《鬼作家》 张力 人物形象 伦理道德 身份消解
一、引言
文学理论中的“张力”这一概念，源于美国新批评理论家艾伦·退特。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张力不断地被引申，在文学批评的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一种艺术思维和批评手段，张力得益于辩证法的思想，在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地方，就有张力的存在。对于小说来说，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相互抗争，给予了文本更丰富的审美内涵和阐释可能。菲利普·罗斯的《鬼作家》中充满了艺术张力，各要素之间相辅相成，焕发出无限的艺术魅力，作者的意图也得到了更为鲜明的突显。
二、相似又对立的人物塑造
格雷马斯提出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原则应用于对叙述文本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在任何意义的结构中，都有着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语义层面上的对立应该具有相同的性质。以此原则来把握《鬼作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安排了两对人物：一对是“精神父子”纳森和洛诺夫，一对是洛诺夫的妻子霍普和情人爱美。两对人物之间相似又相反的特质塑造深化了主题，在形式层面上带来更强烈的艺术魅力。
（一）“精神父子”的相似与对立
纳森和洛诺夫身为犹太作家，两人都因为犹太人的特殊身份而受到更多关注，但同样也受到许多误解，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洛诺夫是流亡美国的一代犹太人，纳森是二代犹太人，两个人都或多或少被困在民族的过往中。并且，犹太族群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说都是外来者。因为思想和文化的不同，导致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文化尴尬的局面。纳森和洛诺夫两人作为典型人物，生活在规则之下，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更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区别对待和好奇窥探的眼光。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创作理念。纳森根据现实生活完成自己的作品，艺术理想是呈现犹太人和犹太生活的复杂性，所以他毫不保留地描述了家族纷争和家庭成员的贪婪。虽然身处矛盾之中，他仍在试图融合矛盾的双方。洛诺夫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靠着自己的想象力来完成作品。这固然避免了现实生活中的纠纷，但也失去了真实，失去了文学作品应有的生命力和立足点：“要是你的生活只是读书、写作、看，你最后就会像我一样。三十年的幻想。”
纳森希望能够继承洛诺夫代表的文学传统，所以在遇到困惑时前去求助。他一开始被笼罩在权威带来的焦虑之中，摆脱不了“影响的焦虑”。在最后，他明确地界定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不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情况下来进行艺术和生活的融合，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弑父”。从纳森一开始意图追求洛诺夫的脚步，到最后实现超越，相似与对立在这一对“精神父子”身上实现统一，更体现出作者坚定的创作理念。
（二）女性身份的相似与对立
《鬼作家》中还存在着另一对相似又对立的女性形象，一位是洛诺夫的妻子霍普，一位是洛诺夫的婚外情人爱美。霍普是大家闺秀，洛诺夫娶她有一部分是因為她的家世，她也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职责，为此她疲惫不堪，“她的皱纹密布的脸和羞怯畏缩的样子说明了她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在E·I·洛诺夫写他三十年短篇小说的时候，她生活在他的身边竟会变得这么憔悴”。在婚姻生活中她处于“失语”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爱美，她写信向洛诺夫求助，受他的帮助来到美国生活。并且她进入这个家庭，对洛诺夫进行引诱，威胁着霍普的地位。从两者在这个家庭的身份构成上来看，很明显霍普和爱美天然处于对立。霍普希望维系她的家庭，爱美希望洛诺夫离开这个无爱的家和她一起生活。爱美作为一个第三者，已经背弃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去追求一段不伦的感情。或许是受到爱美的刺激，一向表现得温顺沉默、符合传统文化的妻子形象的霍普在长期的被忽略之后，终于爆发。一开始霍普只是摔碎杯碟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到最后直接打破自己“失语”的境况，在爱美离开的那天早上选择了离家出走，希望去开创自己新的生活。由此，两位女性实现了从对立到相似的转变。
两个男性形象在一开始可以理解为是精神上的相似，纳森视洛诺夫为“精神父亲”；随着纳森对洛诺夫的了解逐渐深入，他拒绝了洛诺夫的创作模式，认为这并不可取，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信仰。两者的关系从相似转变为对立。两位女性形象在一开始的身份就属于道德上的天然对立，霍普是妻子，爱美是第三者，两者在情感上相互排斥；但是由于受到爱美的刺激，霍普选择了挣脱枷锁，离家出走，向传统发起挑战，这与爱美在精神上存在相似之处。两对人物的差异性和对立性丰富了文本的内容，使得文本充满张力元素，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作者自身内心对于传统的反叛。
