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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麦都思是19世纪中期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汉语语言学家。他来华活动四十余年，先后编撰了六部字典，翻译过四个版本的《圣经》。《福建方言字典》是麦都思于1832年出版发行的一本英汉双语方言字典，也是新教传教士编写的第一本閩南语字典，成为近代来华工作或传教人士学习闽南方言必备的普及型工具书。该字典翻译收录了大量汉语经典作品精华，是这一时期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对其后福建方言字典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传教士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笔名尚德者 ，自号墨海老人，是英国伦敦宣道会继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来华宣教士。他来华活动四十余年，除先后掌握马来语、汉语、日语、朝鲜语等语种外，还能熟练使用福建和广东方言。麦都思一生专注于圣经汉译，前后翻译过四个圣经译本。此外，他还编纂了六部字典，包括两部官话字典，两部方言字典，一部英日日英字典和一部中、朝、日、英字典。麦都思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圣经汉译、语言研究、典籍翻译、出版印刷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麦都思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一家小酒店老板，1807至1812年在伦敦圣保罗主教堂学校（St. Paul's Cathedral School）学习，后为补贴家用，赴其原籍格罗切斯特（Gloucester）做学徒学习印刷技术。《麦都思行略》 记录了他的这段经历：“入塾读书，头角崭然……。十五岁，习装印书籍事，得值以瞻父兄。”从此他与印刷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印刷技术也对他日后的文字出版工作帮助很大。17岁时，麦都思受洗入教。
1816年，麦都思被英国伦敦会以印刷工身份派往马六甲。1817年2月，抵达印度马德里，在那里逗留期间，认识了一位印度官员的遗孀伊丽莎白（Elizabeth Martin）并与其喜结良缘。到达马六甲后，麦氏主要协助米怜从事英华书院教学和印刷出版工作。他一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一面钻研印刷业务，帮助米怜编辑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成为他的重要助手。1817年，他在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建立印刷所，成为伦敦会在南洋的主要基地。1819年，麦都思在马六甲被按立为牧师，之后在马六甲、槟城和巴达维亚传教，并用雕版法和石印法先后印行30种中文书籍。
1842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并把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辟为通商口岸，原来活动于东南亚的传教士纷纷来到香港、上海和广州等地，进行传教和出版活动。1843年麦都思代表伦敦会到上海，成为最早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和伦敦会上海区的开拓者。麦氏利用负责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公墓之便，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今山东路一带），作为伦敦会的在华总部，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1844年将在定海的医院搬至其住宅旁，取名基督教医院（今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外国医院。除了宣教工作外，他还和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宣教士创建了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印刷出版中文书籍。墨海书馆为上海最早的现代出版社，是最先采用西式中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他们和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西教士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基督信仰、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
1848年3月，麦都思与雒魏林、慕维廉擅自去青浦传教，与船民发生冲突，被打伤。英领事借此挑起事端，激起中国近代第一件教案，史称“青浦教案”。
1854年，麦都思当选为上海工部局首位董事。同年1月24日，麦都思在伦敦逝世。为纪念他，人们将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一带称为“麦家圈”。曾经的上海公共租界有一条以其姓氏命名的麦特赫斯脱路（Medhurst Road，今泰兴路）。1904年，伦敦会将位于山东路的华英书院迁至虹口兆丰路，并更名为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
麦都思只受过初等教育，但他勤奋好学，在语言学习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因此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初到马六甲，麦都思便全身心投入到中文学习中。他最初学的是官话，但发现移民马来群岛的中国人并不懂官话，于是转而学习福建方言。他的好学给米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价他“非常好学，年轻人有这样的性格总是让人尊敬和喜爱，并愿尽可能帮助他。他学习起中文来，坚持不懈，充满热情，看到的同工都认为他的中文长进飞快，不需多久就会成为传教的好助手。”如米怜所言，麦都思的语言水平进步神速，几年之后，他不仅能与当地居民顺利沟通，还能为他们翻译 。
麦都思编译著作甚丰，计有中文59部，马来文6部，英文27部。在语言学方面，麦都思编纂著译的作品包括在雅加达传教期间编著的《汉语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1832），在上海编著的《汉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两卷，1842—1843）、《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两卷，1847—1848）、以及《台湾虎尾垄语字典》（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y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1842）、《书经》（Ancient China ： The Shoo King ，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s： being the most ancient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1846）等书。此外还有与郭实腊合作编纂的《汉语文法述论》（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1842），帮助伟烈亚力在上海发行的刊物《六合丛谈》（Shanghae Serial）等。 《福建方言字典》是继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第二本方言字典，也是新教传教士编写的第一本闽南语字典，对其后的闽南语字典的编纂影响很大。该书共860页，收单字12000个，有注音，有例句。字典后附有一篇介绍福建和有关福建方言正字法的论文及索引，是研究十九世纪初叶漳州音与《雅俗通十五音》的音读的宝贵记录。这本字典与以前的传教士词典一样，在封面将字典内容做了简要介绍，其封面内容这样写道：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Containing about 12，000 Characters， the Sounds and Tones of Which are Accurately Marked; and Various Examples of Their use， Taken Generally from Approved Chinese Authors. Accompanied by A 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of Hok-Keen; A Treatise 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the Necessary Index，&c.
