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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我不会写
放寒假回到老家过年,亲戚朋友一见面,和我聊的最多的还是“教育”。教师这个角色,真有点“羊”的属性,走到哪里都有割舍不掉的“膻气”。
我堂姐的小孩读六年级,是个很乖巧的小女生,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她的“家庭教师”。《寒假作业本》上有道写景的作文题,她是怎么写的呢?题目叫“家乡的小路”,大致的意思是:家乡有条长长的小路,路边长着草和野花。这条路曾是一条泥巴路,现在铺成了水泥路。家乡的变化真大,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类“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习作,我就起鸡皮疙瘩。我问她为什么要写家乡的小路,她说别的写不出来,只有写小路。
这句话着实吓了我一跳。又看了她写的另外几篇作文,也都是既无大碍也谈不上有趣的那种。
这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小女生呢?读二年级的时候,她跟着我学习“写话”,写过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句子。比如:写月亮,“嫦娥姐姐,你一个人在月宫里孤不孤单?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一定会飞上天去陪你,给你讲《海绵宝宝》的故事。”写糖果,“糖果含在嘴里,好清凉。如果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味道?我会告诉你,这是草原的味道。”写顽皮,“我躲在冰箱里,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到了北极。”如此美妙的句子,曾是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教学水平的证词,也是她在作文上自信满满的源泉。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眼里有点“天才”的小女生,读了几年书后,居然江郎才尽,“缪斯”全无。我不得不问: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在制造平庸呢?
当家长满怀希望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学生充满好奇地走进校园,我们作为教育者给予他们的是什么?是一套整齐划一、充斥着否定色彩的行为准则。课间是不能高声喧哗的,是不能随意跑动的;课堂上是不能想说就说、想读就读的,说话得说到老师想要的答案上,朗读也要读到老师认为合理的节奏上;还有“在标准答案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让任何一种个性化的表达都成为“弱智”;还有形形色色、没完没了的各种表彰、奖励,如同糖衣炮弹,诱导学生放弃自我的主张和见解,屈从于外在的评价……上学,意味着童话的消散、自我需求的克制、按老师的意愿做事,否则就是自找苦吃。一个语文老师让学生用“大”说一句话,有名学生说“我爸的鸡鸡比我大”,结果老师暴跳如雷,火速把家长召到学校,劈头盖脸一通训斥,硬逼着家长当着众多老师的面,扇了他儿子两耳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何罪之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教育,即使能够生产高分,打造出纯洁的校风,那也不能称之为教育。这样学校,是优雅的监狱,是天丝绒般的囚笼。
说到监狱,我想到一部电影——《窃听风暴》,讲的是一名特工对一位戏剧作家家庭生活的全面监听,包括他与女友的私生活以及密秘进行的地下写作等。一个靠监听控制民众的国度,你认为还有希望吗?那么,一个靠权威钳制学生言说的学校,你还指望它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学生吗?学校没有自由,哪来学生的发展?!
我的小学老师大多出身于农民,裤脚上常年带着泥巴星子,但他们具备最基本的教育常识。教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理不争不明”。在这种不争不明的风气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时常在课堂上和他叫板。学习《可爱的草塘》那一课,初读课文之后,老师问我,你觉得草塘可爱吗?我说不可爱。老师把课文讲了一部分之后(比如“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问我现在怎么想。我说,这荒山野岭的,有再多的鸡啊鱼啊也没什么可爱的。老师听后没说话,无奈地让我坐下。讲完全文后,还是点我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依然说,这个草塘没什么意思,我更喜欢咱们村里的那口堰塘。我的回答引起全班一阵哄笑。至于老师是什么反应,我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报复我,因为我还记得许多上课与他对着干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硬说蛇有脚,气得他拂袖而去,不给我们上课了。晚上他到我家走访,我爸为这事饱打了我一顿。但最后,他还是说,乔能俊一再坚持说他亲眼看到了蛇的脚,那我们就相信他吧。当他在课堂上说出这句话时,我当时哭了。我用一辈子去铭记我的这位农民老师,他用最朴素的情怀呵护了一个小孩子对世界的解释权。也许他知道,关于蛇究竟有没有脚的认知,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我终会明白的。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小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捍卫己见的品质。
而我的那个亲戚、那个小女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她的思想变得越来越乖,心里只装着老师的尊严和要求的时候,她就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什么都不会写了。
故事二:世界末日来了
在去年的12月,这个小女生曾为“世界末日”的到来恐慌过一阵。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学习《只有一个地球》这篇课文时,老师讲到,因为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12月21日被预言家称之为“世界末日”。自那以后,她回到家里既不做作业也不看电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开始家长也没在意,只到老师打电话询问家庭作业完成情况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家长、老师的诱导下,她才说出来:世界末日要到了,还有什么必要学习?家长、老师一番劝说,依然无济与事,只到12月21日过了以后,她才慢慢恢复常态。
也许你会感叹,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将来怎么独立地去生活?
