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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写下了，却不知道该如何界定，我初中二年级时写大字报也能算写作吗？如果不算写作又能算什么呢？
事实很清楚，当时出身黑色家庭的都要造老子老娘的反。要命的是，就像数学函数会变一样，这个也会变，今天说是黑五类，明天却说是黑七类了，范围扩大了，让人茫然不知所适。不过，话说回来，凡是家庭出身带黑的，不管是五类、七类、九类，哪个敢不识相？
哥哥们从大学回来，召集底下的弟弟妹妹，低声商量，看来这一关逃不过了，样子总要做的。不过，你要做样子，伤心的一定是父母。但有什么法子呢？虽然是父子、母子关系，但造反形势在那摆着，只好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尽管外面的形势一片红火，但我们还是有点像做贼。幸好父母都没有回来，我们恢复了活力，嘁嘁促促，像一伙快乐的小蟑螂。因为我小时候是学毛笔的，所以由我执笔。怎么写呢？哥哥说，不能不写，也不能写得太严重。众兄弟姐妹都觉得对，于是你一句他一句，有的说，父亲看不起劳动人民；有的说，从小向我们灌输剥削阶级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的说，“灌输”好像太严重了，是不是改成“宣扬”？“宣扬”也蛮严重的，改成“散布”吧。
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大家一边说，一边嘻嘻哈哈，好像是在做游戏，搞幽默，其实是在减轻心里的负担。
我握一支毛笔，也不动脑筋，大家讲一句，我写一句。心里反而在琢磨毛笔字，8岁开始学书法时，母亲让我学柳公权，我却喜欢上了颜真卿。我一边写一边想，现在写的字像颜呢，还是像柳？
大字报写好了，二版《人民日报》那样大，贴在后门上。刚贴出去就有人围过来看，叫起来，快看，这家人贴他们老头子的大字报！
我们飛一样逃回来，关紧后门，再也不敢出去。
父亲回来了，他看见了，脸色凝重，腮帮一边鼓起，像牙齿痛一样。母亲也看见了，不响。
等到“文革”的烈焰小了许多，一次在饭桌上，父亲放下筷子，说，自然灾害辰光，我和你们妈妈天天想着要给你们吃好，你们在长身体，吃得不好要亏一生的。你们妈妈一直跑到七宝去，问农民买高价肉、高价鱼给你们吃，谁想到脑子吃坏了！
我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人说话。
三年后，我下乡到了农场，黑龙江有漫长的冬天，没有事情可做。好多人打牌、下军棋。我偶然玩玩，大部分时间用在写作上。放一只箱子在炕上，盘起双腿，成一只龙虾的姿势，就可以写了。
不知哪里来的热情，一口气写下《雪原扬鞭》《开渠新歌》等作品，也不知道算不算小说，当时三突出的作品就是这么写的，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身边的朋友看了，惊奇了，咦，这个人还会写小说，于是就拿了去看，还蛮好看，写的是农场里的事，我们上海知青是主角。我探亲时还带回上海去，给儿时的伙伴看。伙伴看了，噢，你在黑龙江是这样的。天真冷，吐一口痰，到地上就是冰。还有不少劳改犯，发配到那里去了。就这样慢慢传开了，好多人都知道，七星泡农场十一分场有个写小说的上海人。
说来也是奇怪的，舞文弄墨有风险，不是不晓得，我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前面那么多写文章的人被打倒，上吊、跳楼、投湖，不是看不到。我怎么还像着了魔一样去写？而且没有一分钱的稿费。只能说，出鬼了！
接下来的变化是我没有料到的，大概是农场宣传科头头看到我的小说了，粗粗一读，不错。于是，一纸调令过来，调我到宣传科工作。我大吃一惊，又有说不出的欣喜。从此，我脱离苦海，不用参加大地劳动了，也算开始了职业写作，开始了我逍遥自在的一生。谁说写小说没有好处，这个好处够大了。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七星泡农场是个大农场，前前后后来了近2万名知青，哈尔滨、上海、天津，老高中多得很，家庭出身好的多得很，会写的人也一定不少。偏偏头头看了我的小说，也不管我出身资产阶级，就能发出一纸调令？这真是稀奇。看来，我的头头那时思想已经够解放了。
