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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译是一种以原语读音为依据在译语中寻找发音相近的词汇进行替代的翻译方法。音译通常用于专有名词或特殊的异域文化词汇、新生事物的翻译中，语音误译多集中在人名、地名、品牌及企业名称翻译等方面。
关键词：音译；误译；原因
音译是一种以原语读音为依据在译语中寻找发音相近的词汇进行替代的翻译方法。音译通常用于专有名词的翻译，如人名、地名、国名、企业名称等。此外，在翻译一些特殊的异域文化词汇、新生事物（如科技产品或发明）时，如果译语中没有与原语对应或相似的词汇，译者通常也会采取音译法。例如在20世纪初中国那些首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在译介“民主”“科学”等汉语文化中没有的新概念时就采用音译，并缩略为“德先生、赛先生”。类似的音译词还有费尔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迪斯科（disco）、克隆（Clone）、德律风（telephone）。
一、译“形”与译“音”
表音语言间的互译相对比较容易，用一个译语字母或其他字形单位来替代每一个原语字母或其他字形单位。英语中的许多新词汇就是直接音译为俄语的字形单位，迅速被俄语受众接受和使用，例如。这种译法我们称之为译“形”，即翻译的是原语的外壳。但是当译语字形单位没有立即变成译语音位单位时，情况就复杂了。例如当转换发生在那些书写体系是“表义文字”的语言如汉语时，“音译”就只能通过与该字有关的词汇单位或语法单位的音位形式来进行，如雪茄（cigar）、加仑（gallon）、布丁（Pudding）、欧佩克（OPEC）和托福（TOEFL），音译的是外来词的“音”，其“意”隐在其中。用于译音的汉字使用的是其语音和书写形式，而不是其词汇意义。音译后的译名在发音上接近原名，通过传递原名的声音和韵律传达原语意义。
语音作为语言“音、形、义”三维度中的一维也有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简称为“音义”，它传递民族心理的特点，反应民族文化的心理诉求。此外，表意语言的音译还会追求翻译方法的理据性，这个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该民族的语用文化。例如我们翻译American时选择“美国”而不是“霉国”，翻译Germany时选择“德国”而不是“蛾国”……选择表意美好的汉字，从文化上反应中国人与人为善的传统。音译的汉字选取也是个约定俗成的过程，目前我们有《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可以作为翻译的参考。
二、语音误译种种
许多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不能做到逢音译词必查词典，于是容易造成语音误译。语音误译多集中在人名地名的翻译上，主要表现为：人名误译、地名误译、品牌及企业名称误译等。
（一）人名误译
1.俄罗斯人名误译
人名多为一种符号，没有特殊意义，一般采取音译。但是俄译汉音译词汉字的选取却浸透译者的审美情感，而且也会逐步约定俗成。例如：列宁、普希金、普京。
由于汉语是音节性语言，语音的美学效果要求高；汉字又是表意的象形文字，同音字很多，意义不同。音译时的汉字选择很有讲究，通常会考虑读者的文化心理，接受能力，译名一旦被大众广为接受，就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后来的译者就不能再自由选择，否则容易造成读者误读。例如，如果把“普希金”译为“蒲西津”，读者恐怕很难接受，“普京”译为“朴金”也会让读者不知所指。所以翻译人名时最好查一下专用词典，避免埋头造车。
除了姓氏音译用字错误以外，还有名字、父称缩写的错译值得大家关注。如下例：
[l]原译：姆·弗·罗蒙诺索夫 改译：米·瓦·罗蒙诺索夫
[2]原译：德·肯尼迪 改译：约翰·肯尼迪
俄罗斯人的名字由三部分组成：名字+父称+姓氏，在翻译人名时，如果遇到名字或父称为缩写时，不能按缩写字母的名称来译，而是需要查出原名，按第一个音节音译。如果查不出原名，翻译时可保留名字和父称的缩写，只将姓氏译为汉语。
2.中国人名回译之误
中国人名回译之误多集中在涉华历史文献中，主要是由于译者不熟悉威妥玛式拼音导致。威妥玛式拼音是英国人T.F.威妥玛创立的。它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从中国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这个拼音方案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因威妥玛拼音导致的误译事例很多，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书中有很多译名极不规范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把中国的孟子（Mencius）译为“门修斯”。
无独有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蒋介石也被译为“常凯申”。此外还有几十处名字谬误，如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
威妥玛式拼法和粤音相近，海外华人的汉语名字与大陆本土人名发音有所不同，很多华人遵循“生不改姓”的原则，还继续沿用威妥玛拼法，有些还是采用粤语等方言发音拼写。且同一个姓在海外存在若干拼法，如郑—Tay、Cheng、Cheng；张—Teoh、Cheung、Cheong、Chang；李—Lee、Lei、Li；江—Keung、Kong、Chiang.
