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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曾经产生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也包含了深厚的社会规划的民本主义理念。到了近代，科学主义成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主流思想。当代城市规划应该也可以从社会规划中吸收人本主义思想的营养，因为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具有同根性和融合性，随着社会规划思想的融入，体现空间公平和城市公共性的理念将会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理念。
二战结束之后，西方城市建设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物质建设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占据主导地位。到20世纪60、70年代，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对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批判，运用的主要理论武器是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同时，城市规划师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向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吸取了大量的营养，特别是把社会规划的理念甚至方法运用到城市规划之中，从而实现了城市规划理念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型。反观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多年，这一时期，我国城市规划秉承的基本理念是科学主义，主要的社会实践是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快速城市化。时至今日，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规划的社会经济背景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一方面是在上一时期的物质建设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城中村问题、交通堵塞问题；另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提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文对中国城市规划的理念流变进行回顾，指出中国当前城市规划理念中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及西方社会规划包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并对西方城市规划和社会规划的渊源作一梳理，思考社会规划对中国城市规划理念转型的启示，试图为中国城市规划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型提供理论借鉴，从而使社会规划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关怀的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的过程之中。
一、中国城市规划理念的流变及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
从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对国土勘测的时间算起，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曾经产生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和理念，根据历史的发展过程，可以简要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
经验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此消彼长，并出现了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
我国商代已经开始出现城市的雏形。春秋时代，《周礼》详细记载了不同级别城市的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宽度以及城市布局，反映出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城市布局理念，对后来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国时代，由于不受一个集权帝王的规定，产生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比如《管子》认为“因天才，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思想上打破了周礼的束缚，体现了城市建设的实用性特点，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而在中国，有着重要地位的“风水”思想，其本质就是经验主义思想神秘化的结果。在实际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两种城市规划的理念此消彼长。中国古代社会所出现的“天人合一”和“人定胜天”等哲学思想则可以看作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在城市规划的具体应用中仅作为一种价值观而存在，表现为与其它城市规划的理念结合在一起而存在。
（二）民国时期的城市规划理念
民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是在西方外力作用和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从规划思想的理论学习到规划实践的具体应用，都充满着艰辛与无奈。规划实践多停留在理论学习的层面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民国时期的专制体制、城市财政匮乏、动荡不稳的国内外时局以及市政工作者在权利上的边缘化。这一时期的主流理念是向西方学习。由于这一时期西方主流的城市规划理念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加之我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一时期城市规划一方面是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另一方面城市规划流于理论学习。
（三）新中国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规划理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规划工作有了相应的发展，对配合国家建设和指导城市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中央提出“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本着科学实用的原则，城市规划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大型企业的选址方面。但这一时期，由于在一些方面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形成了缺乏经济实用的形式主义。文革开始之后，城市规划工作被迫终止。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规划理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规划秉承的是科学主义的理念。具体表现在：实践上绝大多数城市进行有效合理的规划，完成城市的总体规划；法律制度上完善城市规划的法律体系以及规划审批程序；理论上不断与国外城市规划学者交流学习。由此形成了动态城市规划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理念的新的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理念。尽管近年来有关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城市规划的人本主义回归等受到学界关注，但在地方政府追求GDP指标的引导下，城市规划建设在实践层面的人文关怀与人本主义经常受到忽视。
