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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我不会写
放寒假回到老家过年，亲戚朋友一见面，和我聊的最多的还是“教育”。教师这个角色，真有点“羊”的属性，走到哪里都有割舍不掉的“膻气”。
我堂姐的小孩读六年级，是个很乖巧的小女生，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她的“家庭教师”。《寒假作业本》上有道写景的作文题，她是怎么写的呢？题目叫“家乡的小路”，大致的意思是：家乡有条长长的小路，路边长着草和野花。这条路曾是一条泥巴路，现在铺成了水泥路。家乡的变化真大，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类“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习作，我就起鸡皮疙瘩。我问她为什么要写家乡的小路，她说别的写不出来，只有写小路。
这句话着实吓了我一跳。又看了她写的另外几篇作文，也都是既无大碍也谈不上有趣的那种。
这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小女生呢？读二年级的时候，她跟着我学习“写话”，写过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句子。比如：写月亮，“嫦娥姐姐，你一个人在月宫里孤不孤单？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一定会飞上天去陪你，给你讲《海绵宝宝》的故事。”写糖果，“糖果含在嘴里，好清凉。如果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味道？我会告诉你，这是草原的味道。”写顽皮，“我躲在冰箱里，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到了北极。”如此美妙的句子，曾是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教学水平的证词，也是她在作文上自信满满的源泉。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眼里有点“天才”的小女生，读了几年书后，居然江郎才尽，“缪斯”全无。我不得不问：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在制造平庸呢？
当家长满怀希望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学生充满好奇地走进校园，我们作为教育者给予他们的是什么？是一套整齐划一、充斥着否定色彩的行为准则。课间是不能高声喧哗的，是不能随意跑动的；课堂上是不能想说就说、想读就读的，说话得说到老师想要的答案上，朗读也要读到老师认为合理的节奏上；还有“在标准答案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让任何一种个性化的表达都成为“弱智”；还有形形色色、没完没了的各种表彰、奖励，如同糖衣炮弹，诱导学生放弃自我的主张和见解，屈从于外在的评价……上学，意味着童话的消散、自我需求的克制、按老师的意愿做事，否则就是自找苦吃。一个语文老师让学生用“大”说一句话，有名学生说“我爸的鸡鸡比我大”，结果老师暴跳如雷，火速把家长召到学校，劈头盖脸一通训斥，硬逼着家长当着众多老师的面，扇了他儿子两耳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何罪之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教育，即使能够生产高分，打造出纯洁的校风，那也不能称之为教育。这样学校，是优雅的监狱，是天丝绒般的囚笼。
说到监狱，我想到一部电影——《窃听风暴》，讲的是一名特工对一位戏剧作家家庭生活的全面监听，包括他与女友的私生活以及密秘进行的地下写作等。一个靠监听控制民众的国度，你认为还有希望吗？那么，一个靠权威钳制学生言说的学校，你还指望它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学生吗？学校没有自由，哪来学生的发展？！
我的小学老师大多出身于农民，裤脚上常年带着泥巴星子，但他们具备最基本的教育常识。教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理不争不明”。在这种不争不明的风气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时常在课堂上和他叫板。学习《可爱的草塘》那一课，初读课文之后，老师问我，你觉得草塘可爱吗？我说不可爱。老师把课文讲了一部分之后（比如“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问我现在怎么想。我说，这荒山野岭的，有再多的鸡啊鱼啊也没什么可爱的。老师听后没说话，无奈地让我坐下。讲完全文后，还是点我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依然说，这个草塘没什么意思，我更喜欢咱们村里的那口堰塘。我的回答引起全班一阵哄笑。至于老师是什么反应，我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报复我，因为我还记得许多上课与他对着干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硬说蛇有脚，气得他拂袖而去，不给我们上课了。晚上他到我家走访，我爸为这事饱打了我一顿。但最后，他还是说，乔能俊一再坚持说他亲眼看到了蛇的脚，那我们就相信他吧。当他在课堂上说出这句话时，我当时哭了。我用一辈子去铭记我的这位农民老师，他用最朴素的情怀呵护了一个小孩子对世界的解释权。也许他知道，关于蛇究竟有没有脚的认知，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我终会明白的。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小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捍卫己见的品质。
而我的那个亲戚、那个小女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她的思想变得越来越乖，心里只装着老师的尊严和要求的时候，她就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什么都不会写了。
故事二：世界末日来了
在去年的12月，这个小女生曾为“世界末日”的到来恐慌过一阵。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学习《只有一个地球》这篇课文时，老师讲到，因为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12月21日被预言家称之为“世界末日”。自那以后，她回到家里既不做作业也不看电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开始家长也没在意，只到老师打电话询问家庭作业完成情况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家长、老师的诱导下，她才说出来：世界末日要到了，还有什么必要学习？家长、老师一番劝说，依然无济与事，只到12月21日过了以后，她才慢慢恢复常态。
