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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自费上百万元赴美国、日本调查转基因，挽起袖子与方舟子对骂，再次引发了全社会关于转基因话题的大讨论。这场网络口水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之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愈加激化的趋势。“挺转”“反转”两大阵营猛烈对轰，越来越多的名人、学者被牵扯进来。
2014年2月9日，崔永元在腾讯微博开炮：“自2006年起至今，欧盟预警系统通报了184次中国输欧食品中被检测出非法转基因大米制品，全部被拒之门外。肘子（编者注：‘舟子’谐音）们说中国管理转基因最严，那么，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水稻是谁种的？李家洋、陈章良、张启发出来走两步。”
“转基因”已在国内掀起多次舆论风暴，而只要提起这个话题，陈章良次次被点名。为什么他总是“躺着也中枪”？
我们先来看看在崔永元微博中与陈章良并列的李家洋、张启发都是什么人：李家洋，植物分子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多次提出“靠转基因技术保口粮安全”；张启发，作物遗传育种和植物分子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主要推动者。
毫无疑问，李家洋、张启发都是“挺转”阵营的大将，而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陈章良，又充当着什么角色？
起底：陈章良为什么在基因工程领域有发言权？他有哪些转基因背景？
上世纪90年代末，克隆羊多莉的诞生让“克隆人”成为热门话题，与此同时，另一个国际性的焦点就是转基因。
2000年7月，39岁的陈章良接受媒体采访，为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释疑。他之所以被选定为关于“生物技术安全性”对话的主角，媒体给出的解释是：“从陈章良教授目前在国内、国际承担的多方位职务和身份来说，无疑他将是回答这一问题、并能做到全面关照和紧密跟踪的最为合适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2000年前后，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章良频繁参加各种国际性的转基因农作物安全会议，被称为“中国参加国际生物技术安全会议最多的科学家之一”。当时他的头衔有：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部生物技术顾问、欧共体中国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植物分子生物学协会顾问等等。至今，他还担任着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生物技术项目主席、国际植物病理学会植物分子病理学及生物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可以说，陈章良是中国转基因植物研究领域跟踪最早、时间最长的科研工作者之一。他接触基因工程的开端，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983年，陈章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公派至美国留学，师从罗杰·比奇教授。罗杰·比奇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国际公认的转基因领军人物，他所从事的重组DNA技术是当时国际上生物学最新的领域。跻身罗杰·比奇门下的陈章良加入了导师的研究小组，参加了首批转基因植物的研制。
3年之后，该研究小组在美国伊利诺思州成功地培育出了世界第一批转基因植物，陈章良亲手栽培了转基因抗病毒西红柿并全程跟踪了此项目。而在这之前的1985年，陈章良已在《欧洲分子生物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奠定下他的国际科研地位的论文——《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并获得高水平的表达》。他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茄科植物中，这项现在看来已经相当普通的实验，在当时是一项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突破，是在世界上首批实现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同时，陈章良还在此基础上成功地总结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成功地作出了证明且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1986年、1987年，他连续应邀出席了两届美国高登学术会议，这是代表当今世界生物学界最高水平的国际权威性会议。
1987年，陈章良回国，在北京大学主持了国家“863计划”中的多个研究项目，建立了“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自筹建之日起，就以边建设边开展研究的方式在植物基因工程方面开始科研攻关，在转基因植物抗虫、抗病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获得了抗烟草花叶病毒基因、抗黄瓜花叶病毒基因、抗马铃薯调病毒和Y病毒基因、抗水稻东格鲁病毒和抗水稻矮缩病毒基因等，其中除抗烟草花叶病毒基因外，均属国内首创，对作物抗病育种工作有重要价值，许多国际实验室都来索取。
