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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身材高高略有些瘦的漂亮翻译维加，在一家裸砖室内墙壁的古老风格餐厅吃过了简单的午餐，就急着钻进她的小旅行轿车里准备启程去弗兰格里了。早上她送她的外公去住院，耽误了我们昨天下午约好的今早8点出发。她开车技术娴熟，车子让她控制得如同指使自己的身体一样自如。令我不安的是她开车时总是看手机，发消息、接电话、选择音乐。插进车子音响的那条数据线有断接，传出的乐曲老是断断续续。她就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鼓捣着插头。上了高速路，她轻松自在地把腕子搭在方向盘上。随着歌词小声唱，平伸开手掌合着歌曲做着感情表达的手势，摇着头，扭着肩。她年轻，二十四岁，刚刚取得植物学硕士。正是由于这些，一切都变得容易谅解甚至可爱了。我几次想提醒她要集中精力驾驶，但都忍了回去。一次从右边快速道口朝着我们冲来一辆橘红色的巨大油罐车，我紧张地指了一下。她立刻带着一小点儿不屑回应我：“我看到了，早看到了。你不要担心，没有问题。”于是，我记住了，决定不再提醒她。任她玩儿去吧，我说什么也没有用。
巨大又漫长的橘红色油罐车和我们靠得很近并行，维加歪下头看过去一眼，嘴角浮出微笑。开车是绝对有默契定规的。俄罗斯也有它的默契定规，只要上了路，大家都清楚对方的自信程度。之间像存在着一条无形的安全隔离带，表面有些惊险。当然意料之外的事也不少发生。
“这个歌曲我很喜欢。”她收小音量跟着唱着，把两只腕子搭在方向盘上缘，随着节奏像雨刷器那样左右摆动两只手掌，身体随之扭动，头也摇晃着。她唱歌很好听，就像是在公园里漫不经心地走路，并不是以一百公里时速开车。我一直想提醒她驾驶员不应该让别的乘员对安全担惊受怕。就是这句话，直到最后她把我以同样危险的方式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机场也没说出口。后来我竟然睡了一个小时。醒来时到了纳霍德卡，离弗兰格里不远了。维加停下车，在一个草草涂着蓝色油漆的小卖店买了两瓶水，拧开一瓶递给我。刚才一气行驶了三个小时，我的腿酸疼，老毛病颈椎也疼起来。而维加却是青春活力蹦蹦跳跳地走路，上车前双手按膝压了几下腿。她的皮肤晒成了漂亮的浅棕色，穿着牛仔短裤。坐在旁边，我可不想去溜看她的腿和深凹的乳沟。我们平静相处，这样很好。我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为了我的写作计划做些事先的调查和采访。为什么要去弗兰戈里小镇，是要见一位老朋友。她作为俄罗斯滨海地区冬泳队的队长，从1996年起每年一月初，带五六名队员来哈尔滨参加一个月的冬泳活动。经费由中方一家策划冬泳活动的公司提供。我们是在1998年认识的。队员里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和小男孩，也有四十多岁的男人或女人。还有她的妈妈妮娜。妈妈妮娜2011年去世了，九十二岁。队长名叫达西亚。今年七十一岁了。两天前维加帮我用几种方法联系她，都没有回音。我只有她十年前的名片，有座机电话和传真号码。这早已经被智能手机代替了，没人用了。还没联系到达西亚，我决定直接去这个小镇，一定会找到她。以前她说，如果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定给她打电话，她会开车接我去她家乡弗兰格里，看那一片静静的美丽的“神话海湾”。几百年来，坐落在海岸起伏山丘上的弗兰格里小镇一直传说着这个神话故事：一年夏天的夜里，有三只白色海豚爬到岸上，在明亮的月光下变成美丽的姑娘。她们唱着这里的人们从未听过的美妙歌曲。镇上的青年手风琴手廖瓦顺着歌声来到海边，听到的歌儿他都记住了。跑回家去背来手风琴拉起来给姑娘们伴奏。她们快乐地唱了一夜直到东方的岛屿后面现出了一条亮光。镇上的人知道这件事时，是渔夫什巴金看到那架手风琴拉开长长的风箱，翻滚着被浪推上沙滩又拖回海里再推上来。廖瓦从此再没回来。
“这是弗兰格里的神话故事，不是真的。”
給我们讲完了，达西亚瞪着眼睛认真地一再说明。
就是为了这几个原因，再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见她。哦，还有，我想走进俄罗斯人的家里坐一坐，喝着从大茶炊的笼头里注进茶杯里的红茶，吃一片黑面包，抹上一层家制的果酱，还有腌制的酸黄瓜、酸柿子、腌青鱼或腌生肥猪肉，加上味道像浓酸奶的西米丹，也可能会一仰脖子倒进嗓子里一小杯沃特卡酒。我打算真切如实地体会现在普通俄罗斯人的家庭生活，比较一下存在我脑子里久远的记忆和俄国小说家们描写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我们到了弗兰格里。找到了十年前名片上的地址。一个在楼下遛狗的四十几岁眉毛浓厚的男人，站在树荫下仔细地和维加说着话。
