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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过一段时间，就有新闻说什么地方发现了“日军侵华新证据”，在济南，有一个巨大的古老的老证据却在渐渐被淡忘。
济南西郊试验机厂院里一块土地，曾是日军侵华期间制造的万人坑，院里两块石碑是唯一标示那段历史的实物。
近一二十年，每年都有日本各界人士来此上香祭拜。今年清明前后，在即将开发房地产的舆论氛围中，其中一块石碑莫名消失。媒体报道后，石碑又神奇复位。
不管石碑在不在，让人有些尴尬的是：多年来，对万人坑更念念不忘的，似乎是日本人。
日本访客的困惑
1940年冬至1945年秋，占领济南的日军在市区西郊琵琶山正南方向筑墙挖坑，无数次残暴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尸骨层层叠叠，被当地人称为万人坑。
1952年后，万人坑所在土地建成工厂，院子里先后立下两块石碑。近些年，每逢清明，都有日本人前往祭拜。
今年也不例外。
4月2日下午，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以下简称日中友好协会）兵库县联合会访问团来到琵琶山万人坑。
日中友好协会创立于1950年10月1日，是全国性的纯民间团体，致力于“日中不再战”的和平活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国民，旨在反省日本侵华战争，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
兵库县联合会属该协会地方组织之一，其事务局长上田雅美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数年前开始，兵库县联合会至少一年会组织一次到中国的“日中友好和平之旅”。截至目前，他们到访过南京、成都、大连、旅顺、沈阳、抚顺、哈尔滨、北京、保定、高密、即墨、济南、青岛等地。
除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外，他们还要“去当年日军侵略过的地方亲眼看看，有机会的话听听受害人讲述当年的事”。
今年4月1日至6日，兵库县联合会包括上田雅美在内的16人访问山东，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是第一次踏上齐鲁大地。
上田雅美说，有关琵琶山万人坑的情况，日本的网页上基本没什么介绍。他们是和旅行社商量后，确定的参观行程。
出发前，上田雅美对万人坑的了解也仅限于从中国网站上查到的零星信息。
在试验机厂，貌似企业工作人员的解说员也没做详细的介绍。
他们首先被引到了进大门后左侧小山包上的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前，听了万人坑的介绍，了解到这座碑由试验机厂全体职工捐资建成。
在碑前烧纸、默默祈祷后，他们被解说员带到进大门右侧办公楼后的一块路边空地前，后者说了句“地下约一米处仍埋有遗骨”，再无其他。
不是这句话，到访者根本不知道此处还埋有遗骨。上田雅美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听到这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既然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遗骨仍埋于此，那就应该做一个标识牌之类的东西。但那块空地上没有任何标示。不知道的人从这儿走过可能根本不会想什么，只是平常地走过。如果有个标示牌就好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很灿烂，在上田雅美调节角度和焦距对那块空地拍照时，解说员就不见了。到访者甚至没有时间就他们的困惑问一句为什么。
间歇性失踪的石碑
走访山东多地后，兵库县联合会访问团于4月6日返回了日本。
他们不知道，那块埋有遗骨的空地，很快在济南掀起了波澜。空地原本不空，立有名为“琵琶山万人坑遗址”的石碑。
当地媒体采访得知，试验机厂被兼并，生产车间已搬迁，万人坑所在厂区土地将重新开发，建成楼盘。开发商嫌石碑碍眼，把碑清走了。
“坑肯定是留不住了，部分小山能留下，新建的石碑也能留下，算是个象征性的纪念吧。反正盖办公楼的时候遗址就破坏了。”当地媒体援引工厂工作人员的话说。
消息一出，立刻成为济南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天之后，石碑神奇复位，被当地媒体称为“间歇性失踪”。济南市规划局则表示，虽然这块土地性质已确定为居住用地，但尚无开发商介入。