也许你会感叹，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将来怎么独立地去生活？
我的思考是：这种脆弱是真实的她吗？我们看待如今的孩子是不是粗浅、表层了一些？我们是否真正地走进了孩子的内心世界？
回想日常的工作，当孩子做错了事，我们才找他们谈话；当他们拖交了作业，我们才思考他们的近况；当他们考的分数足够低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当他们给我们制造了麻烦，我们才“眼里只有他”——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请他们不要再给我们添乱子。即使偶尔有些情感的投入，也有着浓重的“投资”的意味在里面。我们何曾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走近过他们、亲近过他们？我们何曾怀着一份赤诚去“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忧伤着他们的忧伤”？ 我问这个小女生，老师都是怎么劝你的。她说，老师告诉她，这只是个预言，是假的，现在是六年级了，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父母，不好好学习才是真的“世界末日”。我又问她，世界末日来了，你最害怕什么？她忍了好久才说，她害怕爸爸妈妈都死去，害怕爷爷奶奶不能和她死一块儿。听到这话，我的心都快碎了。多好的孩子啊！
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爸爸妈妈呢？她说，不想说。我能理解她——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愿说。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来说，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让人面对。如果让她说出来，无疑是让她经历一场真实的生死离别。可是我们的家长、老师还一遍又一遍地想打探出她的心里话。现在可以想象，当周围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谈论“世界末日”、一次又一次地拿“世界末日”说事时，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都是对“世界末日”的一种强化，都是一次又一次把她陷入到“世界末日”的感觉中去。这就像对一个病人老是谈论“死亡”一样，无论是正面地谈还是反面地谈，病人得到的心理暗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快要死了，不然人们怎么会总是谈起它呢？因此，当老师和家长就“世界末日”谈“世界末日”时，对这个小女生而言，不是劝说，不是抚慰，而是把她推向更为恐惧的边缘。
在心理疏导方面，我们总是显得很无力，很苍白——其实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们提前就让渡了我们的权力和义务。如果我们承认教育是一项培育人的事业，那么，关注心灵比知识、比分数、比习惯更重要。
故事三：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
我堂姐说，你小学快毕业了，老师对你不错，过年后我们请老师吃顿饭，表示感谢。她回答得干脆利落：算了吧，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你感谢他，他不一定领情呢。
我真的被她这番话给“雷”倒了。小小年纪，居然以成人的口吻，用交易和货币的思维来推演师生关系，而且说得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在她的眼里，老师早就走下了神坛，不再是什么灵魂的工程师，充其量不过像个城管人员。
我一方面唏嘘社会风气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入侵，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思考，在学生心中，教师阵线为什么沦陷得如此迅疾，如此狼狈？
在这个物欲横流、唯官唯上的时代，教师和其他社会人群一样，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抵抗就缴械投降，在社会对教师职业期许与现实诱惑面前，他们以“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态，心安理得地选择了后者。且不说有偿家教，且不说利用家长的人脉关系办事，或许就在他们当着学生的面，不经意间谈论“某某同学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或“某某同学的妈妈开着什么车”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就在学生沉默的眼神中矮了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那么，每个人也有选择做什么样的教师的权力。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工人，不是饲养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未完成的生命，是他们成长路途中的启蒙者。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唯一不变的选择是与这个时代的先进理念同行！
当然，不是让老师们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做个避世的桃源之士，而是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人生的悖论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老师们应该常思考：我需要什么样的人生，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为我的学生留下些什么。只有时刻反省自己人生的老师，才会引领学生的成长。
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似乎也在努力地引导教师的价值观，比如树立典型、物质奖励、道德宣讲等，但从效果上看，除了博得老师们一时的掌声或掬一把泪外，更多地是把他们引向了教育以外，离人心越来越远。我常想，谁在关心“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呢？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西陵区教研室）