我的思考是:这种脆弱是真实的她吗?我们看待如今的孩子是不是粗浅、表层了一些?我们是否真正地走进了孩子的内心世界?
回想日常的工作,当孩子做错了事,我们才找他们谈话;当他们拖交了作业,我们才思考他们的近况;当他们考的分数足够低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当他们给我们制造了麻烦,我们才“眼里只有他”——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请他们不要再给我们添乱子。即使偶尔有些情感的投入,也有着浓重的“投资”的意味在里面。我们何曾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走近过他们、亲近过他们?我们何曾怀着一份赤诚去“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忧伤着他们的忧伤”? 我问这个小女生,老师都是怎么劝你的。她说,老师告诉她,这只是个预言,是假的,现在是六年级了,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父母,不好好学习才是真的“世界末日”。我又问她,世界末日来了,你最害怕什么?她忍了好久才说,她害怕爸爸妈妈都死去,害怕爷爷奶奶不能和她死一块儿。听到这话,我的心都快碎了。多好的孩子啊!
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爸爸妈妈呢?她说,不想说。我能理解她——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愿说。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来说,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让人面对。如果让她说出来,无疑是让她经历一场真实的生死离别。可是我们的家长、老师还一遍又一遍地想打探出她的心里话。现在可以想象,当周围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谈论“世界末日”、一次又一次地拿“世界末日”说事时,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都是对“世界末日”的一种强化,都是一次又一次把她陷入到“世界末日”的感觉中去。这就像对一个病人老是谈论“死亡”一样,无论是正面地谈还是反面地谈,病人得到的心理暗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快要死了,不然人们怎么会总是谈起它呢?因此,当老师和家长就“世界末日”谈“世界末日”时,对这个小女生而言,不是劝说,不是抚慰,而是把她推向更为恐惧的边缘。
在心理疏导方面,我们总是显得很无力,很苍白——其实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们提前就让渡了我们的权力和义务。如果我们承认教育是一项培育人的事业,那么,关注心灵比知识、比分数、比习惯更重要。
故事三: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
我堂姐说,你小学快毕业了,老师对你不错,过年后我们请老师吃顿饭,表示感谢。她回答得干脆利落:算了吧,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你感谢他,他不一定领情呢。
我真的被她这番话给“雷”倒了。小小年纪,居然以成人的口吻,用交易和货币的思维来推演师生关系,而且说得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在她的眼里,老师早就走下了神坛,不再是什么灵魂的工程师,充其量不过像个城管人员。
我一方面唏嘘社会风气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入侵,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思考,在学生心中,教师阵线为什么沦陷得如此迅疾,如此狼狈?
在这个物欲横流、唯官唯上的时代,教师和其他社会人群一样,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抵抗就缴械投降,在社会对教师职业期许与现实诱惑面前,他们以“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态,心安理得地选择了后者。且不说有偿家教,且不说利用家长的人脉关系办事,或许就在他们当着学生的面,不经意间谈论“某某同学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或“某某同学的妈妈开着什么车”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就在学生沉默的眼神中矮了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那么,每个人也有选择做什么样的教师的权力。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工人,不是饲养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未完成的生命,是他们成长路途中的启蒙者。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唯一不变的选择是与这个时代的先进理念同行!
