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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底,台北媒体竞相报道一则消息,指出蒋经国的孙女蒋友梅将具状控告她的婶母──国民党“中常委”蒋方智怡。蒋友梅指控蒋方智怡处置“两蒋日记”“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权利”,并表示要“采取法律行动,维护所有法定继承人的权利”。蒋经国的孙女“扛上”蒋经国的儿媳妇,声言不惜上法院打官司,蒋家两代后人可能闹上法院,这不免让原本已不平静的台湾政治圈,更添波涛。
蒋家“压得住阵脚”的尊长相继辞世,子嗣与孙辈看待家族事务,多半抱持“置身事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立场,如此态势,反而彰显了蒋友梅为捍卫“两蒋日记”权利不惜与婶母对簿公堂的深层矛盾。
史学“战争”
犹记得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三四年时光(1984~1988年),斯时,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早已因饮酒过量导致低血糖昏迷,智力受创无力插手蒋家公私事务。二子蒋孝武则因外界指摘他涉及派遣特务杀害旅美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蒋经国慑于舆论压力,将蒋孝武“远谪”新加坡,使之无法再干预岛内公务事务。因缘际会,身为蒋经国幺子的蒋孝勇,借着就近照顾卧病的蒋经国的机会,成为台北政坛盛传的”地下总统”角色。年长一辈的国府党政军特高官,都是看着蒋孝勇长大的叔伯辈,年轻一代的高官,年龄与孝勇不相上下。但不论长者或平辈,高官们都要看蒋孝勇的眼色,强人时代,孰敢不奉承意旨?等到蒋经国病逝,蒋孝勇头上那道光环瞬间消褪无踪。蒋经国逝后八年,蒋孝勇于1996年,以48岁的壮龄,死于食道癌。
公公蒋经国、丈夫蒋孝勇八年之间相继过世,无疑是蒋方智怡人生的两次重击。她一肩挑起抚育孩子、承继丈夫未竟之志的重任。蒋孝勇去世前后,李登辉铆足力气鼓吹所谓“台湾优先”“本土主流民意”,意图为“台独”创造有利条件,明显背离了蒋经国生前主张中国统一的政治路线。蒋孝勇罹病前后,曾针对李登辉偏离国民党“正统路线”的问题,向李登辉当局提出措词严厉的质疑与批判,无奈蒋家斯时不仅已经失去话语权,更已经失去政治着力点,“亲蒋”势力也几乎被李登辉全部扫地出门。李登辉执政晚期,已将“两蒋”在台湾建立的政治体制全部瓦解,下台前夕,李登辉更使出重创、分裂国民党的杀手锏,刻意制造两组候选人,将国民党的选票一分为二,民进党得以趁国民党分裂良机,渔翁得利。陈水扁上台以后,继承李登辉晚期“去蒋化”与“去中国化”政策,发挥极致,步步进逼,意图对“两蒋”进行清算。
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掌握了执政权柄及历史话语权,对已经过世的蒋介石,最明显的一次“史观总攻击”,见诸于2007年2月15日。时任“国史馆”馆长的张炎宪,及若干深绿学者,分别以官方及学界角色,对蒋介石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发表措词强烈的攻击。张炎宪称:“台湾会发生‘二二八事件’惨剧,首要应负责者就是前‘总统’蒋介石,因他同意派兵入台展开大屠杀。”由于张炎宪身为官方机构的“国史馆”馆长,他的重炮发言,更引人臆测这是民进党当局有计划的“历史史观清算”与反扑。
众所周知,“国史馆”早在李登辉执政晚期,就从国民党党史会全盘接收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迁台后庋藏的所有重要官方档案,尤其是中外驰名的“大溪档案”,这里面还甚至包含了大量蒋介石家族私密档案。这些档案文献记载着“国府”统治大陆及台湾的一甲子期间,所有重要机密事件的经过。民进党坐拥机密档案的“宝山”,正是放手大胆对“两蒋”、对老国民党,进行“历史总清算”的大好时机。但是,内行人终究发觉,民进党虽然坐拥机密档案“宝山”历时八年,在2007年2月15日──亦即民进党已执政近七年之际,发表的攻讦蒋介石系“二二八大屠杀元凶”的言论,从史学角度而论,学术“含金量”委实相当有限,可说根本缺乏新而有力之文献凭据来支撑。何以致此?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像“二二八事件”这样的单一事件,它的背景也是极端复杂,盘根错节,事变因素多如牛毛,绝对难以用“蒋介石是二二八大屠杀元凶”这么简单的逻辑,就能解释概括清楚。
