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真假神父与自我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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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金陵十三钗》从制作模式、情节设置、形象塑造以及语言等诸方面对内迎合国人的阿Q心理,以赚取国人的眼球与眼泪;对外则卑躬屈膝,不惜放弃自己的文化甚至语言以迎合西方人毋宁说美国人的口味以赚他们的掌声,这是典型的“文化自我殖民”。其结果是不仅被国人砸片,也为美国人所唾弃。
  【关键词】 《金陵十三钗》;救赎;自我殖民
  这是2011年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中国电影,也是一部毁多于誉的电影,从其诞生之日起,甚至还未上映之前,口水仗就已经开始,这部电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誉之者认为其“场面气势恢宏、救赎故事伤感又充满经典好莱坞味道,足可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更多成功机会”;“非常绚丽,也很深刻”;“极为感人,一些老头老太哭得稀里哗啦”;“大师级的水准”等等,[1]42用出品人兼总监制张伟平的话来说就是“用故事攻击大脑,用视觉占领眼球”。毁之者则有国内的朱大可批其为情色爱国主义,认为只不过是“情色+暴力+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甚至指责其“发国难财”;徐刚则认为张艺谋“将南京大屠杀情色化、娱乐化、好莱坞化,在残酷的屠杀中充满性高潮的想象”;而在美国《CNN》、《电影》、《纽约时报》、《好莱坞报告》等报刊专栏评论中被一致评为“很差”(weak)的电影,是一部充满低级噱头的大杂烩肥皂剧。不管这些专业影评人怎么评论这部电影,对于我这个普通观众来说,有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那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就如一个网友在豆瓣网上出的一道选择题“请问本片中心思想是什么? A.妓女要衣装,学生要包装 B.不会English?not fashion! C.张艺谋是三好学生 D.小日本鬼子是狗娘养的!”不过这个四个备选项都不是我想要的。
  一、张艺谋镜头下的《金陵十三钗》
  在对总监制张伟平的采访中,他说“写妓女的电影很多,比如《羊脂球》和《茶花女》,但是,《十三钗》又比他们高了一个档次,它有一个大的战争格局。本片的主题是救赎,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2]52在他看来,这是国际性的题材,由国际大牌主演,有国际一流的制作团队,还有经验丰富的张艺谋导演,因此他的定位是“拿到国际上不跌份”。实际上,该片上映之后,却是骂声多于赞誉之声,特别是其主题的模糊性,说的是救赎,看起来更像为妓女翻案,但又不全面。一个朋友用十六字箴言总结为“男人有种、女人有义、孩子有情、洋人有心”,这个总结可谓准确精炼。
  “男人有种”自然说的就是李教官这样一群官兵,或许还有书娟的父亲,那个“汉奸”。本片一开始浓雾笼罩,大有乌云摧城之势,平民四处逃命,官兵紧急撤离,日军满城追杀,一副兵败如山倒的样子。率队紧急撤离的教导队李教官一行,在离出城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偶遇被日军追杀的书娟等教会学校的孩子。当时的教导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领队李教官命令许大鹏带领几个人去侧翼准备阻击追击的日兵,尽管许大鹏犹豫了片刻还是服从了命令。消灭完小股追击的日军却等来了大队重武器装备的日军。在这次遭遇战中,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对付坦克的有效武器,他们只好用手榴弹,用战友的身体做掩护,踩着战友的尸体一步步接近坦克,以为其他战友赢得生存和歼敌的机会。这是一个感动无数人也是一个让人血脉喷张的时刻,显示了中国人为了抵抗侵略而不惜牺牲生命的英勇精神。这次战斗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李教官和一个路边捡来的孩子生存下来了。李教官把这受伤严重的孩子送到教堂暂时避难,而自己则躲在教堂外面守护着这附近唯一的避难所。这个号称可以保他们平安的地方,最终也没有摆脱日寇的蹂躏。李教官在日兵进入教堂的第一次交战中,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宣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另外一个男人就是书娟的父亲,那个为了救出女儿而忍辱负重做了“汉奸”的男人,他用自己的鲜血为女学生的出逃贡献了一份力量。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孬种。
