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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遇到好人。
四十年前,靠投票决定谁去考大学,大家都把票投给了我,我心里那個热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看我郁闷,同学刘鸿飞把我带到郊区的姨婆家,陪我散心,一家人做螃蟹粥给我吃。
我们总说好人不多,其实好人也不少,有时候往往是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
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有个外国人把近几年中国人互相帮助、面对突发状况大家一起救人的视频剪辑在了一起。从中你会看到,出了事,大家不是在那儿围观,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好人在中国没有绝种,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我们对待好人,不要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
现在打开电视机,不是宫斗、家斗,就是娱乐,讲述好人故事的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关于“人是怎样的”讲得很多,但还缺少关于“人应该怎样”的内容和思考,而这正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的使命和责任。
有人曾经问歌德,你不断地写那些常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歌德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重复的事情。一旦不重复,人类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回到自私、没有罪过感的状态。”但这种思考和表达我们做得还不够。
这种文化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举个例子,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拜访,他的女儿在看中国电视剧。她对妈妈说:“我不想看了,这里的人太坏了。”妈妈说:“不要相信,这些都是编的,生活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坏呢。”
同样,我在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看美国电影《战马》,里面讲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可中国的妈妈却对孩子说:“不要相信,才没有那么多好人呢。”你想想看,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可怕?
两位母亲、两种话语、两样教育,构建的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越战时期有一张照片: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迎着镜头跑来的是一些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上身没有穿衣服,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了。之所以有这样一张照片,就证明有摄影师在拍摄。我估计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摄影师顾不上拍了,直接跑过去把火苗扑灭;第二种情况,拍照之后,这位摄影师马上进行扑救;第三种是最可怕的,摄影师拍完就走了。他认为战争不是他发动的,炮弹不是他投下的,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并且他没有罪恶感。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选第一种可能。孩子们说被火烧多疼啊,几秒钟也不能耽搁。我去问中小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知识化了,觉得第二种可能也能接受,因为照片也能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我去问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讨论了,第三种就也是可行的了,因为这并不犯法。
但是这违背了人性。
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外国留学生,大家根本不会去讨论第三种情况。突然我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善的教育,而我们落后了,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
(摘自《 杂文选刊·下半月》)
四十年前,靠投票决定谁去考大学,大家都把票投给了我,我心里那個热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看我郁闷,同学刘鸿飞把我带到郊区的姨婆家,陪我散心,一家人做螃蟹粥给我吃。
我们总说好人不多,其实好人也不少,有时候往往是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
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有个外国人把近几年中国人互相帮助、面对突发状况大家一起救人的视频剪辑在了一起。从中你会看到,出了事,大家不是在那儿围观,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好人在中国没有绝种,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我们对待好人,不要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
现在打开电视机,不是宫斗、家斗,就是娱乐,讲述好人故事的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关于“人是怎样的”讲得很多,但还缺少关于“人应该怎样”的内容和思考,而这正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的使命和责任。
有人曾经问歌德,你不断地写那些常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歌德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重复的事情。一旦不重复,人类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回到自私、没有罪过感的状态。”但这种思考和表达我们做得还不够。
这种文化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举个例子,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拜访,他的女儿在看中国电视剧。她对妈妈说:“我不想看了,这里的人太坏了。”妈妈说:“不要相信,这些都是编的,生活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坏呢。”
同样,我在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看美国电影《战马》,里面讲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可中国的妈妈却对孩子说:“不要相信,才没有那么多好人呢。”你想想看,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可怕?
两位母亲、两种话语、两样教育,构建的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越战时期有一张照片: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迎着镜头跑来的是一些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上身没有穿衣服,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了。之所以有这样一张照片,就证明有摄影师在拍摄。我估计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摄影师顾不上拍了,直接跑过去把火苗扑灭;第二种情况,拍照之后,这位摄影师马上进行扑救;第三种是最可怕的,摄影师拍完就走了。他认为战争不是他发动的,炮弹不是他投下的,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并且他没有罪恶感。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选第一种可能。孩子们说被火烧多疼啊,几秒钟也不能耽搁。我去问中小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知识化了,觉得第二种可能也能接受,因为照片也能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我去问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讨论了,第三种就也是可行的了,因为这并不犯法。
但是这违背了人性。
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外国留学生,大家根本不会去讨论第三种情况。突然我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善的教育,而我们落后了,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
(摘自《 杂文选刊·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