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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伶是著名的剧作家和进步戏剧运动的领导者，他的剧作《长夜行》《七月流火》和创作的电影《聂耳》等都在中国的话剧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949年春，于伶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接管上海的文化、电影机构，担任上海文化局局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我的父亲叶以群担任副厂长。他们携手为建立上海的电影创作基地贡献心力。于伶全面负责，他回忆说：“从‘联影厂’到‘上影厂’的电影业务和艺术方面的任务主要依靠以群。”
壹
在1980年代，我时常去于伯伯的家里拜访他。如师如父的于伯伯，是青年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我八岁丧父，自幼性格多愁忧郁。古稀之年的于伯伯思维敏捷，性格乐观豪爽。在他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坎坷，仍然保持着无怨无悔的人生态度，他的人格魅力成为我内心崇敬的楷模。
那时他住在上海巨鹿路和常熟路交界处一幢小洋房的二楼，站在他的小书房隔着楼前的小院子，可以看见街上的景色。周末他家的小客厅是我向往的倾谈场所，那里时常高朋满座，幽静时可与他促膝谈心，听他平易的教诲。
有一次我去他家，没多久吴永刚导演来了。吴永刚导演刚拍完电影《巴山夜雨》，影片放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那天吴导的心情很不好，满脸愁云。吴导向于伶诉苦说，有人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导演的影片说成是反动影片。于伶听了安慰吴导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他們看过你拍的《神女》吗？《神女》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神女》是吴导的处女作，由阮玲玉主演，是中国默片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吴导接着就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最怕来访问，问了出去就乱写，有些捧你，捧得你也不舒服;有些骂你，又骂得毫无道理。”
于伶就说：“主要还是记者们的素质问题，有些事情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于伶以前一直是吴导的领导，听到于伶的理解，吴老心情好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临走的时候有说有笑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于伶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许多年，但是在文艺界，他仍是成就显赫的前辈，更是平易近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1982年11月，于伶伯伯生病住进华东医院，我去看他。进门就见他在和护士发脾气：“你们应该给他换单人病房。”那个护士也不怕于伶，反而问：“他是什么级别？” 于伶听了有些气不打一处来，说：“他级别没我高，可他在国际上的影响比哪个部长都大！”
我听了好久也没听出于伯伯在为谁的事打抱不平。后来护士走了，临出门于伯伯还叮嘱了一句：“去告诉你们院长，就说是我说的。”
于伯伯这才告诉我，巴金在家里摔伤了，家属打电话到医院，让派救护车，医院也不理。后来好不容易住进了医院，又给安排了一个两人病房。巴老已经七十多岁，这样怎么休息得好？当时巴金依然是一个不受薪的作家，还没有行政级别，所以医院给的待遇也就不一样。
后来巴金的事反映到了上级领导那里，通过中国作协协调才解决了。从这些事例中于伶伯伯的态度，就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为什么他会在同行心中那么受尊重，是因为他的无私和乐于助人。不管是谁的困难，只要他知道了，他都愿意站出来为之申诉，为之主持公道。也因为这样，大家信赖他，尊重他，爱戴他。
有一次说起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他说：“现在有些电影，拍地下工作者就是跳舞。解放初期你爸爸以群结婚时，陈毅、潘汉年、夏衍都参加了在中苏友协举行的舞会。我们都不会跳舞，就在一边打扑克。陈老总走过来把牌一撸说：‘你们不跳舞，还拉走了我的舞伴。都去跳舞。’陈老总好厉害啊。我们三个都搞地下工作，都不会跳舞。”
贰
夏衍对于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么悲壮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态，颠踬、挫折、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后悔。”
