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遇到好人。
　　四十年前，靠投票决定谁去考大学，大家都把票投给了我，我心里那個热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看我郁闷，同学刘鸿飞把我带到郊区的姨婆家，陪我散心，一家人做螃蟹粥给我吃。
　　我们总说好人不多，其实好人也不少，有时候往往是缺少发现好人的眼睛。
　　我前两天看了个视频，有个外国人把近几年中国人互相帮助、面对突发状况大家一起救人的视频剪辑在了一起。从中你会看到，出了事，大家不是在那儿围观，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好人在中国没有绝种，生活中善的一面更大。我们对待好人，不要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
　　现在打开电视机，不是宫斗、家斗，就是娱乐，讲述好人故事的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关于“人是怎样的”讲得很多，但还缺少关于“人应该怎样”的内容和思考，而这正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的使命和责任。
　　有人曾经问歌德，你不断地写那些常识，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歌德说：“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重复的事情。一旦不重复，人类很可能就会回到原点，回到自私、没有罪过感的状态。”但这种思考和表达我们做得还不够。
　　这种文化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举个例子，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拜访，他的女儿在看中国电视剧。她对妈妈说：“我不想看了，这里的人太坏了。”妈妈说：“不要相信，这些都是编的，生活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坏呢。”
　　同样，我在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家里看美国电影《战马》，里面讲了很多好人的故事，可中国的妈妈却对孩子说：“不要相信，才没有那么多好人呢。”你想想看，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可怕？
　　两位母亲、两种话语、两样教育，构建的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了病，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很虚弱。
　　越战时期有一张照片：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迎着镜头跑来的是一些孩子，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上身没有穿衣服，整个后背都燃烧起来了。之所以有这样一张照片，就证明有摄影师在拍摄。我估计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摄影师顾不上拍了，直接跑过去把火苗扑灭；第二种情况，拍照之后，这位摄影师马上进行扑救；第三种是最可怕的，摄影师拍完就走了。他认为战争不是他发动的，炮弹不是他投下的，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并且他没有罪恶感。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都选第一种可能。孩子们说被火烧多疼啊，几秒钟也不能耽搁。我去问中小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知识化了，觉得第二种可能也能接受，因为照片也能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我去问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讨论了，第三种就也是可行的了，因为这并不犯法。
　　但是这违背了人性。
　　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
　　我拿这个问题去问外国留学生，大家根本不会去讨论第三种情况。突然我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善的教育，而我们落后了，应该赶快补上“好人文化”这堂课。
　　（摘自《 杂文选刊·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