此外，如中国历史人物的姓名，如孔子 Confucius、孙中山—Sun Yat-sen等都沿用威妥玛拼写；还有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的特殊拼法，如成吉思汗—GenghisKhan；还有许多过去已广泛使用并成为英文外来语的汉语词汇，仍时以威妥玛拼音的方式出现，如功夫—Kungfu、太极—Taichi、道教—Taoism、易经—I Ching、清明节—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pao Chicken等等。这些威妥玛式拼音若再被译为俄语，又增加一层难度，译者如果无法将之还原为汉语发音的本来面貌，我们的读者会不知所云，自然无法获得对应的语用价值。 3.外国人名多语转译之误
人名翻译应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尤其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人名在俄译汉时不能从俄文音译，而应找到汉语中与之对应的译名。如朝鲜前领导人的名字在俄语中是，译为汉语则是金日成，语音上有很大差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俄语中的译名是，语音也有所不同，互译时需格外注意，可以查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那里有日、朝、越、新加坡等使用汉字或曾使用汉字的国家及台港澳地区人名拉丁化拼写的“回译”参考词条。
此外，也有其他语种转译错误的，如下例：
[1]
原译：列宁的额头是索克拉托夫斯基式的。
改译：列宁有苏格拉底式的额头。
是（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的形容词，原译没有仔细辨认，完全按音翻译了。
[2]
原译：屋角落里立着一个书架，书架上放着席勒和歌德的半身塑像。墙壁上挂了几幅地图、四个古希腊人面像和一杆猎枪。
改译：墙角有一个用来陈列书籍及席勒和歌德半身像的小搁架，墙上挂着几张地图、四幅格莱维顿画的头像和一支猎枪。
是人名的形容词形式，格莱维顿是法国一位画家，擅长石印画，多为人物肖像及女人头像。原译直接将其形容词形式误译为“古希腊人”；改译将其音译，并加注释解释了陌生文化。
（二）地名误译
1.违反约定俗成的误译
有些专有名词虽然译音不够准确，但已沿用至今并将继续沿用下去。如：—俄罗斯（不可译为“罗西亚”），——莫斯科（不可译为“莫斯科娃”），——亚历山大（不可译为“阿列克桑德尔”）。究其原因，乃是最早的音译是译自英语。再看一例：
[l]
原译：新的科学中心决定建立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市。
改译：新的科学中心决定建立在新西伯利亚市。
原译误以为是一个新地名而将其音译处理。实际这个地名已约定俗成译为“新西伯利亚”，若改译为“诺沃西比尔斯克”易导致交际失败，已有的专有名词翻译不应该随意改变，否则会徒增交际障碍。
莫斯科的各地铁站命名不同，翻译时也要尽可能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比如应译为“基辅站”，“基辅”两个字不能用其他的字代替。当车站以具有政治色彩或历史意义的名词命名时，要按照历史上习惯的译法翻译，如—共青团站，十月站，—纺织工人站。当车站以单位或公共场所名称命名时，比较容易翻译，采用意译法即可，如——胜利公园站，——列宁图书馆站，——阿尔巴特大街站，——麻雀山站，——科学院站，——大学站。国名一般音译，个别国名以及带前缀的地名则音译兼意译，即地名音译，前缀意译，如——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外贝加尔，——前乌拉尔；BOCTOK则译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而意译为“控制东方”就不能为人所知了。
2.违背约定俗成的译写
外国地名的译写是否正确、统一，直接影响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音译词的汉字选取也是约定俗成的。中国地名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和《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对译者翻译外国地名具有规范作用。但仍有一些让人费解、误解的外国地名来。
