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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版叫《达利的666个签名》，大陆版叫《达利的骗局》，英文版叫《达利与我：一个超现实故事（Dali & I：The Surreal Story）》。这本著作于1998年问世后，据说全球共有35个版本热卖，译名上直译意译均有，归类上也存在“自传”与“小说”之争。综合考虑，还是英文版的译名最为贴切，它突出了四个关键词：达利、我、超现实、故事。
没错，“达利”就是那个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激情四溢、恃才傲物、颐指气使、魅力十足、画不可思议之画、说不可思议之言、按不可思议方式行事的天才。这位艺术家创作的融化的钟表、长着蜘蛛腿的大象、带抽屉的维纳斯、十字架上的耶稣等众多绘画作品以及《一条安德鲁狗》剧本，全都那样地“著名”，而更著名的则是他鼓起的金鱼一般的眼睛、翘起的上了蜡的胡子、在记者面前的大放厥词，还有他那真真假假的自传和疯疯癫癫的私生活。天才加上炒作与自我炒作，达利是20世纪的一个传奇。
这个“我”是谁？“我”叫“斯坦?劳里森斯”，比利时人。22岁之前在一家奶酪厂工作，爱好诗歌与摇滚，22岁时被安特卫普的《全景》周刊看中，成了一名娱乐记者。再后来摇身一变当了“艺术顾问和投资经纪人”，专事达利作品的买卖与投资，长达十年之久。因被控出售伪造的达利画作，“我”避居到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达奎斯特村，意外地发现自己成了晚年达利唯一的邻居。在躲避国际刑警追缉的数年时光中，“我”生活在达利的朋友圈中，逐渐接近了一个特大秘密……天网恢恢，“我”终究还是过了一段铁窗时光。逢大赦出狱后，以入狱经历为灵感和素材，开始写作犯罪小说，其中一本就是《达利与我》。
“超现实”又是什么？“超现实主义”是在“达达主义”之后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艺术流派，受到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影响，它放弃逻辑有序的外在现实而尝试呈现人的内在心理世界——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癫狂、梦与幻象。“超现实主义”标榜的是“比现实更真实”，达利更是自诩为“超现实主义本身”。而本书作者讲述的这个“超现实故事”的确具有“超现实主义”的一切特征：矛盾、错位、荒诞而疯狂。“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大牌人物安德烈?布勒东曾是达利的最坚定支持者，他将“萨尔瓦多?达利”这一名字的12个字母打乱，组合成新词“AvidaDollars”——“美金狂”。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现实”是达利与我的故事，本书的“超现实”则是一个金钱主题。
达利爱钱，当记者问，“你为什么画画？”，他直率地答曰：“是想要沐浴在金子、货币和支票的腹泻中”。他那乱性、吸毒的“超现实聚会”需要大量的钱，他的情人加拉需要大量的钱，他说过“保持我的个性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拥有巨大的财富”。为了钱，他在空白的纸上签上自己的大名，让几万、几十万粗制滥造的“达利作品”流入市场。更有甚者，在灵感枯竭以后，他雇佣了五六个画家，作坊式生产大量赝品。这些“半真半假”和“假而又假”的作品占到了达利一生作品的75％。在硕大的“达利制造”产业链上，经纪人大发横财，“我”赚取了几百万美元，过了十年豪奢的生活，这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像“金钱上尉”那样的上游代理人更是赚得钵满盆满。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也参与其中，因为艺术品从它们的大门进出一次，它们就能赚取拍卖价的35%-40%，暴利产业。在链条的终端，则是达利作品的购买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自己贪欲的牺牲品——“美术作品只有在傻瓜想为它付钱时才有价值。富人们自己没什么想法，他们想要一副达利作品，是因为达利作品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在书中，“我”的口头禅是：“据一家英国的投资杂志估算，萨尔瓦多?达利的艺术作品在1970至1980年间价值每年上涨25.94%，而那只是刚刚开个头。等达利死了，价格将会猛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有着无限的说服力，使得“我”可以像出卖棒棒糖一样出卖真真假假的“达利作品”。就这样，在资本癫狂的时代，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让位于它的市场价格，画家变成了品牌，画家签名成为了商标，观众被异化成了投资者。就像历史上的郁金香热和南海泡沫，达利作品终于因过度投机而爆裂，不仅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大丑闻，也是投资领域的一场灾难。