  “女人有义”指的是那群来自“钓鱼巷”的秦淮河女人。她们是一群出身低下,向来为人所鄙视的妓女。古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俗语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但恰如片中台词所言“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骂名”,“也去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豆蔻为了那个受伤严重、气若游丝的浦生能听她弹奏一曲完整的《秦淮曲》,不顾日军的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返回翠景楼取琴弦。她们路上遇到日兵,最后被残酷奸杀,这一幕突显了“女人有义”。接下来当日军搜索教堂,要求女学生去为他们占领南京庆功,女学生不从,当晚欲从教堂下顶上跳楼自尽来保全自己的贞洁时,这群曾经受尽女学生鄙视,甚至不让使用茅厕的秦淮女却主动站出来,自愿代她们前往慰安日军。尽管有过犹豫、有过挣扎,她们毕竟是去了。这可能就是张伟平所谓的救赎主题吧,即以大无畏的精神替代弱小者去受难,用自己行为洗刷千年来的屈辱。
  “孩子有情”是对陈乔治的评价。陈乔治是这群学生中唯一的男孩,也是身负神父所托来保护这群女学生的监护人。从一开始,陈乔治就担负这群女学生的保护人角色,在女学生发生争执时同时还兼任调停人的角色。在十二位秦淮女代替女学生前往日本军营慰安而少一人的情况下,陈乔治提出男扮女装代替其中某个女学生。大家都知道,乔治也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他义无反顾的这么做了。约翰教他“你必须在半路上逃掉,你得跳车。”他回答说:“不,我不会跳的,如果我跳了,日本人会发现的,我会坚持到底,给你和女孩们更多时间逃出教堂。”为了兑现英格曼神父的一个承诺,这个曾经饱受女孩嘲笑和欺压小男孩,尽弃前嫌,勇敢的担当起一个男人的责任。这是所谓“孩子有情”。
  最后是“洋人有心”。片中的约翰是由好莱坞一线大牌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这个人物在片中的转变具有很大的争议性。约翰本是一个以殡葬为业、四处游荡、唯利是图的流浪汉。他的到来本是偶然,他只是来给英格曼神父做殡葬的,碰巧碰上日军追杀女学生而与他们偶遇。进入教堂后只是四处翻箱倒柜找钱和酒,他的口里总是念叨这“money, 钱钱”,即使他没有给英格曼神父做殡葬,他来了也是要收钱的,他说:“即使没有遗体,也得付我钱。这是规矩,我没办法。”他也不喜欢神父或者宗教,他说“不喜欢被神父盯着睡觉。我没办法。”但是当日军袭击教堂时,稍有犹豫,他就站出来保护这些无辜的学生,尽管不奏效,他还是站出来了。在学生们特别是乔治的挽留下,他这个殡葬师留在这个危险之地冒称神父以保护他们。在这次袭击中他从一个酒鬼变成了英雄,从一个殡葬师变成了一个神父,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一个美国流浪汉变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灵魂的拯救者。   这就是张艺谋镜头下的《金陵十三钗》或《战争之花(The Flowers of the War)》,概括起来就是上面十六个字,但既然男人如此英勇善战,女人孩子如此有情有义,洋人如此有心相助,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就出来了,即中国为何差点亡国?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殖民
  “‘全球化’的实质是现代技术扩张和资本扩张形成的以国际市场为中心的全球一体化运动。这个运动对文化的影响是以全球一体化取消全球文化多样性,从而形成以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一体’(即单一平面的文化)。”[3]14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同化的力量大于抵制的力量,为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上的认同,发展中国家甚至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寻求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一,这就是后殖民时代的自我殖民。所谓“自我殖民”就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和国内各种相关活动的互动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将西方世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标准看成是优越性的文化样式,加以自觉的接受,而将本民族的文化贬为低等的、从属性的。”[4]39在新时期下,殖民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可以称之为“电子殖民主义”,即“经由传播硬体、进口软体,以及伴随而来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相关资讯彼此所建立的依赖关系,另行建立起一套外国的规范、价值、期望,可能或多或少改变本国的文化和社会过程。”[5]18也就是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殖民主义的新发展就是通过硬体、软体、信息等改变一国的文化或社会。电影就是其中的一种殖民手段,同时也是自我殖民最有效的工具。