不过，我又是一个骄傲的人。我这人笔头子特别快，往往总场开一个有线广播大会，我就握一支笔在边上，他这里会议刚开完，我那边报道文章也已完成，立刻送往广播站。
宣传科还有几个笔杆子，但他们写文章的速度无法跟我比，我这个特点很快被人发现了，就有人吹捧我。一次吃酒，有人当场说我是作家。
我却摇头，说，写这狗屁文章就能算作家？这作家也太好当了。你抓一条狗来，把笔绑在它爪子里，放一根肉骨头在边上，它也会写作。现成的套路，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在场党委和各分场党总支的领导下，广大农场职工战天斗地……过两年，只要改一句话，用“反击右倾翻案风”替代“批林批孔”，没有一点问题。我记得，听的人都翻白眼。
等到酒醒来，我仔细一想，极度恐惧。我说了什么混账话，要是被人告发了，这辈子不就交代了！
我连忙去找一起喝酒的人，偷看他们神色，还好，似乎没有异样，我慢慢把喉咙口的话咽回去。三天过去了，没有人去揭发，那桌人都厚道。我安然无恙。
人都是不满足的，写通讯稿算什么，太容易了。我的志向是写小说。当时全国只有一家文学刊物——《朝霞》，是我的老家上海办的，实质是“四人帮”掌管。一次，有个知青告诉我，刘征泰是她的邻居，刘的爸爸和她的爸爸都是上海科学院的专家，是同事。
我听了又惊又喜，那时刘征泰写了《英王陈玉成》，如日中天。我看过，十分佩服。我忙说，能不能把我的小说送他看看？她说，可以啊。于是，我的小说就通过这条渠道送给了刘征泰。
前几次都不成，后来有一篇，刘说还可以，送到《朝霞》去了。我就有点兴奋，过了一些日子，又告诉我，留用了。我更加兴奋了，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能登出来呢？谁知道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四人帮”粉碎，《朝霞》停刊。我知道泡汤了，当时是手写的，也没有留底稿，也无处去寻，就当作废了。虽然是个打击，但“四人帮”粉碎了，是个大好事。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忽然有个老先生敲我家的门。他姓范，长得慈目善眉，说了原委。“文革”结束了。重新成立上海美术出版社，一时间哪有稿子，老范几个只好到被封门的《朝霞》去找，翻了几只麻袋，就翻到我的稿子。前后一看，写得不错，最重要的是没有斗“走资派”，写的是仓库保管员和盗窃分子作斗争，这没有问题，正等米下锅，要我马上改编成连环画。 我悲喜交加，这稿子大难不死，劫后复生。幸亏我当时回上海探亲，要不然他也找不到我。我马上行动，连夜改起来。范先生告诉我一个道理，叫大饼和花卷，大饼的芝麻是撒在面子上的，而花卷的葱花是卷在里面的。连环画就是要做花卷。毕竟不是很难，很快就改好了。那天范先生看过稿子，在我肩上拍一下说，大功告成！
等我考进大学，到华东师大报到，连环画《长青松》刚好出版。第一版印30万册，不过当时都这样的。
大学二年级时，1980年，我写了中篇小说《月亮圆了》。写两个年轻人，少年时是好朋友，“文革”来了，一个出身资本家，受到歧视；另一个的父亲是干部，变成了走资派，也受到冲击。两个人由此成了敌人，一起到了黑龙江，偏偏分到一个分场，到了草原上，就两个人在一起，放牛放羊。这里有点我的生活影子。两人之间没有语言，你喜欢那头小母牛，另一个就把它打得遍体鳞伤。另一个人喜爱一只鸟，我就把它连笼子一齐塞进火炉里。草原上的月亮似乎从来没有圆过，弯弯尖尖的，像秤钩钩住了人的心。后来，来了一个女孩子，叫小茜，她可爱，善良，用真情和友爱化解了他们之间的敌意。在严酷的斗争之后，月亮圆了，它皎洁的光辉宁静地照耀着草原、森林、河流……
写完了，我交给班上的同学郏宗培，他是我的福星，几十年来都如此。前后关照过此篇小说的有江曾培、邢庆祥、张森、谢泉铭、左泥、章惠琴等编辑前辈。因为当时的小说并不多，所以我这个年轻人就有这份幸运。
不过，过程比较折腾。当时上海文艺社没有刊物，就让我改成长篇小说，出单行本。原来小说只有5万多字，要拉长到10多万字，可是，前半部只有两个人物，后半部加上小茜，也只有三个人，场景始终在草原上，难度不小。我只得挖空心思，乱搔头皮。改来改去，终于有13万字了，一读，自己都觉得水分太多。就这时，《小说界》创刊了，可以拿到刊物上去发表，又让我缩短，改成6万多字，发在创刊的第二期上。
那时我读了许多诗，所以这篇小说富有诗意，也挺优美的，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但是，我心里总有不平。当时文坛上都是抨击“文革”，揭露残酷的迫害，而我的小说却写了敌对方之间的谅解和宽容，大部分中国人还想不到这个，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是正常的。