上田雅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回国后写“感想”再次上网查资料，才知道纪念碑其实有大小两个，“如果当时那块小纪念碑在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在碑前祈祷的。”
与此同时，有一位日本人远在东京密切关注着这一新闻。
退休10年的下司上，曾为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新闻》工作近30年，1998年2月至2001年3月常驻北京，任《赤旗新闻》北京分社社长。
1998年10月6、7两日，下司上到访济南，在济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家振等陪同下，参观采访了包括琵琶山万人坑在内的多处日军侵占遗址。
同年11月，《赤旗新闻》国际版分两期连载了下司上的报道，后来又被《参考消息》翻译刊登。
今年4月上旬，下司上在中国的网站上看到石碑不见的新闻。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的直接感受就是，这可是大事呀！因为我亲自去那里采访过，所以就特别关注。”
据下司上观察，石碑丢失风波并未引起日本媒体的注意。
“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比起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哈尔滨‘731部队遗址’，琵琶山万人坑知名度相对较低，并不被众人所知。”
4月中旬，当《中国周刊》记者来到试验机厂，门卫已非常警觉，一听是来了解万人坑的事情，当即表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不早点来，领导刚走。”
试验机厂院里，办公楼、厂房多数已对外出租，有美术制作，有教育培训，有制药厂，还有基督教会。
三五米高的琵琶山上立着职工集资修的纪念碑，山脚下鲜花灿烂。另一块失而复得的小一些的石碑比较隐蔽，躲在办公楼头的大松树下，绿植围绕。
周末午后，院子里大树参天、阳光明媚，看不到太多的人影，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无法想象，这里曾是人间地狱，脚下依然尸骨纵横。
恐怖之城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中国。12月27日，济南沦陷。
为维持统治，1938年初日军便选用旧军阀出面成立济南治安维持会、山东省公署、济南市公署等伪政府组织。
济南此前没有户口登记政策，日军占领后居民都要登记并领取户口本，随时接受检查。成年人外出路过关卡还得持有贴着照片、印着指纹的良民证，否则就会遭到拘留审讯。
为镇压抗日力量，日军先后成立20多处军警宪特机关，星罗棋布于济南城。为掩人耳目，特务机关多以“公馆”面目出现。
凤凰公馆的特务活动由济南宪兵队领导，在车站、码头、影剧院、妓院等场所活动，收集情报、秘密侦查抗日组织、捕杀抗日志士。
鲁仁公馆主要负责对共产党情报的搜集、分析，曾编辑发行过《剿共指南》等资料。
泺源公馆主要任务是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和活动，侦查、抓捕、杀害中共抗日人士，并向抗日根据地派遣特务。泺源公馆还纠集会道门和黑社会（如安清道义会等），对即便是没有参加抗日组织的普通民众，也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拘捕拷打、敲诈勒索。为讨好上级，日军、伪军等还会制造冤假案情或者随意株连，殃及无辜百姓和青年学生。
除特务机关外，日军还先后成立三个机构，对抓捕的抗日军民实施关押、审判、行刑。
1938年日军设立济南军法会议，名为审判日本军人及家属、侨民，实则专以公开、“合法”方式审判、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凡被日军、宪特机关送到军法会议的抗日军民，均被严刑拷打后处死。琵琶山万人坑就直属济南军法会议。
1943年，日军设立战俘集中营新华院，受济南军法会议领导，专门关押抗日军民，是在琵琶山万人坑实施屠杀的主要执行者。
1944年9月，日军设立济南防卫司令部，除防卫济南周边各县外，还担负在琵琶山万人坑执行死刑任务。
琵琶山下
1940年秋，日军在济南西郊琵琶山下正南面，挖坑砌墙，修筑堡垒，营造了一个东西长42米、南北宽40米、总面积达1680平米、内有八个丈余深坑的杀人基地。
