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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被引入，成为本土课程改革的仿效对象。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但是，应该在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导引下，更多地从方法论价值出发，努力回到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产生的文化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关注其课程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对本国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优势与不足各是什么，以促进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并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中去，真正有效地指导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
关键词：文化自觉；方法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5-0003-04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自身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借鉴来自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课程经验，双元制、CBE、MES等诸多课程模式都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项目课程”等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但是，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的阻隔进一步被打破，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到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的浪潮中，再加之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也在不断调适，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期，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是其变革的重要动因。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回应，重新审视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而对其进行适切性的改造，以便合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课程实践，最终建构源自于本土文化的课程话语体系与践行模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乃至矛盾冲突的时代，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等原因，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碰撞，但是，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单纯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并不相同，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发展的框限因素，又是本土模式建构的思想资源。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共性的增加，“西方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1]，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同文化的交织会产生出更多的异质样态，为文化的创生提供新的契机。为了建构本土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人借助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试图激活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恰当的张力。而且，“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2]，因此，并非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给不同形式、特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生和跃迁提供了空间上的更大可能。如果抛弃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对文化冲突中不同现象、观念的逐渐理解与调适促成了课程变革的生生不息，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成长的旺盛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尽管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维护社会存在和本民族稳定的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都不具有最高标准的意义，却在其文化体系范围之内都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应该是独特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以与西方作简单类比，只有从本土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才能发现其实践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课程模式的成熟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使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也只有在不同课程文化相互角力的过程中，适合时代要求、有着旺盛发展能力的课程模式才能凸显出来，同一课程模式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才会被保留下来，同时，那些悖离了时代需求的课程样态和元素也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为我国职业教育认识自身、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汲取新的养分，实现自身的跨越，促进本土课程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二、简单借鉴与排斥西学的课程检讨
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要优于我们，他们的理念与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当其进入中国以后，就会面临着不同语境之间的强烈冲突，尤其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肘，这就导致西方课程模式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但是，在多年封闭后走向改革开放的状态下，人们急切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期望能够获取本土课程实践高速发展的神奇密码，进而由对传统意识的危机置换为对西学的渴望，过度渴望使得人们部分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且，由于过于匆忙，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审视和取舍西方职业教育模式的立足点，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从而导致借鉴上存在一定的盲目与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与命题，努力进行课程模式的引进与创新，但接受的更多的是具体、知识性的理论主张和术语名词，缺乏方法论与思路上的化合与借用，把精力消耗在中西学术交往的简单贸易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本土文化也确实有捍卫自身文化的自由，有为其辩护的重要权利。不过，一些人又过分强调了民族特征，拒绝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交流，这样会使课程模式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因为，融入世界并不是丧失民族自我，也不是有意拒斥来自系统外的合理要素介入。
西学东渐的话题由来已久，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本土化问题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尤为醒目。实际上，如何使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既保持必要的恰当张力又不至于走向截然对立，仍然是迫切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些研究者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不足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他们呼吁不能因为对“现代化”和“世界性”的简单借鉴而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以至成为被西方文化同化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使西方课程模式服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实践，对西方的异质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写。我们丝毫不怀疑西方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澄清和表达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一些学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课程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文化考察，特别表现在一些以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的讨论。混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会使我们保持盲目乐观心态，导致难以找到推动职业教育进步的真实路径。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重复的过程，也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而是对自身文化与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自持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该被调控到一个合理的限度，才会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 三、努力秉持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直采用一种极端路线，要么奉为宝典，成为大家膜拜的对象，要么全盘拒斥，视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不断地从钟摆的一端滑向另一端，不能够真正以公允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说到底就是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缺少深刻的文化判断力。“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前些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充分表露了他的文化情怀，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又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自觉”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不是浅层次知其然，更知其背后的所以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文化实践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以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来自异域的教育文化，并以此审视本土的教育文化，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与实践关联度不大，但它会左右我们整个教育的实践方向，如果方向一旦发生偏向，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因此，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心态要充分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内化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线索，贯穿自身教育实践的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本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设参照系的西方课程模式某种程度还是有些僭越，尽管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思想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某些发展与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解构。现实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移植过来，其中的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与语境中产生的，一旦放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于浸染于本土文化中的我国职业教育来说，肯定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进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如何恰当把握中西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文化的有机契合，以保障课程实践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心态。