199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国际会议和国际第三届植物生物学大会上，陈章良分别公布了实验室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同年，陈章良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基因工程大会。也就在这一年的11月，年仅30岁的陈章良从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科研学者中脱颖而出，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在国际上有“青年诺贝尔奖”之称，而陈章良是全中国乃至全亚洲获奖第一人。
“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室里就永远是技术。”陈章良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化进程。1992年，他以投资决策人的身份一手创建了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和北大生物城，它们后来很快发展成为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目前已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生物工程产业基地和生物基因工程制药龙头企业，福建的厦门北大生物园是其三大基地之一。
释疑：转基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陈章良为什么要支持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转基因研究人员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科学技术及其研究者，像转基因这么可怜，我在公开场合下都不敢提到这几个字，否则第二天就会被网络上铺天盖地、莫名其妙的骂声所淹没。”他无奈地呼吁，要提高民众科学素质，请反对转基因的人先弄明白什么是基因，什么是转基因。
陈章良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大多数百姓并不真正明白什么是转基因食品。”那么，转基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据介绍，转基因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而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物种基因组中嵌入了外源基因的食品，也就是说，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力NT生产的食品，都是转基因食品，包括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
转基因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但真正的商业化是近20年的事。1996年，一种转基因保鲜番茄在美国超市出售，这是全世界第一例被允许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此后，市场上转基因食品品种越来越多。
陈章良是中国最早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推广的科研学者之一。2000年8月21日，陈章良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次年2月，他又在“中国青年创新论坛·中关村论坛”上作了题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的演讲，力挺转基因食品。
陈章良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立场一直都很明确。他说：“还没有一个例子证明转基因作物有毒。美国人已经食用了多年转基因食品，市场上3000多种商品含有转基因植物成分。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大国，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吃了。”
自2007年底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后，陈章良曾多次加强广西与全球第一大种子公司——孟山都公司的合作。2008年6月，陈章良在南宁会见孟山都副总裁，称广西与孟山都的合作已经有7年多，孟山都在广西推广的“迪卡007”玉米新品种，“填补了广西高产优质、抗旱耐瘠玉米品种的空白，目前在广西的推广面积已近600万亩”。此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反转派”据此攻击陈章良在广西大面积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使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口转基因粮食的国家，有人甚至说，陈章良让以玉米为第二大主食的广西百姓成为“转基因小白鼠”。
为什么推广种植孟山都公司的玉米种子会引起巨大非议？孟山都与转基因有什么关系？它是一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基因工程公司和转基因种子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市场份额。它拥有600多项生物技术专利，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基因改造作物研发技术，都被孟山都等少数巨头所控制。因此，尽管孟山都公司随后发出声明说，“迪卡007”“迪卡008”不是转基因玉米种子，而是传统杂交种子，但还是有不少人表示怀疑。
对此，陈章良解释说，“转基因”和“杂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杂交育种是两个不同种群、不同基因型个体间进行杂交，一遍一遍去试种筛选；转基因育种则是分子级的育种，要打开细胞，从细胞中提取DNA链条，把DNA链条中的基因去掉哪一端或者加上哪一端，使它的品种产生优良性状。这是两种不同的育种方式。”
