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9日，《动物世界》上映。
　　不少普通观众告诉导演韩延，看之前，以为这是央视的动物纪录片。
　　12天后，韩延发微博：“我心里清楚，有一个事实我必须要面对，那就是我在《动物世界》里的尝试现在看来是失败的。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省，带着这么一群可爱的人动用了庞大的资金完成了一场这样的‘冒险’……话不多讲，闭门思过，开悟之时，江湖再见。”
　　“什么是你眼里的失败？”我问他。一年后，韩延又坐在我面前，还是戴着红色棒球帽，只不过从大红变成了暗红。并非所有创作者都拥有直面问题并自我反思的勇气和能力，韩延显得格外诚恳。
　　微博里，他说那几天资方见他时都绝口不提票房和市场，话里话外都在宽慰他。《动物世界》票房不如预期，没能突破6亿元，虽然韩延最在意的并不是这个。他自责的是，动用了这么多资金和资源，这部电影在传播角度的社会影响力却有限——在和普通观众的交流中，他鲜有听到激烈的探讨，例如片子如何触动了他们，更多时候听到的是感叹，“原来这个电影这么好看”——“原来”，这两个字让韩延哭笑不得。
　　他反思，反思结果是该坚持的方向不变，但得琢磨主题怎么呈现能让观众更好理解。比如片名会影响观众对电影的接受，这个问题制片人早就跟他提过。但韩延有个固执的小习惯——他的电脑里，无论是第几版的剧本，片名都一模一样，从不改动。他相信第一直觉想出的名字一定是最贴合电影的，《动物世界》亦然，这是第一个钻进他脑子的片名，弱肉强食的残酷、人性，都包纳其中。片子上映前，团队想了一百多个题目，讨论到最后，韩延还是拍板，不改。
　　是南墙也要撞。
　　刀子不砍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痛的，他说。从别人那听得的经验，长不进自己的血液里，直到此时，他才开始承认自己在制作过程中有点钻牛角尖了。
　　可也谈不上后悔或错误。那是当时当下，35岁的韩延会做出的选择。片名里藏着导演的自我。相较之下，他更害怕自己变得中庸，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有一段时间他玩《刺激战场》，每次都执着地选择落在军事基地——那是游戏地图里资源最丰富、但同时竞争最激烈的地点。他不喜欢畏畏缩缩地藏在安全隐蔽的地方等待，他期待落地刚枪（用武器进行正面对决），哪怕结果是落地成盒（刚开局便被击中失去游戏资格）。
　　有朋友担心他这一年的状态。他在社交媒体上偶尔会说，大家有什么好消息，让我沾沾喜气。但事实是，他一点不消沉：手头一直在做《动物世界2》的剧本，也在同步开发其他电影项目;经历了些选择、创作方向上的犹豫，但还是坚定地要在工业化电影制作道路上前进。一些中成本的都市题材剧本给到过他，看起来性价比挺高，花很少时间就能完成，但他还是慎重地拒绝了，顺带告诫自己，学会取舍，不要分心。
　　《动物世界》的“冒险”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他发现问题，剧作、人物、剪辑手法……这反而是好的、属于青年的状态，他特别担心自己有一天“不知道它哪不好、看不出问题”：“这说明我没有成长了。那才是我最担忧的瓶颈。”
　　“那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会接受改片名吗？”我问。
　　“我还是不想改。”他笑，“但是有讨论空间了。”
　　人物周刊：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形容自己的现状？
　　韩延：第一反应是跃跃欲试。我现在认为自己在一个很好的创作状态里，跃跃欲试想把下一部电影拍出来。
　　此外，我这一年其实是一个蜕变，不光是我自己对电影的认知，对我自身的成长，对世界、家庭或身边朋友的理解，都完成了一个蜕变。但蜕变是个现在进行时，不是一个结果。以前有时我会比较感性、由着性子来，现在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和他们的相处方式会有调整，我会想得更加全面，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我最近总在和一朋友开玩笑，我说我明白一个事，人要活得特别通透。我说现在看你就像看那时候的我。我希望有一天能活得特別通透，变则通通则达，能达到那个状态。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韩延：父母啊。我理解他们吗？我说我理解就太自大了。一代人很难理解另一代人，我觉得就谁也别吹牛说“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我理解那个年代人的感受”，这不可能的。每个时代在每个人心里留下的印象、起到的作用，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但是我们最多能理解到的，就是这个时代下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但这个部分我们的理解其实也是一些肤浅的理解。有时候我会想，我父亲从小最爱做的事就是画画，但我爷爷就死活不让他画，这事我就很难理解。其二，我爸考上了工艺美院，因为是家里老大就没去成，放弃了画画下乡去了。他会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去做那种付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理想扔掉，不在那个时代下你根本无法完全理解。我更不理解的是后来他不允许我画画，他就觉得画画很难有出息。要是现在，我儿子跟我说他要画画，无论他能不能成为一个画家，我都会支持的。
　　但我的父母没有阻止我去走我的道路，他们没有把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很多东西强压到我身上。当然不让我画画是因为这个离他的时代烙印太近了，但他没阻挡我学艺术，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写作这些东西，他们也没有反对。包括我后来学戏剧，他们只是经过了一个非常小的挣扎就允许了我去选择这个道路。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韩延：真的是很难说出一本书，因为我觉得每本书都会有自己的局限。电影也太多。
