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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塞红包，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一说出来，绝对会被口诛笔伐，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我热爱这份职业，不要让铜臭污染了这件洁白的制服。”
卡其色的便装，高挺的鼻梁，锐利的双眸，谦逊的谈吐，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五十余年坚守，奔走临床前线，集专家型和管理型于一体，是我对他的最初了解。退休十一年，他选择继续前行。一如那句“所有理想与信念，一旦起头，便要继续。”我们聊生活；聊诊疾；聊医德；聊体制。从发展中看待医改的力量，从内心深处体味春风化雨的思量。 “坚守”意味着很多得到，也意味着很多失去。唯能做到的，是在名利场上坚守自己最后一方净土。“我不敢说什么是大医精诚！我只是用心来完成那个最初的念想。”
退而无休
《问健康画报》：张教授，退休这么多年，您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呢？
张元芳：谢谢大家关心。我自2003年12月退下来，至今也有11年了，没想到十多年还能有病友想起我！
退休后，我基本就不再坐诊。目前主要专注于几件事 第一是科里的查房工作，与在职医生们讨论疑难病案，和他们一起解决临床上的难题。我很享受与病人相处的日子，如果一些病人遇到情况复杂，我会认真和他们沟通，了解病人的心理生理状况，提出我的处理意见；第二是继续带教学生搞科研，譬如一些课题方向的确定、研究方案的设计等。当然，每月还会有半天的干部门诊时间，我依旧在华山医院坐诊。
《问健康画报》：那您觉得，现在工作还像以前那么紧张吗？会不会比过去轻松些？
张元芳：并不轻松，有时忙碌得甚至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比如在干部门诊的时候，半天（两三个小时）内要看30多位的病患，除了写处方、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外，还需在短时间内了解病患的心理和对疾病的解释，让病员满意而归，这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除了医院的工作外，目前我还继续在为复旦大学医学院上大课，每学期就4堂课。退休生活，有人选择恬淡，有人继续忙碌。退休后角色转换需要一定的适应期，考虑到自己还有些精力，就到一家民营医院“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发挥余热。去沃德主要是做医生工作和医疗质量监督，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公立医院的同仁们，一起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质量，从而提高民营医院的信誉度。
保障与发展
《问健康画报》：您还是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您觉得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张元芳：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最大的区别在于 公立医院不需要市场推广，比如说华山医院，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奠定了华山医院自己的特色和品牌，病人自己愿意慕名而来，当然也对公立医院的设施条件及医疗师资认可放心。但是，像沃德这样的民营医院，没有医保定点资格，设备条件又比不上华山医院，老百姓的信赖度自然降低。社会公众的低信任度造成了民营医院经营的困境。但不可否认，一些优质民营医院在某一专科领域，也确实有较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因此民营医院的市场推广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上海的民营医院很多，我在公立医院做院长的时候，就有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来找我，希望我能与那些民营医院合作。说实话，当时我对民营医院并不看好，毕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民营医院不像公立医院，是由政府补贴的非营利机构，社会上总觉得民营医院是在想方设法从病人口袋里赚钱。当然，这也是民营医院最大的诟病。
“不被信任”是民营医院进入医保的重要障碍。由于个别民营医院的不良行为如价格欺诈、过度治疗等，使得整个社会医疗机构行业的声誉和形象都受到了损害。
200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当时，协会的规章制度、规范等均不完善，民营医疗机构有近1500家，如何制定行业规范以提升民营医院在行业内信誉度，是民营医院发展的关键和难题。我们请了一批在卫生系统中的老领导，我戏称他们是“老法师”做副会长，希望通过他们在行业内的管理经验和严谨的作风，来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市场，改变老百姓对于民营医院的偏颇观念，以保障病人最根本的利益。
《问健康画报》：那么，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是如何管理这些社会办医疗机构的？
张元芳：实际上，我们是按卫计委对上海的民营医院、外资医院、国有股份制医院等社会办医疗机构的要求进行管理。首先，先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了解这个行业规范化的重要性及未来所要承担的更大责任。再者，选拔出一批优势特色学科和医院，把经验介绍给其他医疗机构，引领上海社会医疗机构的规范发展。现在社会办医疗机构还没有像公立医院那样有统一的评审标准，因此我们协会在上海卫生和计生委领导下，整理编制了一套星级评审标准，将社会办医疗机构分为不合格、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四个等级。入会的医疗机构要符合各种标准。而在监管中，我们对民营医院的责罚力度和监督频次要大大高于公立医院。
目前，上海尚未有一家社会办医疗机构被评上五星级，最好的只是“四星级”单位，如上海杨思医院也是“四星级”医院中的一家，其早期只是一家地段医院，之后由于纳入医保定点，且投资方有好的经营理念，说是要为当地老百姓做点事，把精力和财力投在了医疗上，头几年医院有困难，费用不够，他非但没有收回当初的投资，反而继续追加了投资。