例如《中国边贸价格》杂志1993年第4期第11页介绍的卫星城市，将译为“阿尔季奥姆”。按《通则》Te应转译为“乔”，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文版地图就将译为“阿尔乔姆”；以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的《世界地名录》为准而编写的《俄汉世界地名译名手册》（知识出版社，1990年）也是如此处理的。无独有偶，时事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独联体各国概览》一书第54页也将译写为“阿尔季奥姆”。（黄忠廉1996：28～29）总之，违背工具书上约定俗成的汉字译写法，我们也视其为误译。
因此，译者在译外国地名时一是别忘了查音译表，二是查《通则》，做到心中有谱，译时才不至于想当然。工具书（包括各类词典、手册、指南、名录等）的编者更要做好审核工作，搞好外国地名的译写工作，给译者提供可靠的“标准”。
3.转译的专有名词误译
有些俄语原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并非俄语固有，是从其他语言音译过去的。翻译时如果不查明原词，直接按其俄文音译进行翻译，容易造成误译。这类错误也多集中在日语、韩语中。例如：
[l]原译：托基奥；改译：东京
[2]原译：帕里日；改译：巴黎
[3]原译：奥萨卡；改译：大阪
[4]原译：舍屋尔；改译：首尔
（三）品牌及企业名称误译
1.品牌名称误译
虽然汉语拼音已跃升为国际中文交流的通用标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品牌依旧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如茅台酒—Moutai，青岛啤酒—Tsingtao，中华烟—Chunghwa，张裕葡萄酒— Changyu，京剧—Peking Opera，南京—Nanking，上饶—Shalow。这些威妥玛式的英译若转译为俄语，再回译为汉语，误译的几率更大。见下例：
[l]日本的“东芝”电器在中国销量不错。
原译：（学生练习）
改译：
日语中有很多汉字，我们把日语翻译为汉语时常常是直接移用过来，尽管这些汉字在日语和汉语中的发音或意义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从日语到俄语并不存在这种相似性，所以常常采取音译法，如“东芝”被译为。如果不知道这些固定的译法，在交流和表达上就会出现障碍。
俄语对国外产品的品牌较多情况下是直接借用，如PANASONIC，SANYO，SONY等。如需从俄语翻译成汉语时，要根据原语在汉语中的译文，采取音意兼译的手段来处理。
[II]
原译：已经有126处服务中心在俄罗斯和毗邻各国为阿里斯顿家电技术服务。
改译：已经有126处服务中心在俄罗斯和毗邻各国为英戴斯特家电（后更名为阿里斯顿）技术服务。
是德国Indesit公司的俄语拼写形式，后来才更名为Ariston。译者要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理解其原本的形式和意义，译成中文时采用已存在的翻译名称，不需另作音译。原译直接处理为“阿里斯顿”，没有解释和过渡，导致原语和译语的不对应。
2.企业名称误译
企业名称翻译事关重大，一定要仔细研究该企业的文化、品牌含义，并和委托人沟通清楚，选取最恰当的译名。因为译名不妥当可能会给译者个人或翻译服务企业带来麻烦，例如2005年，西北翻译公司在翻译企业宣传材料中，因为将企业名称译错而被告上法庭，并被判赔偿因此给企业带来的宣传损失。（杨善明，2005）
可见译无小事，翻译文本的所有细节都需注意，即使是拼写错误、标点符号错误，都可能导致译文信息偏差。翻译失误不仅会给客户带来经济损失，甚至会伤及他人的人身权利，影响翻译委托人的声誉，也直接影响到翻译机构及译者本人的声誉。
三、结语
综上可见，语音误译多集中在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包括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名牌名称的外译和回译，专有名词跨语转译等方面。究其错误原因，主要还是译者粗心大意导致的误看、误解，或者查阅功夫没有做到位。音译是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是目前指导我们汉译的工具书，译者应本着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个需要斟酌之处。
关键词：音译；误译；原因
音译是一种以原语读音为依据在译语中寻找发音相近的词汇进行替代的翻译方法。音译通常用于专有名词的翻译，如人名、地名、国名、企业名称等。此外，在翻译一些特殊的异域文化词汇、新生事物（如科技产品或发明）时，如果译语中没有与原语对应或相似的词汇，译者通常也会采取音译法。例如在20世纪初中国那些首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在译介“民主”“科学”等汉语文化中没有的新概念时就采用音译，并缩略为“德先生、赛先生”。类似的音译词还有费尔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迪斯科（disco）、克隆（Clone）、德律风（telephone）。