责任编辑 邹韵文
放寒假回到老家过年，亲戚朋友一见面，和我聊的最多的还是“教育”。教师这个角色，真有点“羊”的属性，走到哪里都有割舍不掉的“膻气”。
我堂姐的小孩读六年级，是个很乖巧的小女生，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她的“家庭教师”。《寒假作业本》上有道写景的作文题，她是怎么写的呢？题目叫“家乡的小路”，大致的意思是：家乡有条长长的小路，路边长着草和野花。这条路曾是一条泥巴路，现在铺成了水泥路。家乡的变化真大，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类“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习作，我就起鸡皮疙瘩。我问她为什么要写家乡的小路，她说别的写不出来，只有写小路。
这句话着实吓了我一跳。又看了她写的另外几篇作文，也都是既无大碍也谈不上有趣的那种。
这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小女生呢？读二年级的时候，她跟着我学习“写话”，写过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句子。比如：写月亮，“嫦娥姐姐，你一个人在月宫里孤不孤单？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一定会飞上天去陪你，给你讲《海绵宝宝》的故事。”写糖果，“糖果含在嘴里，好清凉。如果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味道？我会告诉你，这是草原的味道。”写顽皮，“我躲在冰箱里，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到了北极。”如此美妙的句子，曾是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教学水平的证词，也是她在作文上自信满满的源泉。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眼里有点“天才”的小女生，读了几年书后，居然江郎才尽，“缪斯”全无。我不得不问：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在制造平庸呢？
当家长满怀希望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学生充满好奇地走进校园，我们作为教育者给予他们的是什么？是一套整齐划一、充斥着否定色彩的行为准则。课间是不能高声喧哗的，是不能随意跑动的；课堂上是不能想说就说、想读就读的，说话得说到老师想要的答案上，朗读也要读到老师认为合理的节奏上；还有“在标准答案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让任何一种个性化的表达都成为“弱智”；还有形形色色、没完没了的各种表彰、奖励，如同糖衣炮弹，诱导学生放弃自我的主张和见解，屈从于外在的评价……上学，意味着童话的消散、自我需求的克制、按老师的意愿做事，否则就是自找苦吃。一个语文老师让学生用“大”说一句话，有名学生说“我爸的鸡鸡比我大”，结果老师暴跳如雷，火速把家长召到学校，劈头盖脸一通训斥，硬逼着家长当着众多老师的面，扇了他儿子两耳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何罪之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教育，即使能够生产高分，打造出纯洁的校风，那也不能称之为教育。这样学校，是优雅的监狱，是天丝绒般的囚笼。
说到监狱，我想到一部电影——《窃听风暴》，讲的是一名特工对一位戏剧作家家庭生活的全面监听，包括他与女友的私生活以及密秘进行的地下写作等。一个靠监听控制民众的国度，你认为还有希望吗？那么，一个靠权威钳制学生言说的学校，你还指望它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学生吗？学校没有自由，哪来学生的发展？！
我的小学老师大多出身于农民，裤脚上常年带着泥巴星子，但他们具备最基本的教育常识。教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理不争不明”。在这种不争不明的风气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时常在课堂上和他叫板。学习《可爱的草塘》那一课，初读课文之后，老师问我，你觉得草塘可爱吗？我说不可爱。老师把课文讲了一部分之后（比如“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问我现在怎么想。我说，这荒山野岭的，有再多的鸡啊鱼啊也没什么可爱的。老师听后没说话，无奈地让我坐下。讲完全文后，还是点我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依然说，这个草塘没什么意思，我更喜欢咱们村里的那口堰塘。我的回答引起全班一阵哄笑。至于老师是什么反应，我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报复我，因为我还记得许多上课与他对着干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硬说蛇有脚，气得他拂袖而去，不给我们上课了。晚上他到我家走访，我爸为这事饱打了我一顿。但最后，他还是说，乔能俊一再坚持说他亲眼看到了蛇的脚，那我们就相信他吧。当他在课堂上说出这句话时，我当时哭了。我用一辈子去铭记我的这位农民老师，他用最朴素的情怀呵护了一个小孩子对世界的解释权。也许他知道，关于蛇究竟有没有脚的认知，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我终会明白的。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小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捍卫己见的品质。
而我的那个亲戚、那个小女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她的思想变得越来越乖，心里只装着老师的尊严和要求的时候，她就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什么都不会写了。
故事二：世界末日来了
在去年的12月，这个小女生曾为“世界末日”的到来恐慌过一阵。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学习《只有一个地球》这篇课文时，老师讲到，因为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12月21日被预言家称之为“世界末日”。自那以后，她回到家里既不做作业也不看电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开始家长也没在意，只到老师打电话询问家庭作业完成情况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家长、老师的诱导下，她才说出来：世界末日要到了，还有什么必要学习？家长、老师一番劝说，依然无济与事，只到12月21日过了以后，她才慢慢恢复常态。