“传家秘笈”
人们当初可能很难觉察,在民进党执政八年间,这场听不见炮声,闻不到火药味,但是却有明显斗争鸿爪痕迹的史学“战争”过程中,蒋方智怡扮演的“杨门女将”角色,为国民党,为蒋氏父子,乃至为珍贵的民国史学文献保存,做出了无心插柳的巨大贡献。
“两蒋日记”,指涉的是蒋介石、蒋经国两父子的私人日记。其中,蒋介石日记的记载时间跨度,从1917年到1972年,蒋介石从31岁写到暮年的86岁,写到他卧病无法书写时,才停笔不写。时间跨度大,记载内容事项大至析评党国大事,月旦国内外政坛人物,小至家族矛盾琐事、个人日常反省、情欲花边,可谓无所不包。除去少数年份日记由于战争流离而亡佚散失者外,走南闯北的蒋介石基本保存了绝大部分的日记,共55册(一年一册)。由是观之,蒋介石日记是研究民国正史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蒋经国日记的历史研究价值,固然不若乃父的日记重要,但是,想了解蒋经国如何安定台湾,如何建设台湾,如何与美国及“台独”势力做当面斗争,蒋经国日记亦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但是,海内外人士不理解的是,既然“两蒋日记”在研究近代史与近代政治史范畴中,具有举足轻重之价值,何以会“流落”外国?难道蒋家后人不相信中国人而要相信外国人,定要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管?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与关键人物,就在蒋孝勇、蒋方智怡夫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包括蒋经国幺儿蒋孝勇在内的蒋家亲人,均感受到李登辉表现的态度冷暖,让他们难以消受。李登辉在政治立场上,明显偏离了蒋经国生前厘定的方针。蒋经国晚年再三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项政治宣示虽与大陆方面主张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在方法上理念上有所差异,但两者都是朝着统一中国的目标迈进。而李登辉却完全背道而驰,要拿他所谓的“大台湾”,全盘取代两蒋时代苦心孤诣营造的“大中国”。更有甚者,李登辉更与大陆渐行渐远,公然制造两岸对立,挑起好几波的紧张抗衡。再者,固然蒋介石父子治理台湾期间,在民间享有清廉的美誉,但蒋家第三代(孝字辈)在“两蒋”在世时,或多或少在父祖辈权力光环照映下,沾到不少有形无形的利益。“两蒋”先后辞世后,光芒却化为一缕轻烟,消失无踪。蒋经国尸骨未寒,他钦点的继承人李登辉就公然宣称要与两蒋建立的“外来政权”分道扬镳,方方面面的“失落感”,促使蒋家后人对台湾当政者不复存有任何幻想,而兴起为逝者移灵与活者出走的念头。
蒋孝勇曾经在其最后岁月,公开力主要把父亲和祖父的灵柩移奉回大陆,不论是移灵南京,或是回浙江奉化老家。蒋孝勇临去之日,仍未达成移灵目标,毕竟受制于几股力量的拉扯。一股力量源自国民党党内,担心一旦“两蒋”移灵大陆,形同失去极具象征意义的“神主牌”,在选举吸票上更显弱势。再者,即使民进党和独派某些人士污蔑攻讦,不可否认仍有为数不少的台湾人对“两蒋”在台湾的建树念兹在兹。更甭提“两蒋”在台湾各重要景点(例如桃园大溪),为地方创造的巨大旅游财源,地方人士绝对不可能同意“两蒋”灵柩迁往大陆。
等到蒋孝勇病逝,民进党执后以后,陈水扁先后主导拆除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大中至正”牌匾,把纪念堂改名为“自由广场”,撤除慈湖蒋介石三军仪队岗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在台湾南北各地拆除“两蒋”铜像……这一连串的“去中国化” “去两蒋化”政治动作,看在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眼里,更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移灵涉及的层面甚广,蒋孝勇生前无法达成奉安大陆的愿望,在他身后,他的遗孀蒋方智怡更是人单力孤,无法成遂丈夫遗愿。但是,处置“两蒋日记”,蒋孝勇却不必担心那么多的变数。
