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超车论”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其理由无非是超车最容易发生车祸。其车祸无非是指，刚刚与知名汽车品牌缩短距离的中国汽车品牌，30年的努力会前功尽弃，还有就是担心一些为中国汽车产业作出贡献的车企和汽车人会掉队甚至会被淘汰。
　　不过，也不是前途无望，因为也有资深专家说，在这场弯道或变道超车汽车产业的变革中，路径依赖者被掉队、淘汰、抛弃的可能性大些，也就是说如果能主动摔掉负面的路径依赖包袱，或许有涅磐重生的机会。
　　那路径依赖到底是什么？它能否避免“负面的路径依赖”，让每个传统车企与汽车人都能搭上开往“未来汽车”这辆春天的列车呢？
　　“两匹马”的重要性
　　“路径依赖”是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第一个提出来的。他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

　　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應，企业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对企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企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在现实生活中，路径依赖现象无处不在。一个与车有关的例子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古罗马人军队战车的宽度就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有趣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所以，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在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了！
　　不过问题在于我们明明知道固守传统是不对的，我们不仅自己不愿改变，不去主动做变道或弯道超车的主车手，不为新能源和智能汽车鼓与呼，我们却因为沉醉在发动机轰鸣声中而甚至成为红旗法案的始作俑者。从大的角度说，沉醉于发动机的轰鸣会让中国汽车失去崛起的机会；从小处说，我们是自己把自己未来的饭碗给砸掉。
　　通过合资学技术就是路径依赖
　　荷福人工智能集团CEO周锦霆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要中国企业不是遇到困难就想搞合资，引进他人技术，而是选择自主研发，并将人工智能技术实际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当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也许十年内就可以赶上西方国家技术，甚至在下一个十年一定可以实现反超。”
　　他强调说，国内企业不能完全依靠中外合资以引进西方技术为主来促进自身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因为对方不会提供最前沿技术。周锦霆称，汽车行业以前太依赖搞合资引进技术，所以汽车工业目前未能发展起来，就是最好的佐证。
　　周锦霆基于自身对人工智能行业的理解，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他告诉记者，人工智能技术不依赖于传统工业板块发展基础，属于一个全新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在中国发展起点并不低，近年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所以国内在人工智能领域没有过大差距，仍具备“弯道超车”的条件。
　　因此，中国汽车行业和汽车人要庆幸，从路径依赖的角度讲，尽管我们进入传统汽车行业已经30年了，但与德国的120年、美国的100年、日本的70年造车历史相比，我们对传统汽车路径依赖的DNA还不深，我们对内燃机的轰鸣声还没有那么陶醉，那么多“诗与远方”。
　　路径依赖原理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甩掉过去的包袱，重要的是未来，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尤其是为打翻别人牛奶而流泪。
　　中国汽车人的前半生与后半生
　　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它告诉我们，要想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不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找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以后的人生道路。而这种模式的基础，其实是早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做好了你的第一次选择，你就设定了自己的人生。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一旦我们选择了自己的“马屁股”，我们的人生轨道可能就只有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宽。以后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宽度不满意，但是却已经很难改变它了。我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开始时慎重选择“马屁股”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