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对孙杨来说有点冷。
　　
12月初，澳大利亚游泳协会证实了中国奥运冠军孙杨将被禁止在澳大利亚训练的报道，澳泳协最近通过了一项禁止有禁药史的外国游泳运动员赴澳训练的新政。
　　
尽管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这次的兴奋剂事件，孙杨本人比较“无辜”，主要问题出在队医和整个后勤保障系统，但这并不能避免他因此背上“曾使用禁药”的前科，并因此失去了继续在澳洲进行高水平训练的机会，这对他本人和中国体育来说，都是损失。
　　
在中国体育数十年的崛起之路上，兴奋剂曾是一道挥之不去的污点，想摆脱这种来自于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刻板成见，除了自身严格管理外，更重要的是处理问题需要公开透明。而孙杨的这次事件，最不让人信服的一点便是，整个消息直到孙杨禁赛期结束，甚至参加完亚运会才公之于众，有愚弄公众之嫌。
　　
过去20年，中国体育有过多起引发巨大关注的兴奋剂事件，涉案者皆是战功显赫的世界冠军，他们中有的人通过申诉减免了处罚，有的沦为永载史册的反面典型，还有的因为情况过于复杂，其清白与否已成体育史上再也解不开的谜团，事实如何只有自己知晓……
　　
11月的阿拉木图寒风彻骨，2014举重世锦赛却热火朝天，中国运动员廖辉将193公斤的杠铃稳稳挺起，在此之前，他刚刚创造了166公斤的男子69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现在他又将总成绩世界纪录改写为359公斤。
　　
阿拉木图世锦赛是里约奥运会的资格赛，对于廖辉来说，这是他重返奥运之巅的关键一步，禁赛期已过了2年，该级别的3项世界纪录都已回归他名下，可到提起“兴奋剂”三个字，廖辉依然头皮发麻。
　　
2011年11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当期因兴奋剂被禁赛的运动员名单，北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9公斤级冠军廖辉名列其中。这次检测来自于2010年举重世锦赛的飞行检查，廖辉被查出宝丹酮及宝丹酮代谢物阳性，禁赛期长达4年，至2014年9月30日结束。
　　
举重一向是兴奋剂重灾区。国际举联从2008年开始施行新政，第一次被查出兴奋剂呈阳性的运动员将受到禁赛4年的“极刑”，而不是通常的2年。国际举联法律顾问安格尔表示，此举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举重的纯洁性，不想让人对这项运动的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剂”。
　　
2010年土耳其举重世锦赛，廖辉在男子69公斤级比赛中所向披靡，198公斤的挺举成绩和358公斤的总成绩让他收获双金，并分别打破了张国政和保加利亚名将波耶夫斯基保持的世界纪录，160公斤的抓举成绩还为他收获一枚银牌。然而，这些荣誉都随着禁赛的到来，一起被取消。
　　
禁赛名单公布后，总部设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国际举联立刻作出回应，举联主席阿让在声明中说：“我希望告诉举重界，（对廖辉的禁赛）严格遵守了国际举联反兴奋剂政策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我个人对廖辉表示遗憾，并希望他重回赛场。”
　　
数年过去，廖辉始终坚称自己清白无辜。2013年全国锦标赛后，廖辉在采访中表示：“我一直都不解，我得不到证实，好多话我不想说。我觉得‘禁赛’这个词用不到我身上，更不要说什么‘解禁’。我没有用过禁药，我不承认自己被禁赛。我以人格发誓我没有使用过任何禁药。”
　　
只是廖辉始终没能成功证明他的清白。
　　
当年收到禁赛通知后，廖辉立即要求开启B瓶尿样，并根据B瓶尿样结果，要求国际举联举行听证会——在经过两次听证会后，国际举联听证小组决定维持禁赛4年的原判。
　　
廖辉没有放弃，他开始收集资料展开申诉。
　　