从以上城市规划理念的流变中可以看到，虽然古代中国城市规划思想蕴含了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以及特殊政治经济情况的限制，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不可能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近代中国，无论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其主流思想都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既没有理论基础，也缺乏实现的可能。因此，每一阶段城市规划理念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规划秉承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同样反映了我国大规模物质建设的社会背景。经过30多年高速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在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中逐渐积攒了一些城市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更高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使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人本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里，本文期待城市规划从社会规划中吸收一些人本主义思想的营养。
二、社会规划包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理念
社会规划起源于社会危机和对社会危机的处理，可以追溯到遥远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规划则起源于城市贫困和为此所采取的社会福利计划。早在工业革命之前，随着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大规模进行，大量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的贫困人口在城市集中，产生了许多城市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民间慈善互助活动已经难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贫困问题。所以，英国政府1601年颁布了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伊利莎白济贫法》，象征着制度性福利社会的开始。尽管此时尚未形成今天意义上“社会福利”的概念，但政府的这些行为本身符合了社会福利的内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社会福利为基准的规划理念一直被西方社会用于解决城市贫困、城市犯罪和种族隔离等城市问题，比如美国芝加哥1886年实施的住房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一系列城市问题的产生，社会规划表现为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规划，旨在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和具有尊严的生活。它是一种依靠于人、服务于人的实践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人的价值和非经济目标，着力于实现人的固有权利，是人主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通过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行动来改良社会，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发展。至今，学者们对社会规划的理解仍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尽管它的内容和意义几经变迁。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W. Odum）认为经济计划无法使国家从根本上走出困境，然而就意义而言，社会规划彻底集中了这些事情的要害。哈维・佩罗夫（Harvey S.Perloff）认为社会规划需要采用一种更加综合和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这种方法要求协调包括当前所有社会服务、物质技术和经济规划在内的所有内容。约翰・迪克曼（John W.Dyckman）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社会规划具有防御性，它起源于危机，而这种危机是政府行动计划的副产品。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Kaplan）认为社会规划解决的核心话题是人的价值，尽管不似社会福利在传统问题中的显性因素那样明显，但它们依然是重要的。从这些学者对社会规划的理解中可以看到，当谈及社会规划时，危机以及对危机的处理是最常见的关键词。
社会规划的内涵可以理解为：社会规划是以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为核心，以人的价值的实现为目标，通过一定的规划技术和手段，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公正。因此，无论是对社会贫困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社会危机还是其它社会问题，社会规划始终把人的发展和价值的实现作为首要目标，它包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理念和价值观。
三、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具有同根性和融合性
如果说城市规划最早可以追溯到城市起源的古埃及和两河文明时代，那么社会规划的历史则和政治一样源远流长。由于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共同关注城市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化、城市犯罪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一些学者分别从城市规划和社会规划不同视角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然而从早期学者的研究来看，很难区分他们是城市规划学者还是社会规划学者，比如近代城市规划的先驱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更多地从城市社会的角度出发，因此被后人称为社会改革家和社会规划学者，而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理论则被定义为早期的城市规划思想。随着现代学科的分化，社会规划和城市规划分属于不同领域，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内容和历史渊源，这是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的同根性。
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的历史来看，可以简要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末~1940年。该阶段的特点是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技术体系逐步形成，社会规划停留在社会福利阶段。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从同根性到逐渐分离，区分关键是对不同问题的关注。
英国人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田园城市理论，希望改良资本主义的城市形式，20世纪初他的追随者恩维将田园城市发展为在大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的理论，此后，卫星城理论几经发展演变，逐步发展为在大城市外围建设独立的新城。20世纪30年代，“邻里单位”的城市规划思想在欧美国家逐渐流行，并在二战结束之后被推广应用。伊利尔・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规划思想，希望以此解决城市在过分蔓延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1933年，在现代建筑运动的推动下，制订了《雅典宪章》，标志着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技术体系逐步形成。此时的社会规划进展缓慢，特别是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萧条，使得社会规划的重心在社会福利规划的层面裹足不前。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逐渐发生了分离。
第二个阶段：1940~1980年。该阶段的特点是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达到高潮并开始受到质疑，社会规划从社会服务转向国家干预。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城市中的社会问题，社会规划的具体实施部分开始借助于城市规划的手段，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出现部分交叉和融合。