麦都思之所以编写福建方言字典，是因为东南亚当时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禁传教士在华传教，也不允许民众与传教士往来，所以来华传教士把落脚点放在了马六甲、雅加达、新加坡和槟城等华人聚居区。东南亚的华人以广东和福建人居多，而他们基本又不懂官话。《麦都思行略》这样描写当时的传教环境：“是时闽无方言之书告竣，麦君居彼，宣布道义也益勤，刊发简编也益广。” 和中国本土相比，马六甲的传教环境相对宽松，不仅没有限制传教的禁令，当地政府还给予支持，传教士享有极大的自由。但他们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语言障碍问题。当地的华人，大多说福建话，也有一部分人说广东话，官话虽然有些人懂，但说的不多。而早期来华传教士重要的宣教方式是口头宣教，需要到街道巷尾向路人宣讲，甚至挨家挨户地拜访。如语言不通，传教就无从谈起。五花八门的中国方言让传教士十分头疼。饱受沟通交流之苦的麦都思决定编写一部福建方言字典，希望通过编订此字典解决沟通问题，并能“有裨益于中国文学的传播”，也希望学习中文的人，“不论是为文明交往之目的或宗教目的，都会从中获益”。由此可以看出，麦都思的字典编订已经不只是为了传教，也有促进文化传播交流的目的。
《福建方言字典》是在谢秀岚1818年出版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关于这一点，麦都思在字典的“序言”中相关介绍。麦都思还模仿《十五音》，以罗马字斜体表白话音，以罗马字正体表文读音。麦都思在“序言”中还介绍了《十五音》拼读汉字的方法，即取一字的字头与另一字的字母，拼写成一个新字。麦都思在书前《福建方言的拼音方法》（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een Dialect）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拼字原则。对于麦都思对闽南方言的这种反切法的详实描述，有学者指出，“对传统闽南反切法的说明，麦都思的这本字典大概是所有文献中最详细的了。”
因为编写的是一部方言字典，所以麦都思不希望像《华英字典》一样把每个字的义项都列出来并配上例句，而是尽量控制字典的篇幅，但每个字最为普通并广为接受的义项都已列出。在拼字法上，麦都思基本仿照马礼逊字典的模式。但独立编辑词汇的义项，“每个词汇的义项上，可能和马礼逊博士的字典会有一些不同。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作者也不是故意而为，对于这位不屈不挠的先行者的精心之作，作者很少或就没有参考过其词汇的义项;因完全独立编写，义项及例句则来自中国人所编写的字典，和马礼逊的字典如有一些微小的分歧也不是没有可能。”此处可见，《福建方言字典》没有受到前人和本土人作品的限制，而是力求超越和创新。
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对后来福建方言字典的编纂影响深远。1838年，台约尔（Samuel Dyer）的《漳州方言字汇》出版，这本字典基本上采用了麦都思的标音法，并以《福建方言字典》为基础，采用了新的声调标记。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对其后卫三畏于1856年出版的《英华分韵撮要》和1874年出版的《英汉韵府》都有影响，后两本字典“可以说分别是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广东话版和官话版，因为两书都采用了该辞典的版面形式。”
作为词典编纂学者和语言学家，麦都思的贡献被华语届充分肯定。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学者洪惟仁在《台湾文献书目解题》一文中肯定了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一书的价值，认为这本字典对后世闽南语字典的编纂有开创之功，是“研究十九世纪初叶的漳州音与《雅俗通十五音》的音读最宝贵的记录”。黄时鉴的《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述论》对这一字典的序言部分做了深入探讨，认为麦都思以罗马字拼读汉字的创新成果是与他那个时代的欧洲语言学背景密切相关的。
注释：
①1842年与郭实腊合作编纂《汉语文法述论》（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时曾使用笔名Philo-Sinensis
②《麦都思行略》是一篇简略的麦都思传记，记载了他的传教经历、贡献及著作概况。该文是麦都思去世后，墨海书院同仁为纪念他而作的一篇悼念文章，载于1857年的《六合丛谈》。
③W. H. Medhurst.A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edhurst's preface on July 29th 1831.