所以，我觉得只有真正想为百姓谋利益的投资医疗，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完全信赖由院长来经营，最终一定会发展更快，口碑更好。
《问健康画报》：中国医院传统体制的改革，莆田人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铺天盖地的广告恶战、无孔不入的营销，成为多数民众对民营连锁医院的印象。您对此怎么看？您觉得民营医院是否有值得公立医院学习的地方？
张元芳：这就要从“莆田人”的功与过说起。福建人在上海乃至全国挖到了民营医院的第一桶金，但是这第一桶金是在中央的政策支持下完成的，这第一桶金确实有点受之有愧，但也并非全无是处，虹桥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医疗水平的角度出发，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要看到：民营医院在逐渐吸引公立医院的离退休干部、兼职医生，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民营医院经营模式和积极挖掘人才不断改进的理念，是值得公立医院学习的。 我们协会也邀请了莆田的两位民营医院投资人做副会长，希望能够从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约束医疗与盈利之间的权衡关系，规范行业行为。
《问健康画报》：那么，您如何看待民营医院的未来？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将以何种方式并存？
张元芳：民营医院的未来首先要看国家政策，但是有一点，民营医院的发展和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民营与公立的并存也是必然的，只是其分工会更加明确。
未来的公立医院，作为普通大众的就医基本保障，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覆盖广，门诊科目多，费用低廉。而民营医院的发展，则会根据其专科特色的不同，发挥其优势，病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医院就诊，未来会出现更多高端客户群的私人门诊或者专科门诊。民营医院的未来是可观的，而那些以人为本，以治病救人为根本目的的民营医院也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前提是以治病救人为根本目的。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好的民营医院会越来越好，差的民营医院则会被时代淘汰。
当然，民营医院的路还很长。首先，民营医院没有自己的医学院，培养医学人才还要通过公立医学院这样的体系来完成；其次，民众对民营医院的观念也需改变，民营医院职工的晋升问题和薪资问题如何得以保障，这些都阻碍了当下民营医院的发展。
“终于找到你了！”
《问健康画报》：从医50几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张元芳：从医患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位医者是否真诚地对待他的病人。从医50余年，我的病人朋友很多。包括过去在中山医院工作的时候就结识了很多病友，后来调到华山医院，那些病友专程来华山医院看我，逢年过节，常有往来。有几个病友年纪大，自己走不动，现在是我去看他们。
凭借当下的医疗技术水平，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疾病都治愈。譬如，有些治疗只能让病情稳定，需要病人定期过来复查，这就需要每一位医者与病人间存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我从医多年来最深刻的体会。
《问健康画报》：作为医者，您最开心的是什么？
张元芳：看着病人治愈出院是作为医生最开心的事情。曾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过去坐门诊的时候，很多病友常会来门诊来看我，后来由于很少坐诊，病友们也就找不到我了。有一个病友辗转许久终于找到了我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 张院长，我终于找到你了！医者父母心。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作为医生最开心的时候！
《问健康画报》：您怎么理解“大医精诚”四个字？
张元芳：如何理解，似乎很难将它说清楚。我只能谈谈一些我的体会。作为医生，如果自己的病人能满意地离开，便是最舒心的事儿，这种满足感是无法用物质去衡量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奖金，工作靠的仅是一份热诚，病人的认可即是自己最大的慰藉。
我以前做手术的时候，下手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去病房，看我的病人，观察一段时间，确定他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再去吃饭；而后，我也会一直留意他在病房的身体状况，直至病人满意出院。对自己来说，这只是件小事儿，但对病人而言却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儿。作为一位临床医生，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问健康画报》：那您最痛恨的是什么？
张元芳：塞红包，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塞红包！虽然我知道我这句话一说出来，绝对会被口水淹没，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塞红包就是看不起医生，看轻这份职业。我们做医生的绝不是为了这点红包钱！我热爱这个岗位，热爱这份职业，作为医生，就该有这份职业必有的操守，不要让铜臭污染了这件洁白的制服。
当然，我很能理解病人塞红包的心情，希望医生们尽力去完成手术、做好手术。但是，我想说，尽最大的努力治愈病人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并不是交易。病人塞给我红包，我坚决不收。我一直说，医院给我发工资，国家给我津贴，治病救人是我的责任，我绝对不会和生命做交易！
《问健康画报》：2015年您有什么心愿？
张元芳：20年前，我就开始研究用于抗肿瘤的光敏剂药物，我们做过一个相关的科研课题，并且在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临床试验是我的一块心病，国家对于药物上临床的试验是严格控制的，这也是这种药物这么多年来没有面世最主要的原因。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这种“新药”尽快面世，造福病人。