  近百年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很多人力求改变这种状况,尤其是这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怀有一种“诺贝尔情结”、“两奥情结”。中国电影很长时间来都有“奥斯卡情节”, 继《英雄》之后,《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的又一部“冲奥”之作,要为美国2011年圣诞节献礼。为了迎合美国观众和评委的口味,张艺谋对原著做了70%以上的修改,目的就是要有《角斗士》的那种宏大场面、那种心灵的震撼。就如张伟平对张艺谋所说,“我们如果能合作那样的电影,我的人生就无怨无悔了。”[2]51这其实就是新时期下的“电子自我殖民”。即利用利用传播硬体和软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制作团队、资讯贬低自身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以迎合美国文化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首先是向美国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制作模式看齐,即以资本和市场为导向,强调大投入+高回报,国际大牌明星+国际化制作团队,大场面+震撼性的视听效果,外加豪华首映礼+地毯式的广告轰炸模式。《金陵十三钗》片历时四年,投资六亿,其总投入相当于“英雄+埋伏+黄金甲的总投入”,因此他们对回报的预期也是很高的,就如张伟平所说该片拍摄之前的定位就是国际大片,片子要卖到世界去,《金陵十三钗》更大的市场其实在海外。在演员阵营上集中国际国内一线明星和大群陌生美女,而制作团队则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其战争场面与国内电影相比确实宏大,而且视觉效果相当震撼,并且其前期铺垫和后期广告投入也相当惊人。这是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的翻版。然而《金陵十三钗》片在美国的口碑却很差,在国际著名的“电影评论知性网”的七级评分系统中被评为倒数第二级。而其奥斯卡奖的竞争对手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却只是一部投资50万美元的小成本制作,并且最终获得“最佳外语片奖”。该片场面不大,总共只有7个人物,也没有国际大牌明星,讲的故事也没有战争大背景,却取得了“用故事攻击大脑”的效果。虽然看似简单却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看完之后,几天过去还会继续思考和琢磨其中所揭示的矛盾”。[6]可见迎合好莱坞大片的模式不一定更受青睐。
  其次,在情节的设置上有“自我殖民”的倾向。故事情节设定在1937年12月13日,被日本轰炸了20多天的南京被攻破了,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平民、军队都在逃命。为了显示爱国或迎合国人的口味,逃命的军人为了拯救逃命的女学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影片通过这样的情节来标榜其政治正确,也是为了表现一种宏大场面的需要。但这个情节的设置更重要的是为一个美国混混化身为救世主做铺垫,因为中国人拼光了,现在唯有强大的美国能拯救中国了,并且无需美国精英,一个小混混就够了。片中这个小混混还不失时机的损一下北欧人,“这些北欧人就知道金枪鱼和戏剧,没劲。看他的脸,真扫兴,破坏风水……”。就是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小混混,前一天还是酒鬼,当日本鬼子闯入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神圣的不顾生死的救世主,并且最终拯救了这些女学生。其中的一个细节就是约翰勾引玉墨不成,穿上神父的衣服,问“喜欢我当神父的样子吗”。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调戏,其潜台词就是玉墨早已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转向基督,寻求与西方世界的价值与宗教认同。后来由于这个“神父”的英雄之举,玉墨主动向其献身,其实向西方文化的献身。这个殡葬师最后也是以神父的身份拯救了那些女学生,影片的寓意是只有基督、只有西方世界才能拯救中国。