我们要通过文化自觉，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以恰当的方式，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的课程模式，把一种创生之后的文化深深熔铸在课程改革与实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会增强对课程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能在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抉择，从而对其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付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种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文化传承精神与课程创新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主体间性理解中认识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本土课程模式建构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在价值辨析上相互契合，并将文化自觉转换为实践中的方法论视角，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借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而言，笔者认为当下急需的是转变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复制，这样的转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也才能让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支撑。课程本土化问题涉及对异域模式接受的深层问题，我们究竟是侧重于把外来课程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如具体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引进，还是侧重于具有文化意味的方法论启示，即如看待问题的态度、思路与方向等，也就是隐藏在方法之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许多概念，如变革中的参与和合作、对实地背景的尊重、对教师作为一个‘人’强调等等，总体上显然是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未必能够容纳这些概念，即使从形式上接受，也未必能像英语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得其‘精神’。”[3]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课程模式不仅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或一个体系，它更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与看待问题的视野，是一种思想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域，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且，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课程模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品质、践行方式与思维特征，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和负载的文化结构，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去认识与变革它们，所以，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入地文化思考，并未给其创新与辩护框定界限，反而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可以大量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研究成果，甚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以知识形式呈现的结果，更应该努力回到西方课程模式形成的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模式在其所属文化中的建构过程进行考察，关注这种模式是怎样产生的，其对本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进一步而言，西方课程模式是如何指导其本土化教育实践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着哪些问题，人们对其认同度究竟如何？而绝不仅仅是掌握模式包含的知识本身，尤其不能把这些程序性知识当作拿来可用的方法，简单复制到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中来，而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有效置换，以把握其在中国操作的方向感与适切度。因此，我们应该持守以方法论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去看待和学习不断发展中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去关注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构过程尤其是其所负载的异域文化意涵，而并非仅仅是建构出来的结果性知识，以积极的文化心态认真分析并将其有效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中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和建构，改变简单的技术化操作路径，这样才会形成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进而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变革实践产生深刻的本体性影响。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化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1998—08—05（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方健华）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张晓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3）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Pursuit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ZHANG Xiao-dong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Nanjing 210013，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vocation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 great number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becoming the imitated model to localize curriculum reform.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se western modes， however， it should be done with positiv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methodology value， focusing on how the curriculum modes were formed， what guidance they provide for China’s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wha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Thus， new theories and methods can be formed to integrate into our original way of think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actice.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methodology；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 localization
关键词：文化自觉；方法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5-0003-04
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自身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借鉴来自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课程经验，双元制、CBE、MES等诸多课程模式都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项目课程”等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但是，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的阻隔进一步被打破，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到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的浪潮中，再加之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也在不断调适，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期，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是其变革的重要动因。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回应，重新审视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而对其进行适切性的改造，以便合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课程实践，最终建构源自于本土文化的课程话语体系与践行模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乃至矛盾冲突的时代，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等原因，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碰撞，但是，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单纯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并不相同，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发展的框限因素，又是本土模式建构的思想资源。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共性的增加，“西方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1]，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同文化的交织会产生出更多的异质样态，为文化的创生提供新的契机。为了建构本土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人借助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试图激活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恰当的张力。而且，“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2]，因此，并非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给不同形式、特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生和跃迁提供了空间上的更大可能。如果抛弃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对文化冲突中不同现象、观念的逐渐理解与调适促成了课程变革的生生不息，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成长的旺盛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尽管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维护社会存在和本民族稳定的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都不具有最高标准的意义，却在其文化体系范围之内都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应该是独特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以与西方作简单类比，只有从本土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才能发现其实践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课程模式的成熟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使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也只有在不同课程文化相互角力的过程中，适合时代要求、有着旺盛发展能力的课程模式才能凸显出来，同一课程模式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才会被保留下来，同时，那些悖离了时代需求的课程样态和元素也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为我国职业教育认识自身、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汲取新的养分，实现自身的跨越，促进本土课程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二、简单借鉴与排斥西学的课程检讨
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要优于我们，他们的理念与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当其进入中国以后，就会面临着不同语境之间的强烈冲突，尤其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肘，这就导致西方课程模式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但是，在多年封闭后走向改革开放的状态下，人们急切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期望能够获取本土课程实践高速发展的神奇密码，进而由对传统意识的危机置换为对西学的渴望，过度渴望使得人们部分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且，由于过于匆忙，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审视和取舍西方职业教育模式的立足点，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从而导致借鉴上存在一定的盲目与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与命题，努力进行课程模式的引进与创新，但接受的更多的是具体、知识性的理论主张和术语名词，缺乏方法论与思路上的化合与借用，把精力消耗在中西学术交往的简单贸易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本土文化也确实有捍卫自身文化的自由，有为其辩护的重要权利。不过，一些人又过分强调了民族特征，拒绝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交流，这样会使课程模式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因为，融入世界并不是丧失民族自我，也不是有意拒斥来自系统外的合理要素介入。