来台初期,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书写的日记已有三十几册,他命令侍从室人员把这些旧日记归档在台湾桃园大溪档案室,每年春季梅雨季节来临之前,侍从室人员都会遵循古人晒书惯例,把蒋介石日记从仓库中取出,在广场上晒太阳,同时也趁机整理防蛀防霉。当年侍从室负责保管蒋介石日记的,是蒋经国的外甥宋时选,宋氏的祖母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姐姐。基于这一层关系,蒋经国派宋时选为机要秘书,并且协助他保管蒋介石日记。因此,每年晒日记及重要私密档案时,宋时选就会来到大溪档案室,亲自以锁匙打开档案柜,差人抬出日记监督曝晒与整理作业。“两蒋”在位时,保密工作非常严谨细致,把日记视之为“绝对机密”,不容许外人阅览,只有像宋时选这种“自己人”,才有资格接触到。
蒋经国逝世后,宋时选辞去日记保管职务,并将那把蒋介石亲自交给他的钥匙,交还给当时形同蒋家总管的蒋孝勇。蒋经国去世当天,有关部门急于通知重要人物赶赴七海官邸,讨论蒋经国身后事,与此同时,蒋孝勇亦忙着整理蒋经国遗留在官邸的重要文档。“两蒋日记”等同两蒋遗命,其重要性蒋孝勇了然于胸,自然把它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父亲去世的同年,蒋孝勇举家移往加拿大定居,国民党党部向来对蒋家父子唯命是从,蒋孝勇从大溪档案室取走蒋介石、蒋经国日记,自然不会有人敢于阻拦。
1996年年初,蒋孝勇在作例行健康检查时,诊断出罹患食道癌。蒋经国长年卧病期间,几乎均由蒋孝勇负起服侍责任,他受蒋经国耳提面命多年,深知“两蒋日记”至关重要。是故,尽管蒋孝勇移居海外,父祖辈的这两巨套日记,始终不曾须臾离开他的照拂范围。蒋孝勇似乎已有预感,有朝一日,假使政敌要运用历史发言权,污蔑“两蒋”人格,摇撼“两蒋”历史地位,那么这两巨套父祖辈的日记,便是蒋家子孙反守为攻,捍卫蒋家尊严的传家秘笈。
历史之重
1996年年底,蒋孝勇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把所有的后事做了细致而明确的交代,包括那两巨套日记。蒋方智怡从她丈夫垂危无力的手上,接过这两套传家宝典,这无疑是一副沉重的历史重担。隔年,在吴伯雄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及“国民党秘书长”的交替过程中,原本由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负责保管的一大批“国府”官方档案,亦即所谓“大溪档案”,正式移交给了“国史馆”。表面上,这样的动作是让史迹典藏回归历史专业,但却又在隐约之间,予人一种印象: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正式斩断“老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历史瓜蔓,正式告别“老国民党”时代。
李登辉毕竟不是蒋介石,他即使有当万年“总统”的心念,机关算尽,六次修改“宪法”,还是无法改变必须在2000年下台的宿命。要不是连战、宋楚瑜鹬蚌相争,两败俱伤,如果连、宋两人任何一个上台执政,受丈夫再三嘱托的蒋方智怡都极可能把“两蒋日记”送交“国史馆”,供作专业治史学者研究之用。
陈水扁执政后,高分贝叫嚷“转型正义”,并且多次针对性以蒋氏父子为头号敌人,蒋方智怡被迫打消将日记送交“国史馆”的念头。 2005年1月10日,蒋方智怡以蒋家代表身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签署了“两蒋日记”保管合约,将这两巨套历史文件交付胡佛研究院保管,按照这份合约,蒋方智怡同意稍后将“两蒋日记”开放供中外人士研究查阅。“两蒋日记”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六年后,时至2011年11月21日,蒋经国孙女蒋友梅透过律师,发表一份声明,意谓日记是先人的一部分,作为晚辈的人不应摒弃责任而将日记捐赠他人,此等做法恐有致日记遭他人不当利用之虞。据媒体报道,蒋友梅主张“两蒋日记”宜由中立、不具政治性且受继承人信赖的机构保存、规划出版事宜”。
正如蒋友梅所主张的,“两蒋日记”法定继承人分别为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等九人。蒋友梅与蒋方智怡,双方为了“两蒋日记”,各执一词,外人虽无权置喙,但大多相信蒋家后人会寻得解决之道。何况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蒋家后人难免担心一旦“两蒋日记”落入当局手中,很可能拿来曲解历史,污名“两蒋”。在当年那种“危疑震荡”的政治氛围下,蒋方智怡做出“两蒋日记”远涉重洋的决定,未尝不需要一点胆识与担当。