当然,不是让老师们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做个避世的桃源之士,而是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人生的悖论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老师们应该常思考:我需要什么样的人生,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为我的学生留下些什么。只有时刻反省自己人生的老师,才会引领学生的成长。
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似乎也在努力地引导教师的价值观,比如树立典型、物质奖励、道德宣讲等,但从效果上看,除了博得老师们一时的掌声或掬一把泪外,更多地是把他们引向了教育以外,离人心越来越远。我常想,谁在关心“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呢?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西陵区教研室)
责任编辑 邹韵文
放寒假回到老家过年,亲戚朋友一见面,和我聊的最多的还是“教育”。教师这个角色,真有点“羊”的属性,走到哪里都有割舍不掉的“膻气”。
我堂姐的小孩读六年级,是个很乖巧的小女生,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她的“家庭教师”。《寒假作业本》上有道写景的作文题,她是怎么写的呢?题目叫“家乡的小路”,大致的意思是:家乡有条长长的小路,路边长着草和野花。这条路曾是一条泥巴路,现在铺成了水泥路。家乡的变化真大,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类“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习作,我就起鸡皮疙瘩。我问她为什么要写家乡的小路,她说别的写不出来,只有写小路。
这句话着实吓了我一跳。又看了她写的另外几篇作文,也都是既无大碍也谈不上有趣的那种。
这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小女生呢?读二年级的时候,她跟着我学习“写话”,写过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句子。比如:写月亮,“嫦娥姐姐,你一个人在月宫里孤不孤单?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一定会飞上天去陪你,给你讲《海绵宝宝》的故事。”写糖果,“糖果含在嘴里,好清凉。如果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味道?我会告诉你,这是草原的味道。”写顽皮,“我躲在冰箱里,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到了北极。”如此美妙的句子,曾是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教学水平的证词,也是她在作文上自信满满的源泉。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眼里有点“天才”的小女生,读了几年书后,居然江郎才尽,“缪斯”全无。我不得不问: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在制造平庸呢?
当家长满怀希望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学生充满好奇地走进校园,我们作为教育者给予他们的是什么?是一套整齐划一、充斥着否定色彩的行为准则。课间是不能高声喧哗的,是不能随意跑动的;课堂上是不能想说就说、想读就读的,说话得说到老师想要的答案上,朗读也要读到老师认为合理的节奏上;还有“在标准答案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让任何一种个性化的表达都成为“弱智”;还有形形色色、没完没了的各种表彰、奖励,如同糖衣炮弹,诱导学生放弃自我的主张和见解,屈从于外在的评价……上学,意味着童话的消散、自我需求的克制、按老师的意愿做事,否则就是自找苦吃。一个语文老师让学生用“大”说一句话,有名学生说“我爸的鸡鸡比我大”,结果老师暴跳如雷,火速把家长召到学校,劈头盖脸一通训斥,硬逼着家长当着众多老师的面,扇了他儿子两耳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何罪之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教育,即使能够生产高分,打造出纯洁的校风,那也不能称之为教育。这样学校,是优雅的监狱,是天丝绒般的囚笼。
说到监狱,我想到一部电影——《窃听风暴》,讲的是一名特工对一位戏剧作家家庭生活的全面监听,包括他与女友的私生活以及密秘进行的地下写作等。一个靠监听控制民众的国度,你认为还有希望吗?那么,一个靠权威钳制学生言说的学校,你还指望它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学生吗?学校没有自由,哪来学生的发展?!
我的小学老师大多出身于农民,裤脚上常年带着泥巴星子,但他们具备最基本的教育常识。教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理不争不明”。在这种不争不明的风气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时常在课堂上和他叫板。学习《可爱的草塘》那一课,初读课文之后,老师问我,你觉得草塘可爱吗?我说不可爱。老师把课文讲了一部分之后(比如“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问我现在怎么想。我说,这荒山野岭的,有再多的鸡啊鱼啊也没什么可爱的。老师听后没说话,无奈地让我坐下。讲完全文后,还是点我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依然说,这个草塘没什么意思,我更喜欢咱们村里的那口堰塘。我的回答引起全班一阵哄笑。至于老师是什么反应,我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报复我,因为我还记得许多上课与他对着干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硬说蛇有脚,气得他拂袖而去,不给我们上课了。晚上他到我家走访,我爸为这事饱打了我一顿。但最后,他还是说,乔能俊一再坚持说他亲眼看到了蛇的脚,那我们就相信他吧。当他在课堂上说出这句话时,我当时哭了。我用一辈子去铭记我的这位农民老师,他用最朴素的情怀呵护了一个小孩子对世界的解释权。也许他知道,关于蛇究竟有没有脚的认知,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我终会明白的。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小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捍卫己见的品质。
而我的那个亲戚、那个小女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她的思想变得越来越乖,心里只装着老师的尊严和要求的时候,她就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什么都不会写了。
故事二:世界末日来了
在去年的12月,这个小女生曾为“世界末日”的到来恐慌过一阵。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学习《只有一个地球》这篇课文时,老师讲到,因为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12月21日被预言家称之为“世界末日”。自那以后,她回到家里既不做作业也不看电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开始家长也没在意,只到老师打电话询问家庭作业完成情况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家长、老师的诱导下,她才说出来:世界末日要到了,还有什么必要学习?家长、老师一番劝说,依然无济与事,只到12月21日过了以后,她才慢慢恢复常态。
也许你会感叹,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将来怎么独立地去生活?