卡其色的便装，高挺的鼻梁，锐利的双眸，谦逊的谈吐，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五十余年坚守，奔走临床前线，集专家型和管理型于一体，是我对他的最初了解。退休十一年，他选择继续前行。一如那句“所有理想与信念，一旦起头，便要继续。”我们聊生活；聊诊疾；聊医德；聊体制。从发展中看待医改的力量，从内心深处体味春风化雨的思量。 “坚守”意味着很多得到，也意味着很多失去。唯能做到的，是在名利场上坚守自己最后一方净土。“我不敢说什么是大医精诚！我只是用心来完成那个最初的念想。”
退而无休
《问健康画报》：张教授，退休这么多年，您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呢？
张元芳：谢谢大家关心。我自2003年12月退下来，至今也有11年了，没想到十多年还能有病友想起我！
退休后，我基本就不再坐诊。目前主要专注于几件事 第一是科里的查房工作，与在职医生们讨论疑难病案，和他们一起解决临床上的难题。我很享受与病人相处的日子，如果一些病人遇到情况复杂，我会认真和他们沟通，了解病人的心理生理状况，提出我的处理意见；第二是继续带教学生搞科研，譬如一些课题方向的确定、研究方案的设计等。当然，每月还会有半天的干部门诊时间，我依旧在华山医院坐诊。
《问健康画报》：那您觉得，现在工作还像以前那么紧张吗？会不会比过去轻松些？
张元芳：并不轻松，有时忙碌得甚至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比如在干部门诊的时候，半天（两三个小时）内要看30多位的病患，除了写处方、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外，还需在短时间内了解病患的心理和对疾病的解释，让病员满意而归，这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除了医院的工作外，目前我还继续在为复旦大学医学院上大课，每学期就4堂课。退休生活，有人选择恬淡，有人继续忙碌。退休后角色转换需要一定的适应期，考虑到自己还有些精力，就到一家民营医院“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发挥余热。去沃德主要是做医生工作和医疗质量监督，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公立医院的同仁们，一起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质量，从而提高民营医院的信誉度。
保障与发展
《问健康画报》：您还是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您觉得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张元芳：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最大的区别在于 公立医院不需要市场推广，比如说华山医院，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奠定了华山医院自己的特色和品牌，病人自己愿意慕名而来，当然也对公立医院的设施条件及医疗师资认可放心。但是，像沃德这样的民营医院，没有医保定点资格，设备条件又比不上华山医院，老百姓的信赖度自然降低。社会公众的低信任度造成了民营医院经营的困境。但不可否认，一些优质民营医院在某一专科领域，也确实有较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因此民营医院的市场推广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上海的民营医院很多，我在公立医院做院长的时候，就有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来找我，希望我能与那些民营医院合作。说实话，当时我对民营医院并不看好，毕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民营医院不像公立医院，是由政府补贴的非营利机构，社会上总觉得民营医院是在想方设法从病人口袋里赚钱。当然，这也是民营医院最大的诟病。
“不被信任”是民营医院进入医保的重要障碍。由于个别民营医院的不良行为如价格欺诈、过度治疗等，使得整个社会医疗机构行业的声誉和形象都受到了损害。
200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当时，协会的规章制度、规范等均不完善，民营医疗机构有近1500家，如何制定行业规范以提升民营医院在行业内信誉度，是民营医院发展的关键和难题。我们请了一批在卫生系统中的老领导，我戏称他们是“老法师”做副会长，希望通过他们在行业内的管理经验和严谨的作风，来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市场，改变老百姓对于民营医院的偏颇观念，以保障病人最根本的利益。
《问健康画报》：那么，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是如何管理这些社会办医疗机构的？
张元芳：实际上，我们是按卫计委对上海的民营医院、外资医院、国有股份制医院等社会办医疗机构的要求进行管理。首先，先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了解这个行业规范化的重要性及未来所要承担的更大责任。再者，选拔出一批优势特色学科和医院，把经验介绍给其他医疗机构，引领上海社会医疗机构的规范发展。现在社会办医疗机构还没有像公立医院那样有统一的评审标准，因此我们协会在上海卫生和计生委领导下，整理编制了一套星级评审标准，将社会办医疗机构分为不合格、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四个等级。入会的医疗机构要符合各种标准。而在监管中，我们对民营医院的责罚力度和监督频次要大大高于公立医院。
目前，上海尚未有一家社会办医疗机构被评上五星级，最好的只是“四星级”单位，如上海杨思医院也是“四星级”医院中的一家，其早期只是一家地段医院，之后由于纳入医保定点，且投资方有好的经营理念，说是要为当地老百姓做点事，把精力和财力投在了医疗上，头几年医院有困难，费用不够，他非但没有收回当初的投资，反而继续追加了投资。
所以，我觉得只有真正想为百姓谋利益的投资医疗，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完全信赖由院长来经营，最终一定会发展更快，口碑更好。