也许你会感叹，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将来怎么独立地去生活？
我的思考是：这种脆弱是真实的她吗？我们看待如今的孩子是不是粗浅、表层了一些？我们是否真正地走进了孩子的内心世界？
回想日常的工作，当孩子做错了事，我们才找他们谈话；当他们拖交了作业，我们才思考他们的近况；当他们考的分数足够低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当他们给我们制造了麻烦，我们才“眼里只有他”——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请他们不要再给我们添乱子。即使偶尔有些情感的投入，也有着浓重的“投资”的意味在里面。我们何曾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走近过他们、亲近过他们？我们何曾怀着一份赤诚去“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忧伤着他们的忧伤”？ 我问这个小女生，老师都是怎么劝你的。她说，老师告诉她，这只是个预言，是假的，现在是六年级了，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父母，不好好学习才是真的“世界末日”。我又问她，世界末日来了，你最害怕什么？她忍了好久才说，她害怕爸爸妈妈都死去，害怕爷爷奶奶不能和她死一块儿。听到这话，我的心都快碎了。多好的孩子啊！
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爸爸妈妈呢？她说，不想说。我能理解她——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愿说。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来说，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让人面对。如果让她说出来，无疑是让她经历一场真实的生死离别。可是我们的家长、老师还一遍又一遍地想打探出她的心里话。现在可以想象，当周围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谈论“世界末日”、一次又一次地拿“世界末日”说事时，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都是对“世界末日”的一种强化，都是一次又一次把她陷入到“世界末日”的感觉中去。这就像对一个病人老是谈论“死亡”一样，无论是正面地谈还是反面地谈，病人得到的心理暗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快要死了，不然人们怎么会总是谈起它呢？因此，当老师和家长就“世界末日”谈“世界末日”时，对这个小女生而言，不是劝说，不是抚慰，而是把她推向更为恐惧的边缘。
在心理疏导方面，我们总是显得很无力，很苍白——其实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们提前就让渡了我们的权力和义务。如果我们承认教育是一项培育人的事业，那么，关注心灵比知识、比分数、比习惯更重要。
故事三：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
我堂姐说，你小学快毕业了，老师对你不错，过年后我们请老师吃顿饭，表示感谢。她回答得干脆利落：算了吧，老师只喜欢有钱的和有权的，你感谢他，他不一定领情呢。
我真的被她这番话给“雷”倒了。小小年纪，居然以成人的口吻，用交易和货币的思维来推演师生关系，而且说得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在她的眼里，老师早就走下了神坛，不再是什么灵魂的工程师，充其量不过像个城管人员。
我一方面唏嘘社会风气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入侵，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思考，在学生心中，教师阵线为什么沦陷得如此迅疾，如此狼狈？
在这个物欲横流、唯官唯上的时代，教师和其他社会人群一样，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抵抗就缴械投降，在社会对教师职业期许与现实诱惑面前，他们以“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态，心安理得地选择了后者。且不说有偿家教，且不说利用家长的人脉关系办事，或许就在他们当着学生的面，不经意间谈论“某某同学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或“某某同学的妈妈开着什么车”的时候，教师的地位就在学生沉默的眼神中矮了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那么，每个人也有选择做什么样的教师的权力。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工人，不是饲养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未完成的生命，是他们成长路途中的启蒙者。因此，作为一名教师，唯一不变的选择是与这个时代的先进理念同行！
当然，不是让老师们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做个避世的桃源之士，而是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人生的悖论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老师们应该常思考：我需要什么样的人生，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为我的学生留下些什么。只有时刻反省自己人生的老师，才会引领学生的成长。
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似乎也在努力地引导教师的价值观，比如树立典型、物质奖励、道德宣讲等，但从效果上看，除了博得老师们一时的掌声或掬一把泪外，更多地是把他们引向了教育以外，离人心越来越远。我常想，谁在关心“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呢？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西陵区教研室）
责任编辑 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