夏衍的这段文字是1941年写的《于伶小论》中的一段，我却以为这也可以概括他的整个生命历程。这也是我所见，所亲身体会到的一个活生生的求真者和求美者。于伯伯的精神世界中悲壮的成分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生活中他却充满乐观。
抗战胜利后，父亲叶以群和于伶伯伯都从重庆回到上海，父亲主持出版和主编杂志，于伯伯肩负恢复上海剧艺社的活动。上海剧艺社成立于1938年，于伶是主要领导人，主要导演有朱端钧、吴仞之、黄佐临等，这些都是后来中国话剧界的一线导演;主要演员有夏霞、蓝兰、石挥、乔奇、黄宗江等。回到上海剧社首先上演的是于伶与夏衍、宋之的创作的《戏剧春秋》，接着又有在重庆被禁演的陈白尘的《升官图》、郭沫若的《孔雀胆》等。
1947年3月恰逢田汉50岁生日，于伶得到了中共思南路办事处董必武的同意，借着为田汉祝寿的名义，筹备了上海文艺界一场五六百人参加的“庆祝田汉50寿辰及创作30周年纪念大会”，并演出了田汉的最新剧作《丽人行》。在剧中，田汉描述了女工刘金妹、革命女性李新群和资产阶级女性梁若英三个女性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活遭际，而这出戏才刚刚完成就被搬上舞台。
原来田汉到了上海后，没有栖身之地，就挤进于伶窄小的家里，并在那里完成了这个剧本。纪念大会后，父亲受邀与于伶一起陪同田汉前往无锡，观看由抗敌演剧九队演出的话剧《丽人行》，一起去的还有导演洪深等人。父亲不仅受邀去看戏，看完戏后还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会后还留下来为当地的革命文艺团体作了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报告。《丽人行》在无锡连演26场，创造了当时话剧场次最多、使用幕景最多的纪录。茅盾、柳亚子、梅兰芳、熊佛西都发文呼吁大家去看。
1947年底在上海，父亲叶以群和于伶接受了一件周恩来交代的重要任务，为防止白色恐怖的威胁，掩护郭沫若、茅盾撤离上海。在关键时刻于伶病倒了，艰巨的任务就由父亲全面负责。父亲想方设法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然后安排茅盾夫妇前一天离开，第二天11月14日亲自陪同郭沫若乘船去香港。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周后到香港与他团聚。 于伶还记得，半年后他病愈后离开上海去香港，到码头接他的就是以群。接完于伶，以群告诉他已约好了潘汉年、冯乃超、夏衍、邵荃麟几位在雄鸡饭店见面。他们又团聚了。第二天以群就带于伶一起去看望郭沫若、茅盾两家。
关于郭沫若，于伶伯伯说过一则已传为文坛佳话的故事。1944年2月23日是于伶37岁生日。好朋友夏衍、廖沫沙、胡绳、乔冠华等在一家小餐馆为他庆贺生日，乔冠华提议每人吟一句诗为于伶祝寿。散宴后，他们前去拜访郭沫若先生。郭沫若不仅是诗人，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言谈间，夏衍提出请郭沫若将四人的诗句书写一遍，装裱后作为礼物赠给于伶。郭沫若读了诗：“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出大明。” 四句诗形象且生动地概述了于伶的艺术和人生经历，将“寿星”的年龄、身世、做寿地点，尤其是“寿星”的几部作品，巧妙地嵌了进去。不过郭沫若微微一笑说：“这诗好是好，只是我认为，如果求全责备，整首诗的主题过于低沉。”夏衍听了急忙站起身，故意用剧中台词的腔调道白：“学生这厢有礼节了，愿高人斧正拙作。”
郭沫若兴之所至答道“老生献丑了”，便念出经他改过的四句诗：“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各位一听拍案叫绝，相比之下，经郭沫若修改的四句诗，只是颠倒了语序，更换了八字，体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心境，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的精神跃于纸上。于是郭沫若铺开一张宣纸，一气呵成把诗写了下来。这本是文人间的雅趣，却不失为一个美谈。
叁
大学毕业后我到影协《电影新作》杂志社工作，时常会为了工作上的事请教于伯伯。记得1984年大年初一，我去给于伯伯拜年，刚巧电影剧作家艾明之和叶丹在场。他们和我谈起几周前，我和同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电影语言创新随想》，还说张骏祥局长那天正好去上影文学部开会，为了看我的文章，把他们办公室的报纸都拿走了。
于伯伯听了就好奇地问：“你们说什么啊？我怎么不知道？”
我忙对于伯伯解释说：“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次问你看过没有，你反问我，那个作者懂电影吗？我听你好像不支持，就没再跟你说。”因为我是用笔名发表，于伯伯看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就是我。
