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中国公务员每年新增100万，4年前是600万，现在已达到了1000万。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但很快新华社采访了有关机构—中国近两年公务员的年均增长约15万人。
　　尽管已经辟谣，但实际上与基数比起来，每年新增的数目也不少，增长率在2.5%以上。但与增长相对应的，我们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否有了相应的提高呢？
　　公务员的数量不断增多，服务水平提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却给简化公共管理功能带来难度—这些人要占有资源，要有存在感，要寻租，实际上增加管理的环节和沟通难度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如果你觉得和中国14亿的人口基数对比起来，公务员的人数还算不上庞大，那么，来看看地方政府官员超编、组织冗余的严重程度吧。
　　早在2008年就有媒体报道，不足300万人口的辽宁铁岭市在网站上列出了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而河南省新乡市则被曝设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和6个调研员—该市政府后来只承认有8名副市长，但这也足够让人感到惊讶了。还有媒体援引一位群众的话，他所在县的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有16人，比公安部的还多”。
　　这样一个群体的示范效应越来越显著，公务员热已经是个老问题。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投考公务员，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
　　要养活新增的公务员，可就不只是每年多支出一些工资这么简单了。公务员的工资虽然不高，福利却很健全。“官员基本工资不花”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有官员站出来喊话：不花基本工资，也能当个“清官”—出门有公车，吃饭有公款，住房有优惠，日常消费最大之处都由民众给“合理”埋单，自己的工资当然可以攒下了。每个部门往往还内设“小金库”，中央层级的部门小金库已超过4亿，一直没有合理整治。
　　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三公支出也就越来越高—九三学社在两会上透露，中国现在一年仅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元；而有学者估算三公每年总支出约为9000亿元。
　　对于公务员群体的快速增长，人们还应该警惕的是其对实体经济的威胁。
　　庞大的官员群体增加了腐败的可能性。中国的官员除非被查出重大问题，否则是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要监管如此多的官员队伍难度很大。同时，审计署和财政部都归国务院管理，很多时候是自己审自己。很早就有人在提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归到人大，或者划到其他独立体系内，但至今还未得到落实。
　　各种变相克扣及揩油的现象只会更为严重。以过路费为例，这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摇钱树”。企业运输成本的1/3来自过路费。一位政协委员提到，2010年，各省的路费日均进账均超千万，19家路桥上市公司毛利率高达59%，成为最暴利的行业之一。公路上的收费站过密、收费过高，一辆跑长途的运输车不得不受到沿途多个省份的变相搜刮。
　　这还没算上各地方的工商、税务、交通管理等部门—各种利益机构把越来越多的“需求”附加在企业身上，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更别提大政府制度之下对实体经济的干预了。
　　供官员吃喝的民众却不晓得每年几十万亿的财政收入到底是如何花掉的。预算法的提议由来已久，每每都会受阻。一些公务员也并没有为民众服务的意识。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段录音，成都的一位交警大队长说，警察不是纳税人养的，而是财政养的。
　　这样的公务员，我们多一个也不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