西学东渐的话题由来已久，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本土化问题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尤为醒目。实际上，如何使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既保持必要的恰当张力又不至于走向截然对立，仍然是迫切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些研究者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不足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他们呼吁不能因为对“现代化”和“世界性”的简单借鉴而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以至成为被西方文化同化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使西方课程模式服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实践，对西方的异质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写。我们丝毫不怀疑西方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澄清和表达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一些学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课程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文化考察，特别表现在一些以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的讨论。混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会使我们保持盲目乐观心态，导致难以找到推动职业教育进步的真实路径。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重复的过程，也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而是对自身文化与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自持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该被调控到一个合理的限度，才会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 三、努力秉持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直采用一种极端路线，要么奉为宝典，成为大家膜拜的对象，要么全盘拒斥，视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不断地从钟摆的一端滑向另一端，不能够真正以公允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说到底就是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缺少深刻的文化判断力。“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前些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充分表露了他的文化情怀，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又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自觉”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不是浅层次知其然，更知其背后的所以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文化实践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以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来自异域的教育文化，并以此审视本土的教育文化，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与实践关联度不大，但它会左右我们整个教育的实践方向，如果方向一旦发生偏向，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因此，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心态要充分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内化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线索，贯穿自身教育实践的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本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设参照系的西方课程模式某种程度还是有些僭越，尽管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思想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某些发展与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解构。现实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移植过来，其中的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与语境中产生的，一旦放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于浸染于本土文化中的我国职业教育来说，肯定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进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如何恰当把握中西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文化的有机契合，以保障课程实践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心态。我们要通过文化自觉，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以恰当的方式，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的课程模式，把一种创生之后的文化深深熔铸在课程改革与实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会增强对课程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能在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抉择，从而对其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付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种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文化传承精神与课程创新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主体间性理解中认识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本土课程模式建构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在价值辨析上相互契合，并将文化自觉转换为实践中的方法论视角，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借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而言，笔者认为当下急需的是转变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复制，这样的转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也才能让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支撑。课程本土化问题涉及对异域模式接受的深层问题，我们究竟是侧重于把外来课程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如具体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引进，还是侧重于具有文化意味的方法论启示，即如看待问题的态度、思路与方向等，也就是隐藏在方法之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许多概念，如变革中的参与和合作、对实地背景的尊重、对教师作为一个‘人’强调等等，总体上显然是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未必能够容纳这些概念，即使从形式上接受，也未必能像英语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得其‘精神’。”[3]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课程模式不仅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或一个体系，它更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与看待问题的视野，是一种思想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域，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且，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课程模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品质、践行方式与思维特征，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和负载的文化结构，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去认识与变革它们，所以，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入地文化思考，并未给其创新与辩护框定界限，反而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可以大量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研究成果，甚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以知识形式呈现的结果，更应该努力回到西方课程模式形成的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模式在其所属文化中的建构过程进行考察，关注这种模式是怎样产生的，其对本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进一步而言，西方课程模式是如何指导其本土化教育实践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着哪些问题，人们对其认同度究竟如何？而绝不仅仅是掌握模式包含的知识本身，尤其不能把这些程序性知识当作拿来可用的方法，简单复制到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中来，而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有效置换，以把握其在中国操作的方向感与适切度。因此，我们应该持守以方法论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去看待和学习不断发展中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去关注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构过程尤其是其所负载的异域文化意涵，而并非仅仅是建构出来的结果性知识，以积极的文化心态认真分析并将其有效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中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和建构，改变简单的技术化操作路径，这样才会形成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进而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变革实践产生深刻的本体性影响。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化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1998—08—05（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方健华）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张晓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3）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Pursuit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ZHANG Xiao-dong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Nanjing 210013，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vocation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 great number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becoming the imitated model to localize curriculum reform.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se western modes， however， it should be done with positiv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methodology value， focusing on how the curriculum modes were formed， what guidance they provide for China’s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wha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Thus， new theories and methods can be formed to integrate into our original way of think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actice.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methodology；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 loc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