两年后，我写了第二部中篇小说《苦涩的收获》，写当时高考恢复后的大学生，这部小说挺写实的，有我自己的深切体会。
没想到题目出问题了，看三审的人说，收获怎么能“苦涩的”呢？苦涩两个字，有点阴暗。当时大概是反击什么风，三审的总编就十分谨慎。编辑跑来告诉我，我叫苦不迭，把“苦涩的”三个字拿掉，就变成了收获，这有点不像样，而且跟那家老牌刊物重名了，也不好。
幾个回合下来，编辑就对我实话实说，看来不行，名字不改，有可能小说通不过了。
我想想算了，不过是个名字，登出来最要紧。收获就收获，我们不苦涩了。
第二年，《小说界》评首届作品奖，通知我，说我的《收获》得奖了。我又惊又喜，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得文学奖。以前也算得过奖，是在农场，当上劳动模范，得到一朵纸折的大红花。
我那时已到南京工作，去上海领奖才知道，原来候选篇目中没有我的《收获》。但是评委看下来，对候选作品均不满意。这时，评委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先生说，他的女儿也在复旦读书，她看了刊物上的《收获》，觉得好，她的很多同学也看了，也都觉得好。他的女儿就推荐给爸爸看，吴中杰先生看了，也觉得很不错。听他这一讲，会议主持人叫人把这部小说找出来，给每个评委两小时，当场看，当场发表意见。居然都觉得好。
就这样，我的《收获》因了复旦一个女生的关系，侥幸获奖。那届中篇奖就两个，另一个就是日后写出《白鹿原》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几天接触，他的朴实、诚恳，和对写作的专注，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那次，我们一起坐了游轮，畅游黄浦江，风和日丽，极目远眺，江上百船竞发。一起畅游的有邓友梅、李国文、鲁彦周、陈忠实、陈村、汪浙成等作家，还有江曾培、郏宗培、邢庆祥、魏心宏等编辑同仁。
后来出小说集子，我又把题目改回来了，还是苦涩好。苦涩的收获。人生能有多少事，不带一点苦涩呢？
事实很清楚，当时出身黑色家庭的都要造老子老娘的反。要命的是，就像数学函数会变一样，这个也会变，今天说是黑五类，明天却说是黑七类了，范围扩大了，让人茫然不知所适。不过，话说回来，凡是家庭出身带黑的，不管是五类、七类、九类，哪个敢不识相？
哥哥们从大学回来，召集底下的弟弟妹妹，低声商量，看来这一关逃不过了，样子总要做的。不过，你要做样子，伤心的一定是父母。但有什么法子呢？虽然是父子、母子关系，但造反形势在那摆着，只好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尽管外面的形势一片红火，但我们还是有点像做贼。幸好父母都没有回来，我们恢复了活力，嘁嘁促促，像一伙快乐的小蟑螂。因为我小时候是学毛笔的，所以由我执笔。怎么写呢？哥哥说，不能不写，也不能写得太严重。众兄弟姐妹都觉得对，于是你一句他一句，有的说，父亲看不起劳动人民；有的说，从小向我们灌输剥削阶级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的说，“灌输”好像太严重了，是不是改成“宣扬”？“宣扬”也蛮严重的，改成“散布”吧。
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大家一边说，一边嘻嘻哈哈，好像是在做游戏，搞幽默，其实是在减轻心里的负担。
我握一支毛笔，也不动脑筋，大家讲一句，我写一句。心里反而在琢磨毛笔字，8岁开始学书法时，母亲让我学柳公权，我却喜欢上了颜真卿。我一边写一边想，现在写的字像颜呢，还是像柳？
大字报写好了，二版《人民日报》那样大，贴在后门上。刚贴出去就有人围过来看，叫起来，快看，这家人贴他们老头子的大字报！
我们飛一样逃回来，关紧后门，再也不敢出去。
父亲回来了，他看见了，脸色凝重，腮帮一边鼓起，像牙齿痛一样。母亲也看见了，不响。
等到“文革”的烈焰小了许多，一次在饭桌上，父亲放下筷子，说，自然灾害辰光，我和你们妈妈天天想着要给你们吃好，你们在长身体，吃得不好要亏一生的。你们妈妈一直跑到七宝去，问农民买高价肉、高价鱼给你们吃，谁想到脑子吃坏了！
