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风靡的时代，不断蹦出的信息时刻提醒着我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担起的责任以及要完成的任务清单。社交媒介的变迁改变着人与人沟通的方式，对社会乃至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高速公路开启了人与人畅聊的新纪元，但与此同时，也筑起了个人的孤岛……

御宅与社恐：是避风港还是雪上加霜？

　　电子科技涌入现实零交流的新冰河时代。村上春树的小说《天黑以后》就描绘了一幅御宅族的日常生活图景，展示了拥挤的城市中人们之间脆弱的交往纽带。社恐不是人类的专利，海豹、信天翁、紫罗兰……它们在应对残酷环境时都会打开自己的“保护伞”。人类的社恐从何而来？爱默生将英国人沉默寡言的特性追溯到了700年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则认为，人羞于面对外界是一种难以撼动的遗传体质，《彼得·潘》的“地下之家”即是社交困窘在文学中的显现。因此，社交媒体的涌现只是加剧了内向者羞于见人的情境，沉默者有了不必见面就能和朋友甚至陌生人畅谈的神器，也不会因为说错话而心存戒备，微信的一键撤回功能扭转了传统“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种难以收场的尴尬局面。
　　越是遮掩的，越是引来猎奇目光。被誉为“具有惊人天赋的社会历史学家”的乔·莫兰擅长挖掘被大众长期忽视的领域，从《扶手椅上的民族：电视机前的英国人的私密史》《在路上：一段被掩藏的历史》到《为初学者排序：从早餐到就寝，日常生活的故事》，无不探寻着普通人的私密生活蓝本。作为被社恐困扰已久的人，莫兰也为惺惺相惜者撰写了“害羞者心理指南”。《羞涩的潜在优势》一语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在大众视野中，那个彻头彻尾的沉默怪咖，转而扮演着更加得心应手的角色，秘而不宣地为自己的“出逃”勾画了一条华丽的逃逸线。

　　除却自然环境、民族气质、社会阶级等方面的影响，人类的社恐更多归于与个体成长相关的因素。这种极端低度的情感稍纵即逝，加之不露声色的掩饰，往往不被他人所重视。出于自我中心的考虑以及安全感的缺失，迫使社恐者的自我意识在语言的措辞与行为的犹豫之间进退维谷，为了避免重重误会，便陷入了社交的窘境。在他们看来，社交生活中的客套和空洞的闲聊无异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折磨，为了避免话不投机的尴尬，形单影只沦为孤单沙漠，久而久之，害羞者不想引人注目，却恰恰因为害羞而引人关注……正是这种自我的坚守，害羞者被社会规则和社交惯性排斥在外，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逐渐被边缘化而自成一派。面对面社交实景在场感的确有着诸多不确定性，环境、言语和人际沟通分分钟考验着参与社交者的“双商”，还有一种叫气场的氛围决定着谈话者之间是否投机，无论如何，弱势的一方都会如坐针毡。
　　然而，社恐不止沉默无语这一个面孔。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的戴高乐，在演讲之前则要通过长时间的沉默蓄积言语的能量;阿加莎·克里斯蒂由于家庭变故，隐姓埋名离家出走，当她再一次回归大众视线时却被指责为自我炒作，面对镜头萌生出病态的恐惧，但却青睐与录音机对话;达尔文喜爱独自工作，对于《物种起源》的不自信导致他患上了神经性皮疹和头痛;易卜生不停酗酒以缓解羞怯的症状;伊丽莎白·泰勒以写信抵抗害羞，使内心得到宣泄;狄金森从半掩的卧室门后和客人对话……这一连串害羞名人录，有的向内寻求庇护，有的享受着“戴着面具而来的自由”，显而易见的是，所有的社交节制并没有使自我发展狭窄化，而是调动起了他们独特的禀赋，打开了更宽阔的场域。时至今日，社交软件的普及更是成为了社恐艺术家的福音，他们在网络上经营自己的文字或者艺术事业，甩掉了过度社交的麻烦，不必再为是否出席一些不必要的饭局酒局而发愁。远程即时连线，足不出户就可以会见自己的经纪人、出版商，举办粉丝见面会也不在话下。

孤独与分享：这么大的朋友圈，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