陈章良说，转基因技术与杂交技术一样，都是通过基因转移培育具优良性状的作物，区别在于杂交育种是通过同种生物体内的基因相互交流的方式来实现优势互补，在杂交过程中基因以“批量”形式进行转移，而转基因技术目标性强，可实现跨物种间的特定基因转移。“袁隆平所研制的高产水稻属于杂交，不是转基因，‘迪卡007’同样也不是。”
“现在生物界都比较同意的一点是：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植物出现在1983年到1985年之间，出现的地方是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孟山都公司等地方。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在不同地方，却在同一时间突然间都明白了同一个道理，意识到一个时代开始了，人类终于可以开始操作植物了，终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植物的品种了。”
“过去我们改变植物的品种主要是通过育种，比如把A和B杂交，得到后代，然后在后代中选择好的品种再来种，这是传统的育种，现在终于可以不这么做了。不这么做当然有它的优点，比如传统的育种，所需的时间长，杂交出的品种也许是高产但不抗病，或者是抗病但又不高产，所以还要再做选择，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基因工程就不同了，我可以拿一个抗病基因转进去，就得到一个抗病品种，不用再花那么长的时间筛选。”陈章良说，“还有一点原因，传统的育种只能是水稻对水稻，不能水稻对玉米、水稻对小麦。比如你不能把大豆跟茄子杂交，做不了。你更做不了的是大豆和细菌杂交。但基因工程可以。它可以把人的基因、植物的基因、动物的基因，任何一个基因组合到植物里去。这使生物界变得很宽广。”
无论是杂交，还是转基因，科学研究的初衷都是为了发展农业、改良品种，转基因只不过是大大加快了优化的进程。陈章良觉得这是转基因技术的意义所在，这项技术会给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思考：转基因食品真的有毒吗？转基因研究该不该继续？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切的答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存在很多误解和盲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的。陈章良表示理解：“对老百姓来说，在市场上买的转基因商品价格也没有便宜多少，也没有好多少。你说提高产量？那关我什么事？我还是该花两块钱的时候就必须花两块钱。产量提高了谁得利？不是老百姓。群众的普遍想法是：既然价格都一样，我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去吃它？万一有问题呢？这是最正常的心理。”
近20年来的研究证实，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并没有明显毒性，但它对环境的威胁是世界公认的。“挺转派”提出，大自然的进化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这其中也有自然的基因交换过程，转基因技术只是人为地将这种缓慢的过程进行加速。但它毕竟听起来太不“自然”了，其危害很可能要到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1998年11月，孟山都公司在印度的两块试验地被当地农民焚烧，原因是该公司在转基因作物中采用了“雄性不育”技术，农民不能自己留种，一些农民怀疑这种“雄性不育”的植物跟人接触后也会使人患上“不育症”。此后，不断有人提出质疑：转基因食品是否真的会影响生育？
在与民众交流的过程中，陈章良也遇到过多次讲不明白的时候。 有个农民曾经质问陈章良：“你们考虑过没有，我们每天在地里和这些转基因植物一起，身体正在受到伤害。”
陈章良问他：“为什么身体会受到伤害呢？”
他说：“你们把有毒的基因放到植物里面去了，那我们怎么会不受到伤害呢？”
陈章良回答道：“第一，植物的基因不会跳到人的身上。第二，这个技术肯定会产生问题，比如用这项技术能做出更好的植物，也同样能做出有毒的植物。比如巴西豆里有一种蛋白质，很多人对这种蛋白质过敏，你只要把皮肤切一个小伤口，把含这种蛋白质的汁液涂上去，过敏的人皮肤立即会变红。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因转到马铃薯里去，那个马铃薯的汁液同样会引起一些人过敏了。所以说它可能有问题。再比如白喉毒素，如果把白喉毒素转到植物里面，那个植物就会杀人，不奇怪，它当然会有毒。可是现在科学家研究的转基因农作物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好，我们做的基因对人不可能是有毒的。”
结果那位农民又问：“你怎么知道它没有毒呢？DDT几十年以后才知道是有毒的。”
“那我们不用农药杀虫行吗？所有的农药都是有毒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开车呢？整天有车祸撞死人。我们为什么坐飞机呢？飞机可能会掉下来的。”陈章良说。
农民又说：“开车我是没办法，可是不吃你们的东西我是有办法的，我干吗非要吃转基因食品呢？我可以不吃。”
“这也有道理，所以说有时候讨论起来很难。还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知道基因是什么，细胞是什么，什么是转基因。因为没有共同基础，有时也就无从争论。现在的科普做得还非常不够。”陈章良无奈地说。
2010年，福建省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转基因大米监管的通知》，要求严禁在福建省内种植、加工和销售转基因大米。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禁转”的行政规定，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人撰文称其“意义不亚于当初林则徐火烧鸦片”。然而，该通知10余天后就被悄然撤销。