一、译“形”与译“音”
表音语言间的互译相对比较容易，用一个译语字母或其他字形单位来替代每一个原语字母或其他字形单位。英语中的许多新词汇就是直接音译为俄语的字形单位，迅速被俄语受众接受和使用，例如。这种译法我们称之为译“形”，即翻译的是原语的外壳。但是当译语字形单位没有立即变成译语音位单位时，情况就复杂了。例如当转换发生在那些书写体系是“表义文字”的语言如汉语时，“音译”就只能通过与该字有关的词汇单位或语法单位的音位形式来进行，如雪茄（cigar）、加仑（gallon）、布丁（Pudding）、欧佩克（OPEC）和托福（TOEFL），音译的是外来词的“音”，其“意”隐在其中。用于译音的汉字使用的是其语音和书写形式，而不是其词汇意义。音译后的译名在发音上接近原名，通过传递原名的声音和韵律传达原语意义。
语音作为语言“音、形、义”三维度中的一维也有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简称为“音义”，它传递民族心理的特点，反应民族文化的心理诉求。此外，表意语言的音译还会追求翻译方法的理据性，这个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该民族的语用文化。例如我们翻译American时选择“美国”而不是“霉国”，翻译Germany时选择“德国”而不是“蛾国”……选择表意美好的汉字，从文化上反应中国人与人为善的传统。音译的汉字选取也是个约定俗成的过程，目前我们有《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可以作为翻译的参考。
二、语音误译种种
许多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不能做到逢音译词必查词典，于是容易造成语音误译。语音误译多集中在人名地名的翻译上，主要表现为：人名误译、地名误译、品牌及企业名称误译等。
（一）人名误译
1.俄罗斯人名误译
人名多为一种符号，没有特殊意义，一般采取音译。但是俄译汉音译词汉字的选取却浸透译者的审美情感，而且也会逐步约定俗成。例如：列宁、普希金、普京。
由于汉语是音节性语言，语音的美学效果要求高；汉字又是表意的象形文字，同音字很多，意义不同。音译时的汉字选择很有讲究，通常会考虑读者的文化心理，接受能力，译名一旦被大众广为接受，就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后来的译者就不能再自由选择，否则容易造成读者误读。例如，如果把“普希金”译为“蒲西津”，读者恐怕很难接受，“普京”译为“朴金”也会让读者不知所指。所以翻译人名时最好查一下专用词典，避免埋头造车。
除了姓氏音译用字错误以外，还有名字、父称缩写的错译值得大家关注。如下例：
[l]原译：姆·弗·罗蒙诺索夫 改译：米·瓦·罗蒙诺索夫
[2]原译：德·肯尼迪 改译：约翰·肯尼迪
俄罗斯人的名字由三部分组成：名字+父称+姓氏，在翻译人名时，如果遇到名字或父称为缩写时，不能按缩写字母的名称来译，而是需要查出原名，按第一个音节音译。如果查不出原名，翻译时可保留名字和父称的缩写，只将姓氏译为汉语。
2.中国人名回译之误
中国人名回译之误多集中在涉华历史文献中，主要是由于译者不熟悉威妥玛式拼音导致。威妥玛式拼音是英国人T.F.威妥玛创立的。它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从中国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这个拼音方案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因威妥玛拼音导致的误译事例很多，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书中有很多译名极不规范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把中国的孟子（Mencius）译为“门修斯”。
无独有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蒋介石也被译为“常凯申”。此外还有几十处名字谬误，如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
威妥玛式拼法和粤音相近，海外华人的汉语名字与大陆本土人名发音有所不同，很多华人遵循“生不改姓”的原则，还继续沿用威妥玛拼法，有些还是采用粤语等方言发音拼写。且同一个姓在海外存在若干拼法，如郑—Tay、Cheng、Cheng；张—Teoh、Cheung、Cheong、Chang；李—Lee、Lei、Li；江—Keung、Kong、Chiang.