蒋家“压得住阵脚”的尊长相继辞世,子嗣与孙辈看待家族事务,多半抱持“置身事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立场,如此态势,反而彰显了蒋友梅为捍卫“两蒋日记”权利不惜与婶母对簿公堂的深层矛盾。
史学“战争”
犹记得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三四年时光(1984~1988年),斯时,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早已因饮酒过量导致低血糖昏迷,智力受创无力插手蒋家公私事务。二子蒋孝武则因外界指摘他涉及派遣特务杀害旅美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蒋经国慑于舆论压力,将蒋孝武“远谪”新加坡,使之无法再干预岛内公务事务。因缘际会,身为蒋经国幺子的蒋孝勇,借着就近照顾卧病的蒋经国的机会,成为台北政坛盛传的”地下总统”角色。年长一辈的国府党政军特高官,都是看着蒋孝勇长大的叔伯辈,年轻一代的高官,年龄与孝勇不相上下。但不论长者或平辈,高官们都要看蒋孝勇的眼色,强人时代,孰敢不奉承意旨?等到蒋经国病逝,蒋孝勇头上那道光环瞬间消褪无踪。蒋经国逝后八年,蒋孝勇于1996年,以48岁的壮龄,死于食道癌。
公公蒋经国、丈夫蒋孝勇八年之间相继过世,无疑是蒋方智怡人生的两次重击。她一肩挑起抚育孩子、承继丈夫未竟之志的重任。蒋孝勇去世前后,李登辉铆足力气鼓吹所谓“台湾优先”“本土主流民意”,意图为“台独”创造有利条件,明显背离了蒋经国生前主张中国统一的政治路线。蒋孝勇罹病前后,曾针对李登辉偏离国民党“正统路线”的问题,向李登辉当局提出措词严厉的质疑与批判,无奈蒋家斯时不仅已经失去话语权,更已经失去政治着力点,“亲蒋”势力也几乎被李登辉全部扫地出门。李登辉执政晚期,已将“两蒋”在台湾建立的政治体制全部瓦解,下台前夕,李登辉更使出重创、分裂国民党的杀手锏,刻意制造两组候选人,将国民党的选票一分为二,民进党得以趁国民党分裂良机,渔翁得利。陈水扁上台以后,继承李登辉晚期“去蒋化”与“去中国化”政策,发挥极致,步步进逼,意图对“两蒋”进行清算。
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掌握了执政权柄及历史话语权,对已经过世的蒋介石,最明显的一次“史观总攻击”,见诸于2007年2月15日。时任“国史馆”馆长的张炎宪,及若干深绿学者,分别以官方及学界角色,对蒋介石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发表措词强烈的攻击。张炎宪称:“台湾会发生‘二二八事件’惨剧,首要应负责者就是前‘总统’蒋介石,因他同意派兵入台展开大屠杀。”由于张炎宪身为官方机构的“国史馆”馆长,他的重炮发言,更引人臆测这是民进党当局有计划的“历史史观清算”与反扑。
众所周知,“国史馆”早在李登辉执政晚期,就从国民党党史会全盘接收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迁台后庋藏的所有重要官方档案,尤其是中外驰名的“大溪档案”,这里面还甚至包含了大量蒋介石家族私密档案。这些档案文献记载着“国府”统治大陆及台湾的一甲子期间,所有重要机密事件的经过。民进党坐拥机密档案的“宝山”,正是放手大胆对“两蒋”、对老国民党,进行“历史总清算”的大好时机。但是,内行人终究发觉,民进党虽然坐拥机密档案“宝山”历时八年,在2007年2月15日──亦即民进党已执政近七年之际,发表的攻讦蒋介石系“二二八大屠杀元凶”的言论,从史学角度而论,学术“含金量”委实相当有限,可说根本缺乏新而有力之文献凭据来支撑。何以致此?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像“二二八事件”这样的单一事件,它的背景也是极端复杂,盘根错节,事变因素多如牛毛,绝对难以用“蒋介石是二二八大屠杀元凶”这么简单的逻辑,就能解释概括清楚。
“传家秘笈”
人们当初可能很难觉察,在民进党执政八年间,这场听不见炮声,闻不到火药味,但是却有明显斗争鸿爪痕迹的史学“战争”过程中,蒋方智怡扮演的“杨门女将”角色,为国民党,为蒋氏父子,乃至为珍贵的民国史学文献保存,做出了无心插柳的巨大贡献。