争议一直在延续。“挺转派”说要维护粮食产业安全和农业领域的科研技术水平，“反转派”说要维护公共食品安全，也有人怀疑，这场首先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展开的争论，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争论。对此，陈章良认为：“这里面有一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最早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起始于英国，而英国政府和欧共体也就顺水推舟，使这种争论发展得越来越大。这是一些农产品富裕的发达国家出于对市场保护的考虑，不愿放弃对进口转基因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加上有的人片面宣传，目前向一些地区出口转基因作物遇到了困难。欧洲和美国的农作物进出口主要依据的是WTO，而WTO又要求大家必须打开自己的大门。而欧洲各国主要的农作物种子都是由美国人提供的。欧洲人很伤脑筋。借助这场争论，欧洲人可以不再进口美国的种子。所以要说这是一个政治皮球也不为过。”
“我认为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大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一直明确的观点。”陈章良说，“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转基因食品会比常规育种有更多的风险，刚好相反，更大的危险是世界上60亿人口中还有8亿人仍在温饱线上挣扎。基因工程作为一项能缓解发展中国家贫穷和饥饿的技术，富裕的国家是没有理由阻止或放慢这项技术前进的脚步的。”
“不能因为一项猜测和怀疑，就要求一切关于这项新技术的研究和实验都停止。”陈章良强调。
2014年1月，在石家庄举行的农业科技与经济形势报告会上，陈章良针对转基因育种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这场争论短时间内不会有定论，会延续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关于能不能推广的问题可以等待时间检验，但研不研发的问题根本不用讨论，甚至是时不我待。转基因技术是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我们必须在科学研究上努力赶上世界前沿，否则一旦有一天开放转基因，中国的玉米、大豆等几乎所有种子都将迅速被外国控制，粮食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陈章良一直呼吁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生物安全法》。他指出，“生物技术不可以随便做，它是有问题的”，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需要法律来规范，同时它也可以防止今后外国人随便在中国进行危险的试验。“立法有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目前的（转基因）研究还是安全的，但这不等于说未来也是安全的。这个技术有它危险的一面。”
2014年2月9日，崔永元在腾讯微博开炮：“自2006年起至今，欧盟预警系统通报了184次中国输欧食品中被检测出非法转基因大米制品，全部被拒之门外。肘子（编者注：‘舟子’谐音）们说中国管理转基因最严，那么，未被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水稻是谁种的？李家洋、陈章良、张启发出来走两步。”
“转基因”已在国内掀起多次舆论风暴，而只要提起这个话题，陈章良次次被点名。为什么他总是“躺着也中枪”？
我们先来看看在崔永元微博中与陈章良并列的李家洋、张启发都是什么人：李家洋，植物分子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多次提出“靠转基因技术保口粮安全”；张启发，作物遗传育种和植物分子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主要推动者。
毫无疑问，李家洋、张启发都是“挺转”阵营的大将，而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陈章良，又充当着什么角色？
起底：陈章良为什么在基因工程领域有发言权？他有哪些转基因背景？
上世纪90年代末，克隆羊多莉的诞生让“克隆人”成为热门话题，与此同时，另一个国际性的焦点就是转基因。
2000年7月，39岁的陈章良接受媒体采访，为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释疑。他之所以被选定为关于“生物技术安全性”对话的主角，媒体给出的解释是：“从陈章良教授目前在国内、国际承担的多方位职务和身份来说，无疑他将是回答这一问题、并能做到全面关照和紧密跟踪的最为合适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2000年前后，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章良频繁参加各种国际性的转基因农作物安全会议，被称为“中国参加国际生物技术安全会议最多的科学家之一”。当时他的头衔有：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部生物技术顾问、欧共体中国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植物分子生物学协会顾问等等。至今，他还担任着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生物技术项目主席、国际植物病理学会植物分子病理学及生物技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可以说，陈章良是中国转基因植物研究领域跟踪最早、时间最长的科研工作者之一。他接触基因工程的开端，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983年，陈章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公派至美国留学，师从罗杰·比奇教授。罗杰·比奇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国际公认的转基因领军人物，他所从事的重组DNA技术是当时国际上生物学最新的领域。跻身罗杰·比奇门下的陈章良加入了导师的研究小组，参加了首批转基因植物的研制。