随着二战结束，战争中被焚毁的城市纷纷重建，城市物质建设达到高潮，并逐步接近尾声。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和规划界展开了反思、讨论甚至批判。查尔斯・林德勃伦姆（1959）发表了《紊乱的科学》，呼吁必须冲破总体规划的繁文缛节，重新定义规划的能力与作用。简・雅各布斯（1961）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对规划界一直奉行的最高原则进行了批判，提醒规划师注意在为谁做规划。还有一些学者跳出物质规划和建设的藩篱，开始关心如何把城市设计得更加漂亮、美观和让人信服，比如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的研究。1978年，一批建筑师在秘鲁的利马集会，并在集会后发表了《马丘比丘宪章》，标志着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体系的日趋成熟。该阶段无论是简・雅各布斯的批判还是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的研究，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城市规划关注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失业、贫困、种族隔离，慈善结构和政府部门显得无能为力。社会规划依然停留在福利规划阶段，国家开始进入社会福利的干预，在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规划阶段，其实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把城市规划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城市规划的理念多元化，社会规划逐步受到重视，社会与城市规划之间出现融合。
198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阶段，城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同时面对上一时期在城市规划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城市规划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有了明显突破，计算机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内开始广泛应用。二是在城市发展理念上，知识城市受到广泛认可，它突破了以往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的传统思维方式，把追求城市知识和信息的可持续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三是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参与到城市规划的领域中来，促进了学科的交融和城市规划理念和技术的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划学者注意到单纯的城市空间规划和物质建设难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认识到城市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大系统，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空间关系只是城市诸多要素中的一个方面。80年代后期，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开始针对“福利国家”的弊端加以修正，从而探讨一种更加合理的福利供给模式，社会规划逐渐从国家层面淡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开始逐渐融合，比如日本学者对老龄人口公共设施的研究，目的是解决社会规划中的老龄化问题，其手段却属于城市规划。
从城市规划和社会规划发展的各个阶段来看，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具有起源上的同根性，本质上的区别性，发展过程的融合性，使得社会规划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城市规划有较好的融入性，这种融入不仅应包括具体的手段和方法，还应包括基本理念和价值观。
四、启示：社会规划思想的融入
从学科发展背景看，科学主义学科的人本化与人本主义学科的科学化，将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主流趋势。社会规划思想的融入既是作为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人本化的过程，也是作为人本主义的社会规划科学化的过程。同时，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无法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它的人本化之路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上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高潮之后。在此背景下，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其一，城市规划理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深深打上了现实的烙印，与城市建设的实际需要紧密相连。《周礼》所倡导的城市规划理念以其中规中矩的模式化及尊卑有序的等级性，具有了封建主义的特征。与此同时所出现的根据当地自然地理实际情况对城市进行规划布局的实用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属于经验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此后的城市规划理念，无论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其出发点都是希望学习其它国家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实际服务。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物质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具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的特点，并与二战后西方前30年的城市规划理念有着很强的相似性。
其二，社会规划在与城市规划共同致力于解决城市问题时，其擅长的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值得城市规划借鉴学习。从广义上讲社会规划与城市规划都是具有社会性的规划，城市规划局限于城市以及城市所吸引的乡村地域，而社会规划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从关注的重点来看，城市规划关注的是空间问题，社会规划所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因此田园城市的理论即可以看成是城市规划的理论也可以看成是社会规划的理论。在此之后，社会规划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社会福利的范围，而社会福利恰恰是城市规划的盲区，因此可以把城市规划看作是社会规划的特殊方面，也可以把社会规划看作是城市规划的必要补充。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社会，社会规划虽然从国家的层面逐渐淡出，但仍在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青少年犯罪、种族隔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人本主义的理念逐渐为城市规划学者所认可、接受，并融合到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中。
其三，城市规划的理念从科学主义走向人本主义符合中国当前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转向。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规划是一种在现实需求基础上探索尝试，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规划则是建立在大规模物质建设基础上的科学主义规划。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的潜力得以迅速释放，其结果是城市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从而使城市空间布局更加合理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更加节约是城市规划的目的。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发展，城市规划工作的重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空间的公平、城市规划的公共性等正进一步受到重视。城市发展目标的变化需要城市发展理念的相应调整，至于怎样调整，社会规划并没有提供具体方法上的借鉴，但是，社会规划始终把人的需要放在首要位置的人本主义理念为城市规划理念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发展中将变得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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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欧阳忠伟
