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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文化场域来看，由时代性与民族性所造成的文化冲突是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基于时代性的文化冲突引发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的传播，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基于民族性的文化冲突则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位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与建构，实现文化整合。
[关键词]时代性；民族性；文化冲突；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08 —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百年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性质及过程，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性的表现” [1]（P295），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区域、时代、民族以至阶级、集团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文化场域来看，时代性与民族性差异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时代性冲突与文化传播的必然性
从文化的存在状态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被纳入一定的时空框架并加以定位，因此往往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从文化的发展变化来看，一切文化又总是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确定自身并实现演化，因而必然体现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但由于不同的文化在各自演化过程中存在着非同步性，因而造成其在发展层次和态势上存在着时间落差，此即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与文化的民族风格和先进性无关，它是由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436）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是有强弱之别的，这种文化势位的落差往往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方向。一般而言，文化和文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会不断向外扩张和辐射；而在文化和文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因自身文化的凋蔽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文化引进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对发达地区文化的崇拜心理，也会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接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就文化传播的方向而言，一般总是由文化发达的高处流向文化不发达的低处。如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形成的发达的农业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西方历史上罗马文化对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征服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3]（P36）
自14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变革后，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封建贵族掌握了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工业革命的变革高潮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在完成了文化、政治和产业这三场变革之后，至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崛起于欧洲西北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种融合了基督教文化、理性主义文化和科学主义文化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也逐渐崛起为一种高势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则使欧洲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阴霾走向现代化。
与此同时，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却一直陶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呈衰败之势。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洞开，“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和西方”向“坚持农业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挑战，但早已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无力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实质上就是文化时代性的挑战。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说明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较量，不仅是两个国家的较量，更是两种文化的较量。他指出，“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中日战争；但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而这就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4]（P338）五四时期，两种文化在时代性上的冲突曾激发起不少仁人志士用古代中国的国民性格去对比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性格，用旧时代的盲从态度去对比新时代的科学态度，用陈旧的专制习惯去对比新兴的民主习惯等等，并得出了告别过去，再造青春中华的结论。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上撰文称，“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5]（P9）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时间上的滞后性，造成了西学东渐的必然发生，其实质就是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的传播，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决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必然性。正如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由于封建主义文化自身的落后，民族危机的加重，引进资本主义文化的狂飙便不可避免。诚如毛泽东所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被迫从帝国主义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6]（P1403）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从器物、制度到精神逐步深化的脉络，充分地表达了力求用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文化的诉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劫难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了危机感。梁启超在其《欧游心影录》中曾说：“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7]（P10）不难看出，梁启超已然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发达，但缺少个“安心立命的所在”。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失望，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探求：一是回归传统；二是引入人类发展最前沿的文化，以实现对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超越。
[关键词]时代性；民族性；文化冲突；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08 —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百年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性质及过程，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性的表现” [1]（P295），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区域、时代、民族以至阶级、集团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文化场域来看，时代性与民族性差异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时代性冲突与文化传播的必然性
从文化的存在状态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被纳入一定的时空框架并加以定位，因此往往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从文化的发展变化来看，一切文化又总是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确定自身并实现演化，因而必然体现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但由于不同的文化在各自演化过程中存在着非同步性，因而造成其在发展层次和态势上存在着时间落差，此即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与文化的民族风格和先进性无关，它是由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436）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是有强弱之别的，这种文化势位的落差往往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方向。一般而言，文化和文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会不断向外扩张和辐射；而在文化和文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因自身文化的凋蔽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文化引进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对发达地区文化的崇拜心理，也会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接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就文化传播的方向而言，一般总是由文化发达的高处流向文化不发达的低处。如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形成的发达的农业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西方历史上罗马文化对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征服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3]（P36）
自14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变革后，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封建贵族掌握了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工业革命的变革高潮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在完成了文化、政治和产业这三场变革之后，至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崛起于欧洲西北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种融合了基督教文化、理性主义文化和科学主义文化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也逐渐崛起为一种高势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则使欧洲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阴霾走向现代化。
与此同时，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却一直陶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呈衰败之势。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洞开，“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和西方”向“坚持农业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挑战，但早已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无力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实质上就是文化时代性的挑战。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说明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较量，不仅是两个国家的较量，更是两种文化的较量。他指出，“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中日战争；但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而这就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4]（P338）五四时期，两种文化在时代性上的冲突曾激发起不少仁人志士用古代中国的国民性格去对比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性格，用旧时代的盲从态度去对比新时代的科学态度，用陈旧的专制习惯去对比新兴的民主习惯等等，并得出了告别过去，再造青春中华的结论。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上撰文称，“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5]（P9）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时间上的滞后性，造成了西学东渐的必然发生，其实质就是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的传播，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决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必然性。正如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由于封建主义文化自身的落后，民族危机的加重，引进资本主义文化的狂飙便不可避免。诚如毛泽东所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被迫从帝国主义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6]（P1403）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从器物、制度到精神逐步深化的脉络，充分地表达了力求用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文化的诉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劫难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了危机感。梁启超在其《欧游心影录》中曾说：“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7]（P10）不难看出，梁启超已然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发达，但缺少个“安心立命的所在”。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失望，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探求：一是回归传统；二是引入人类发展最前沿的文化，以实现对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