三、伦理的矛盾冲突
犹太民族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传统的民族。“犹太教属于民族性鲜明的宗教，首先犹太民族以传统为基础建立起犹太自我概念，也是集合较少历史因素而形成的宗教社会学整体。”在犹太文化中，他们会在各大节日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本民族的历史，接受本民族的宗教教育，以此保持传统文化。罗斯在《鬼作家》中塑造了两个内心充满冲突和挣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在遵从传统守则与服从内心中徘徊的青年作家纳森·祖克曼，一个是已然成名却困于婚姻牢笼的作家E·I·洛诺夫。当生命欲望的追求和规范行为的准则相冲突时，两人的内心世界都处于两端不定的纠结和摇摆之中。 （一）忠实内心还是服从传统——纳森的矛盾
主人公纳森·祖克曼一直徘徊在犹太作家和真实作家的身份之中。双重身份的冲突使他困惑和迷茫。他从家族史中取材，创作了一篇以家庭纠纷为背景的小说，暴露了家族中人的贪婪和丑恶。纳森认为自己的小说展现的是犹太人真实的生活，没有刻意地去美化包装。然而这激起了整个家族的恐慌和愤怒，他的父亲认为“这是对我家庭的名誉和信任的最可耻的和最不光彩的侵犯”，害怕这样一篇小说发表出去，不了解犹太民族的人读到之后会产生更深的误解。
由此，纳森在艺术创作上和自己的父亲与家庭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纳森发现，他被要求作为一名有才能的艺术家，需要对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形象负起责任。但他也同样希望能坚持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责任，“文学史的一半也是小说家惹怒同胞、家庭、朋友的历史”，“如果一个作家没有魄力面对这种不可解决的冲突而继续写下去，那么他就谈不上是个作家了”。在来自民族的伦理道义的压制下，纳森困惑不解。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要求和艺术的自由真实创作是纳森面临的矛盾冲突，他在双方的拉扯下来回摇摆，纠结不定。
（二）家庭责任与心灵欲望——洛诺夫的矛盾
外部社会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稳定的秩序。但很多时候，伦理道德往往与人内心的欲望情感相冲突。极有名望的作家洛诺夫同样面临着犹太传统文化的约束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折磨，也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困境。
洛诺夫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享受着妻子无微不至的照料。岁月的流逝使洛诺夫对妻子早已失去了激情和浪漫，维系二者关系的仅仅是习惯和法律效力。在洛诺夫眼中，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作，妻子被无情地排除出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同妻子散步时，他不时地看表，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我总是因为失去了那么多的大好光阴而感到可惜。我在星期天早上醒来时，一想到要白白浪费掉那么多的时间，几乎要发疯”。在霍普崩溃地摔碎碟子和杯子想证明自己的存在的时候，洛诺夫依然极其冷静，看着破碎的碟子说霍普可以把它粘上。两人的婚姻生活犹如一潭死水，沉闷冷漠。
然而，在年轻貌美的爱美面前，洛诺夫毫不掩饰对她的欣赏。他们有着默契的共鸣，也有着相似的身份：都是逃脱了大屠杀的犹太人。他非常欣赏爱美的才华，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她的散文文体很杰出，是我读到过的最好的学生作品。……写大学生活的小说，一句就抓住了气氛。……钢琴弹得很好。她能够把肖邦的曲子弹得很动人”。洛诺夫在深夜接到爱美的电话，驾车几个小时赶去安慰她。送别的时候洛诺夫在门阶上站着，一直到看着她擦清了汽车的前后窗。面对爱美的表白和共同生活的邀请，洛诺夫也曾有过动摇。
但是犹太民族的传统守则约束了洛诺夫的行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样是他行为和心灵的锁链。他无法冲破家庭伦理的束缚，也无法摆脱道德的枷锁，“你不能在三十五年以后把一个女人赶出去，只是因为你在喝早餐的鲜果汁的时候要看到一张新面孔”。在整个故事里，他一直处于内心的冲突和矛盾中，在无趣的家庭生活和浪漫的婚外情诱惑中来回摇摆，一会儿试图去安抚愤怒的妻子，一会儿去陪伴情绪低落的情人。在故事的最后，他做出了选择，选择了社会规范和理智，目送爱美离开，去追他逃走的妻子。
不同身份带来的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的碰撞引发了内心的分歧和矛盾，对相应的道德规范的背离导致了外部社会关系的非正常化，从而造成了人们生存处境的困难和尴尬。纳森和洛诺夫都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来回摇摆不定的纠结心理和迟迟无法做出的选择被充分表现出来，两相对立、几乎不可调和的冲突让读者看到人物内心激烈的斗争，文本由此张力十足。
四、崇高身份的消解
罗斯在创作过程中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的小说中同样反映出后现代的特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深思熟虑地破坏着诸如价值、秩序、意义、同一性、线性关系等传统人道主义赖以依存的基本原则， 它们不再被当成永恒的、无可挑剔的东西来接受了。”罗斯通过对文字游戏的设计，进行了去经典化的过程。他对经典文本的情节进行了颠覆，对崇高的人物身份进行了嘲弄。光辉和完美的品格被进行了祛魅和消解，高高在上的身份被还原，前后的反差对照带来了独特的艺术张力。