“两蒋日记”,指涉的是蒋介石、蒋经国两父子的私人日记。其中,蒋介石日记的记载时间跨度,从1917年到1972年,蒋介石从31岁写到暮年的86岁,写到他卧病无法书写时,才停笔不写。时间跨度大,记载内容事项大至析评党国大事,月旦国内外政坛人物,小至家族矛盾琐事、个人日常反省、情欲花边,可谓无所不包。除去少数年份日记由于战争流离而亡佚散失者外,走南闯北的蒋介石基本保存了绝大部分的日记,共55册(一年一册)。由是观之,蒋介石日记是研究民国正史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蒋经国日记的历史研究价值,固然不若乃父的日记重要,但是,想了解蒋经国如何安定台湾,如何建设台湾,如何与美国及“台独”势力做当面斗争,蒋经国日记亦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但是,海内外人士不理解的是,既然“两蒋日记”在研究近代史与近代政治史范畴中,具有举足轻重之价值,何以会“流落”外国?难道蒋家后人不相信中国人而要相信外国人,定要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管?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与关键人物,就在蒋孝勇、蒋方智怡夫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包括蒋经国幺儿蒋孝勇在内的蒋家亲人,均感受到李登辉表现的态度冷暖,让他们难以消受。李登辉在政治立场上,明显偏离了蒋经国生前厘定的方针。蒋经国晚年再三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项政治宣示虽与大陆方面主张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在方法上理念上有所差异,但两者都是朝着统一中国的目标迈进。而李登辉却完全背道而驰,要拿他所谓的“大台湾”,全盘取代两蒋时代苦心孤诣营造的“大中国”。更有甚者,李登辉更与大陆渐行渐远,公然制造两岸对立,挑起好几波的紧张抗衡。再者,固然蒋介石父子治理台湾期间,在民间享有清廉的美誉,但蒋家第三代(孝字辈)在“两蒋”在世时,或多或少在父祖辈权力光环照映下,沾到不少有形无形的利益。“两蒋”先后辞世后,光芒却化为一缕轻烟,消失无踪。蒋经国尸骨未寒,他钦点的继承人李登辉就公然宣称要与两蒋建立的“外来政权”分道扬镳,方方面面的“失落感”,促使蒋家后人对台湾当政者不复存有任何幻想,而兴起为逝者移灵与活者出走的念头。
蒋孝勇曾经在其最后岁月,公开力主要把父亲和祖父的灵柩移奉回大陆,不论是移灵南京,或是回浙江奉化老家。蒋孝勇临去之日,仍未达成移灵目标,毕竟受制于几股力量的拉扯。一股力量源自国民党党内,担心一旦“两蒋”移灵大陆,形同失去极具象征意义的“神主牌”,在选举吸票上更显弱势。再者,即使民进党和独派某些人士污蔑攻讦,不可否认仍有为数不少的台湾人对“两蒋”在台湾的建树念兹在兹。更甭提“两蒋”在台湾各重要景点(例如桃园大溪),为地方创造的巨大旅游财源,地方人士绝对不可能同意“两蒋”灵柩迁往大陆。
等到蒋孝勇病逝,民进党执后以后,陈水扁先后主导拆除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大中至正”牌匾,把纪念堂改名为“自由广场”,撤除慈湖蒋介石三军仪队岗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在台湾南北各地拆除“两蒋”铜像……这一连串的“去中国化” “去两蒋化”政治动作,看在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眼里,更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移灵涉及的层面甚广,蒋孝勇生前无法达成奉安大陆的愿望,在他身后,他的遗孀蒋方智怡更是人单力孤,无法成遂丈夫遗愿。但是,处置“两蒋日记”,蒋孝勇却不必担心那么多的变数。
来台初期,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书写的日记已有三十几册,他命令侍从室人员把这些旧日记归档在台湾桃园大溪档案室,每年春季梅雨季节来临之前,侍从室人员都会遵循古人晒书惯例,把蒋介石日记从仓库中取出,在广场上晒太阳,同时也趁机整理防蛀防霉。当年侍从室负责保管蒋介石日记的,是蒋经国的外甥宋时选,宋氏的祖母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姐姐。基于这一层关系,蒋经国派宋时选为机要秘书,并且协助他保管蒋介石日记。因此,每年晒日记及重要私密档案时,宋时选就会来到大溪档案室,亲自以锁匙打开档案柜,差人抬出日记监督曝晒与整理作业。“两蒋”在位时,保密工作非常严谨细致,把日记视之为“绝对机密”,不容许外人阅览,只有像宋时选这种“自己人”,才有资格接触到。