二战结束之后，西方城市建设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物质建设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占据主导地位。到20世纪60、70年代，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对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批判，运用的主要理论武器是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同时，城市规划师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向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吸取了大量的营养，特别是把社会规划的理念甚至方法运用到城市规划之中，从而实现了城市规划理念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型。反观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多年，这一时期，我国城市规划秉承的基本理念是科学主义，主要的社会实践是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快速城市化。时至今日，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规划的社会经济背景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一方面是在上一时期的物质建设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城中村问题、交通堵塞问题；另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提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文对中国城市规划的理念流变进行回顾，指出中国当前城市规划理念中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及西方社会规划包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并对西方城市规划和社会规划的渊源作一梳理，思考社会规划对中国城市规划理念转型的启示，试图为中国城市规划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型提供理论借鉴，从而使社会规划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关怀的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的过程之中。
一、中国城市规划理念的流变及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
从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对国土勘测的时间算起，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曾经产生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和理念，根据历史的发展过程，可以简要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
经验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此消彼长，并出现了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
我国商代已经开始出现城市的雏形。春秋时代，《周礼》详细记载了不同级别城市的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宽度以及城市布局，反映出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城市布局理念，对后来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国时代，由于不受一个集权帝王的规定，产生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比如《管子》认为“因天才，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思想上打破了周礼的束缚，体现了城市建设的实用性特点，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而在中国，有着重要地位的“风水”思想，其本质就是经验主义思想神秘化的结果。在实际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两种城市规划的理念此消彼长。中国古代社会所出现的“天人合一”和“人定胜天”等哲学思想则可以看作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在城市规划的具体应用中仅作为一种价值观而存在，表现为与其它城市规划的理念结合在一起而存在。
（二）民国时期的城市规划理念
民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是在西方外力作用和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从规划思想的理论学习到规划实践的具体应用，都充满着艰辛与无奈。规划实践多停留在理论学习的层面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民国时期的专制体制、城市财政匮乏、动荡不稳的国内外时局以及市政工作者在权利上的边缘化。这一时期的主流理念是向西方学习。由于这一时期西方主流的城市规划理念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加之我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得这一时期城市规划一方面是人本主义思想的缺失，另一方面城市规划流于理论学习。
（三）新中国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规划理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规划工作有了相应的发展，对配合国家建设和指导城市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中央提出“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本着科学实用的原则，城市规划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大型企业的选址方面。但这一时期，由于在一些方面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形成了缺乏经济实用的形式主义。文革开始之后，城市规划工作被迫终止。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规划理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规划秉承的是科学主义的理念。具体表现在：实践上绝大多数城市进行有效合理的规划，完成城市的总体规划；法律制度上完善城市规划的法律体系以及规划审批程序；理论上不断与国外城市规划学者交流学习。由此形成了动态城市规划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理念的新的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理念。尽管近年来有关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城市规划的人本主义回归等受到学界关注，但在地方政府追求GDP指标的引导下，城市规划建设在实践层面的人文关怀与人本主义经常受到忽视。
从以上城市规划理念的流变中可以看到，虽然古代中国城市规划思想蕴含了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以及特殊政治经济情况的限制，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不可能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近代中国，无论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其主流思想都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既没有理论基础，也缺乏实现的可能。因此，每一阶段城市规划理念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规划秉承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同样反映了我国大规模物质建设的社会背景。经过30多年高速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在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中逐渐积攒了一些城市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更高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使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人本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里，本文期待城市规划从社会规划中吸收一些人本主义思想的营养。
