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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各个地区进行重新划分。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之上,构建地方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回归模型,检验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城乡收入比的关系,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聚类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比;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16-02
引言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差距也在持续的迅速扩大。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的收入差距当中,最重要的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关资料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占到了全部收入差距的50%以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研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方面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财政手段是政府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财政调节收入分配主要通过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来进行,在收入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较高的税,向低收入群体征收较低的税或者免税的手段,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这并不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且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具有较大的扭曲效应,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2]。通过财政支出来调节收入分配则具有相对的优势。
中国学者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从近些年才开始的。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为解释变量,以全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证明基本建设支出的增加,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增加,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科教文卫事业费,国防和政策性补贴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3]。冉光和、唐文(2007)以城市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解释变量,以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得到结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增加显著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行政管理支出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王莉(2007)以城乡收入比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证明了教育支出和支农支出的增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政策性补贴支出和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的增加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5]。
一、基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聚类分析
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为了克服传统区域划分的缺陷,我们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类型作进一步的划分。采用的指标为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即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支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地方支出的比重,来说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我们在聚类分析的过程中使用的分析方法为Hierachical Cluster(层次聚类),类与类之间距离的计算方法为Furthest neighbor(最远距离法),距离的测度方法为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欧氏距离平方),数据标准化的方法为Z scores(将数据标准化到Z分数)。采用SPSS 16.0对1997—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如果某一地区至少五次出现在一个类别当中,则将这个地区归入这个类。对十组分类结果重新整理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
从1997年的数据开始,除了个别的省份之外,大部分省份的归属类别基本稳定。所有省份分为四个类别,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本次采用的分类指标对中国地区的划分与中国传统的区域划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以看出,第Ⅰ类地区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第Ⅱ类和第Ⅲ类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地区,但是因为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的差异又被分成两类,第Ⅳ类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西藏在大部分年份的分类当中都是自成一类的,所以本次分析没有包括西藏地区。
二、基于聚类分析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1.数据及变量的选取。为了消除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支出体制较大改变的影响,以及重庆和四川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我们选取的数据时间为1997—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2007年各期。以城乡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以URD来表示,城乡收入比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我们选取六类主要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结构,分别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支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总值的比重。分别表示为CEB、BUSIB、AGRIB、EDB、SECUB、ADMIB。其中,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主要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2.模型的设定。由于在分析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的时候,本文采用Dickey-Fullerd的ADF单位根检验,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平稳的,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一阶单整的。以第Ⅰ类地区的检验结果。由于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为一阶单整的,因此可以对这些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序列进行协整检验。采用EG(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对单方程的协整向量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变量的对数形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3.对模型的回归分析。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的关系,对上面设定的模型直接用OLS(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由于在对第Ⅲ类地区进行回归之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显著性较为不明显,我们对第Ⅲ类地区的模型进行了调整,将社会保障支出剔除了模型。
4.对回归结果的解释。对基本建设支出而言,一般认为基本建设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居民的收入。但是基本建设支出是扩大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和基本建设支出的具体流向有关。中国的基本建设支出包括了对城市和农村的支出。对中国第Ⅰ类地区来说,基本建设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三类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能够有效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而言,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投向企业有利于技术进步,对提高居民的收入而言是有利的,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对中国所有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有利的。
对于支农支出来说,财政支农支出是财政支出直接流向农村,是对中国农业的直接支持,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财政支农支出应该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第Ⅰ类地区,第Ⅱ类地区和第Ⅳ类而言,财政支农支出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第Ⅲ类地区而言,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第Ⅲ类地区的支农支出,从投放方向和使用效益上可能有所不足,并没有能够显著的改善农村经济的运行和增加农民的收入。
对于科教文卫支出而言,科教文卫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科教文卫支出有利于改善初始条件的不平等,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社会公平而言是有利的。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第Ⅰ类地区、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来说,科教文卫支出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第Ⅳ类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也是令人困惑的地方。这不得不从第Ⅳ类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益上来找原因。
对于行政管理支出而言,行政管理支出主要的包括公用经费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应该体现在,公用经费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的比例及其使用方向上面。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第Ⅰ类地区和第Ⅳ类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则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可能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行政管理支出中人员经费的比例过大,且公用经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
结论与建议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政策的实现手段和表现形式,按照一定的政策目标适时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是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出讲求效率,对社会公平的重视程度不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财政支出应该从重视效率逐渐向重视社会公平方面倾斜。从上面实证检验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地方财政支出应该逐步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科教文卫支出和支农支出,于此同时,对于经济相对来说不发达的第Ⅲ类和第Ⅳ类地区更应该重视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益上面。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这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因此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构建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中国财政支出,应该重点关注的部分。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第Ⅱ类和第Ⅲ类地区)而言,行政管理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这不利于社会公平,积极优化和调整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控制人员经费的比例和公用经费的使用方向,提高对农村的服务水平也是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应该调整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蔡昉,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9.
[2]李永友,沈坤容.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
[3]孙文祥,张志超.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12).
[4]冉光和,唐文.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4).
[5]王莉.财政支出公平效应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07,(7).
