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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无疑是中国文化底蕴最为丰厚的地域之一。比如，全人类共享却又最具中国特征的三大文化—丝绸文化、瓷文化、茶文化，浙江都有发源的地位。其中，丝绸文化与浙江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浙江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发源地
1958年，在世界丝绸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考古人员在浙江省湖州市南郊钱山漾新石器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出土了“一筐”（竹编盛器）宝贝，里面盛着已经碳化的丝线、丝带和一片没有碳化的绢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经过科学测定，确定绢片诞生于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蚕丝织物成品。浙江丝绸工学院纺织专家经过切片放大分析，认定这绢片是经过热水缫丝加工后的长丝制成的；专家又将这先人产品与现代H1153真丝电力纺进行比较，其直径、经密、纬密等一系列指标竟惊人的相似！从此，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人类所创所用的丝绸从自发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从发现进入了发明的阶段—发现蚕能抽丝，丝能裹体，这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现；然而自觉地用蚕丝织成绸绢，织成美服美饰，那就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了。所以，有的外国人干脆把丝绸称为中国的 “第五大发明”。还有人认为，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实际受到了丝绸生产技术的启示：造纸术其实是受废丝利用的启发，印刷术也与丝绸的凸版印花有关。所以，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丝绸倒应该排到中国的“第一大发明”。浙江湖州是这“第一大发明”的故乡。（有趣的是，湖州是中国典型的吴方言区域，湖州人说“蚕”字，和古罗马人在公元五六世纪才见到的新奇之物—“Ses”的读音几乎一样。）它打破了之前学术界认为养蚕起源于黄河流域，后来传入长江流域的定论。世界丝绸文化的源头在中国，中国丝绸文化可能有多个源头，而通过考古发掘已经发现最早的源头在浙江。
其实，1975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木制和陶制的纺缚、引纬用的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等纺织工具，证明浙江先民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会纺纱织布了，缫丝织绢不过是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罢了。
浙江是中国桑蚕丝绸业的中心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蚕桑一直是浙江杭嘉湖平原农民重要的生产内容和生活来源，丝绸业一直是浙江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特色和经济支柱。浙江北部地区的桑蚕丝绸业，在东晋以后开始崭露头角；到唐代已经成为全国重要产区；两宋时期开始成为全国生产中心。由于湖桑培育嫁接技术的成熟、养蚕技术的完善，蚕茧和丝绸的品质大幅提高，花色品种明显增加，产品风格有很大创新，湖州、秀州而外，越州的越绫、越罗、茜绯花纱、轻容纱，杭州的白边绫、三法暗花纱、茸纱，婺州的暗花罗、含春罗，东阳的花罗等，都是闻名天下的精品。
元代以农桑为本，浙江蚕丝产区仍在发展，如进一步改良桑树、选水煮茧、革新丝织印染工艺等，同时在艺术风格上既继承江南传统，又融入蒙古族人的情趣。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可·波罗游至长兴后在《游记》里记载“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反映了当时丝绸之乡的生活情景。
明清两代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丝绸生产的商品性比重越来越大。浙江得天时地利之便，海外贸易、技术进步都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出一些优秀品种，如杭州的杭罗、杭纺、花线春，湖州的湖绉，代表了当时中国丝织的新水平。在浙江，除了杭州、湖州这样的“丝绸之府”以外，一大批丝绸市镇也迅速兴起，一时有“无丝不成镇”的说法。丝业市镇以南浔、乌镇、青镇、菱湖为代表。这些市镇在新丝上市时会出现“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乡农卖丝争赴市”“一日贸易权万金”的盛况。绸业市镇则以濮院、双林、王江泾为代表。濮院以濮绸闻名，明万历年间工艺更精，至清初已号称“日出万绸”，客商来自全国，以京帮商人最多。双林自明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所织绫罗、花纱、斗绸、绉纱都为精品。王江泾从明万历至清乾隆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
可以说由宋元至明清，浙江一直保持着全国桑蚕丝绸业中心的地位。湖桑、湖丝、湖绉，杭罗、杭纺、杭缎，濮绸这些“甲天下”的名品，是当时中国丝绸文化的代表，也是浙江在那个时期对中国丝绸文化的杰出贡献！
浙江丝绸业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驱
中国古代丝绸业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驱，最接近近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因而影响了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学界公认，中国在明代中叶以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三个典型城市苏州、湖州、杭州，都与丝绸业有极大的关系：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占有很高的比例，更在生产关系上表现得极为典型。这在作为历史和社会“百科全书”的晚明小说中有大量生动的反映，比如，苏州人冯梦龙的“三言”、湖州人凌濛初的“二拍”以及《金瓶梅》等。