二、社会规划包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理念
社会规划起源于社会危机和对社会危机的处理，可以追溯到遥远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规划则起源于城市贫困和为此所采取的社会福利计划。早在工业革命之前，随着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大规模进行，大量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的贫困人口在城市集中，产生了许多城市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民间慈善互助活动已经难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贫困问题。所以，英国政府1601年颁布了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伊利莎白济贫法》，象征着制度性福利社会的开始。尽管此时尚未形成今天意义上“社会福利”的概念，但政府的这些行为本身符合了社会福利的内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社会福利为基准的规划理念一直被西方社会用于解决城市贫困、城市犯罪和种族隔离等城市问题，比如美国芝加哥1886年实施的住房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一系列城市问题的产生，社会规划表现为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规划，旨在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和具有尊严的生活。它是一种依靠于人、服务于人的实践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人的价值和非经济目标，着力于实现人的固有权利，是人主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通过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行动来改良社会，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发展。至今，学者们对社会规划的理解仍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尽管它的内容和意义几经变迁。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W. Odum）认为经济计划无法使国家从根本上走出困境，然而就意义而言，社会规划彻底集中了这些事情的要害。哈维・佩罗夫（Harvey S.Perloff）认为社会规划需要采用一种更加综合和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这种方法要求协调包括当前所有社会服务、物质技术和经济规划在内的所有内容。约翰・迪克曼（John W.Dyckman）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社会规划具有防御性，它起源于危机，而这种危机是政府行动计划的副产品。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Kaplan）认为社会规划解决的核心话题是人的价值，尽管不似社会福利在传统问题中的显性因素那样明显，但它们依然是重要的。从这些学者对社会规划的理解中可以看到，当谈及社会规划时，危机以及对危机的处理是最常见的关键词。
社会规划的内涵可以理解为：社会规划是以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为核心，以人的价值的实现为目标，通过一定的规划技术和手段，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公正。因此，无论是对社会贫困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社会危机还是其它社会问题，社会规划始终把人的发展和价值的实现作为首要目标，它包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理念和价值观。
三、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具有同根性和融合性
如果说城市规划最早可以追溯到城市起源的古埃及和两河文明时代，那么社会规划的历史则和政治一样源远流长。由于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共同关注城市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化、城市犯罪居高不下等诸多问题，一些学者分别从城市规划和社会规划不同视角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然而从早期学者的研究来看，很难区分他们是城市规划学者还是社会规划学者，比如近代城市规划的先驱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更多地从城市社会的角度出发，因此被后人称为社会改革家和社会规划学者，而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理论则被定义为早期的城市规划思想。随着现代学科的分化，社会规划和城市规划分属于不同领域，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内容和历史渊源，这是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的同根性。
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的历史来看，可以简要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末~1940年。该阶段的特点是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技术体系逐步形成，社会规划停留在社会福利阶段。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从同根性到逐渐分离，区分关键是对不同问题的关注。
英国人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田园城市理论，希望改良资本主义的城市形式，20世纪初他的追随者恩维将田园城市发展为在大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的理论，此后，卫星城理论几经发展演变，逐步发展为在大城市外围建设独立的新城。20世纪30年代，“邻里单位”的城市规划思想在欧美国家逐渐流行，并在二战结束之后被推广应用。伊利尔・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规划思想，希望以此解决城市在过分蔓延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1933年，在现代建筑运动的推动下，制订了《雅典宪章》，标志着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技术体系逐步形成。此时的社会规划进展缓慢，特别是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萧条，使得社会规划的重心在社会福利规划的层面裹足不前。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逐渐发生了分离。
第二个阶段：1940~1980年。该阶段的特点是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达到高潮并开始受到质疑，社会规划从社会服务转向国家干预。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城市中的社会问题，社会规划的具体实施部分开始借助于城市规划的手段，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出现部分交叉和融合。
