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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但地区分布严重不均。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水平低、市场环境较差等问题，因此，应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经验，在“雁行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以便形成更为合理而高效的“雁行”格局。
关键词：加工贸易；雁行理论；梯度转移；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93-05
自1978年珠海市签订全国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快速发展，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 503亿美元，增长322倍。然而，我国加工贸易地域分布严重不均，2010年前5月，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同期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仅为3.9%①。要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就必须把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梯度转移，东部做高端、中西部做中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思路。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加工贸易科学、合理而有序地进行梯度转移，成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雁行理论”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影响深远的产业经济理论。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首提“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指出日本的产业发展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等四个阶段并周期循环，这四个阶段在图表上呈倒V形，酷似飞行中的雁阵（胡俊文，2000）。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赤松要是在1936年以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产业跨国梯度转移时提出了“雁行发展形态说”，从而奠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罗建兵，2009）。后来，小岛清把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进一步区分为原形和两种引申形（如图1）（车维汉，2004）。引申形A表示不同产品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国内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引申形B表示产品在不同国家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产品的跨区域梯度转移。后来，山泽逸平通过对东亚经济圈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完善了赤松要和小岛清的雁阵阶段划分，提出了东亚各国产业的发展普遍要经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孙高洁，2007）。“雁行理论”提出后，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清（Kojima，2000）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融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体系（蔡昉，2009）。从内涵上来看，“雁行”理论主张结合动态比较优势和静态比较优势，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跨越式发展；主张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进行地域分工，把边际产业向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董洁，2006）。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得出，“雁行理论”最初以一个形象的“经济比喻”的面貌出现，通过后来学者充实和拓展后，成为了一种产业转移理论。在宏观上，“雁行理论”能为国家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在微观上，“雁行理论”能指导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或产品生命周期的改变而进行产业转移。从已有的公开文献来看，“雁行理论”主要应用于解释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分析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研究产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例如，张帆（2003）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徐世刚（2005）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产业分工的新变化；胡俊文（2004）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学者从“雁行理论”视角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这一当前热点问题。在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文献中，除了罗建兵（2009）选取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视角外，其他的论文都只是从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论述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背景、问题与对策，着力探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党军，2008；艾民，2009；马凌，2009；等等）。虽然已有的研究不无意义，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论，缺乏理论深度。
“雁行理论”非常适用于分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其原因在于：第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雁行理论”主要适用于分析产业的转移；第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深层原因在于产品生命周期和比较优势的改变，而“雁行理论”就是融合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体系；第三，东亚和国内加工贸易的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形态。“雁行理论”应用于区域产业分析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该区域内部存在着相对领先与落后的地区，它们之间保持着产业升级的先后次序；存在着从相对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金戈，2010），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正好具备这两个特征。
三、东亚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也称“东亚模式”），并以持续的发展否定了“克鲁格曼质疑”。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有基于政府、伦理、制度等多种解读范式，但学术界忽视了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在创造“东亚奇迹”中的重要作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政府”（夏爽，2006），东亚奇迹呈现出来的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结果（邹消娟，2007），而承接和转移加工贸易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重要途径。
东亚加工贸易因应比较优势的改变而进行区域梯度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特征。在东亚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的“雁阵”中，日本充当了领头雁的角色，亚洲“四小龙”为雁阵中的第二梯队，中国大陆和印度为第三梯队，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为第四梯队。从时序上来看，日本最先承接欧美的加工贸易，并将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早在二战前，日本就开始发展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加工型外贸体制，抓住机遇引进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汽车、电子、电视等附加值高的加工贸易产业。通过利用加工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日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快速提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逐渐向电子计算机、医药、精密机械设备等产业转型升级。在“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升值、资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日本将服装、玩具、皮革等加工制造业向其他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与“四小龙”间的产业转移是东亚区域经济内的第一次产业迁移（袁易明，1998）。东亚“四小龙”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措施主动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以服装产业为例，东亚的服装加工制造业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移：第一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世界服装产业的重心从北美、西欧转移到日本；第二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重心由日本转移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重心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刘德学，2006）。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资金的积累，东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逐渐转向电脑、通信、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而把服装、皮革、玩具、家具、鞋帽等边际产业转向具有劳动力、资源、政策优势的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因此，日本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水平次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则集中在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整体上，东亚加工贸易产业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向外转移、复进口等阶段。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替代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转移（见图2）。