明代，官办丝织手工业迅速发展，中央设四个织染局，地方织染局就更多了，浙江有名的是杭州府织染局，绍兴也设过织染局。清代，民间私营丝织业成为丝绸生产的主力，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机杼之声，比户相闻”。
明清两代自发的江南丝绸工商业只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以机械化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浪潮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才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
1881年，湖州人黄佐卿在上海创办了“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第一家机械缫丝厂，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公和永”之后，一大批华商又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大中城市开办起机器生产的丝绸企业。
到清末民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中国工商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中丝绸业又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据《中国实业志·浙江省·蚕桑》统计，发展至1930年，全国丝绸业最发达的江浙两省，拥有的铁机数以湖州最多，杭州、苏州次之，绍兴和丹阳接后。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上海生丝贸易报告》，当时“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杭州、湖州、嘉兴三府，湖州府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而湖州又主要集中在出产“辑里湖丝”的南浔。南浔曾出现了一大批靠丝绸业发达的商人，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当时人按照资产财富数量戏称之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黄金狗”。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丝绸业的先驱作用更加得到凸显。
1929年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脆弱的中国民族丝绸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浙江的桑蚕丝绸业急剧下滑。茅盾小说《春蚕》深刻描写了这样的惨景。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丝绸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摆脱穷途末路的命运，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
（本文照片由萧小齐、岳山丘提供）
浙江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发源地
1958年，在世界丝绸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考古人员在浙江省湖州市南郊钱山漾新石器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出土了“一筐”（竹编盛器）宝贝，里面盛着已经碳化的丝线、丝带和一片没有碳化的绢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经过科学测定，确定绢片诞生于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蚕丝织物成品。浙江丝绸工学院纺织专家经过切片放大分析，认定这绢片是经过热水缫丝加工后的长丝制成的；专家又将这先人产品与现代H1153真丝电力纺进行比较，其直径、经密、纬密等一系列指标竟惊人的相似！从此，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人类所创所用的丝绸从自发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从发现进入了发明的阶段—发现蚕能抽丝，丝能裹体，这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现；然而自觉地用蚕丝织成绸绢，织成美服美饰，那就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了。所以，有的外国人干脆把丝绸称为中国的 “第五大发明”。还有人认为，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实际受到了丝绸生产技术的启示：造纸术其实是受废丝利用的启发，印刷术也与丝绸的凸版印花有关。所以，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丝绸倒应该排到中国的“第一大发明”。浙江湖州是这“第一大发明”的故乡。（有趣的是，湖州是中国典型的吴方言区域，湖州人说“蚕”字，和古罗马人在公元五六世纪才见到的新奇之物—“Ses”的读音几乎一样。）它打破了之前学术界认为养蚕起源于黄河流域，后来传入长江流域的定论。世界丝绸文化的源头在中国，中国丝绸文化可能有多个源头，而通过考古发掘已经发现最早的源头在浙江。
其实，1975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木制和陶制的纺缚、引纬用的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等纺织工具，证明浙江先民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会纺纱织布了，缫丝织绢不过是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罢了。