3年之后，该研究小组在美国伊利诺思州成功地培育出了世界第一批转基因植物，陈章良亲手栽培了转基因抗病毒西红柿并全程跟踪了此项目。而在这之前的1985年，陈章良已在《欧洲分子生物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奠定下他的国际科研地位的论文——《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并获得高水平的表达》。他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茄科植物中，这项现在看来已经相当普通的实验，在当时是一项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突破，是在世界上首批实现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同时，陈章良还在此基础上成功地总结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成功地作出了证明且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1986年、1987年，他连续应邀出席了两届美国高登学术会议，这是代表当今世界生物学界最高水平的国际权威性会议。
1987年，陈章良回国，在北京大学主持了国家“863计划”中的多个研究项目，建立了“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自筹建之日起，就以边建设边开展研究的方式在植物基因工程方面开始科研攻关，在转基因植物抗虫、抗病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获得了抗烟草花叶病毒基因、抗黄瓜花叶病毒基因、抗马铃薯调病毒和Y病毒基因、抗水稻东格鲁病毒和抗水稻矮缩病毒基因等，其中除抗烟草花叶病毒基因外，均属国内首创，对作物抗病育种工作有重要价值，许多国际实验室都来索取。
199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国际会议和国际第三届植物生物学大会上，陈章良分别公布了实验室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同年，陈章良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基因工程大会。也就在这一年的11月，年仅30岁的陈章良从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科研学者中脱颖而出，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在国际上有“青年诺贝尔奖”之称，而陈章良是全中国乃至全亚洲获奖第一人。
“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室里就永远是技术。”陈章良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化进程。1992年，他以投资决策人的身份一手创建了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和北大生物城，它们后来很快发展成为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目前已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生物工程产业基地和生物基因工程制药龙头企业，福建的厦门北大生物园是其三大基地之一。
释疑：转基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陈章良为什么要支持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转基因研究人员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科学技术及其研究者，像转基因这么可怜，我在公开场合下都不敢提到这几个字，否则第二天就会被网络上铺天盖地、莫名其妙的骂声所淹没。”他无奈地呼吁，要提高民众科学素质，请反对转基因的人先弄明白什么是基因，什么是转基因。
陈章良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大多数百姓并不真正明白什么是转基因食品。”那么，转基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据介绍，转基因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而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物种基因组中嵌入了外源基因的食品，也就是说，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力NT生产的食品，都是转基因食品，包括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
转基因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但真正的商业化是近20年的事。1996年，一种转基因保鲜番茄在美国超市出售，这是全世界第一例被允许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此后，市场上转基因食品品种越来越多。