1940年冬到1945年秋，凡被日本军警宪特逮捕、俘虏的山东抗日军民、爱国志士，押解到济南，被军法会议判处死刑者，均在琵琶山惨遭杀害。
西十里河村位于琵琶山东面仅百米之遥，现年80岁的荆奶奶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她六七岁时开始在西十里河村居住，日军在琵琶山杀人期间她大约十二三岁。
据荆奶奶描述，当时很恐怖，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点灯。日军在琵琶山下修了炮楼，养了很多狼狗，没人敢接近。有村民在当地石灰窑干活时，曾看到日军杀人的情形，人在大方坑边上，枪一响就倒了进去。
1948年出生，现年65岁的李福和是地道的西十里河村民，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父亲在世时曾讲过，有一次日军进村大肆搜查，原因是一个人倒进坑里没死，爬出来躲了起来。
济南市档案馆的史料也记载了一些西十里河村民的回忆。其中一位吴姓村民说，日军经常把中国人绑起来，人垛人地装满汽车，拉到万人坑来屠杀。他们会把中国人从车上扔下，让军犬撕咬，或者枪击，或者刺刀乱戳。
叶姓村民家靠近刑场，有一天她亲见三辆大车由北往南而来，第一辆是日本兵，后两辆是中国人。很快就传来了军犬撕咬和人的惨叫，还有紧随其后的枪声。而后，一个日本兵牵着一只嘴巴血淋淋的狼狗，到她家附近的井里打水，给狗洗嘴，涮洗带血的刺刀。
村民回忆，1941年至1943年是日军杀人最密集的时间段，几乎隔一天一次，每次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1954年时任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组织实施琵琶山万人坑挖掘的刘献林曾综合资料撰文：
日本侵略军屠杀我抗日军民后，有时在尸体上盖一层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什么也不掩盖，暴尸坑内，下次再在上面屠杀。这样，一次复一次，一年又一年，尸骨托尸体，尸体盖尸骨，层层尸体，叠叠尸骨。每到天气炎热时，坑内臭气冲天，殃及周围数里内之村庄。邻近家犬也助纣为虐，将被残杀的尸体撕裂四处叼拉。万人坑外庄稼地里，山坡岗上，到处可见人头骨骼。
为审判而进行的挖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27日，即济南沦陷八周年的日子，国民党军官在大明湖畔山东省立图书馆举行了受降仪式。
1951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署（院）着手收集日军侵华罪证，全国人民纷纷上书政府，控告日军罪行。当时，审判日军战犯是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的一件大事。
济南市人民检察署（院）收到很多受害亲属的控诉，其中一位叫金玉华的明确说，她的丈夫张福德和儿子张杰，1942年5月16日被日军枪杀在琵琶山下。
1954年8月12日，西十里河全体村民向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日军在琵琶山万人坑实施屠杀的控诉材料，后经山东省检察院报最高检察院。同年12月，最高检向济南检察院下达了挖掘万人坑尸骨的指示。
济南检察院等29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挖掘小组。时任副检察长刘献林负责组织实施。
据刘献林事后记录，他们还聘请了解放军军医大学教授陈康颐为主要尸骨鉴定人，同时还请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位技师实地拍摄。另外，还有山东医学院教授、北京市法院、济南中级法院的法医等参与鉴定。
1954年12月10日、1955年1月7日，进行了两次共16天挖掘，共计挖了大小八个坑。根据对尸骨的清洗鉴定与统计，两次共挖出较完整的尸骨746具，零乱无法认定的难以计数。
746具尸骨中，男女老幼皆有，年龄最长者60多岁，最幼者约13岁。
挖掘万人坑时，荆奶奶已经在附近电石厂当了工人。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工厂每个车间都抽调了工人前去挖掘，她胆小不敢去。但有工友回来跟她描述，现场景象惨不忍睹，有人直接失声痛哭起来。 1952年，济南7家私营铁厂合并成立齐鲁机器厂（后改名试验机厂），万人坑划入厂区。此后工厂多次改名改制，办公楼、厂房扩建，挖地基时每次都挖出大量尸骨。