此外，如中国历史人物的姓名，如孔子 Confucius、孙中山—Sun Yat-sen等都沿用威妥玛拼写；还有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的特殊拼法，如成吉思汗—GenghisKhan；还有许多过去已广泛使用并成为英文外来语的汉语词汇，仍时以威妥玛拼音的方式出现，如功夫—Kungfu、太极—Taichi、道教—Taoism、易经—I Ching、清明节—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pao Chicken等等。这些威妥玛式拼音若再被译为俄语，又增加一层难度，译者如果无法将之还原为汉语发音的本来面貌，我们的读者会不知所云，自然无法获得对应的语用价值。 3.外国人名多语转译之误
人名翻译应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尤其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人名在俄译汉时不能从俄文音译，而应找到汉语中与之对应的译名。如朝鲜前领导人的名字在俄语中是，译为汉语则是金日成，语音上有很大差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俄语中的译名是，语音也有所不同，互译时需格外注意，可以查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那里有日、朝、越、新加坡等使用汉字或曾使用汉字的国家及台港澳地区人名拉丁化拼写的“回译”参考词条。
此外，也有其他语种转译错误的，如下例：
[1]
原译：列宁的额头是索克拉托夫斯基式的。
改译：列宁有苏格拉底式的额头。
是（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的形容词，原译没有仔细辨认，完全按音翻译了。
[2]
原译：屋角落里立着一个书架，书架上放着席勒和歌德的半身塑像。墙壁上挂了几幅地图、四个古希腊人面像和一杆猎枪。
改译：墙角有一个用来陈列书籍及席勒和歌德半身像的小搁架，墙上挂着几张地图、四幅格莱维顿画的头像和一支猎枪。
是人名的形容词形式，格莱维顿是法国一位画家，擅长石印画，多为人物肖像及女人头像。原译直接将其形容词形式误译为“古希腊人”；改译将其音译，并加注释解释了陌生文化。
（二）地名误译
1.违反约定俗成的误译
有些专有名词虽然译音不够准确，但已沿用至今并将继续沿用下去。如：—俄罗斯（不可译为“罗西亚”），——莫斯科（不可译为“莫斯科娃”），——亚历山大（不可译为“阿列克桑德尔”）。究其原因，乃是最早的音译是译自英语。再看一例：
[l]
原译：新的科学中心决定建立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市。
改译：新的科学中心决定建立在新西伯利亚市。
原译误以为是一个新地名而将其音译处理。实际这个地名已约定俗成译为“新西伯利亚”，若改译为“诺沃西比尔斯克”易导致交际失败，已有的专有名词翻译不应该随意改变，否则会徒增交际障碍。
莫斯科的各地铁站命名不同，翻译时也要尽可能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比如应译为“基辅站”，“基辅”两个字不能用其他的字代替。当车站以具有政治色彩或历史意义的名词命名时，要按照历史上习惯的译法翻译，如—共青团站，十月站，—纺织工人站。当车站以单位或公共场所名称命名时，比较容易翻译，采用意译法即可，如——胜利公园站，——列宁图书馆站，——阿尔巴特大街站，——麻雀山站，——科学院站，——大学站。国名一般音译，个别国名以及带前缀的地名则音译兼意译，即地名音译，前缀意译，如——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外贝加尔，——前乌拉尔；BOCTOK则译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而意译为“控制东方”就不能为人所知了。
2.违背约定俗成的译写
外国地名的译写是否正确、统一，直接影响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音译词的汉字选取也是约定俗成的。中国地名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和《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对译者翻译外国地名具有规范作用。但仍有一些让人费解、误解的外国地名来。