陈章良是中国最早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推广的科研学者之一。2000年8月21日，陈章良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次年2月，他又在“中国青年创新论坛·中关村论坛”上作了题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的演讲，力挺转基因食品。
陈章良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立场一直都很明确。他说：“还没有一个例子证明转基因作物有毒。美国人已经食用了多年转基因食品，市场上3000多种商品含有转基因植物成分。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大国，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吃了。”
自2007年底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后，陈章良曾多次加强广西与全球第一大种子公司——孟山都公司的合作。2008年6月，陈章良在南宁会见孟山都副总裁，称广西与孟山都的合作已经有7年多，孟山都在广西推广的“迪卡007”玉米新品种，“填补了广西高产优质、抗旱耐瘠玉米品种的空白，目前在广西的推广面积已近600万亩”。此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反转派”据此攻击陈章良在广西大面积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使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口转基因粮食的国家，有人甚至说，陈章良让以玉米为第二大主食的广西百姓成为“转基因小白鼠”。
为什么推广种植孟山都公司的玉米种子会引起巨大非议？孟山都与转基因有什么关系？它是一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基因工程公司和转基因种子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市场份额。它拥有600多项生物技术专利，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基因改造作物研发技术，都被孟山都等少数巨头所控制。因此，尽管孟山都公司随后发出声明说，“迪卡007”“迪卡008”不是转基因玉米种子，而是传统杂交种子，但还是有不少人表示怀疑。
对此，陈章良解释说，“转基因”和“杂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杂交育种是两个不同种群、不同基因型个体间进行杂交，一遍一遍去试种筛选；转基因育种则是分子级的育种，要打开细胞，从细胞中提取DNA链条，把DNA链条中的基因去掉哪一端或者加上哪一端，使它的品种产生优良性状。这是两种不同的育种方式。”
陈章良说，转基因技术与杂交技术一样，都是通过基因转移培育具优良性状的作物，区别在于杂交育种是通过同种生物体内的基因相互交流的方式来实现优势互补，在杂交过程中基因以“批量”形式进行转移，而转基因技术目标性强，可实现跨物种间的特定基因转移。“袁隆平所研制的高产水稻属于杂交，不是转基因，‘迪卡007’同样也不是。”
“现在生物界都比较同意的一点是：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植物出现在1983年到1985年之间，出现的地方是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孟山都公司等地方。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在不同地方，却在同一时间突然间都明白了同一个道理，意识到一个时代开始了，人类终于可以开始操作植物了，终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植物的品种了。”
“过去我们改变植物的品种主要是通过育种，比如把A和B杂交，得到后代，然后在后代中选择好的品种再来种，这是传统的育种，现在终于可以不这么做了。不这么做当然有它的优点，比如传统的育种，所需的时间长，杂交出的品种也许是高产但不抗病，或者是抗病但又不高产，所以还要再做选择，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基因工程就不同了，我可以拿一个抗病基因转进去，就得到一个抗病品种，不用再花那么长的时间筛选。”陈章良说，“还有一点原因，传统的育种只能是水稻对水稻，不能水稻对玉米、水稻对小麦。比如你不能把大豆跟茄子杂交，做不了。你更做不了的是大豆和细菌杂交。但基因工程可以。它可以把人的基因、植物的基因、动物的基因，任何一个基因组合到植物里去。这使生物界变得很宽广。”
无论是杂交，还是转基因，科学研究的初衷都是为了发展农业、改良品种，转基因只不过是大大加快了优化的进程。陈章良觉得这是转基因技术的意义所在，这项技术会给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思考：转基因食品真的有毒吗？转基因研究该不该继续？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切的答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存在很多误解和盲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的。陈章良表示理解：“对老百姓来说，在市场上买的转基因商品价格也没有便宜多少，也没有好多少。你说提高产量？那关我什么事？我还是该花两块钱的时候就必须花两块钱。产量提高了谁得利？不是老百姓。群众的普遍想法是：既然价格都一样，我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去吃它？万一有问题呢？这是最正常的心理。”
近20年来的研究证实，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并没有明显毒性，但它对环境的威胁是世界公认的。“挺转派”提出，大自然的进化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这其中也有自然的基因交换过程，转基因技术只是人为地将这种缓慢的过程进行加速。但它毕竟听起来太不“自然”了，其危害很可能要到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1998年11月，孟山都公司在印度的两块试验地被当地农民焚烧，原因是该公司在转基因作物中采用了“雄性不育”技术，农民不能自己留种，一些农民怀疑这种“雄性不育”的植物跟人接触后也会使人患上“不育症”。此后，不断有人提出质疑：转基因食品是否真的会影响生育？