“雁行理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关于产业追赶、升级和转移的理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加工贸易“雁行”分布的内在原因，而动态比较优势决定了东亚加工贸易的“雁行”转移。一方面，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或指定新的产业规划，辅之以相关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升级或转移；另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通过加工贸易的转移，东亚加工贸易不断调整“雁阵”，充分利用了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
四、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一）中国加工贸易区域分布的“雁行”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地域差别巨大，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远离港口、运输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差的中西部地区，尽管地域广阔，存在资源、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但加工贸易在全国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以加工贸易出口额为例，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巨大的悬殊，1995—2007年，95%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额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表1）。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 609.3亿美元，为中西部地区251.1亿美元的近38倍。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97.5%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仅为2.5%②。2008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3 559.41亿美元，相比之下，2008年湖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37亿美元，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则分别为7.96亿美元和3.0亿美元，相差十分悬殊。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形成了一个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头阵、西部地区为尾阵、中部地区为中间阵的不均衡“雁行”阵列。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是服装、皮革、家具、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每一加工贸易产业都经历了图1中“雁行”形态的原形发展过程，即进口、生产、出口的过程。随着技术、资金的积累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东部地区的电子、通讯、机电等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占据主体，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A。同时，东部沿海地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B。
（二）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理论”解释
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是对我国加工贸易“雁阵”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形成一个更加有序、合理、高效的“雁阵”。雁行理论认为，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会在追赶的过程中，一方面低附加值的产业会取代低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边际产业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在时空上的“雁行”分布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中国加工贸易必须进行梯度转移的内在原因。
1.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在劳动力的供给和价格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虽然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大，但全国的人口大省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南、四川等中部省市。即使加工贸易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人口达到36 17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5%③。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近8 000万人，近年来通过向城市异地转移和进入乡镇企业就地转移3 500万人左右，尚有4 000多万人滞留在农村④。如果把中国人工工资平均水平设为1，中国东部的人力工资水平约为1.31，西部地区是0.91。中国内陆地区一般劳动力工资在1 000元/月左右，沿海地区在1 400元/月左右⑤。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目前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提至920元∕月，广州市、深圳市、杭州市为1 100元∕月。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调查，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普遍低于600元∕月，不少地区还低于500元∕月（见表2）。
2. 东部地区的土地、水电等资源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环境承载力已经十分有限，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则集中了全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具有显著的资源比较优势。以西部地区为例，该地区煤、油气资源和有色金属储量占全国之首，原油探明储量占全国的27.8%，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国的87.5%，现有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9.4%。西部人均能源资源为1 207吨标煤，为东部的3.58倍，人均可开发水能为4 982千瓦，为东部人均的1.095倍⑥。目前全国已探明的156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138种；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西部有24种，占全国保有储量的50%以上；西部铁、锰、铬、钒、钛等5种黑色金属矿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52%、68%、72.1%、72%和95%；钾盐基本上全在西部⑦。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土地要素等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平均是中西部地区的1.44倍⑧。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重点城市的调查，中西部城市的厂房租建成本和水电收费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3. 东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倾斜。为了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落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战略，国家逐渐收紧了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西部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2006年以来，国家多次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限制或禁止“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东部地区凡被列入禁止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必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相比而言，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开展限制类产品的加工贸易，同时允许在中西部地区从事A类和B类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行台账保证金空转。2007年11月，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2010年要培育形成50个优势明显、各具产业特色的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目标。此后的2007年和2008年，商务部先后确立了南昌、武汉、芜湖、新乡、太原、昆明、银川、南宁等31个城市为全国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为了建好中西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家开发银行对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重点项目予以政策性优惠贷款的支持，海关总署把保税物流功能赋予中西部重点承接地的出口加工区，铁道部门也协作开展铁—海联运，把出口货物直接运至东部港口码头。
（三）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对策
随着东西部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国家鼓励加工贸易从东部密集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一系列有效政策的施行，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21.6%，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30.8%，高出东部地区9.2个百分点⑨。虽然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低、市场环境较差等诸多问题，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依然任重道远。因此，中国应该结合“雁行理论”、东亚国家（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经验和当前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1. 增强政策倾斜，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承接和发展。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国家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目前，中国的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0年4月—2007年底，全国已封关运行的出口加工区有34个，分布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4个，占全国出口加工区总数的70.6%；中部地区有3个，仅占8.8%⑩。