蒋经国逝世后,宋时选辞去日记保管职务,并将那把蒋介石亲自交给他的钥匙,交还给当时形同蒋家总管的蒋孝勇。蒋经国去世当天,有关部门急于通知重要人物赶赴七海官邸,讨论蒋经国身后事,与此同时,蒋孝勇亦忙着整理蒋经国遗留在官邸的重要文档。“两蒋日记”等同两蒋遗命,其重要性蒋孝勇了然于胸,自然把它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父亲去世的同年,蒋孝勇举家移往加拿大定居,国民党党部向来对蒋家父子唯命是从,蒋孝勇从大溪档案室取走蒋介石、蒋经国日记,自然不会有人敢于阻拦。
1996年年初,蒋孝勇在作例行健康检查时,诊断出罹患食道癌。蒋经国长年卧病期间,几乎均由蒋孝勇负起服侍责任,他受蒋经国耳提面命多年,深知“两蒋日记”至关重要。是故,尽管蒋孝勇移居海外,父祖辈的这两巨套日记,始终不曾须臾离开他的照拂范围。蒋孝勇似乎已有预感,有朝一日,假使政敌要运用历史发言权,污蔑“两蒋”人格,摇撼“两蒋”历史地位,那么这两巨套父祖辈的日记,便是蒋家子孙反守为攻,捍卫蒋家尊严的传家秘笈。
历史之重
1996年年底,蒋孝勇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把所有的后事做了细致而明确的交代,包括那两巨套日记。蒋方智怡从她丈夫垂危无力的手上,接过这两套传家宝典,这无疑是一副沉重的历史重担。隔年,在吴伯雄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及“国民党秘书长”的交替过程中,原本由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负责保管的一大批“国府”官方档案,亦即所谓“大溪档案”,正式移交给了“国史馆”。表面上,这样的动作是让史迹典藏回归历史专业,但却又在隐约之间,予人一种印象: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正式斩断“老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历史瓜蔓,正式告别“老国民党”时代。
李登辉毕竟不是蒋介石,他即使有当万年“总统”的心念,机关算尽,六次修改“宪法”,还是无法改变必须在2000年下台的宿命。要不是连战、宋楚瑜鹬蚌相争,两败俱伤,如果连、宋两人任何一个上台执政,受丈夫再三嘱托的蒋方智怡都极可能把“两蒋日记”送交“国史馆”,供作专业治史学者研究之用。
陈水扁执政后,高分贝叫嚷“转型正义”,并且多次针对性以蒋氏父子为头号敌人,蒋方智怡被迫打消将日记送交“国史馆”的念头。 2005年1月10日,蒋方智怡以蒋家代表身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签署了“两蒋日记”保管合约,将这两巨套历史文件交付胡佛研究院保管,按照这份合约,蒋方智怡同意稍后将“两蒋日记”开放供中外人士研究查阅。“两蒋日记”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六年后,时至2011年11月21日,蒋经国孙女蒋友梅透过律师,发表一份声明,意谓日记是先人的一部分,作为晚辈的人不应摒弃责任而将日记捐赠他人,此等做法恐有致日记遭他人不当利用之虞。据媒体报道,蒋友梅主张“两蒋日记”宜由中立、不具政治性且受继承人信赖的机构保存、规划出版事宜”。
正如蒋友梅所主张的,“两蒋日记”法定继承人分别为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等九人。蒋友梅与蒋方智怡,双方为了“两蒋日记”,各执一词,外人虽无权置喙,但大多相信蒋家后人会寻得解决之道。何况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蒋家后人难免担心一旦“两蒋日记”落入当局手中,很可能拿来曲解历史,污名“两蒋”。在当年那种“危疑震荡”的政治氛围下,蒋方智怡做出“两蒋日记”远涉重洋的决定,未尝不需要一点胆识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