于伯伯听了就大为叫屈：“为什么我老是反对年轻人啊？是不是我老了。”
叶丹就说：“不同年龄的人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于伯伯是非常愿意倾听年轻人声音的前辈，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身边来往的中青年艺术家特别多。
1986年，电影界老前辈夏衍从影55周年纪念的前夕，于伶推荐我走访著名电影艺术家陈鲤庭，请他谈谈50多年来的艺术生涯中，与夏衍交往所得的印象和感触。
我连续几次前去陈鲤庭家里采访。说起夏衍，陈鲤庭回忆起许多往事，他说：“夏衍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他的领导方法、领导作风，至今仍使我很怀念！解放初期，昆仑影片公司缺剧本，实际当时各私营厂大都不知搞什么剧本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因之我就向夏衍提出，是否可以成立一个专搞剧本的机构，帮助私营厂解决剧本饥荒。夏衍说：你们搞，我们支援！这就成立了由各厂联合资助，首次举办的组织供应剧本的机构‘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夏衍是怎么支援的呢？他自己担任理事会主席，而让叶以群代表他，作为党的领导照管创作。每当可供拍摄的剧本写成，就召开一次评议活动，评议成员视剧本性质特邀有成就的文学家、导演乃至编剧本人三方参与。而非常突出的一点是，由于夏衍领头，当时华东文化部门各级领导如黄源、冯雪峰、于伶、叶以群等都以普通作家的身份不时应邀参加评议，从而形成一种各抒己见、与创作人员平等商讨的民主气氛，摒除了察言观色、彼此顾虑、言不由衷的庸俗风气。他们在评议中谈意见只是建议性的，送审的渠道又是另外的。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夏衍当时提倡的用社会方式来领导创作，领导只是以普通一员来参加创作人员的讨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寓审稿于疏导。‘电文’成立才一年多，就出了十几个剧本，证明了这样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在那一期的刊物上，与陈鲤庭的访谈同时刊载的还有陈荒煤写给于伶的一封信，谈到了组织夏衍从影55周年纪念活动的相关事宜。那是我在于伶家里看见了陈荒煤的信，应我的要求拿来发表的。
我后来离开《电影新作》杂志社调去上影文学部，他也很支持我，鼓励说那样可以多接触一些作者和生活。有时去他家，他都会把电影界朋友中听到的一些反映告诉我。所有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体会到一个慈祥的父辈关切的目光。
那几年为了编辑出版《以群文艺论文集》，我去请于伯伯为文集写一篇序言，于伯伯一口答应。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下触发了于伯伯对许多往事的回忆，艰难岁月的友谊与动乱年代的生离死别交织，思绪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完成的是一篇万字长文《忆风云，咀霜雪——怀以群，聊自遣》。当年于伯伯已经70多岁，为了写那篇文章，他经常被我催稿。一次他来信说：
“信收到了。我明午飞北京，参加鲁迅纪念会。因身体不好，不会在京逗留多天的。文章很想写得好些，却几次握笔，思忆，写不下去！！ ！这次北京去去，振振思绪，可能容易下笔！（我精力还是很差，行前有些信债待还，写多了一些，精神就很不集中了。你看看我这信写得多糟！有如小学生了啊！）”
于伯伯的字迹颇大，写了两张信纸，可以从字迹上看出他的手抖得厉害，难怪他自谦“你看看我这信写得多糟！有如小学生了啊！”可是他还是坚持写信。此情可感！
1980年代后期，上海作协举行以群、傅雷纪念会，于伶当时担任上海作协主席，亲自主持了纪念会。回忆起他的至交战友以群，他又一次泪洒衣衫。
我举行婚礼时，特意去邀请于伯伯。他不仅欣然接受邀请，还说要替我请一批爸爸的老朋友。在他的张罗下，婚礼那天吴强、王元化、柯灵和艾明之都来了。于伯伯还特意嘱咐于伯母柏李画了一幅国画，自己亲笔题了诗作为礼物送给我。
出国留学六年后我第一次回国，那时于伶伯伯住在華东医院，我前去看他。当我走进病房时，他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见有人进来，他把脸转过来问：“谁啊？”
我低下头凑近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了我的名字，他倏地睁开眼，从被窝里拿出手直直地伸到我的面前。他的动作那么迅速、有力：“你去得太久了！”他的语气中带着稍稍的责备。
我用双手紧紧地握着于伯伯骨感有力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很多年以后于伯伯离世后，我回国去探望于伯母柏李。那天在于伯伯家的书房里，我坐在以前每次来时他坐的位置。我看见玻璃下正压着那张在我婚礼上与各位文坛前辈的合影。我问柏李阿姨，这张照片是于伯伯放在这里的吗？柏李说：一直放在这里。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已经十多年了。
