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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引发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而最后成为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封建统治催化剂的,是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
▌20世纪初，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准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渡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
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运动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由此，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此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而此时的清政府却一意孤行，不仅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以武力弹压保路民众。
▌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竟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埋伏于堂内的军警举枪射击，几十具淌血的尸体卧在督署院内的石板上，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成都的城门紧闭了，岗哨也增加了，军队有目的地不停搜捕……任何人都不能进城或出城，邮电交通全部被封锁。成都被赵尔丰铁桶般地严密控制了。
在这危急时刻，四川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锦江畔的城南农事试验场。他与曹笃、朱国琛等人紧急磋商：如何将被封锁的血案真相迅速告知天下、鼓动各州县群起抵抗。不能用信使，已经有两名信使被抓去杀了头；也不能通过信件、电报……什么办法能既快又安全？
龙鸣剑双眼突然一亮：“等等！”他兴奋地对朱、曹二人道，“办法有了！用木片代替电报、信件，走水路。‘水电报’比信快，只需一天，保证沿河百里的乡镇都能收到。”
鸡还未叫时，几百木片都已写好，涂上桐油，投入锦江，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水电报”顺江而下，几天之间，蜀中各地均已得悉“成都血案”的真相，一支支“保路同志军”迅速组建，从全省各地向省城围攻。赵尔丰心目中与外界音信隔绝、由新式武器装备得固若金汤的成都岌岌可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最原始的、最简单的漂木“水电报”向全川、全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信息。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侯宝斋为南路同志军统领（总指挥），周鸿勋为副统领，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
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首义实先天下”,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辛亥革命总爆发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各府厅州县纷纷举义，推翻清政权，建立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川东南57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11月27日，入川鄂军在资州（今资中）起义，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并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兹统一。
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评价四川保路运动的功绩的：“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应该说,这是很客观的评价。
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两年后，一座纪念在“成都血案"中不幸死难民众的纪念碑在成都竣工，它就是“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座纪念碑仍然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园内，它见证了这场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伟大运动以及这座城市沧海桑田般的巨变。
▌20世纪初，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准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渡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
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运动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由此，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此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而此时的清政府却一意孤行，不仅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以武力弹压保路民众。
▌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竟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埋伏于堂内的军警举枪射击，几十具淌血的尸体卧在督署院内的石板上，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成都的城门紧闭了，岗哨也增加了，军队有目的地不停搜捕……任何人都不能进城或出城，邮电交通全部被封锁。成都被赵尔丰铁桶般地严密控制了。
在这危急时刻，四川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锦江畔的城南农事试验场。他与曹笃、朱国琛等人紧急磋商：如何将被封锁的血案真相迅速告知天下、鼓动各州县群起抵抗。不能用信使，已经有两名信使被抓去杀了头；也不能通过信件、电报……什么办法能既快又安全？
龙鸣剑双眼突然一亮：“等等！”他兴奋地对朱、曹二人道，“办法有了！用木片代替电报、信件，走水路。‘水电报’比信快，只需一天，保证沿河百里的乡镇都能收到。”
鸡还未叫时，几百木片都已写好，涂上桐油，投入锦江，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水电报”顺江而下，几天之间，蜀中各地均已得悉“成都血案”的真相，一支支“保路同志军”迅速组建，从全省各地向省城围攻。赵尔丰心目中与外界音信隔绝、由新式武器装备得固若金汤的成都岌岌可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最原始的、最简单的漂木“水电报”向全川、全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信息。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侯宝斋为南路同志军统领（总指挥），周鸿勋为副统领，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
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首义实先天下”,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辛亥革命总爆发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各府厅州县纷纷举义，推翻清政权，建立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川东南57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11月27日，入川鄂军在资州（今资中）起义，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并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兹统一。
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评价四川保路运动的功绩的：“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应该说,这是很客观的评价。
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两年后，一座纪念在“成都血案"中不幸死难民众的纪念碑在成都竣工，它就是“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座纪念碑仍然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园内，它见证了这场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伟大运动以及这座城市沧海桑田般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