关键词：加工贸易；雁行理论；梯度转移；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93-05
自1978年珠海市签订全国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快速发展，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 503亿美元，增长322倍。然而，我国加工贸易地域分布严重不均，2010年前5月，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同期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仅为3.9%①。要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就必须把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梯度转移，东部做高端、中西部做中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思路。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加工贸易科学、合理而有序地进行梯度转移，成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雁行理论”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影响深远的产业经济理论。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首提“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指出日本的产业发展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等四个阶段并周期循环，这四个阶段在图表上呈倒V形，酷似飞行中的雁阵（胡俊文，2000）。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赤松要是在1936年以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产业跨国梯度转移时提出了“雁行发展形态说”，从而奠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罗建兵，2009）。后来，小岛清把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进一步区分为原形和两种引申形（如图1）（车维汉，2004）。引申形A表示不同产品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国内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引申形B表示产品在不同国家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产品的跨区域梯度转移。后来，山泽逸平通过对东亚经济圈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完善了赤松要和小岛清的雁阵阶段划分，提出了东亚各国产业的发展普遍要经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孙高洁，2007）。“雁行理论”提出后，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清（Kojima，2000）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融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体系（蔡昉，2009）。从内涵上来看，“雁行”理论主张结合动态比较优势和静态比较优势，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跨越式发展；主张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进行地域分工，把边际产业向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董洁，2006）。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得出，“雁行理论”最初以一个形象的“经济比喻”的面貌出现，通过后来学者充实和拓展后，成为了一种产业转移理论。在宏观上，“雁行理论”能为国家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在微观上，“雁行理论”能指导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或产品生命周期的改变而进行产业转移。从已有的公开文献来看，“雁行理论”主要应用于解释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分析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研究产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例如，张帆（2003）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徐世刚（2005）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产业分工的新变化；胡俊文（2004）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学者从“雁行理论”视角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这一当前热点问题。在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文献中，除了罗建兵（2009）选取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视角外，其他的论文都只是从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论述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背景、问题与对策，着力探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党军，2008；艾民，2009；马凌，2009；等等）。虽然已有的研究不无意义，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论，缺乏理论深度。
“雁行理论”非常适用于分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其原因在于：第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雁行理论”主要适用于分析产业的转移；第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深层原因在于产品生命周期和比较优势的改变，而“雁行理论”就是融合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体系；第三，东亚和国内加工贸易的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形态。“雁行理论”应用于区域产业分析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该区域内部存在着相对领先与落后的地区，它们之间保持着产业升级的先后次序；存在着从相对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金戈，2010），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正好具备这两个特征。
三、东亚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也称“东亚模式”），并以持续的发展否定了“克鲁格曼质疑”。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有基于政府、伦理、制度等多种解读范式，但学术界忽视了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在创造“东亚奇迹”中的重要作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政府”（夏爽，2006），东亚奇迹呈现出来的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结果（邹消娟，2007），而承接和转移加工贸易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重要途径。
东亚加工贸易因应比较优势的改变而进行区域梯度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特征。在东亚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的“雁阵”中，日本充当了领头雁的角色，亚洲“四小龙”为雁阵中的第二梯队，中国大陆和印度为第三梯队，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为第四梯队。从时序上来看，日本最先承接欧美的加工贸易，并将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早在二战前，日本就开始发展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加工型外贸体制，抓住机遇引进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汽车、电子、电视等附加值高的加工贸易产业。通过利用加工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日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快速提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逐渐向电子计算机、医药、精密机械设备等产业转型升级。在“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升值、资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日本将服装、玩具、皮革等加工制造业向其他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与“四小龙”间的产业转移是东亚区域经济内的第一次产业迁移（袁易明，1998）。东亚“四小龙”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措施主动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以服装产业为例，东亚的服装加工制造业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移：第一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世界服装产业的重心从北美、西欧转移到日本；第二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重心由日本转移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重心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刘德学，2006）。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资金的积累，东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逐渐转向电脑、通信、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而把服装、皮革、玩具、家具、鞋帽等边际产业转向具有劳动力、资源、政策优势的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因此，日本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水平次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则集中在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整体上，东亚加工贸易产业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向外转移、复进口等阶段。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替代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转移（见图2）。