而今于伶伯伯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但在我记忆中，那些岁月中耳濡目染的点滴永远鲜活，时常浮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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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我时常去于伯伯的家里拜访他。如师如父的于伯伯，是青年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我八岁丧父，自幼性格多愁忧郁。古稀之年的于伯伯思维敏捷，性格乐观豪爽。在他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坎坷，仍然保持着无怨无悔的人生态度，他的人格魅力成为我内心崇敬的楷模。
那时他住在上海巨鹿路和常熟路交界处一幢小洋房的二楼，站在他的小书房隔着楼前的小院子，可以看见街上的景色。周末他家的小客厅是我向往的倾谈场所，那里时常高朋满座，幽静时可与他促膝谈心，听他平易的教诲。
有一次我去他家，没多久吴永刚导演来了。吴永刚导演刚拍完电影《巴山夜雨》，影片放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那天吴导的心情很不好，满脸愁云。吴导向于伶诉苦说，有人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导演的影片说成是反动影片。于伶听了安慰吴导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他們看过你拍的《神女》吗？《神女》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神女》是吴导的处女作，由阮玲玉主演，是中国默片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吴导接着就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最怕来访问，问了出去就乱写，有些捧你，捧得你也不舒服;有些骂你，又骂得毫无道理。”
于伶就说：“主要还是记者们的素质问题，有些事情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于伶以前一直是吴导的领导，听到于伶的理解，吴老心情好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临走的时候有说有笑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于伶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许多年，但是在文艺界，他仍是成就显赫的前辈，更是平易近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1982年11月，于伶伯伯生病住进华东医院，我去看他。进门就见他在和护士发脾气：“你们应该给他换单人病房。”那个护士也不怕于伶，反而问：“他是什么级别？” 于伶听了有些气不打一处来，说：“他级别没我高，可他在国际上的影响比哪个部长都大！”
我听了好久也没听出于伯伯在为谁的事打抱不平。后来护士走了，临出门于伯伯还叮嘱了一句：“去告诉你们院长，就说是我说的。”
于伯伯这才告诉我，巴金在家里摔伤了，家属打电话到医院，让派救护车，医院也不理。后来好不容易住进了医院，又给安排了一个两人病房。巴老已经七十多岁，这样怎么休息得好？当时巴金依然是一个不受薪的作家，还没有行政级别，所以医院给的待遇也就不一样。
后来巴金的事反映到了上级领导那里，通过中国作协协调才解决了。从这些事例中于伶伯伯的态度，就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为什么他会在同行心中那么受尊重，是因为他的无私和乐于助人。不管是谁的困难，只要他知道了，他都愿意站出来为之申诉，为之主持公道。也因为这样，大家信赖他，尊重他，爱戴他。
有一次说起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他说：“现在有些电影，拍地下工作者就是跳舞。解放初期你爸爸以群结婚时，陈毅、潘汉年、夏衍都参加了在中苏友协举行的舞会。我们都不会跳舞，就在一边打扑克。陈老总走过来把牌一撸说：‘你们不跳舞，还拉走了我的舞伴。都去跳舞。’陈老总好厉害啊。我们三个都搞地下工作，都不会跳舞。”
贰
夏衍对于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么悲壮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态，颠踬、挫折、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后悔。”