上世纪50年代，院子里立起了一块“琵琶山万人坑遗址”石碑。1990年扩建办公楼，再次挖出大量遗骨，职工们集资在琵琶山南麓立了块更大的碑—“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
《日本侵略军在山东的暴行》一书中，“杀人魔窟—琵琶山万人坑”一文有这样一段话：驻济日军为掩盖其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将所存档案全部转移销毁。琵琶山万人坑的发掘，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毁灭罪证的阴谋。
可这块埋葬日军罪恶的土地，在那次挖掘之后，既未建立类似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机构，也未列入地方文物保护名录。
谁在遗忘，谁在铭记
试验机厂大门外的一间商铺里，一名57岁的女士告诉《中国周刊》记者，1972年她在附近中学读初二，班干部自发组织班上团员、红卫兵约20人，自己联系试验机厂门卫，进到厂区，开展了一两个小时的“阶级教育”活动，大体内容就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她印象里，当时有一块竹篱笆围起的地方，竖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字样的牌子。
事实上，几十年来，试验机厂作为工厂区，并非公共场所，普通人一直不能随便进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人李福和曾因污染困扰找上门去，被门卫假借“军工单位，不得擅闯”，拒之门外。
直到2011年前后，生产车间搬迁，办公楼、厂房对外出租，才放松了门卫管理。
1998年日本人下司上到访试验机厂时，没有提前预约，在大门口征得许可后，才得以进厂。
当年，一位叫王红的女士接待了下司上他们，先带他们到办公楼二楼一个房间，观看从另一房间搬来的万人坑图文展板。随后，又带他们去参观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
王红还送给下司上一本当年4月出版的《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那本小书里，职工集资新建的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与其他22处场馆、遗址等一同列为济南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并未说明该纪念碑是哪年被公布、授牌的。
对当地人来说，万人坑的往事已越来越淡漠。
当地人李福和供职济南当地国企44年，党龄43年，他不知道万人坑搞过什么爱国教育活动。李福和的大儿子现年已40岁，因为媒体报道石碑丢失一事，才知道自家隔壁工厂院里有个琵琶山，有个万人坑。
王军是济南市一位中学老师，曾教授历史课程，长期做济南文史研究。对于琵琶山万人坑的现状，他感到非常惋惜。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如今万人坑有两个关键信息搞不清楚，一是遇害人数多少，二是之前挖出来的遗骨哪儿去了。
王军觉得很痛惜，日军占领八年，制造了这么大的悲剧，却没有在遗址上建纪念场馆。
对于很多济南当地人而言，万人坑是个陌生的往事。而当年众多以“公馆”面目存在的日军特务机关也已无迹可觅。
多年从事日军侵华历史研究的李家振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下司上那次到访时，曾提出疑问，“有些日军犯罪遗址为什么要拆除呢？即便是拓宽街道，为什么不立碑标示？这不仅对中国青少年是个教育，对日本青少年也是教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7年，几乎每年都有日中友好协会、历史学家、法学家、中国特赦的日军战犯等日本人士专程到济南与李家振开展学术交流。每次李家振都会带他们去看那些残存的日军犯罪遗址。有一次，一个日本人说了这么句话—有些人忘记了自己民族受屈辱的历史，真可悲，真可悲，真可悲。
上田雅美回忆，去年参观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时，映入眼帘的白骨让他迟迟无法抬脚行走。
“当时好想让日本的年轻一代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真的是体会到了‘我们就是加害者’的责任与心情。首先我们应该清楚曾加害于人，为此就应该让不了解历史的日本年轻一代去亲眼目睹日军曾带给这片土地、这里人们的创伤。这才真正有益于日中的和平与友好。”