  再次,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本片强调了两个形象,一个是教堂,一个是神父。这两个形象合在一起就是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的象征。影片中的建筑除了教堂完好无缺以外,其周围没有一栋完好的建筑,教堂孤零零地立在残垣断壁中,显得突兀,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教堂外面的草坪上铺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架,秦淮女们就是站在那个十字架上,等待被洋人救世主的拯救,在她们看来不管是不是神父,这个洋人是能挡住小日本的。教堂的真神父英格曼被炸飞了,因为他是北欧人,保护了不教堂、保护不了学生,只有美国人可以,所以一个流浪汉为了调戏中国妇女,化身为神父,而当日本鬼子闯进教堂肆意横行时,假神父弄假成真了,他悬起基督教的十字架大旗,如耶稣降临般站在楼上,大声制止日军的暴行,可耶稣也会受难,日本鬼子不管这个神父的真假,一刀砍下了保护神的大旗。不过耶稣还会复活,最终历尽艰险把这批女学生带出了危险之地。这里约翰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救世主,给人的印象就是只有西方尤其是美国才能拯救中国。这种设计无疑是为了迎合信仰基督教的美国观众的。   最后就是该片的语言问题。本片到底是英语片还是汉语片?可能为了迎合主演贝尔的需求,也可能是为了迎合奥斯卡评委和美国观众的口味,本片中大量对白是以英语进行的。原著中的神父和副神父都是说汉语的,特别是副神父法比,说的是地道的扬州方言,而片中的“神父”却一句汉语也不会。原著中基本不具备英语交流能力的陈乔治在片中与不会中文的美国人对答如流。而原本“四书五经也读过,琴棋书画都通晓”的赵玉墨也被改造成教会学校出身的、英语地道流利的赵玉墨。这一切的改编只不过是因为美国演员贝尔是说英语的,奥斯卡奖评委和美国观众是说英语的,所以片中除了那个李教官和其他秦淮女以外,其他人都是会英语的。只是为了迎合美国人而不惜放弃自己的母语,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上的自我殖民,就如今天现实中的中国人一样,以为会说几个英语单词就能变成假洋鬼子。
  作为一部国产大片,其主要市场必定是中国,不得不迎合国人的心理、国人的阿Q心理,因此战争就不能败得太惨,即使败了也要败得有面子,所以中国军人一定要很英勇,并且歼敌无数。同时又定位为国际大片,瞄准的是奥斯卡奖,因此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不惜放弃与西方相异的独特中国文化传统而对西方文化卑躬屈膝、涎脸相迎,在这首鼠两端之间,也就掩盖了原来的想要表达的“救赎”主题,而表现得摇摆不定。最终不仅没有深刻的表现“救赎”主题,而且让观众产生了上文所提到的疑问。
  三、自我殖民的恶果
  这部被张艺谋和张伟平等认为是其最好的作品却因为这种首鼠两端、毫无立场、毫无个性的迎合他人口味之举而招来各方口水,被国人称为“情色爱国主义”或“身体的欲望表达”[6],被美国人称为“电影大杂烩”(a hodgepodge/mishmash of a movie) [7],或“枯萎的战利品”(wilted spoils of “War”) [8]。张艺谋积蓄了10年的冲奥梦想又一次破灭了,击败它的对手是伊朗小成本制作电影《一次别离》。相形之下,中国电影该反思了,为何从投资到模式、从形象到语言、从视觉效果到演员阵营都美国化了,好莱坞化了,却得不到美国人的认可,还招来一片骂声。而《一次别离》只讲述了一个家庭故事、只有七个演员,也没有国际化的制作团队,却被称为“伟大的家庭电影”,因为“这是一个在某些层面上可能在任何国家都上演的故事,可它依然特别属于伊朗社会,”[9]因为它“超越了它所处理的特殊离婚故事,而更具相关性和普适性”。[10]只是因为它挖掘的是伊朗的本土元素,因为它拒绝被全球化所同化而彰显了自己的性格,同时有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
  纵观张艺谋这些年来的电影,从其早期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到批判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到表达底层生活的苦难,再到后来的“好莱坞转向”,往往与奥斯卡奖擦肩而过。反观那些获奖影片,往往既具观赏性,也具思想性,是艺术与娱乐的结合,其主题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适性,既能震撼本国人的心灵,也能冲击他国人的大脑。中国电影只有到了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性格,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又能关照世人的那一天,即使得不了奥斯卡奖,也不至于被人“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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