《问健康画报》：中国医院传统体制的改革，莆田人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铺天盖地的广告恶战、无孔不入的营销，成为多数民众对民营连锁医院的印象。您对此怎么看？您觉得民营医院是否有值得公立医院学习的地方？
张元芳：这就要从“莆田人”的功与过说起。福建人在上海乃至全国挖到了民营医院的第一桶金，但是这第一桶金是在中央的政策支持下完成的，这第一桶金确实有点受之有愧，但也并非全无是处，虹桥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医疗水平的角度出发，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要看到：民营医院在逐渐吸引公立医院的离退休干部、兼职医生，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民营医院经营模式和积极挖掘人才不断改进的理念，是值得公立医院学习的。 我们协会也邀请了莆田的两位民营医院投资人做副会长，希望能够从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约束医疗与盈利之间的权衡关系，规范行业行为。
《问健康画报》：那么，您如何看待民营医院的未来？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将以何种方式并存？
张元芳：民营医院的未来首先要看国家政策，但是有一点，民营医院的发展和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民营与公立的并存也是必然的，只是其分工会更加明确。
未来的公立医院，作为普通大众的就医基本保障，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覆盖广，门诊科目多，费用低廉。而民营医院的发展，则会根据其专科特色的不同，发挥其优势，病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医院就诊，未来会出现更多高端客户群的私人门诊或者专科门诊。民营医院的未来是可观的，而那些以人为本，以治病救人为根本目的的民营医院也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前提是以治病救人为根本目的。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好的民营医院会越来越好，差的民营医院则会被时代淘汰。
当然，民营医院的路还很长。首先，民营医院没有自己的医学院，培养医学人才还要通过公立医学院这样的体系来完成；其次，民众对民营医院的观念也需改变，民营医院职工的晋升问题和薪资问题如何得以保障，这些都阻碍了当下民营医院的发展。
“终于找到你了！”
《问健康画报》：从医50几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张元芳：从医患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位医者是否真诚地对待他的病人。从医50余年，我的病人朋友很多。包括过去在中山医院工作的时候就结识了很多病友，后来调到华山医院，那些病友专程来华山医院看我，逢年过节，常有往来。有几个病友年纪大，自己走不动，现在是我去看他们。
凭借当下的医疗技术水平，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疾病都治愈。譬如，有些治疗只能让病情稳定，需要病人定期过来复查，这就需要每一位医者与病人间存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我从医多年来最深刻的体会。
《问健康画报》：作为医者，您最开心的是什么？
张元芳：看着病人治愈出院是作为医生最开心的事情。曾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过去坐门诊的时候，很多病友常会来门诊来看我，后来由于很少坐诊，病友们也就找不到我了。有一个病友辗转许久终于找到了我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 张院长，我终于找到你了！医者父母心。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作为医生最开心的时候！
《问健康画报》：您怎么理解“大医精诚”四个字？
张元芳：如何理解，似乎很难将它说清楚。我只能谈谈一些我的体会。作为医生，如果自己的病人能满意地离开，便是最舒心的事儿，这种满足感是无法用物质去衡量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奖金，工作靠的仅是一份热诚，病人的认可即是自己最大的慰藉。
我以前做手术的时候，下手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去病房，看我的病人，观察一段时间，确定他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再去吃饭；而后，我也会一直留意他在病房的身体状况，直至病人满意出院。对自己来说，这只是件小事儿，但对病人而言却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儿。作为一位临床医生，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问健康画报》：那您最痛恨的是什么？
张元芳：塞红包，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塞红包！虽然我知道我这句话一说出来，绝对会被口水淹没，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塞红包就是看不起医生，看轻这份职业。我们做医生的绝不是为了这点红包钱！我热爱这个岗位，热爱这份职业，作为医生，就该有这份职业必有的操守，不要让铜臭污染了这件洁白的制服。
当然，我很能理解病人塞红包的心情，希望医生们尽力去完成手术、做好手术。但是，我想说，尽最大的努力治愈病人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并不是交易。病人塞给我红包，我坚决不收。我一直说，医院给我发工资，国家给我津贴，治病救人是我的责任，我绝对不会和生命做交易！
《问健康画报》：2015年您有什么心愿？
张元芳：20年前，我就开始研究用于抗肿瘤的光敏剂药物，我们做过一个相关的科研课题，并且在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临床试验是我的一块心病，国家对于药物上临床的试验是严格控制的，这也是这种药物这么多年来没有面世最主要的原因。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这种“新药”尽快面世，造福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