我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人说话。
三年后，我下乡到了农场，黑龙江有漫长的冬天，没有事情可做。好多人打牌、下军棋。我偶然玩玩，大部分时间用在写作上。放一只箱子在炕上，盘起双腿，成一只龙虾的姿势，就可以写了。
不知哪里来的热情，一口气写下《雪原扬鞭》《开渠新歌》等作品，也不知道算不算小说，当时三突出的作品就是这么写的，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身边的朋友看了，惊奇了，咦，这个人还会写小说，于是就拿了去看，还蛮好看，写的是农场里的事，我们上海知青是主角。我探亲时还带回上海去，给儿时的伙伴看。伙伴看了，噢，你在黑龙江是这样的。天真冷，吐一口痰，到地上就是冰。还有不少劳改犯，发配到那里去了。就这样慢慢传开了，好多人都知道，七星泡农场十一分场有个写小说的上海人。
说来也是奇怪的，舞文弄墨有风险，不是不晓得，我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前面那么多写文章的人被打倒，上吊、跳楼、投湖，不是看不到。我怎么还像着了魔一样去写？而且没有一分钱的稿费。只能说，出鬼了！
接下来的变化是我没有料到的，大概是农场宣传科头头看到我的小说了，粗粗一读，不错。于是，一纸调令过来，调我到宣传科工作。我大吃一惊，又有说不出的欣喜。从此，我脱离苦海，不用参加大地劳动了，也算开始了职业写作，开始了我逍遥自在的一生。谁说写小说没有好处，这个好处够大了。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七星泡农场是个大农场，前前后后来了近2万名知青，哈尔滨、上海、天津，老高中多得很，家庭出身好的多得很，会写的人也一定不少。偏偏头头看了我的小说，也不管我出身资产阶级，就能发出一纸调令？这真是稀奇。看来，我的头头那时思想已经够解放了。
不过，我又是一个骄傲的人。我这人笔头子特别快，往往总场开一个有线广播大会，我就握一支笔在边上，他这里会议刚开完，我那边报道文章也已完成，立刻送往广播站。
宣传科还有几个笔杆子，但他们写文章的速度无法跟我比，我这个特点很快被人发现了，就有人吹捧我。一次吃酒，有人当场说我是作家。
我却摇头，说，写这狗屁文章就能算作家？这作家也太好当了。你抓一条狗来，把笔绑在它爪子里，放一根肉骨头在边上，它也会写作。现成的套路，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在场党委和各分场党总支的领导下，广大农场职工战天斗地……过两年，只要改一句话，用“反击右倾翻案风”替代“批林批孔”，没有一点问题。我记得，听的人都翻白眼。
等到酒醒来，我仔细一想，极度恐惧。我说了什么混账话，要是被人告发了，这辈子不就交代了！
我连忙去找一起喝酒的人，偷看他们神色，还好，似乎没有异样，我慢慢把喉咙口的话咽回去。三天过去了，没有人去揭发，那桌人都厚道。我安然无恙。
人都是不满足的，写通讯稿算什么，太容易了。我的志向是写小说。当时全国只有一家文学刊物——《朝霞》，是我的老家上海办的，实质是“四人帮”掌管。一次，有个知青告诉我，刘征泰是她的邻居，刘的爸爸和她的爸爸都是上海科学院的专家，是同事。
我听了又惊又喜，那时刘征泰写了《英王陈玉成》，如日中天。我看过，十分佩服。我忙说，能不能把我的小说送他看看？她说，可以啊。于是，我的小说就通过这条渠道送给了刘征泰。
前几次都不成，后来有一篇，刘说还可以，送到《朝霞》去了。我就有点兴奋，过了一些日子，又告诉我，留用了。我更加兴奋了，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能登出来呢？谁知道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四人帮”粉碎，《朝霞》停刊。我知道泡汤了，当时是手写的，也没有留底稿，也无处去寻，就当作废了。虽然是个打击，但“四人帮”粉碎了，是个大好事。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忽然有个老先生敲我家的门。他姓范，长得慈目善眉，说了原委。“文革”结束了。重新成立上海美术出版社，一时间哪有稿子，老范几个只好到被封门的《朝霞》去找，翻了几只麻袋，就翻到我的稿子。前后一看，写得不错，最重要的是没有斗“走资派”，写的是仓库保管员和盗窃分子作斗争，这没有问题，正等米下锅，要我马上改编成连环画。 我悲喜交加，这稿子大难不死，劫后复生。幸亏我当时回上海探亲，要不然他也找不到我。我马上行动，连夜改起来。范先生告诉我一个道理，叫大饼和花卷，大饼的芝麻是撒在面子上的，而花卷的葱花是卷在里面的。连环画就是要做花卷。毕竟不是很难，很快就改好了。那天范先生看过稿子，在我肩上拍一下说，大功告成！