“雁行理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关于产业追赶、升级和转移的理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加工贸易“雁行”分布的内在原因，而动态比较优势决定了东亚加工贸易的“雁行”转移。一方面，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或指定新的产业规划，辅之以相关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升级或转移；另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通过加工贸易的转移，东亚加工贸易不断调整“雁阵”，充分利用了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
四、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一）中国加工贸易区域分布的“雁行”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地域差别巨大，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远离港口、运输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差的中西部地区，尽管地域广阔，存在资源、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但加工贸易在全国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以加工贸易出口额为例，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巨大的悬殊，1995—2007年，95%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额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表1）。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 609.3亿美元，为中西部地区251.1亿美元的近38倍。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97.5%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仅为2.5%②。2008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3 559.41亿美元，相比之下，2008年湖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37亿美元，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则分别为7.96亿美元和3.0亿美元，相差十分悬殊。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形成了一个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头阵、西部地区为尾阵、中部地区为中间阵的不均衡“雁行”阵列。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是服装、皮革、家具、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每一加工贸易产业都经历了图1中“雁行”形态的原形发展过程，即进口、生产、出口的过程。随着技术、资金的积累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东部地区的电子、通讯、机电等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占据主体，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A。同时，东部沿海地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B。
（二）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理论”解释
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是对我国加工贸易“雁阵”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形成一个更加有序、合理、高效的“雁阵”。雁行理论认为，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会在追赶的过程中，一方面低附加值的产业会取代低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边际产业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在时空上的“雁行”分布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中国加工贸易必须进行梯度转移的内在原因。
1.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在劳动力的供给和价格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虽然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大，但全国的人口大省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南、四川等中部省市。即使加工贸易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人口达到36 17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5%③。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近8 000万人，近年来通过向城市异地转移和进入乡镇企业就地转移3 500万人左右，尚有4 000多万人滞留在农村④。如果把中国人工工资平均水平设为1，中国东部的人力工资水平约为1.31，西部地区是0.91。中国内陆地区一般劳动力工资在1 000元/月左右，沿海地区在1 400元/月左右⑤。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目前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提至920元∕月，广州市、深圳市、杭州市为1 100元∕月。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调查，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普遍低于600元∕月，不少地区还低于500元∕月（见表2）。
2. 东部地区的土地、水电等资源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环境承载力已经十分有限，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则集中了全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具有显著的资源比较优势。以西部地区为例，该地区煤、油气资源和有色金属储量占全国之首，原油探明储量占全国的27.8%，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国的87.5%，现有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9.4%。西部人均能源资源为1 207吨标煤，为东部的3.58倍，人均可开发水能为4 982千瓦，为东部人均的1.095倍⑥。目前全国已探明的156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138种；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西部有24种，占全国保有储量的50%以上；西部铁、锰、铬、钒、钛等5种黑色金属矿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52%、68%、72.1%、72%和95%；钾盐基本上全在西部⑦。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土地要素等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平均是中西部地区的1.44倍⑧。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重点城市的调查，中西部城市的厂房租建成本和水电收费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3. 东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倾斜。为了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落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战略，国家逐渐收紧了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西部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2006年以来，国家多次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限制或禁止“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东部地区凡被列入禁止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必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相比而言，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开展限制类产品的加工贸易，同时允许在中西部地区从事A类和B类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行台账保证金空转。2007年11月，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2010年要培育形成50个优势明显、各具产业特色的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目标。此后的2007年和2008年，商务部先后确立了南昌、武汉、芜湖、新乡、太原、昆明、银川、南宁等31个城市为全国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为了建好中西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家开发银行对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重点项目予以政策性优惠贷款的支持，海关总署把保税物流功能赋予中西部重点承接地的出口加工区，铁道部门也协作开展铁—海联运，把出口货物直接运至东部港口码头。
（三）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对策
随着东西部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国家鼓励加工贸易从东部密集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一系列有效政策的施行，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21.6%，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30.8%，高出东部地区9.2个百分点⑨。虽然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低、市场环境较差等诸多问题，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依然任重道远。因此，中国应该结合“雁行理论”、东亚国家（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经验和当前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1. 增强政策倾斜，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承接和发展。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国家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目前，中国的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0年4月—2007年底，全国已封关运行的出口加工区有34个，分布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4个，占全国出口加工区总数的70.6%；中部地区有3个，仅占8.8%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