④《麦都思行略》，载于《六合丛谈》1857年一卷四号
关键词：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传教士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笔名尚德者 ，自号墨海老人，是英国伦敦宣道会继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来华宣教士。他来华活动四十余年，除先后掌握马来语、汉语、日语、朝鲜语等语种外，还能熟练使用福建和广东方言。麦都思一生专注于圣经汉译，前后翻译过四个圣经译本。此外，他还编纂了六部字典，包括两部官话字典，两部方言字典，一部英日日英字典和一部中、朝、日、英字典。麦都思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圣经汉译、语言研究、典籍翻译、出版印刷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麦都思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一家小酒店老板，1807至1812年在伦敦圣保罗主教堂学校（St. Paul's Cathedral School）学习，后为补贴家用，赴其原籍格罗切斯特（Gloucester）做学徒学习印刷技术。《麦都思行略》 记录了他的这段经历：“入塾读书，头角崭然……。十五岁，习装印书籍事，得值以瞻父兄。”从此他与印刷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印刷技术也对他日后的文字出版工作帮助很大。17岁时，麦都思受洗入教。
1816年，麦都思被英国伦敦会以印刷工身份派往马六甲。1817年2月，抵达印度马德里，在那里逗留期间，认识了一位印度官员的遗孀伊丽莎白（Elizabeth Martin）并与其喜结良缘。到达马六甲后，麦氏主要协助米怜从事英华书院教学和印刷出版工作。他一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一面钻研印刷业务，帮助米怜编辑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成为他的重要助手。1817年，他在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建立印刷所，成为伦敦会在南洋的主要基地。1819年，麦都思在马六甲被按立为牧师，之后在马六甲、槟城和巴达维亚传教，并用雕版法和石印法先后印行30种中文书籍。
1842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并把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辟为通商口岸，原来活动于东南亚的传教士纷纷来到香港、上海和广州等地，进行传教和出版活动。1843年麦都思代表伦敦会到上海，成为最早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和伦敦会上海区的开拓者。麦氏利用负责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公墓之便，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今山东路一带），作为伦敦会的在华总部，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1844年将在定海的医院搬至其住宅旁，取名基督教医院（今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外国医院。除了宣教工作外，他还和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宣教士创建了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印刷出版中文书籍。墨海书馆为上海最早的现代出版社，是最先采用西式中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他们和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西教士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基督信仰、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
1848年3月，麦都思与雒魏林、慕维廉擅自去青浦传教，与船民发生冲突，被打伤。英领事借此挑起事端，激起中国近代第一件教案，史称“青浦教案”。
1854年，麦都思当选为上海工部局首位董事。同年1月24日，麦都思在伦敦逝世。为纪念他，人们将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一带称为“麦家圈”。曾经的上海公共租界有一条以其姓氏命名的麦特赫斯脱路（Medhurst Road，今泰兴路）。1904年，伦敦会将位于山东路的华英书院迁至虹口兆丰路，并更名为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
麦都思只受过初等教育，但他勤奋好学，在语言学习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因此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初到马六甲，麦都思便全身心投入到中文学习中。他最初学的是官话，但发现移民马来群岛的中国人并不懂官话，于是转而学习福建方言。他的好学给米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价他“非常好学，年轻人有这样的性格总是让人尊敬和喜爱，并愿尽可能帮助他。他学习起中文来，坚持不懈，充满热情，看到的同工都认为他的中文长进飞快，不需多久就会成为传教的好助手。”如米怜所言，麦都思的语言水平进步神速，几年之后，他不仅能与当地居民顺利沟通，还能为他们翻译 。
麦都思编译著作甚丰，计有中文59部，马来文6部，英文27部。在语言学方面，麦都思编纂著译的作品包括在雅加达传教期间编著的《汉语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1832），在上海编著的《汉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两卷，1842—1843）、《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两卷，1847—1848）、以及《台湾虎尾垄语字典》（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y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1842）、《书经》（Ancient China ： The Shoo King ，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s： being the most ancient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1846）等书。此外还有与郭实腊合作编纂的《汉语文法述论》（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1842），帮助伟烈亚力在上海发行的刊物《六合丛谈》（Shanghae Serial）等。 《福建方言字典》是继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第二本方言字典，也是新教传教士编写的第一本闽南语字典，对其后的闽南语字典的编纂影响很大。该书共860页，收单字12000个，有注音，有例句。字典后附有一篇介绍福建和有关福建方言正字法的论文及索引，是研究十九世纪初叶漳州音与《雅俗通十五音》的音读的宝贵记录。这本字典与以前的传教士词典一样，在封面将字典内容做了简要介绍，其封面内容这样写道：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Containing about 12，000 Characters， the Sounds and Tones of Which are Accurately Marked; and Various Examples of Their use， Taken Generally from Approved Chinese Authors. Accompanied by A 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of Hok-Keen; A Treatise 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the Necessary Index，&c.
