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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媒体报道，今年5月辞去北京市委委员、团市委书记职务的熊卓，已回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
在 各地纷纷抛出重饵、清华北大学子纷纷奔赴官场的热潮下，熊卓的“逆行”引发网络关注。对此，廉政瞭望注意到，10年前，北京市也曾有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离开仕途重返象牙塔，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关成华。
关成华为何辞去北京昌平区委书记一职搞学术？或许从他曾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可见一斑。下文为部分节选。
重返校园：实现了10年前的一个念头
1993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后来历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学生工作部部长。1999年底，我被调往北京团市委任副书记一职，开启了从政生涯。但离开北京大学刚刚一年多，我就萌生了重返大学校园的念头。
相较职级待遇的变化和对官场升迁的期待，当时的我更珍惜和在意的是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憧憬着自己通过完成从校园文化到社会文化的适应和超越，来检验和印证在论文中和课堂上形成的认识和想法。
我怀着激动愉悦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入这一岗位带来的全新挑战之中。奔走于无休止的忙碌和应酬，习惯了不间断的掌声和笑脸，经历着很普遍的煎熬和挣扎，看似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的我却时常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内心滋生了不可抑制的再次突破自我的念头。
要找回简单自然的快乐、从事真正热爱的事业的愿望并没有因为2001年底升任团市委书记而消失或减弱。
我在2003年夏天最终决定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当时虽很少对人提及此事，却已悄悄开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2005年夏天，顺利通过北大法学院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正式向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并且争取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那时的计划是：先到海外访学一年，延续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的电子政务立法问题研究，待归国后再决定发展方向和去留问题。
然而，事情突然在2006年春天发生了变化。我在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往昌平区工作。面对领导和组织的信任，我在半年后的正式谈话中向市委主要领导做出承诺：先搁置访学和重返高校的想法，全力做好昌平区的各项工作。此后在昌平工作的近四年时间里，我未再提及访学之事。当然，我也从来未放弃当初的想法。
在昌平的四年，我经历了区长、书记两个岗位，完成了承办奥运项目、服务国庆60周年大典两项历史性任务。2009年11月，我正式向上级组织和领导提出了申请：希望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后重新加入高校教师队伍。
2010年，我终于圆了重返大学校园的梦想。该年上半年，我先是辞去昌平区委书记职务，再去市委党校参加区县局级领导研修班学习，最终前往北师大出任教职，成为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的一名教师。
此过程看似一帆风顺，其实颇多周折。但总体上說，我是幸运的，能在争取最大的理解和引起最小关注状态下完成身份变换和职业转型，殊实不易。
赴哈佛大学访学：收获超出预期
在北师大任教期间，我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访学。在飞机平稳着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我的访学生活开始了……在一个月多的紧张忙碌后，我在哈佛大学基本安顿下来。
离职时，我的领导曾问我：“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写了那么多的书和文章，可有谁真的听他们的意见呢？你又何苦非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此次转型做学者，并不在意自己的意见被别人采纳或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我只想在追求知识中得到快乐和满足。”
当我看到哈佛大学“以真理为友”的校训时，我认为到哈佛来对了地方。此后我还逐渐认识到，岂止哈佛，整个大波士顿地区、麻萨诸塞州乃至美国东部地区，的确是观察和思考美国创新问题的风水宝地。
于是我为自己头两年的哈佛生活定下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我阅读了近十年来“有钱买而没有时间读”的中文图书百余本，选修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相关课程十二门，参加了大小学术活动近百场次，搜集整理了写作所需的书籍和文献资料，初步形成了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总之，两年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有朋友特意来美探望，想了解和考察我的访学生活和精神状态。经过几日的体验和畅谈，朋友临行前对我讲：“当时对你的选择，我们都捏了把汗，甚至有悲壮之感;现在，亲身感受你的学习和生活，不禁为你的选择喝彩，又生豪迈之情！”
我内心里十分感谢朋友的理解和关爱，但我还是对他讲：“其实别时本无悲壮，聚时亦无豪迈。我只是在年逾不惑后选择了正常和平凡。”
研究方向：创新的思路从未改变
我把来美后从事的课题定为：创新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以美国为例来探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我的计划是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一本有一定分量的学术专著，暂定名为《论美国的创新》。
这样的研究方向、思路和计划是我于2009年初在昌平工作期间最终形成的。我到昌平工作一年后，逐渐确立了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的工作思路。围绕这一思路，我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的同时，我也痛感这一领域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匮乏，有许多空白地带。
继续深入下去，与国际学术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对创新问题的研究成果雷同且欠深度，很难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远目标。我个人的特点是，事情可以弄透之后不做，但不能未弄清楚瞎做。
随着对创新问题的深究，我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通过重新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我决定把转型学者后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创新”上，欲竭尽心智来探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实际上，我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时就发表过论文和专著，也发起组织过学术研讨会。在北大百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期间，我曾经发表文章，呼唤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做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这形成了我志于打造“开拓创新，超越激情”的理性建设者的工作主轴。
1999年，我到北京团市委工作后，又提出“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工作理念，主张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和服务型青年组织，并以此实现青年工作的现代化。
从北京大学到团市委再到昌平，对“创新”的尝试和探索构成了我的工作主线。把对其他理论及实践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合在“创新”大框架之下，就成了我在昌平工作后期孜孜以求的目标。有了这样的思路和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北京团市委六年的青年工作及昌平四年的地方工作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不仅让我尽己所能把智慧和汗水倾注在挚爱的热土上，也为我从事科研工作重新校正了方向。