达利有666种签名，在西方666是魔鬼的符号。那么，达利是这场大骗局的设计者吗？还是他与全世界开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玩笑？在别的访谈中，达利曾经交代说：“我们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只要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我们根本不是艺术家，我们也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们是鱼子酱……我是头猪……我是个伟大的献媚者……”在本书提及的一个节目中，达利真诚地说：“我是一直说真话的说谎者”。达利骗局也许是魔鬼的设计，但是这个魔鬼不是达利，而是人心中的贪欲。
“故事”，为什么是一个“故事”？文学常识之一是不能将叙事者“我”当作是“作者”本人，哪怕他们有相同的名字。真实世界的斯坦?劳里森斯，1946年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20世纪70和80年代，他以记者身份采访过不少文学艺术界名人，最著名的采访系列是采访希特勒还活在人间的亲信们。目前，他是名满欧洲的犯罪惊险小说家，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出着畅销书，这本《达利与我》已经将电影改编权卖给了好莱坞，传说将由艾尔?帕西诺出演达利。斯坦显然是炒作好手，所以，与其将本书当成是“自传”，不如将其视为“故事”来的保险。
在书中，法官显然是对达利乃至现代艺术嗤之以鼻的，他说：“你以为达利是艺术家吗？沃霍尔画坎贝尔牌番茄汤罐头，他是艺术家吗？毕加索头上倒扣一个便盆呢？他们是艺术家吗？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鲁本斯是艺术家。那个画蒙娜丽莎的意大利同性恋又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也是艺术家，我喜欢蒙娜丽莎的微笑。可是——萨尔瓦多?达利？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他从直升飞机上朝一块画布洒猪血。他不用画笔，而是用一颗花椰菜。达利去卢浮宫临摹一副弗美尔的作品，回来时画布上还出现了牛角。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说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画画的弄臣。一个小丑。”——这话或许代表了不少人的态度，可是实在是有点偏激了。即便达利作品只有25%是真的，即便达利一生只有前25%时光是认真作画的，可是从这25%里依然看得出他100%的天才。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市场、艺术品投资者与欣赏者，其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能少一些金钱干预和极端评价，或者会好得多。在今日中国艺术品拍卖日趋火爆、全球投资形势起伏跌宕的时刻，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故事，尤其值得深思。
没错，“达利”就是那个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激情四溢、恃才傲物、颐指气使、魅力十足、画不可思议之画、说不可思议之言、按不可思议方式行事的天才。这位艺术家创作的融化的钟表、长着蜘蛛腿的大象、带抽屉的维纳斯、十字架上的耶稣等众多绘画作品以及《一条安德鲁狗》剧本，全都那样地“著名”，而更著名的则是他鼓起的金鱼一般的眼睛、翘起的上了蜡的胡子、在记者面前的大放厥词，还有他那真真假假的自传和疯疯癫癫的私生活。天才加上炒作与自我炒作，达利是20世纪的一个传奇。
这个“我”是谁？“我”叫“斯坦?劳里森斯”，比利时人。22岁之前在一家奶酪厂工作，爱好诗歌与摇滚，22岁时被安特卫普的《全景》周刊看中，成了一名娱乐记者。再后来摇身一变当了“艺术顾问和投资经纪人”，专事达利作品的买卖与投资，长达十年之久。因被控出售伪造的达利画作，“我”避居到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达奎斯特村，意外地发现自己成了晚年达利唯一的邻居。在躲避国际刑警追缉的数年时光中，“我”生活在达利的朋友圈中，逐渐接近了一个特大秘密……天网恢恢，“我”终究还是过了一段铁窗时光。逢大赦出狱后，以入狱经历为灵感和素材，开始写作犯罪小说，其中一本就是《达利与我》。
“超现实”又是什么？“超现实主义”是在“达达主义”之后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艺术流派，受到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影响，它放弃逻辑有序的外在现实而尝试呈现人的内在心理世界——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癫狂、梦与幻象。“超现实主义”标榜的是“比现实更真实”，达利更是自诩为“超现实主义本身”。而本书作者讲述的这个“超现实故事”的确具有“超现实主义”的一切特征：矛盾、错位、荒诞而疯狂。“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大牌人物安德烈?布勒东曾是达利的最坚定支持者，他将“萨尔瓦多?达利”这一名字的12个字母打乱，组合成新词“AvidaDollars”——“美金狂”。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现实”是达利与我的故事，本书的“超现实”则是一个金钱主题。