廖辉当年的申诉理由是：“有关机构在尿样保管、运输和检测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他还把国际举联告上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经过漫长的仲裁过程，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最终把禁赛4年改为禁赛2年，将禁赛期缩短到2012年9月30日——当时很多人遗憾的一点是，这依然让廖辉错过了伦敦奥运会。
　　
禁赛期减为2年并不是廖辉想要的结果，这不能帮他洗掉“曾使用禁药”的前科，更没有给他“清白”。
　　
申诉过程中，廖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程序是否正义”，也就是国际举联的尿样管理和检测程序是否得当，这是当年柔道奥运冠军佟文翻案的法宝——事实上，廖辉找的也是此前帮助佟文打赢官司的律师。
　　
相比之下，佟文要比廖辉幸运一些。
　　
2010年5月，国际柔道联合会在突尼斯理事会上，正式决定对在2009年8月荷兰世锦赛上药检结果呈阳性的北京奥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冠军佟文处以2年禁赛处罚，禁赛期至2011年9月结束，佟文的世锦赛金牌也被取消。
　　
佟文被禁赛的原因是在尿检中查出了克伦特罗呈阳性，这玩意在中国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瘦肉精，在医学上这是一种有利肌肉生长、促进脂肪燃烧的兴奋剂。近年来，国际体坛涉及克伦特罗而受罚的运动员不胜枚举，绝大多数人表示自己“冤枉”，并有不少案例通过申诉证明自己属于“误服”而非故意使用，得以撤销处罚。佟文在出事后，第一反应也是如此，教练吴卫凤表示：“佟文爱吃排骨，可能是在吃饭时误服了瘦肉精。瘦肉精对柔道运动员来说没有什么帮助，佟文拿了那么多个冠军，她不可能靠五毛钱一包200粒的瘦肉精来提高成绩。当然这件事情也给中国运动员提了个醒，要注意饮食、注意食品安全。”
　　
根据规定，只有运动员的A瓶和B瓶尿样检测均呈阳性时，才能做出禁赛的处罚。在A瓶检测结果出来后，佟文起初要求再检测B瓶，但在听取了中国柔道协会的建议后撤回请求。此后国际柔道联合会在既没有告知佟文本人也没有给其机会到场见证测试的情况下，于2009年11月在位于德国科隆的世界反兴奋剂实验室对B瓶尿样进行了检测，结果再次显示为克伦特罗阳性。5个月后，国际柔道联合会宣布对佟文禁赛两年。 　　
事发后，佟文聘请曾为两名白俄罗斯链球选手追回奥运奖牌的律师团队积极上诉。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男子链球银、铜牌的白俄罗斯选手德维亚托夫斯基和蒂克霍恩被查出药检阳性并被剥夺了奖牌。该律师团队以北京实验室处理尿样流程有误提出上诉，成功为两人追回了被剥夺的奖牌。佟文的律师团队为佟文提出测谎申请，并且准备就科隆实验室一台设备不符合正确检测克伦特罗标准做出上诉。此外，律师团队还在上诉中引用了德国乒乓球新秀奥恰洛夫和四名队友涉嫌因在中国服用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而查出克伦特罗阳性的案例，当时德国乒协最终取消了对奥恰洛夫的禁赛处罚。
　　
佟文申诉成功的关键在于，国际柔道联合会的B瓶尿样检测是在佟文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佟文的律师指出“无论何时检测B瓶，并且无论是哪一方提出的检测要求，运动员都有现场参加检测的权利。”由于不合流程的B瓶检测不是尿样阳性的有效证据，因此“没有发现破坏反兴奋剂有关规定的行为”。然而声明中同样指出，这项裁决“并不能被理解为佟文没有过失，尤其是审判团并没有宣布佟文是否服用、是否故意服用了克伦特罗。”
　　
总之，佟文成功避开了处罚，但并没能完全证明自己的清白。
　　
比起这两起个例，中国体育史上真正的兴奋剂重灾区是田径和游泳。
　　
前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披露，2000年，一份距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结果让总局高层触目惊心，尤其是“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而这支“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指的是在上个世纪末名震天下的马家军。
　　
无独有偶，2014年，作家赵瑜再版了他的调查文学《马家军调查》，此书在多年前首次上市，但是并未涉及任何兴奋剂内幕——当时全书定稿准备出版时，迫于相关方面的压力，赵瑜书中最具震撼力的“兴奋剂”部分删掉了。