夏衍的这段文字是1941年写的《于伶小论》中的一段，我却以为这也可以概括他的整个生命历程。这也是我所见，所亲身体会到的一个活生生的求真者和求美者。于伯伯的精神世界中悲壮的成分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生活中他却充满乐观。
抗战胜利后，父亲叶以群和于伶伯伯都从重庆回到上海，父亲主持出版和主编杂志，于伯伯肩负恢复上海剧艺社的活动。上海剧艺社成立于1938年，于伶是主要领导人，主要导演有朱端钧、吴仞之、黄佐临等，这些都是后来中国话剧界的一线导演;主要演员有夏霞、蓝兰、石挥、乔奇、黄宗江等。回到上海剧社首先上演的是于伶与夏衍、宋之的创作的《戏剧春秋》，接着又有在重庆被禁演的陈白尘的《升官图》、郭沫若的《孔雀胆》等。
1947年3月恰逢田汉50岁生日，于伶得到了中共思南路办事处董必武的同意，借着为田汉祝寿的名义，筹备了上海文艺界一场五六百人参加的“庆祝田汉50寿辰及创作30周年纪念大会”，并演出了田汉的最新剧作《丽人行》。在剧中，田汉描述了女工刘金妹、革命女性李新群和资产阶级女性梁若英三个女性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活遭际，而这出戏才刚刚完成就被搬上舞台。
原来田汉到了上海后，没有栖身之地，就挤进于伶窄小的家里，并在那里完成了这个剧本。纪念大会后，父亲受邀与于伶一起陪同田汉前往无锡，观看由抗敌演剧九队演出的话剧《丽人行》，一起去的还有导演洪深等人。父亲不仅受邀去看戏，看完戏后还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会后还留下来为当地的革命文艺团体作了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报告。《丽人行》在无锡连演26场，创造了当时话剧场次最多、使用幕景最多的纪录。茅盾、柳亚子、梅兰芳、熊佛西都发文呼吁大家去看。
1947年底在上海，父亲叶以群和于伶接受了一件周恩来交代的重要任务，为防止白色恐怖的威胁，掩护郭沫若、茅盾撤离上海。在关键时刻于伶病倒了，艰巨的任务就由父亲全面负责。父亲想方设法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然后安排茅盾夫妇前一天离开，第二天11月14日亲自陪同郭沫若乘船去香港。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周后到香港与他团聚。 于伶还记得，半年后他病愈后离开上海去香港，到码头接他的就是以群。接完于伶，以群告诉他已约好了潘汉年、冯乃超、夏衍、邵荃麟几位在雄鸡饭店见面。他们又团聚了。第二天以群就带于伶一起去看望郭沫若、茅盾两家。
关于郭沫若，于伶伯伯说过一则已传为文坛佳话的故事。1944年2月23日是于伶37岁生日。好朋友夏衍、廖沫沙、胡绳、乔冠华等在一家小餐馆为他庆贺生日，乔冠华提议每人吟一句诗为于伶祝寿。散宴后，他们前去拜访郭沫若先生。郭沫若不仅是诗人，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言谈间，夏衍提出请郭沫若将四人的诗句书写一遍，装裱后作为礼物赠给于伶。郭沫若读了诗：“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出大明。” 四句诗形象且生动地概述了于伶的艺术和人生经历，将“寿星”的年龄、身世、做寿地点，尤其是“寿星”的几部作品，巧妙地嵌了进去。不过郭沫若微微一笑说：“这诗好是好，只是我认为，如果求全责备，整首诗的主题过于低沉。”夏衍听了急忙站起身，故意用剧中台词的腔调道白：“学生这厢有礼节了，愿高人斧正拙作。”
郭沫若兴之所至答道“老生献丑了”，便念出经他改过的四句诗：“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各位一听拍案叫绝，相比之下，经郭沫若修改的四句诗，只是颠倒了语序，更换了八字，体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心境，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的精神跃于纸上。于是郭沫若铺开一张宣纸，一气呵成把诗写了下来。这本是文人间的雅趣，却不失为一个美谈。
叁
大学毕业后我到影协《电影新作》杂志社工作，时常会为了工作上的事请教于伯伯。记得1984年大年初一，我去给于伯伯拜年，刚巧电影剧作家艾明之和叶丹在场。他们和我谈起几周前，我和同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电影语言创新随想》，还说张骏祥局长那天正好去上影文学部开会，为了看我的文章，把他们办公室的报纸都拿走了。
于伯伯听了就好奇地问：“你们说什么啊？我怎么不知道？”
我忙对于伯伯解释说：“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次问你看过没有，你反问我，那个作者懂电影吗？我听你好像不支持，就没再跟你说。”因为我是用笔名发表，于伯伯看过文章却不知道作者就是我。
于伯伯听了就大为叫屈：“为什么我老是反对年轻人啊？是不是我老了。”
叶丹就说：“不同年龄的人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于伯伯是非常愿意倾听年轻人声音的前辈，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身边来往的中青年艺术家特别多。