在 各地纷纷抛出重饵、清华北大学子纷纷奔赴官场的热潮下，熊卓的“逆行”引发网络关注。对此，廉政瞭望注意到，10年前，北京市也曾有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离开仕途重返象牙塔，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关成华。
关成华为何辞去北京昌平区委书记一职搞学术？或许从他曾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可见一斑。下文为部分节选。
重返校园：实现了10年前的一个念头
1993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后来历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学生工作部部长。1999年底，我被调往北京团市委任副书记一职，开启了从政生涯。但离开北京大学刚刚一年多，我就萌生了重返大学校园的念头。
相较职级待遇的变化和对官场升迁的期待，当时的我更珍惜和在意的是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憧憬着自己通过完成从校园文化到社会文化的适应和超越，来检验和印证在论文中和课堂上形成的认识和想法。
我怀着激动愉悦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入这一岗位带来的全新挑战之中。奔走于无休止的忙碌和应酬，习惯了不间断的掌声和笑脸，经历着很普遍的煎熬和挣扎，看似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的我却时常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内心滋生了不可抑制的再次突破自我的念头。
要找回简单自然的快乐、从事真正热爱的事业的愿望并没有因为2001年底升任团市委书记而消失或减弱。
我在2003年夏天最终决定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当时虽很少对人提及此事，却已悄悄开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2005年夏天，顺利通过北大法学院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正式向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并且争取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那时的计划是：先到海外访学一年，延续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的电子政务立法问题研究，待归国后再决定发展方向和去留问题。
然而，事情突然在2006年春天发生了变化。我在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往昌平区工作。面对领导和组织的信任，我在半年后的正式谈话中向市委主要领导做出承诺：先搁置访学和重返高校的想法，全力做好昌平区的各项工作。此后在昌平工作的近四年时间里，我未再提及访学之事。当然，我也从来未放弃当初的想法。
在昌平的四年，我经历了区长、书记两个岗位，完成了承办奥运项目、服务国庆60周年大典两项历史性任务。2009年11月，我正式向上级组织和领导提出了申请：希望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后重新加入高校教师队伍。
2010年，我终于圆了重返大学校园的梦想。该年上半年，我先是辞去昌平区委书记职务，再去市委党校参加区县局级领导研修班学习，最终前往北师大出任教职，成为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的一名教师。
此过程看似一帆风顺，其实颇多周折。但总体上說，我是幸运的，能在争取最大的理解和引起最小关注状态下完成身份变换和职业转型，殊实不易。
赴哈佛大学访学：收获超出预期
在北师大任教期间，我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访学。在飞机平稳着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我的访学生活开始了……在一个月多的紧张忙碌后，我在哈佛大学基本安顿下来。
离职时，我的领导曾问我：“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写了那么多的书和文章，可有谁真的听他们的意见呢？你又何苦非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此次转型做学者，并不在意自己的意见被别人采纳或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我只想在追求知识中得到快乐和满足。”
当我看到哈佛大学“以真理为友”的校训时，我认为到哈佛来对了地方。此后我还逐渐认识到，岂止哈佛，整个大波士顿地区、麻萨诸塞州乃至美国东部地区，的确是观察和思考美国创新问题的风水宝地。
于是我为自己头两年的哈佛生活定下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我阅读了近十年来“有钱买而没有时间读”的中文图书百余本，选修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相关课程十二门，参加了大小学术活动近百场次，搜集整理了写作所需的书籍和文献资料，初步形成了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总之，两年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有朋友特意来美探望，想了解和考察我的访学生活和精神状态。经过几日的体验和畅谈，朋友临行前对我讲：“当时对你的选择，我们都捏了把汗，甚至有悲壮之感;现在，亲身感受你的学习和生活，不禁为你的选择喝彩，又生豪迈之情！”
我内心里十分感谢朋友的理解和关爱，但我还是对他讲：“其实别时本无悲壮，聚时亦无豪迈。我只是在年逾不惑后选择了正常和平凡。”
研究方向：创新的思路从未改变
我把来美后从事的课题定为：创新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以美国为例来探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我的计划是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一本有一定分量的学术专著，暂定名为《论美国的创新》。
这样的研究方向、思路和计划是我于2009年初在昌平工作期间最终形成的。我到昌平工作一年后，逐渐确立了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的工作思路。围绕这一思路，我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的同时，我也痛感这一领域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匮乏，有许多空白地带。
继续深入下去，与国际学术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对创新问题的研究成果雷同且欠深度，很难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远目标。我个人的特点是，事情可以弄透之后不做，但不能未弄清楚瞎做。
随着对创新问题的深究，我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通过重新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我决定把转型学者后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创新”上，欲竭尽心智来探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实际上，我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时就发表过论文和专著，也发起组织过学术研讨会。在北大百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期间，我曾经发表文章，呼唤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做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这形成了我志于打造“开拓创新，超越激情”的理性建设者的工作主轴。
1999年，我到北京团市委工作后，又提出“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工作理念，主张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和服务型青年组织，并以此实现青年工作的现代化。
从北京大学到团市委再到昌平，对“创新”的尝试和探索构成了我的工作主线。把对其他理论及实践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合在“创新”大框架之下，就成了我在昌平工作后期孜孜以求的目标。有了这样的思路和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北京团市委六年的青年工作及昌平四年的地方工作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不仅让我尽己所能把智慧和汗水倾注在挚爱的热土上，也为我从事科研工作重新校正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