浙江是中国桑蚕丝绸业的中心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蚕桑一直是浙江杭嘉湖平原农民重要的生产内容和生活来源，丝绸业一直是浙江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特色和经济支柱。浙江北部地区的桑蚕丝绸业，在东晋以后开始崭露头角；到唐代已经成为全国重要产区；两宋时期开始成为全国生产中心。由于湖桑培育嫁接技术的成熟、养蚕技术的完善，蚕茧和丝绸的品质大幅提高，花色品种明显增加，产品风格有很大创新，湖州、秀州而外，越州的越绫、越罗、茜绯花纱、轻容纱，杭州的白边绫、三法暗花纱、茸纱，婺州的暗花罗、含春罗，东阳的花罗等，都是闻名天下的精品。
元代以农桑为本，浙江蚕丝产区仍在发展，如进一步改良桑树、选水煮茧、革新丝织印染工艺等，同时在艺术风格上既继承江南传统，又融入蒙古族人的情趣。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可·波罗游至长兴后在《游记》里记载“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反映了当时丝绸之乡的生活情景。
明清两代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丝绸生产的商品性比重越来越大。浙江得天时地利之便，海外贸易、技术进步都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出一些优秀品种，如杭州的杭罗、杭纺、花线春，湖州的湖绉，代表了当时中国丝织的新水平。在浙江，除了杭州、湖州这样的“丝绸之府”以外，一大批丝绸市镇也迅速兴起，一时有“无丝不成镇”的说法。丝业市镇以南浔、乌镇、青镇、菱湖为代表。这些市镇在新丝上市时会出现“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乡农卖丝争赴市”“一日贸易权万金”的盛况。绸业市镇则以濮院、双林、王江泾为代表。濮院以濮绸闻名，明万历年间工艺更精，至清初已号称“日出万绸”，客商来自全国，以京帮商人最多。双林自明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所织绫罗、花纱、斗绸、绉纱都为精品。王江泾从明万历至清乾隆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
可以说由宋元至明清，浙江一直保持着全国桑蚕丝绸业中心的地位。湖桑、湖丝、湖绉，杭罗、杭纺、杭缎，濮绸这些“甲天下”的名品，是当时中国丝绸文化的代表，也是浙江在那个时期对中国丝绸文化的杰出贡献！
浙江丝绸业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驱
中国古代丝绸业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先驱，最接近近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因而影响了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学界公认，中国在明代中叶以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三个典型城市苏州、湖州、杭州，都与丝绸业有极大的关系：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占有很高的比例，更在生产关系上表现得极为典型。这在作为历史和社会“百科全书”的晚明小说中有大量生动的反映，比如，苏州人冯梦龙的“三言”、湖州人凌濛初的“二拍”以及《金瓶梅》等。
明代，官办丝织手工业迅速发展，中央设四个织染局，地方织染局就更多了，浙江有名的是杭州府织染局，绍兴也设过织染局。清代，民间私营丝织业成为丝绸生产的主力，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机杼之声，比户相闻”。
明清两代自发的江南丝绸工商业只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以机械化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浪潮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才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
1881年，湖州人黄佐卿在上海创办了“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第一家机械缫丝厂，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公和永”之后，一大批华商又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大中城市开办起机器生产的丝绸企业。
到清末民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中国工商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中丝绸业又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据《中国实业志·浙江省·蚕桑》统计，发展至1930年，全国丝绸业最发达的江浙两省，拥有的铁机数以湖州最多，杭州、苏州次之，绍兴和丹阳接后。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上海生丝贸易报告》，当时“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杭州、湖州、嘉兴三府，湖州府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而湖州又主要集中在出产“辑里湖丝”的南浔。南浔曾出现了一大批靠丝绸业发达的商人，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当时人按照资产财富数量戏称之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黄金狗”。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丝绸业的先驱作用更加得到凸显。
1929年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脆弱的中国民族丝绸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浙江的桑蚕丝绸业急剧下滑。茅盾小说《春蚕》深刻描写了这样的惨景。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丝绸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摆脱穷途末路的命运，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
（本文照片由萧小齐、岳山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