《中国周刊》记者探访万人坑遗址时，在试验机厂院内碰见一名年轻女士，她多次见日本人前来烧香，不仅有老人，还有年轻人，她表示非常不解，“就日本人邪吧，闲的了，炒作呢！”
济南西郊试验机厂院里一块土地，曾是日军侵华期间制造的万人坑，院里两块石碑是唯一标示那段历史的实物。
近一二十年，每年都有日本各界人士来此上香祭拜。今年清明前后，在即将开发房地产的舆论氛围中，其中一块石碑莫名消失。媒体报道后，石碑又神奇复位。
不管石碑在不在，让人有些尴尬的是：多年来，对万人坑更念念不忘的，似乎是日本人。
日本访客的困惑
1940年冬至1945年秋，占领济南的日军在市区西郊琵琶山正南方向筑墙挖坑，无数次残暴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尸骨层层叠叠，被当地人称为万人坑。
1952年后，万人坑所在土地建成工厂，院子里先后立下两块石碑。近些年，每逢清明，都有日本人前往祭拜。
今年也不例外。
4月2日下午，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以下简称日中友好协会）兵库县联合会访问团来到琵琶山万人坑。
日中友好协会创立于1950年10月1日，是全国性的纯民间团体，致力于“日中不再战”的和平活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国民，旨在反省日本侵华战争，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
兵库县联合会属该协会地方组织之一，其事务局长上田雅美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数年前开始，兵库县联合会至少一年会组织一次到中国的“日中友好和平之旅”。截至目前，他们到访过南京、成都、大连、旅顺、沈阳、抚顺、哈尔滨、北京、保定、高密、即墨、济南、青岛等地。
除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外，他们还要“去当年日军侵略过的地方亲眼看看，有机会的话听听受害人讲述当年的事”。
今年4月1日至6日，兵库县联合会包括上田雅美在内的16人访问山东，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是第一次踏上齐鲁大地。
上田雅美说，有关琵琶山万人坑的情况，日本的网页上基本没什么介绍。他们是和旅行社商量后，确定的参观行程。
出发前，上田雅美对万人坑的了解也仅限于从中国网站上查到的零星信息。
在试验机厂，貌似企业工作人员的解说员也没做详细的介绍。
他们首先被引到了进大门后左侧小山包上的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前，听了万人坑的介绍，了解到这座碑由试验机厂全体职工捐资建成。
在碑前烧纸、默默祈祷后，他们被解说员带到进大门右侧办公楼后的一块路边空地前，后者说了句“地下约一米处仍埋有遗骨”，再无其他。
不是这句话，到访者根本不知道此处还埋有遗骨。上田雅美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听到这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既然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遗骨仍埋于此，那就应该做一个标识牌之类的东西。但那块空地上没有任何标示。不知道的人从这儿走过可能根本不会想什么，只是平常地走过。如果有个标示牌就好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很灿烂，在上田雅美调节角度和焦距对那块空地拍照时，解说员就不见了。到访者甚至没有时间就他们的困惑问一句为什么。
间歇性失踪的石碑
走访山东多地后，兵库县联合会访问团于4月6日返回了日本。
他们不知道，那块埋有遗骨的空地，很快在济南掀起了波澜。空地原本不空，立有名为“琵琶山万人坑遗址”的石碑。
当地媒体采访得知，试验机厂被兼并，生产车间已搬迁，万人坑所在厂区土地将重新开发，建成楼盘。开发商嫌石碑碍眼，把碑清走了。
“坑肯定是留不住了，部分小山能留下，新建的石碑也能留下，算是个象征性的纪念吧。反正盖办公楼的时候遗址就破坏了。”当地媒体援引工厂工作人员的话说。
消息一出，立刻成为济南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天之后，石碑神奇复位，被当地媒体称为“间歇性失踪”。济南市规划局则表示，虽然这块土地性质已确定为居住用地，但尚无开发商介入。