等我考进大学，到华东师大报到，连环画《长青松》刚好出版。第一版印30万册，不过当时都这样的。
大学二年级时，1980年，我写了中篇小说《月亮圆了》。写两个年轻人，少年时是好朋友，“文革”来了，一个出身资本家，受到歧视；另一个的父亲是干部，变成了走资派，也受到冲击。两个人由此成了敌人，一起到了黑龙江，偏偏分到一个分场，到了草原上，就两个人在一起，放牛放羊。这里有点我的生活影子。两人之间没有语言，你喜欢那头小母牛，另一个就把它打得遍体鳞伤。另一个人喜爱一只鸟，我就把它连笼子一齐塞进火炉里。草原上的月亮似乎从来没有圆过，弯弯尖尖的，像秤钩钩住了人的心。后来，来了一个女孩子，叫小茜，她可爱，善良，用真情和友爱化解了他们之间的敌意。在严酷的斗争之后，月亮圆了，它皎洁的光辉宁静地照耀着草原、森林、河流……
写完了，我交给班上的同学郏宗培，他是我的福星，几十年来都如此。前后关照过此篇小说的有江曾培、邢庆祥、张森、谢泉铭、左泥、章惠琴等编辑前辈。因为当时的小说并不多，所以我这个年轻人就有这份幸运。
不过，过程比较折腾。当时上海文艺社没有刊物，就让我改成长篇小说，出单行本。原来小说只有5万多字，要拉长到10多万字，可是，前半部只有两个人物，后半部加上小茜，也只有三个人，场景始终在草原上，难度不小。我只得挖空心思，乱搔头皮。改来改去，终于有13万字了，一读，自己都觉得水分太多。就这时，《小说界》创刊了，可以拿到刊物上去发表，又让我缩短，改成6万多字，发在创刊的第二期上。
那时我读了许多诗，所以这篇小说富有诗意，也挺优美的，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但是，我心里总有不平。当时文坛上都是抨击“文革”，揭露残酷的迫害，而我的小说却写了敌对方之间的谅解和宽容，大部分中国人还想不到这个，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是正常的。
两年后，我写了第二部中篇小说《苦涩的收获》，写当时高考恢复后的大学生，这部小说挺写实的，有我自己的深切体会。
没想到题目出问题了，看三审的人说，收获怎么能“苦涩的”呢？苦涩两个字，有点阴暗。当时大概是反击什么风，三审的总编就十分谨慎。编辑跑来告诉我，我叫苦不迭，把“苦涩的”三个字拿掉，就变成了收获，这有点不像样，而且跟那家老牌刊物重名了，也不好。
幾个回合下来，编辑就对我实话实说，看来不行，名字不改，有可能小说通不过了。
我想想算了，不过是个名字，登出来最要紧。收获就收获，我们不苦涩了。
第二年，《小说界》评首届作品奖，通知我，说我的《收获》得奖了。我又惊又喜，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得文学奖。以前也算得过奖，是在农场，当上劳动模范，得到一朵纸折的大红花。
我那时已到南京工作，去上海领奖才知道，原来候选篇目中没有我的《收获》。但是评委看下来，对候选作品均不满意。这时，评委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先生说，他的女儿也在复旦读书，她看了刊物上的《收获》，觉得好，她的很多同学也看了，也都觉得好。他的女儿就推荐给爸爸看，吴中杰先生看了，也觉得很不错。听他这一讲，会议主持人叫人把这部小说找出来，给每个评委两小时，当场看，当场发表意见。居然都觉得好。
就这样，我的《收获》因了复旦一个女生的关系，侥幸获奖。那届中篇奖就两个，另一个就是日后写出《白鹿原》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几天接触，他的朴实、诚恳，和对写作的专注，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那次，我们一起坐了游轮，畅游黄浦江，风和日丽，极目远眺，江上百船竞发。一起畅游的有邓友梅、李国文、鲁彦周、陈忠实、陈村、汪浙成等作家，还有江曾培、郏宗培、邢庆祥、魏心宏等编辑同仁。
后来出小说集子，我又把题目改回来了，还是苦涩好。苦涩的收获。人生能有多少事，不带一点苦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