在与民众交流的过程中，陈章良也遇到过多次讲不明白的时候。 有个农民曾经质问陈章良：“你们考虑过没有，我们每天在地里和这些转基因植物一起，身体正在受到伤害。”
陈章良问他：“为什么身体会受到伤害呢？”
他说：“你们把有毒的基因放到植物里面去了，那我们怎么会不受到伤害呢？”
陈章良回答道：“第一，植物的基因不会跳到人的身上。第二，这个技术肯定会产生问题，比如用这项技术能做出更好的植物，也同样能做出有毒的植物。比如巴西豆里有一种蛋白质，很多人对这种蛋白质过敏，你只要把皮肤切一个小伤口，把含这种蛋白质的汁液涂上去，过敏的人皮肤立即会变红。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因转到马铃薯里去，那个马铃薯的汁液同样会引起一些人过敏了。所以说它可能有问题。再比如白喉毒素，如果把白喉毒素转到植物里面，那个植物就会杀人，不奇怪，它当然会有毒。可是现在科学家研究的转基因农作物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好，我们做的基因对人不可能是有毒的。”
结果那位农民又问：“你怎么知道它没有毒呢？DDT几十年以后才知道是有毒的。”
“那我们不用农药杀虫行吗？所有的农药都是有毒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开车呢？整天有车祸撞死人。我们为什么坐飞机呢？飞机可能会掉下来的。”陈章良说。
农民又说：“开车我是没办法，可是不吃你们的东西我是有办法的，我干吗非要吃转基因食品呢？我可以不吃。”
“这也有道理，所以说有时候讨论起来很难。还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知道基因是什么，细胞是什么，什么是转基因。因为没有共同基础，有时也就无从争论。现在的科普做得还非常不够。”陈章良无奈地说。
2010年，福建省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转基因大米监管的通知》，要求严禁在福建省内种植、加工和销售转基因大米。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禁转”的行政规定，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人撰文称其“意义不亚于当初林则徐火烧鸦片”。然而，该通知10余天后就被悄然撤销。
争议一直在延续。“挺转派”说要维护粮食产业安全和农业领域的科研技术水平，“反转派”说要维护公共食品安全，也有人怀疑，这场首先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展开的争论，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争论。对此，陈章良认为：“这里面有一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最早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起始于英国，而英国政府和欧共体也就顺水推舟，使这种争论发展得越来越大。这是一些农产品富裕的发达国家出于对市场保护的考虑，不愿放弃对进口转基因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加上有的人片面宣传，目前向一些地区出口转基因作物遇到了困难。欧洲和美国的农作物进出口主要依据的是WTO，而WTO又要求大家必须打开自己的大门。而欧洲各国主要的农作物种子都是由美国人提供的。欧洲人很伤脑筋。借助这场争论，欧洲人可以不再进口美国的种子。所以要说这是一个政治皮球也不为过。”
“我认为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大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一直明确的观点。”陈章良说，“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转基因食品会比常规育种有更多的风险，刚好相反，更大的危险是世界上60亿人口中还有8亿人仍在温饱线上挣扎。基因工程作为一项能缓解发展中国家贫穷和饥饿的技术，富裕的国家是没有理由阻止或放慢这项技术前进的脚步的。”
“不能因为一项猜测和怀疑，就要求一切关于这项新技术的研究和实验都停止。”陈章良强调。
2014年1月，在石家庄举行的农业科技与经济形势报告会上，陈章良针对转基因育种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这场争论短时间内不会有定论，会延续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关于能不能推广的问题可以等待时间检验，但研不研发的问题根本不用讨论，甚至是时不我待。转基因技术是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我们必须在科学研究上努力赶上世界前沿，否则一旦有一天开放转基因，中国的玉米、大豆等几乎所有种子都将迅速被外国控制，粮食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陈章良一直呼吁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生物安全法》。他指出，“生物技术不可以随便做，它是有问题的”，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需要法律来规范，同时它也可以防止今后外国人随便在中国进行危险的试验。“立法有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目前的（转基因）研究还是安全的，但这不等于说未来也是安全的。这个技术有它危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