　　
如今，曾经“见不得光”的部分终于重见天日。
　　
赵瑜的调查显示，国际田联曾对马家军采取过4次飞行药检“突袭”，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全部无功而返。书中进一步解释，对于飞行药检来说，能否检查出禁药的关键在于，此时受查者是处于调整准备阶段还是积极备战阶段。在调整阶段，队员前番大战业已结束，训练无需强化，药物来源有限，通常情况下没有禁药，自然查不出来。如果在积极备战阶段，训练进入倒计时，各种手段都在使用，有的运动队日日夜夜都在用药，这时一查一个准，尿检血检都能抓到“药魔”。现实中，马家军受到的第一次飞行药检是在1993年12月15日，那是这支队伍史上最辉煌一年的年尾，队伍进入几年来最大一次调整期。第二次药检距离首次不到3个月，当时队伍推掉所有赛事仍在调整。这两次药检的地点都在沈阳，期间全队只在2月20日在北京参加了一场马拉松接力赛，全程速度比上一年慢了2分钟。也就是说，药检官这两次检查都处在停药的当口，自然安然无恙。而此后1995年第四次飞行药检时，马家军已发生“兵变”，全队停药已久，更不会有问题。
　　
只有第三次飞行药检最为凶险。
　　
1993年7月，马家军搬迁到大连，当年的重头赛事是广岛亚运会，8月下旬积极备战，到云南进行高原训练，一个月以后，马俊仁率队下山，乘火车从昆明赴北京。就在这万分紧要的关头，国际田联第三次飞行药检马家军。然而，“不幸”之中却存在着“万幸”，当年药检官并不了解马家军的行踪，还是跟前两次一样突然出现在沈阳的训练基地，一下子扑了个空。沈阳基地的人告诉药检官，队伍此时正在云南高原训练——还不敢讲正在火车上，因为害怕药检官直接去火车站堵人——药检官当即表示去云南检查，工作人员抖了个机灵，告诉老外飞机票有困难，一下子到不了高原，就是到了也找不到，电话不通，路不好，还得骑毛驴才能进山等等。由于中国太大，当时交通也确实不发达，药检官一时没了主意，就同意了中方“去北京先等，我们马上通知运动员去北京接受你们检查”的建议。
　　
那边厢，队里紧急通知正在火车上的马家军，到北京千万别露面，对运动员体内的药物抓紧稀释处理，拖几天再见老外接受药检，这样就查不出来了。
　　
通知在疾驰火车上的马俊仁也不容易，当时还没有手机，最后是临时在列车经停的郑州紧急找了个人，在郑州站上车，然后在车厢中急忙找到马俊仁，通知他飞行药检的消息。本来，马俊仁在火车上也会给队员正常用药，得到消息后紧急停药，并开始采取稀释利尿等手段加紧排泄，同时服用干扰药物。到北京后全队下车，静悄悄地被车接走，住进黄寺一座小楼。四天之后，一行人才“正式”到达北京，接受国际田联的药检，最后有惊无险。
　　
就这么顺利挺过了亚运会，本来一切相安无事，可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游泳队“出事”的消息。
　　
比起其他几段故事，中国游泳队这回可是真出事了。
　　
1994年广岛亚运会，虽然马家军因为前述的飞行药检躲过一劫，但其他项目并没有受到影响，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体育的兴奋剂事件遭遇全面爆发，最主要的灾区就是游泳。
　　
1992年到1994年间，中国水军在泳池内所向披靡。巴塞罗那奥运会，以“五朵金花”——庄泳、钱红、林莉、杨文意、王晓红为代表的中国游泳队横空出世，在奥运会赛场上斩获四金五银；1994年游泳世锦赛，中国游泳更加所向披靡，女子项目16块金牌有12块被中国人收入囊中；名将乐靖宜更是在参加的四个项目中均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四冠王”；一个月后的广岛亚运，中国得到23块游泳金牌，而昔日的亚洲泳坛霸主日本只得到了7快。
　　
亚运会后，东道主日本泳协向国际泳联上诉，要求对中国队进行飞行药检并提供了证据录像带。原来，中国运动员居住的房间内被事先安置了监视设备，中国运动员在房间内注射吃药以及随意丢弃的针头，都成为服用兴奋剂的铁证。
　　
最终，中国游泳队吕彬、周官彬、杨爱华、乐滢4名女选手和熊国鸣、胡彬、傅勇3名男选手都被查出使用兴奋剂，此外，还有2名田径运动员、1名赛艇运动员和1名自行车运动员也同时落马。欧美国家借此宣称“这是近代运动史上最大的药物丑闻”，这也是时至今日中国游泳仍被国外体育界人士和媒体诟病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