上田雅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回国后写“感想”再次上网查资料，才知道纪念碑其实有大小两个，“如果当时那块小纪念碑在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在碑前祈祷的。”
与此同时，有一位日本人远在东京密切关注着这一新闻。
退休10年的下司上，曾为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新闻》工作近30年，1998年2月至2001年3月常驻北京，任《赤旗新闻》北京分社社长。
1998年10月6、7两日，下司上到访济南，在济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家振等陪同下，参观采访了包括琵琶山万人坑在内的多处日军侵占遗址。
同年11月，《赤旗新闻》国际版分两期连载了下司上的报道，后来又被《参考消息》翻译刊登。
今年4月上旬，下司上在中国的网站上看到石碑不见的新闻。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的直接感受就是，这可是大事呀！因为我亲自去那里采访过，所以就特别关注。”
据下司上观察，石碑丢失风波并未引起日本媒体的注意。
“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比起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哈尔滨‘731部队遗址’，琵琶山万人坑知名度相对较低，并不被众人所知。”
4月中旬，当《中国周刊》记者来到试验机厂，门卫已非常警觉，一听是来了解万人坑的事情，当即表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不早点来，领导刚走。”
试验机厂院里，办公楼、厂房多数已对外出租，有美术制作，有教育培训，有制药厂，还有基督教会。
三五米高的琵琶山上立着职工集资修的纪念碑，山脚下鲜花灿烂。另一块失而复得的小一些的石碑比较隐蔽，躲在办公楼头的大松树下，绿植围绕。
周末午后，院子里大树参天、阳光明媚，看不到太多的人影，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无法想象，这里曾是人间地狱，脚下依然尸骨纵横。
恐怖之城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中国。12月27日，济南沦陷。
为维持统治，1938年初日军便选用旧军阀出面成立济南治安维持会、山东省公署、济南市公署等伪政府组织。
济南此前没有户口登记政策，日军占领后居民都要登记并领取户口本，随时接受检查。成年人外出路过关卡还得持有贴着照片、印着指纹的良民证，否则就会遭到拘留审讯。
为镇压抗日力量，日军先后成立20多处军警宪特机关，星罗棋布于济南城。为掩人耳目，特务机关多以“公馆”面目出现。
凤凰公馆的特务活动由济南宪兵队领导，在车站、码头、影剧院、妓院等场所活动，收集情报、秘密侦查抗日组织、捕杀抗日志士。
鲁仁公馆主要负责对共产党情报的搜集、分析，曾编辑发行过《剿共指南》等资料。
泺源公馆主要任务是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和活动，侦查、抓捕、杀害中共抗日人士，并向抗日根据地派遣特务。泺源公馆还纠集会道门和黑社会（如安清道义会等），对即便是没有参加抗日组织的普通民众，也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拘捕拷打、敲诈勒索。为讨好上级，日军、伪军等还会制造冤假案情或者随意株连，殃及无辜百姓和青年学生。
除特务机关外，日军还先后成立三个机构，对抓捕的抗日军民实施关押、审判、行刑。
1938年日军设立济南军法会议，名为审判日本军人及家属、侨民，实则专以公开、“合法”方式审判、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凡被日军、宪特机关送到军法会议的抗日军民，均被严刑拷打后处死。琵琶山万人坑就直属济南军法会议。
1943年，日军设立战俘集中营新华院，受济南军法会议领导，专门关押抗日军民，是在琵琶山万人坑实施屠杀的主要执行者。
1944年9月，日军设立济南防卫司令部，除防卫济南周边各县外，还担负在琵琶山万人坑执行死刑任务。
琵琶山下
1940年秋，日军在济南西郊琵琶山下正南面，挖坑砌墙，修筑堡垒，营造了一个东西长42米、南北宽40米、总面积达1680平米、内有八个丈余深坑的杀人基地。
1940年冬到1945年秋，凡被日本军警宪特逮捕、俘虏的山东抗日军民、爱国志士，押解到济南，被军法会议判处死刑者，均在琵琶山惨遭杀害。
西十里河村位于琵琶山东面仅百米之遥，现年80岁的荆奶奶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她六七岁时开始在西十里河村居住，日军在琵琶山杀人期间她大约十二三岁。