随着二战结束，战争中被焚毁的城市纷纷重建，城市物质建设达到高潮，并逐步接近尾声。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和规划界展开了反思、讨论甚至批判。查尔斯・林德勃伦姆（1959）发表了《紊乱的科学》，呼吁必须冲破总体规划的繁文缛节，重新定义规划的能力与作用。简・雅各布斯（1961）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对规划界一直奉行的最高原则进行了批判，提醒规划师注意在为谁做规划。还有一些学者跳出物质规划和建设的藩篱，开始关心如何把城市设计得更加漂亮、美观和让人信服，比如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的研究。1978年，一批建筑师在秘鲁的利马集会，并在集会后发表了《马丘比丘宪章》，标志着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体系的日趋成熟。该阶段无论是简・雅各布斯的批判还是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的研究，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城市规划关注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失业、贫困、种族隔离，慈善结构和政府部门显得无能为力。社会规划依然停留在福利规划阶段，国家开始进入社会福利的干预，在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规划阶段，其实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把城市规划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城市规划的理念多元化，社会规划逐步受到重视，社会与城市规划之间出现融合。
198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阶段，城市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同时面对上一时期在城市规划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城市规划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有了明显突破，计算机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内开始广泛应用。二是在城市发展理念上，知识城市受到广泛认可，它突破了以往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的传统思维方式，把追求城市知识和信息的可持续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三是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参与到城市规划的领域中来，促进了学科的交融和城市规划理念和技术的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划学者注意到单纯的城市空间规划和物质建设难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认识到城市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大系统，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空间关系只是城市诸多要素中的一个方面。80年代后期，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开始针对“福利国家”的弊端加以修正，从而探讨一种更加合理的福利供给模式，社会规划逐渐从国家层面淡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开始逐渐融合，比如日本学者对老龄人口公共设施的研究，目的是解决社会规划中的老龄化问题，其手段却属于城市规划。
从城市规划和社会规划发展的各个阶段来看，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具有起源上的同根性，本质上的区别性，发展过程的融合性，使得社会规划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城市规划有较好的融入性，这种融入不仅应包括具体的手段和方法，还应包括基本理念和价值观。
四、启示：社会规划思想的融入
从学科发展背景看，科学主义学科的人本化与人本主义学科的科学化，将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主流趋势。社会规划思想的融入既是作为科学主义的城市规划人本化的过程，也是作为人本主义的社会规划科学化的过程。同时，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无法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它的人本化之路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上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高潮之后。在此背景下，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其一，城市规划理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深深打上了现实的烙印，与城市建设的实际需要紧密相连。《周礼》所倡导的城市规划理念以其中规中矩的模式化及尊卑有序的等级性，具有了封建主义的特征。与此同时所出现的根据当地自然地理实际情况对城市进行规划布局的实用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属于经验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此后的城市规划理念，无论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其出发点都是希望学习其它国家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实际服务。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物质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具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的特点，并与二战后西方前30年的城市规划理念有着很强的相似性。
其二，社会规划在与城市规划共同致力于解决城市问题时，其擅长的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值得城市规划借鉴学习。从广义上讲社会规划与城市规划都是具有社会性的规划，城市规划局限于城市以及城市所吸引的乡村地域，而社会规划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从关注的重点来看，城市规划关注的是空间问题，社会规划所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因此田园城市的理论即可以看成是城市规划的理论也可以看成是社会规划的理论。在此之后，社会规划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社会福利的范围，而社会福利恰恰是城市规划的盲区，因此可以把城市规划看作是社会规划的特殊方面，也可以把社会规划看作是城市规划的必要补充。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社会，社会规划虽然从国家的层面逐渐淡出，但仍在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青少年犯罪、种族隔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人本主义的理念逐渐为城市规划学者所认可、接受，并融合到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中。
其三，城市规划的理念从科学主义走向人本主义符合中国当前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转向。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规划是一种在现实需求基础上探索尝试，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规划则是建立在大规模物质建设基础上的科学主义规划。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的潜力得以迅速释放，其结果是城市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从而使城市空间布局更加合理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更加节约是城市规划的目的。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发展，城市规划工作的重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空间的公平、城市规划的公共性等正进一步受到重视。城市发展目标的变化需要城市发展理念的相应调整，至于怎样调整，社会规划并没有提供具体方法上的借鉴，但是，社会规划始终把人的需要放在首要位置的人本主义理念为城市规划理念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发展中将变得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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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欧阳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