我的思考是:这种脆弱是真实的她吗?我们看待如今的孩子是不是粗浅、表层了一些?我们是否真正地走进了孩子的内心世界?
回想日常的工作,当孩子做错了事,我们才找他们谈话;当他们拖交了作业,我们才思考他们的近况;当他们考的分数足够低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当他们给我们制造了麻烦,我们才“眼里只有他”——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请他们不要再给我们添乱子。即使偶尔有些情感的投入,也有着浓重的“投资”的意味在里面。我们何曾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走近过他们、亲近过他们?我们何曾怀着一份赤诚去“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忧伤着他们的忧伤”? 我问这个小女生,老师都是怎么劝你的。她说,老师告诉她,这只是个预言,是假的,现在是六年级了,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父母,不好好学习才是真的“世界末日”。我又问她,世界末日来了,你最害怕什么?她忍了好久才说,她害怕爸爸妈妈都死去,害怕爷爷奶奶不能和她死一块儿。听到这话,我的心都快碎了。多好的孩子啊!
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爸爸妈妈呢?她说,不想说。我能理解她——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愿说。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来说,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让人面对。如果让她说出来,无疑是让她经历一场真实的生死离别。可是我们的家长、老师还一遍又一遍地想打探出她的心里话。现在可以想象,当周围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谈论“世界末日”、一次又一次地拿“世界末日”说事时,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都是对“世界末日”的一种强化,都是一次又一次把她陷入到“世界末日”的感觉中去。这就像对一个病人老是谈论“死亡”一样,无论是正面地谈还是反面地谈,病人得到的心理暗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快要死了,不然人们怎么会总是谈起它呢?因此,当老师和家长就“世界末日”谈“世界末日”时,对这个小女生而言,不是劝说,不是抚慰,而是把她推向更为恐惧的边缘。
在心理疏导方面,我们总是显得很无力,很苍白——其实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们提前就让渡了我们的权力和义务。如果我们承认教育是一项培育人的事业,那么,关注心灵比知识、比分数、比习惯更重要。
故事三: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
我堂姐说,你小学快毕业了,老师对你不错,过年后我们请老师吃顿饭,表示感谢。她回答得干脆利落:算了吧,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你感谢他,他不一定领情呢。
我真的被她这番话给“雷”倒了。小小年纪,居然以成人的口吻,用交易和货币的思维来推演师生关系,而且说得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在她的眼里,老师早就走下了神坛,不再是什么灵魂的工程师,充其量不过像个城管人员。
我一方面唏嘘社会风气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入侵,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思考,在学生心中,教师阵线为什么沦陷得如此迅疾,如此狼狈?
在这个物欲横流、唯官唯上的时代,教师和其他社会人群一样,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抵抗就缴械投降,在社会对教师职业期许与现实诱惑面前,他们以“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态,心安理得地选择了后者。且不说有偿家教,且不说利用家长的人脉关系办事,或许就在他们当着学生的面,不经意间谈论“某某同学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或“某某同学的妈妈开着什么车”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就在学生沉默的眼神中矮了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那么,每个人也有选择做什么样的教师的权力。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工人,不是饲养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未完成的生命,是他们成长路途中的启蒙者。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唯一不变的选择是与这个时代的先进理念同行!
当然,不是让老师们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做个避世的桃源之士,而是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人生的悖论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老师们应该常思考:我需要什么样的人生,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为我的学生留下些什么。只有时刻反省自己人生的老师,才会引领学生的成长。
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似乎也在努力地引导教师的价值观,比如树立典型、物质奖励、道德宣讲等,但从效果上看,除了博得老师们一时的掌声或掬一把泪外,更多地是把他们引向了教育以外,离人心越来越远。我常想,谁在关心“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呢?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西陵区教研室)
责任编辑 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