达利爱钱，当记者问，“你为什么画画？”，他直率地答曰：“是想要沐浴在金子、货币和支票的腹泻中”。他那乱性、吸毒的“超现实聚会”需要大量的钱，他的情人加拉需要大量的钱，他说过“保持我的个性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拥有巨大的财富”。为了钱，他在空白的纸上签上自己的大名，让几万、几十万粗制滥造的“达利作品”流入市场。更有甚者，在灵感枯竭以后，他雇佣了五六个画家，作坊式生产大量赝品。这些“半真半假”和“假而又假”的作品占到了达利一生作品的75％。在硕大的“达利制造”产业链上，经纪人大发横财，“我”赚取了几百万美元，过了十年豪奢的生活，这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像“金钱上尉”那样的上游代理人更是赚得钵满盆满。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也参与其中，因为艺术品从它们的大门进出一次，它们就能赚取拍卖价的35%-40%，暴利产业。在链条的终端，则是达利作品的购买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自己贪欲的牺牲品——“美术作品只有在傻瓜想为它付钱时才有价值。富人们自己没什么想法，他们想要一副达利作品，是因为达利作品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在书中，“我”的口头禅是：“据一家英国的投资杂志估算，萨尔瓦多?达利的艺术作品在1970至1980年间价值每年上涨25.94%，而那只是刚刚开个头。等达利死了，价格将会猛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有着无限的说服力，使得“我”可以像出卖棒棒糖一样出卖真真假假的“达利作品”。就这样，在资本癫狂的时代，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让位于它的市场价格，画家变成了品牌，画家签名成为了商标，观众被异化成了投资者。就像历史上的郁金香热和南海泡沫，达利作品终于因过度投机而爆裂，不仅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大丑闻，也是投资领域的一场灾难。
达利有666种签名，在西方666是魔鬼的符号。那么，达利是这场大骗局的设计者吗？还是他与全世界开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玩笑？在别的访谈中，达利曾经交代说：“我们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只要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我们根本不是艺术家，我们也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们是鱼子酱……我是头猪……我是个伟大的献媚者……”在本书提及的一个节目中，达利真诚地说：“我是一直说真话的说谎者”。达利骗局也许是魔鬼的设计，但是这个魔鬼不是达利，而是人心中的贪欲。
“故事”，为什么是一个“故事”？文学常识之一是不能将叙事者“我”当作是“作者”本人，哪怕他们有相同的名字。真实世界的斯坦?劳里森斯，1946年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20世纪70和80年代，他以记者身份采访过不少文学艺术界名人，最著名的采访系列是采访希特勒还活在人间的亲信们。目前，他是名满欧洲的犯罪惊险小说家，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出着畅销书，这本《达利与我》已经将电影改编权卖给了好莱坞，传说将由艾尔?帕西诺出演达利。斯坦显然是炒作好手，所以，与其将本书当成是“自传”，不如将其视为“故事”来的保险。
在书中，法官显然是对达利乃至现代艺术嗤之以鼻的，他说：“你以为达利是艺术家吗？沃霍尔画坎贝尔牌番茄汤罐头，他是艺术家吗？毕加索头上倒扣一个便盆呢？他们是艺术家吗？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鲁本斯是艺术家。那个画蒙娜丽莎的意大利同性恋又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也是艺术家，我喜欢蒙娜丽莎的微笑。可是——萨尔瓦多?达利？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他从直升飞机上朝一块画布洒猪血。他不用画笔，而是用一颗花椰菜。达利去卢浮宫临摹一副弗美尔的作品，回来时画布上还出现了牛角。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说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画画的弄臣。一个小丑。”——这话或许代表了不少人的态度，可是实在是有点偏激了。即便达利作品只有25%是真的，即便达利一生只有前25%时光是认真作画的，可是从这25%里依然看得出他100%的天才。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市场、艺术品投资者与欣赏者，其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能少一些金钱干预和极端评价，或者会好得多。在今日中国艺术品拍卖日趋火爆、全球投资形势起伏跌宕的时刻，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故事，尤其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