（一）消解《安妮日记》的神圣
罗斯在《鬼作家》中，对著名的《安妮日記》进行了戏仿，把这部经典文本的情节加以改写。小说的第三章中，爱美把一生的经历告诉了洛诺夫，她的经历竟与《安妮日记》的主人公安妮·弗兰克十分一致。安妮幸运地逃脱了悲惨的集中营，改名为爱美。之后她偶然得知躲藏时所写的《安妮日记》被出版，她年迈的父亲也尚在人世。她看到根据日记改编的戏剧，看见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她已经被树立成大屠杀受害的典型人物，成为受难的犹太圣徒形象，“我成了从被害的犹太人身上剥夺掉的千百万年生命的化身。要复活，现在已太晚了。我已成了一个圣徒”。她决定不泄露自己还活着的消息，不打算与父亲相认，决心充当这部日记的“鬼作家”，“她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她的作品的意义就不只是为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提供消遣；她如果已经死了，尽管她当初并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这样尝试，她却写了一部具有使人猛醒的力量的杰作”。她给洛诺夫写信得到他的帮助来到美国生活，但她并不满足只做他的学生。她在深夜的倾诉也暴露了她希望洛诺夫抛弃家庭和她一起生活的私心。由此，人人同情的犹太圣女的正面形象已经被完全消解，纯洁善良的安妮已经变成一个不顾亲情、功利自私的爱美。她被摘下了头顶的光环，被还原成一个凡夫俗子。神圣被扭曲，美丽被祛魅，传统文本被扭曲变形，正符合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质疑和反思潮流。
（二）消解作家身份的崇高
作为一个已经写出多部小说、享有极高名誉的前辈，在本民族内拥有极高的声望，洛诺夫看起来是高高在上的人生赢家，被纳森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但是当纳森去拜访他，真正参与进入他的生活时，才看到了洛诺夫在生活和创作中的烦恼和困惑。 纳森一开始惴惴不安地向洛诺夫介绍自己过去的工作，害怕被批评不务正业。但洛诺夫十分赞扬，隐隐地含有对自己的厌弃：“我写了三十年的幻想故事，我却什么也没有遇到。”洛诺夫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进行写作，对文字极为苛求。三十年间，文学创作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但也慢慢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把句子颠来倒去，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已成了例行公事，要是我不这么做，不到一天，我就感到闷得慌，有一种白白浪费的感觉”。在想象中他完成作品，也建立了自己的艺术信仰和追求。日复一日，他的创作力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逐渐枯竭退化，他在不断地重复着过往，精疲力竭又无可奈何。艺术创作中洛诺夫遇到了瓶颈，家庭生活中他也同样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揭开光鲜的外表，著名的大艺术家也陷入了苦闷和烦恼。他从神坛上走了下来，高高在上受人羡慕敬仰的作家身份被消解，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彷徨在艺术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
罗斯通过精心的设计，大胆地打破了常规的正面人物形象设置和情节安排，展现出了完美的人物形象下不完美的一面。他抹去圣徒头顶的光环，把著名的作家拉下神坛，显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在这个改写和祛魅的过程中，罗斯不仅明确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更在人物自身的形象设置上使其相互冲突，不同的面在小说中形成一种张力，建构了独特的意义。
五、结语
罗斯身为一位犹太作家，面对犹太文化传统和个性化的创作风格，也曾有过徘徊和挣扎。他通过《鬼作家》一文，精心设计了两对人物，把他们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让他们去面对伦理的困境和矛盾，在他们的困惑、迷茫和选择中去寻找答案。《鬼作家》正是在不断出现的差异性和冲突之间产生了张力，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魅力，而罗斯也在彷徨和询问中得到了自己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7.
[2] 方汉泉.二元对立原则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7）：37-41.
[3] 董乐山译.美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 李文辉.美国犹太文学人物剖析：犹太文化与犹太身份认同[J].文學教育，2018（29）：46-47.
[5] 邹广胜，高公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四个基本特征[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1）：14-19.
作 者： 刘华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