据荆奶奶描述，当时很恐怖，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点灯。日军在琵琶山下修了炮楼，养了很多狼狗，没人敢接近。有村民在当地石灰窑干活时，曾看到日军杀人的情形，人在大方坑边上，枪一响就倒了进去。
1948年出生，现年65岁的李福和是地道的西十里河村民，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父亲在世时曾讲过，有一次日军进村大肆搜查，原因是一个人倒进坑里没死，爬出来躲了起来。
济南市档案馆的史料也记载了一些西十里河村民的回忆。其中一位吴姓村民说，日军经常把中国人绑起来，人垛人地装满汽车，拉到万人坑来屠杀。他们会把中国人从车上扔下，让军犬撕咬，或者枪击，或者刺刀乱戳。
叶姓村民家靠近刑场，有一天她亲见三辆大车由北往南而来，第一辆是日本兵，后两辆是中国人。很快就传来了军犬撕咬和人的惨叫，还有紧随其后的枪声。而后，一个日本兵牵着一只嘴巴血淋淋的狼狗，到她家附近的井里打水，给狗洗嘴，涮洗带血的刺刀。
村民回忆，1941年至1943年是日军杀人最密集的时间段，几乎隔一天一次，每次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1954年时任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组织实施琵琶山万人坑挖掘的刘献林曾综合资料撰文：
日本侵略军屠杀我抗日军民后，有时在尸体上盖一层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什么也不掩盖，暴尸坑内，下次再在上面屠杀。这样，一次复一次，一年又一年，尸骨托尸体，尸体盖尸骨，层层尸体，叠叠尸骨。每到天气炎热时，坑内臭气冲天，殃及周围数里内之村庄。邻近家犬也助纣为虐，将被残杀的尸体撕裂四处叼拉。万人坑外庄稼地里，山坡岗上，到处可见人头骨骼。
为审判而进行的挖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27日，即济南沦陷八周年的日子，国民党军官在大明湖畔山东省立图书馆举行了受降仪式。
1951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署（院）着手收集日军侵华罪证，全国人民纷纷上书政府，控告日军罪行。当时，审判日军战犯是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的一件大事。
济南市人民检察署（院）收到很多受害亲属的控诉，其中一位叫金玉华的明确说，她的丈夫张福德和儿子张杰，1942年5月16日被日军枪杀在琵琶山下。
1954年8月12日，西十里河全体村民向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日军在琵琶山万人坑实施屠杀的控诉材料，后经山东省检察院报最高检察院。同年12月，最高检向济南检察院下达了挖掘万人坑尸骨的指示。
济南检察院等29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挖掘小组。时任副检察长刘献林负责组织实施。
据刘献林事后记录，他们还聘请了解放军军医大学教授陈康颐为主要尸骨鉴定人，同时还请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位技师实地拍摄。另外，还有山东医学院教授、北京市法院、济南中级法院的法医等参与鉴定。
1954年12月10日、1955年1月7日，进行了两次共16天挖掘，共计挖了大小八个坑。根据对尸骨的清洗鉴定与统计，两次共挖出较完整的尸骨746具，零乱无法认定的难以计数。
746具尸骨中，男女老幼皆有，年龄最长者60多岁，最幼者约13岁。
挖掘万人坑时，荆奶奶已经在附近电石厂当了工人。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工厂每个车间都抽调了工人前去挖掘，她胆小不敢去。但有工友回来跟她描述，现场景象惨不忍睹，有人直接失声痛哭起来。 1952年，济南7家私营铁厂合并成立齐鲁机器厂（后改名试验机厂），万人坑划入厂区。此后工厂多次改名改制，办公楼、厂房扩建，挖地基时每次都挖出大量尸骨。
上世纪50年代，院子里立起了一块“琵琶山万人坑遗址”石碑。1990年扩建办公楼，再次挖出大量遗骨，职工们集资在琵琶山南麓立了块更大的碑—“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