麦都思之所以编写福建方言字典，是因为东南亚当时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禁传教士在华传教，也不允许民众与传教士往来，所以来华传教士把落脚点放在了马六甲、雅加达、新加坡和槟城等华人聚居区。东南亚的华人以广东和福建人居多，而他们基本又不懂官话。《麦都思行略》这样描写当时的传教环境：“是时闽无方言之书告竣，麦君居彼，宣布道义也益勤，刊发简编也益广。” 和中国本土相比，马六甲的传教环境相对宽松，不仅没有限制传教的禁令，当地政府还给予支持，传教士享有极大的自由。但他们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语言障碍问题。当地的华人，大多说福建话，也有一部分人说广东话，官话虽然有些人懂，但说的不多。而早期来华传教士重要的宣教方式是口头宣教，需要到街道巷尾向路人宣讲，甚至挨家挨户地拜访。如语言不通，传教就无从谈起。五花八门的中国方言让传教士十分头疼。饱受沟通交流之苦的麦都思决定编写一部福建方言字典，希望通过编订此字典解决沟通问题，并能“有裨益于中国文学的传播”，也希望学习中文的人，“不论是为文明交往之目的或宗教目的，都会从中获益”。由此可以看出，麦都思的字典编订已经不只是为了传教，也有促进文化传播交流的目的。
《福建方言字典》是在谢秀岚1818年出版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关于这一点，麦都思在字典的“序言”中相关介绍。麦都思还模仿《十五音》，以罗马字斜体表白话音，以罗马字正体表文读音。麦都思在“序言”中还介绍了《十五音》拼读汉字的方法，即取一字的字头与另一字的字母，拼写成一个新字。麦都思在书前《福建方言的拼音方法》（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een Dialect）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拼字原则。对于麦都思对闽南方言的这种反切法的详实描述，有学者指出，“对传统闽南反切法的说明，麦都思的这本字典大概是所有文献中最详细的了。”
因为编写的是一部方言字典，所以麦都思不希望像《华英字典》一样把每个字的义项都列出来并配上例句，而是尽量控制字典的篇幅，但每个字最为普通并广为接受的义项都已列出。在拼字法上，麦都思基本仿照马礼逊字典的模式。但独立编辑词汇的义项，“每个词汇的义项上，可能和马礼逊博士的字典会有一些不同。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作者也不是故意而为，对于这位不屈不挠的先行者的精心之作，作者很少或就没有参考过其词汇的义项;因完全独立编写，义项及例句则来自中国人所编写的字典，和马礼逊的字典如有一些微小的分歧也不是没有可能。”此处可见，《福建方言字典》没有受到前人和本土人作品的限制，而是力求超越和创新。
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对后来福建方言字典的编纂影响深远。1838年，台约尔（Samuel Dyer）的《漳州方言字汇》出版，这本字典基本上采用了麦都思的标音法，并以《福建方言字典》为基础，采用了新的声调标记。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对其后卫三畏于1856年出版的《英华分韵撮要》和1874年出版的《英汉韵府》都有影响，后两本字典“可以说分别是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广东话版和官话版，因为两书都采用了该辞典的版面形式。”
作为词典编纂学者和语言学家，麦都思的贡献被华语届充分肯定。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学者洪惟仁在《台湾文献书目解题》一文中肯定了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一书的价值，认为这本字典对后世闽南语字典的编纂有开创之功，是“研究十九世纪初叶的漳州音与《雅俗通十五音》的音读最宝贵的记录”。黄时鉴的《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述论》对这一字典的序言部分做了深入探讨，认为麦都思以罗马字拼读汉字的创新成果是与他那个时代的欧洲语言学背景密切相关的。
注释：
①1842年与郭实腊合作编纂《汉语文法述论》（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时曾使用笔名Philo-Sinensis
②《麦都思行略》是一篇简略的麦都思传记，记载了他的传教经历、贡献及著作概况。该文是麦都思去世后，墨海书院同仁为纪念他而作的一篇悼念文章，载于1857年的《六合丛谈》。
③W. H. Medhurst.A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edhurst's preface on July 29th 1831.
④《麦都思行略》，载于《六合丛谈》1857年一卷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