关键词:聚类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比;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16-02
引言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差距也在持续的迅速扩大。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的收入差距当中,最重要的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关资料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占到了全部收入差距的50%以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研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方面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财政手段是政府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财政调节收入分配主要通过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来进行,在收入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较高的税,向低收入群体征收较低的税或者免税的手段,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这并不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且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具有较大的扭曲效应,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2]。通过财政支出来调节收入分配则具有相对的优势。
中国学者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从近些年才开始的。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为解释变量,以全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证明基本建设支出的增加,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的增加,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科教文卫事业费,国防和政策性补贴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3]。冉光和、唐文(2007)以城市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解释变量,以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得到结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增加显著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行政管理支出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王莉(2007)以城乡收入比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证明了教育支出和支农支出的增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政策性补贴支出和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的增加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5]。
一、基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聚类分析
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为了克服传统区域划分的缺陷,我们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类型作进一步的划分。采用的指标为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即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支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地方支出的比重,来说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我们在聚类分析的过程中使用的分析方法为Hierachical Cluster(层次聚类),类与类之间距离的计算方法为Furthest neighbor(最远距离法),距离的测度方法为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欧氏距离平方),数据标准化的方法为Z scores(将数据标准化到Z分数)。采用SPSS 16.0对1997—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如果某一地区至少五次出现在一个类别当中,则将这个地区归入这个类。对十组分类结果重新整理得到最终的分类结果。
从1997年的数据开始,除了个别的省份之外,大部分省份的归属类别基本稳定。所有省份分为四个类别,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本次采用的分类指标对中国地区的划分与中国传统的区域划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以看出,第Ⅰ类地区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第Ⅱ类和第Ⅲ类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地区,但是因为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的差异又被分成两类,第Ⅳ类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西藏在大部分年份的分类当中都是自成一类的,所以本次分析没有包括西藏地区。
二、基于聚类分析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1.数据及变量的选取。为了消除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支出体制较大改变的影响,以及重庆和四川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我们选取的数据时间为1997—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2007年各期。以城乡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以URD来表示,城乡收入比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我们选取六类主要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结构,分别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支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总值的比重。分别表示为CEB、BUSIB、AGRIB、EDB、SECUB、ADMIB。其中,支农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主要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2.模型的设定。由于在分析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的时候,本文采用Dickey-Fullerd的ADF单位根检验,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平稳的,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是一阶单整的。以第Ⅰ类地区的检验结果。由于所有变量的对数形式都为一阶单整的,因此可以对这些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序列进行协整检验。采用EG(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对单方程的协整向量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变量的对数形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3.对模型的回归分析。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的关系,对上面设定的模型直接用OLS(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由于在对第Ⅲ类地区进行回归之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显著性较为不明显,我们对第Ⅲ类地区的模型进行了调整,将社会保障支出剔除了模型。
4.对回归结果的解释。对基本建设支出而言,一般认为基本建设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居民的收入。但是基本建设支出是扩大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和基本建设支出的具体流向有关。中国的基本建设支出包括了对城市和农村的支出。对中国第Ⅰ类地区来说,基本建设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三类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能够有效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对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而言,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投向企业有利于技术进步,对提高居民的收入而言是有利的,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对中国所有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有利的。
对于支农支出来说,财政支农支出是财政支出直接流向农村,是对中国农业的直接支持,对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财政支农支出应该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第Ⅰ类地区,第Ⅱ类地区和第Ⅳ类而言,财政支农支出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第Ⅲ类地区而言,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第Ⅲ类地区的支农支出,从投放方向和使用效益上可能有所不足,并没有能够显著的改善农村经济的运行和增加农民的收入。
对于科教文卫支出而言,科教文卫支出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科教文卫支出有利于改善初始条件的不平等,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社会公平而言是有利的。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第Ⅰ类地区、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来说,科教文卫支出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第Ⅳ类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也是令人困惑的地方。这不得不从第Ⅳ类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益上来找原因。
对于行政管理支出而言,行政管理支出主要的包括公用经费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应该体现在,公用经费支出和人员经费支出的比例及其使用方向上面。从实证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第Ⅰ类地区和第Ⅳ类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的行政管理支出则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可能第Ⅱ类地区和第Ⅲ类地区行政管理支出中人员经费的比例过大,且公用经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
结论与建议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政策的实现手段和表现形式,按照一定的政策目标适时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是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出讲求效率,对社会公平的重视程度不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财政支出应该从重视效率逐渐向重视社会公平方面倾斜。从上面实证检验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地方财政支出应该逐步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科教文卫支出和支农支出,于此同时,对于经济相对来说不发达的第Ⅲ类和第Ⅳ类地区更应该重视资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效益上面。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这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因此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构建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中国财政支出,应该重点关注的部分。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第Ⅱ类和第Ⅲ类地区)而言,行政管理支出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这不利于社会公平,积极优化和调整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控制人员经费的比例和公用经费的使用方向,提高对农村的服务水平也是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应该调整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蔡昉,万广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9.
[2]李永友,沈坤容.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
[3]孙文祥,张志超.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12).
[4]冉光和,唐文.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4).
[5]王莉.财政支出公平效应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