《日本侵略军在山东的暴行》一书中，“杀人魔窟—琵琶山万人坑”一文有这样一段话：驻济日军为掩盖其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将所存档案全部转移销毁。琵琶山万人坑的发掘，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毁灭罪证的阴谋。
可这块埋葬日军罪恶的土地，在那次挖掘之后，既未建立类似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机构，也未列入地方文物保护名录。
谁在遗忘，谁在铭记
试验机厂大门外的一间商铺里，一名57岁的女士告诉《中国周刊》记者，1972年她在附近中学读初二，班干部自发组织班上团员、红卫兵约20人，自己联系试验机厂门卫，进到厂区，开展了一两个小时的“阶级教育”活动，大体内容就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她印象里，当时有一块竹篱笆围起的地方，竖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字样的牌子。
事实上，几十年来，试验机厂作为工厂区，并非公共场所，普通人一直不能随便进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人李福和曾因污染困扰找上门去，被门卫假借“军工单位，不得擅闯”，拒之门外。
直到2011年前后，生产车间搬迁，办公楼、厂房对外出租，才放松了门卫管理。
1998年日本人下司上到访试验机厂时，没有提前预约，在大门口征得许可后，才得以进厂。
当年，一位叫王红的女士接待了下司上他们，先带他们到办公楼二楼一个房间，观看从另一房间搬来的万人坑图文展板。随后，又带他们去参观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
王红还送给下司上一本当年4月出版的《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那本小书里，职工集资新建的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与其他22处场馆、遗址等一同列为济南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并未说明该纪念碑是哪年被公布、授牌的。
对当地人来说，万人坑的往事已越来越淡漠。
当地人李福和供职济南当地国企44年，党龄43年，他不知道万人坑搞过什么爱国教育活动。李福和的大儿子现年已40岁，因为媒体报道石碑丢失一事，才知道自家隔壁工厂院里有个琵琶山，有个万人坑。
王军是济南市一位中学老师，曾教授历史课程，长期做济南文史研究。对于琵琶山万人坑的现状，他感到非常惋惜。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如今万人坑有两个关键信息搞不清楚，一是遇害人数多少，二是之前挖出来的遗骨哪儿去了。
王军觉得很痛惜，日军占领八年，制造了这么大的悲剧，却没有在遗址上建纪念场馆。
对于很多济南当地人而言，万人坑是个陌生的往事。而当年众多以“公馆”面目存在的日军特务机关也已无迹可觅。
多年从事日军侵华历史研究的李家振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下司上那次到访时，曾提出疑问，“有些日军犯罪遗址为什么要拆除呢？即便是拓宽街道，为什么不立碑标示？这不仅对中国青少年是个教育，对日本青少年也是教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7年，几乎每年都有日中友好协会、历史学家、法学家、中国特赦的日军战犯等日本人士专程到济南与李家振开展学术交流。每次李家振都会带他们去看那些残存的日军犯罪遗址。有一次，一个日本人说了这么句话—有些人忘记了自己民族受屈辱的历史，真可悲，真可悲，真可悲。
上田雅美回忆，去年参观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时，映入眼帘的白骨让他迟迟无法抬脚行走。
“当时好想让日本的年轻一代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真的是体会到了‘我们就是加害者’的责任与心情。首先我们应该清楚曾加害于人，为此就应该让不了解历史的日本年轻一代去亲眼目睹日军曾带给这片土地、这里人们的创伤。这才真正有益于日中的和平与友好。”
《中国周刊》记者探访万人坑遗址时，在试验机厂院内碰见一名年轻女士，她多次见日本人前来烧香，不仅有老人，还有年轻人，她表示非常不解，“就日本人邪吧，闲的了，炒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