　　但其实有一本书——我很少送别人书，但那本书我送了很多人，《西藏生死书》。它讲的问题到现在都在影响着我，不是那种只在事业或生涯上影响我，而是整个影响了我对世界的认知、人生看问题的一个方式。那本书是我大四快毕业时看的。叔本华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初中就开始看弗洛伊德，影响也很大。我会经常和别人谈到虚无，聊很多西方哲学的问题，但我总感觉我作为一个东方人，一些问题实在想不通的时候我就会翻翻那本书，里面说的很多东西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完全看懂，但每次看都会有启发。 　　人物周刊：对我们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韩延：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人类的文明进程上做得更好。不是说要做出更高科技的东西，我只说在文明程度上。比如说在公平、在接人待物上……说白了，我就希望我们下一代人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不会出现乱七八糟的开法，不会有事没事变线、不会路怒、不会急，我觉得就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我的执行制片人最近生了宝宝，他说我希望孩子在七岁之前什么都不用学，什么英文啊数学啊认字啊背诗啊都不用，他只需要知道垃圾分类，他知道过马路一定要看灯要走斑马线，知道这些规则就可以了。我们几个朋友最近老在聊，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变成什么样？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创作的工作，我们的作品会影响很多人。文明程度受教育影响非常大。这个世界越文明，所谓的和平啊（越有可能实现），我们会越容易达成共识。
　　人物周刊：那么在时代的前进或者说文明进程中，你期待自己充当怎么样的角色？
　　韩延：我期待自己能够更加文明一点。我还没有感觉自己已经可以结束我的文明进程了。我其实有很多恶习，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比如说随手扔垃圾。我现在有时候随手扔完后我会想一想，“完了我又不文明了”，然后捡起来，但是不让我做这个动作确实很难。但我儿子现在在地上看到任何东西，他知道是脏东西就会往垃圾桶捡。这是我们从小灌输给他的概念，就是垃圾一定要在垃圾桶，它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去。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韩延：潜力无限。我们这个行业的潜力现在还没完全爆发出来，虽然相对来说也很繁荣，但潜力还很大很大。无论从市场，创作的质量、数量甚至包括创作手段、技术，方方面面，因为人才会越来越多。像《流浪地球》，在中国按理说科幻电影有一定门槛，但终于有一部科幻电影成了一部非常主流的电影，无论看过的人怎么理解。你会发现这种潜力无时无刻不在爆发出来。但如果郭帆不做出来，那可能永远没有人敢去尝试，科幻也不会成为投资方眼里最想投的最赚钱的那个东西，永远可能还是在投某一种类型或主题，相对来说会比较单一。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韩延：责任。个人自由我觉得就是个伪命题。我说的个人自由跟法律或体制都没关系。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你生下来，你父母把你养大，之后首先出现的就是责任，你要有赡养责任。这世界谁也不欠你的，在你人生道路中會有无数人无数次地帮过你，如果某一天，你觉得自己实现了所谓的某些自由，无论财富自由还是精神自由，但这些自由的前提是你要对这些人负责任。责任是第一位的，只要你有责任在这儿，你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状态。我觉得只有精神自由是一个可以谈的命题，个人自由，我不觉得人会有个人自由。
　　我越来越发现，在人生当中，但凡有哪一个关键时刻，有人如果失去了责任感，你可能直接就活不到今天。无论是公交车司机，还是建筑工人，一块砖没有扶稳放好，任何一个点如果没有责任感，无论是职业责任感还是个人责任感，我们的生活就很难想象会变成什么样。
　　人物周刊：你珍视自己的哪种品质？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韩延：我觉得我还挺专注。我从初中立志要做电影导演，到现在未改过，一直在做着一件事。当然我也想过除此之外我还能干啥。但是我确实专注在这一件事，什么跨界啊辞职不干啊我真的都没想过。
　　最想改的缺点就是我太喜欢熬夜了。我是一个如果早起就不知道在干嘛的人，真的觉得晚上的时间太棒了，凌晨两点对我来说只是午夜刚刚开始，一定要看完一部电影再睡，入睡速度取决于电影好不好看。好看（的话）经常就失眠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事，但改不掉。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
　　韩延：应酬。我前几天看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我天天宅在家里玩游戏，那都不叫浪费时间，什么叫浪费时间，就是我要跟一帮我根本不想见的人吃饭、聊天、说话，这才是浪费时间。特别对。所以我打游戏不是浪费时间，非常理所应当的。你想干的事都不是浪费时间，你想干嘛就干嘛，只有做不想做的事才是浪费时间。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韩延：我觉着这个不安和担忧应该不是“现在还有哪些”，未来也还会有。人不可能活到哪个年龄阶段就没有一点担忧和困惑的，无论你再通透啊，也不可能。我现在对我下一代就很担忧，我对我儿子就很担忧。我每次看到我儿子有时做了一个事情，比如下意识打了别人一下，让我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教育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他今后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崇尚暴力的人。我一直觉得一旦教育不好会给别人灾难的，破坏力太强了，这个负罪感谁能承受。对他的教育，我只跟他说一条，你要做一个好人。不过要是他被欺负了，我又会有另外的担忧，哎哟完了，会不会他先在这个动物世界里被淘汰了。（笑）
　　我自身的担忧我已经知道怎么消化了，我自己来控制和把握，相对还好解决，或者不会太长时间。但像我儿子这种担忧，且着呢，我也特别担忧他到了一定程度开始反叛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亲子关系。
　　获奖理由
　　怀着对创作的高度自觉，怀着一颗赤诚之心，韩延一直在坚持创作有社会价值的电影，也坚定地走在中国电影工业化探索的道路上。从《滚蛋吧，肿瘤君》 到 《动物世界》，他的电影始终秉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不乏讲好故事的能力，也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影像风格里独特的个人印迹。在商业与艺术之间，他是青年导演中少有的能掌握平衡的佼佼者。探索尚未终结，蜕变仍在继续，拥有一个正直如斯的创作者，是所有人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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