例如《中国边贸价格》杂志1993年第4期第11页介绍的卫星城市，将译为“阿尔季奥姆”。按《通则》Te应转译为“乔”，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文版地图就将译为“阿尔乔姆”；以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的《世界地名录》为准而编写的《俄汉世界地名译名手册》（知识出版社，1990年）也是如此处理的。无独有偶，时事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独联体各国概览》一书第54页也将译写为“阿尔季奥姆”。（黄忠廉1996：28～29）总之，违背工具书上约定俗成的汉字译写法，我们也视其为误译。
因此，译者在译外国地名时一是别忘了查音译表，二是查《通则》，做到心中有谱，译时才不至于想当然。工具书（包括各类词典、手册、指南、名录等）的编者更要做好审核工作，搞好外国地名的译写工作，给译者提供可靠的“标准”。
3.转译的专有名词误译
有些俄语原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并非俄语固有，是从其他语言音译过去的。翻译时如果不查明原词，直接按其俄文音译进行翻译，容易造成误译。这类错误也多集中在日语、韩语中。例如：
[l]原译：托基奥；改译：东京
[2]原译：帕里日；改译：巴黎
[3]原译：奥萨卡；改译：大阪
[4]原译：舍屋尔；改译：首尔
（三）品牌及企业名称误译
1.品牌名称误译
虽然汉语拼音已跃升为国际中文交流的通用标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品牌依旧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如茅台酒—Moutai，青岛啤酒—Tsingtao，中华烟—Chunghwa，张裕葡萄酒— Changyu，京剧—Peking Opera，南京—Nanking，上饶—Shalow。这些威妥玛式的英译若转译为俄语，再回译为汉语，误译的几率更大。见下例：
[l]日本的“东芝”电器在中国销量不错。
原译：（学生练习）
改译：
日语中有很多汉字，我们把日语翻译为汉语时常常是直接移用过来，尽管这些汉字在日语和汉语中的发音或意义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从日语到俄语并不存在这种相似性，所以常常采取音译法，如“东芝”被译为。如果不知道这些固定的译法，在交流和表达上就会出现障碍。
俄语对国外产品的品牌较多情况下是直接借用，如PANASONIC，SANYO，SONY等。如需从俄语翻译成汉语时，要根据原语在汉语中的译文，采取音意兼译的手段来处理。
[II]
原译：已经有126处服务中心在俄罗斯和毗邻各国为阿里斯顿家电技术服务。
改译：已经有126处服务中心在俄罗斯和毗邻各国为英戴斯特家电（后更名为阿里斯顿）技术服务。
是德国Indesit公司的俄语拼写形式，后来才更名为Ariston。译者要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理解其原本的形式和意义，译成中文时采用已存在的翻译名称，不需另作音译。原译直接处理为“阿里斯顿”，没有解释和过渡，导致原语和译语的不对应。
2.企业名称误译
企业名称翻译事关重大，一定要仔细研究该企业的文化、品牌含义，并和委托人沟通清楚，选取最恰当的译名。因为译名不妥当可能会给译者个人或翻译服务企业带来麻烦，例如2005年，西北翻译公司在翻译企业宣传材料中，因为将企业名称译错而被告上法庭，并被判赔偿因此给企业带来的宣传损失。（杨善明，2005）
可见译无小事，翻译文本的所有细节都需注意，即使是拼写错误、标点符号错误，都可能导致译文信息偏差。翻译失误不仅会给客户带来经济损失，甚至会伤及他人的人身权利，影响翻译委托人的声誉，也直接影响到翻译机构及译者本人的声誉。
三、结语
综上可见，语音误译多集中在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包括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名牌名称的外译和回译，专有名词跨语转译等方面。究其错误原因，主要还是译者粗心大意导致的误看、误解，或者查阅功夫没有做到位。音译是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是目前指导我们汉译的工具书，译者应本着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个需要斟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