1986年，电影界老前辈夏衍从影55周年纪念的前夕，于伶推荐我走访著名电影艺术家陈鲤庭，请他谈谈50多年来的艺术生涯中，与夏衍交往所得的印象和感触。
我连续几次前去陈鲤庭家里采访。说起夏衍，陈鲤庭回忆起许多往事，他说：“夏衍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他的领导方法、领导作风，至今仍使我很怀念！解放初期，昆仑影片公司缺剧本，实际当时各私营厂大都不知搞什么剧本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因之我就向夏衍提出，是否可以成立一个专搞剧本的机构，帮助私营厂解决剧本饥荒。夏衍说：你们搞，我们支援！这就成立了由各厂联合资助，首次举办的组织供应剧本的机构‘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夏衍是怎么支援的呢？他自己担任理事会主席，而让叶以群代表他，作为党的领导照管创作。每当可供拍摄的剧本写成，就召开一次评议活动，评议成员视剧本性质特邀有成就的文学家、导演乃至编剧本人三方参与。而非常突出的一点是，由于夏衍领头，当时华东文化部门各级领导如黄源、冯雪峰、于伶、叶以群等都以普通作家的身份不时应邀参加评议，从而形成一种各抒己见、与创作人员平等商讨的民主气氛，摒除了察言观色、彼此顾虑、言不由衷的庸俗风气。他们在评议中谈意见只是建议性的，送审的渠道又是另外的。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夏衍当时提倡的用社会方式来领导创作，领导只是以普通一员来参加创作人员的讨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寓审稿于疏导。‘电文’成立才一年多，就出了十几个剧本，证明了这样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在那一期的刊物上，与陈鲤庭的访谈同时刊载的还有陈荒煤写给于伶的一封信，谈到了组织夏衍从影55周年纪念活动的相关事宜。那是我在于伶家里看见了陈荒煤的信，应我的要求拿来发表的。
我后来离开《电影新作》杂志社调去上影文学部，他也很支持我，鼓励说那样可以多接触一些作者和生活。有时去他家，他都会把电影界朋友中听到的一些反映告诉我。所有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体会到一个慈祥的父辈关切的目光。
那几年为了编辑出版《以群文艺论文集》，我去请于伯伯为文集写一篇序言，于伯伯一口答应。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下触发了于伯伯对许多往事的回忆，艰难岁月的友谊与动乱年代的生离死别交织，思绪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完成的是一篇万字长文《忆风云，咀霜雪——怀以群，聊自遣》。当年于伯伯已经70多岁，为了写那篇文章，他经常被我催稿。一次他来信说：
“信收到了。我明午飞北京，参加鲁迅纪念会。因身体不好，不会在京逗留多天的。文章很想写得好些，却几次握笔，思忆，写不下去！！ ！这次北京去去，振振思绪，可能容易下笔！（我精力还是很差，行前有些信债待还，写多了一些，精神就很不集中了。你看看我这信写得多糟！有如小学生了啊！）”
于伯伯的字迹颇大，写了两张信纸，可以从字迹上看出他的手抖得厉害，难怪他自谦“你看看我这信写得多糟！有如小学生了啊！”可是他还是坚持写信。此情可感！
1980年代后期，上海作协举行以群、傅雷纪念会，于伶当时担任上海作协主席，亲自主持了纪念会。回忆起他的至交战友以群，他又一次泪洒衣衫。
我举行婚礼时，特意去邀请于伯伯。他不仅欣然接受邀请，还说要替我请一批爸爸的老朋友。在他的张罗下，婚礼那天吴强、王元化、柯灵和艾明之都来了。于伯伯还特意嘱咐于伯母柏李画了一幅国画，自己亲笔题了诗作为礼物送给我。
出国留学六年后我第一次回国，那时于伶伯伯住在華东医院，我前去看他。当我走进病房时，他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见有人进来，他把脸转过来问：“谁啊？”
我低下头凑近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了我的名字，他倏地睁开眼，从被窝里拿出手直直地伸到我的面前。他的动作那么迅速、有力：“你去得太久了！”他的语气中带着稍稍的责备。
我用双手紧紧地握着于伯伯骨感有力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很多年以后于伯伯离世后，我回国去探望于伯母柏李。那天在于伯伯家的书房里，我坐在以前每次来时他坐的位置。我看见玻璃下正压着那张在我婚礼上与各位文坛前辈的合影。我问柏李阿姨，这张照片是于伯伯放在这里的吗？柏李说：一直放在这里。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已经十多年了。
而今于伶伯伯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但在我记忆中，那些岁月中耳濡目染的点滴永远鲜活，时常浮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