我们按照此人的指点开车离开了这幢五层楼，找到了慢坡下达西亚的儿媳妇开的装饰材料商店。在一幢楼角有几步梯阶连着平台，紧靠着平台有一棵粗大的柞树遮蔽着阳光。上了平台推门进去，屋子不算大也很整洁，也许有三十平方米。摆了些各种面材的样板。讲明了来意后，她的儿媳妇把电话号码写给了维加。她既没让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坐下也没给我们弄水喝。维加给达西亚的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维加告诉我：达西亚不会马上来，要等一会儿。我们很渴，向儿媳妇索要了水，她说只有热水。我想热水也可以，加上一点茶，这可不错。可她没有挪动靠着样品架子的肩膀。维加在耳边告诉我到小卖店买瓶装凉水吧。我们转身要走出去的时候，儿媳妇的电话响了，我听到她说“妈妈，我这里没有钱”。我想达西亚正在和儿媳妇交代什么事。十几分钟后我们从小卖店往回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了敦实体厚的达西亚，穿着过长的红色运动衣站在平台上的树荫下。她开始并没有显出多热情，面容好像有些为难。她充满好奇和不解地看着我，露出两颗金色闪光的门牙。我上了台阶走近她，她的头发全白了，个子不高，应该在一米五五。她正在等待解开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不解事实。她换了新的表情，像含了一大口水那样闭紧嘴笑着看我，眼睛放出热情的光芒。她用中国话喊着：“你好！喂呀呀，你好！”立刻又高声重复一遍。下边的一只小狗也跟着叫起来。
“你好，达西亚。我来看你。”维加翻译给她。
“为什么？这么远从哈尔滨来来看我？”维加翻译给我。
我向她说明我是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作我的下一本书的调查和采访，顺便来看她。“很多年前你说如果我来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定来弗兰格里，还去看‘神话海湾’。”我又补充了刚刚想起来的这个久远的邀请。 她靠在平台的护栏上，茂密的枝叶在她的头上方轻轻摇动。我们聊了起来，她讲述原来冬泳队员欧丽亚已经长大了去了弗拉迪欧斯托克工作，小伙子迪马也去了莫斯科那边，总之年轻人都离开这里了。她一边呵呵地笑着，对我的到来仍然是不可思议。摇着头重复着：“喂呀呀，喂呀呀！”她拿出了一个很旧的手机，按了几次也没开机。手机里大声说着中国的语音提示。她告诉我们手机是哈尔滨朋友给她的。她要找嘎丽娅。嘎丽娅是她们去哈尔滨的冬泳队成员，五十多岁。那次我请她们六个人吃饭我见过她，是个当过兵的女人，带着一台无价之宝般的徕卡3A磨得露出铜的老相机。电话没有打出去。达西亚的儿子从装饰材料商店里走出来，和母亲笑呵呵地说了几句话，并没和我们打招呼，就下了楼梯。在拐角解开那只拴着的小狗，朝自己的面包车走去。他的妻子也出来了，锁上门。我们还要站在这儿聊天吗？没有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吗？我这么想。这是个坐落在缓缓起伏的矮山上的小镇，分散着十几幢五层楼房。有小卖店，有手机电脑商店，有医院，一定还有小剧场。我看到儿媳妇也坐进车里。儿子的车开走了，喷出黑色的浓烟。达西亚说我们去嘎丽娅家找她吧，就一起朝维加的车走去。沿着海边只能两辆车通过的柏油路开了十几分钟，在左边的一个沙石路口绕了进去，继续向里面开。不远是几幢老旧的五层楼。车在一幢灰色砖楼前的小路上停下了，路边是两排高大的榆树椴树柞树和茂密的洋甘草花。四周很干净，没有任何垃圾。达西亚走过去按下锈迹斑斑的铁门上的分户门铃。我注意到头顶上的凉台护栏都生了锈。有一个凉台上挂着几件洗好的衣服被太阳晒和海风吹得干硬，好像挂了几天了。但是，一阵孩子们的吵嚷嬉闹声宣告着世界上一切都在生机勃勃地进行着，无须旁人担忧。有六個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女孩子由右边的一幢楼角处欢叫着跑了过来，小学校放假了。那幢楼在一个坡上面，坡地上长满鲜绿的青草开着茂密的黄色的小花。一个浅棕色头发约摸十岁个子最高的男孩子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跑过我的身边，朝我看了看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我向一个刚跑过去年龄小的男孩问好，他站住了。怯生生走过来用一双灰色明澈的眼睛向上望着我回答“你好”，然后畏惧地低下头从我面前转过去，接着快步跑进了他们的队伍。然而，他兜了一个小弯子，又跑回对面一棵大树下，抓住从树干上吊下来的一根粗麻绳，荡来荡去，并且好奇地偷着看我这个罕见的中国人。达西亚从楼里走了出来，告诉我们嘎丽亚出去了，只有她的妈妈在家。她站在原地有些犯愁了，这看看那看看没有了主意。想了一会儿，我们就进了车子里。她和翻译快速地讲着俄语。维加告诉我，达西亚要带我们看一看有名的“东方港”，再看看那个美丽的“神话海湾”。过了一会儿维加又庄重地大声告诉我：“她说，你们来了我要请你们吃饭。”维加的脖子像弹簧一样快乐地摆动几下。
车子开了二十几分钟，按照达西亚指的路，停在了海岸上。远远的海港呈现在眼前。那里停靠着的几艘大货轮，密密层层像鹤颈似的吊车高高地仰着脖子。对面的丘陵上空停留着一大朵一大朵软软绵绵的白云，直延续到我们的头上方。
“东方港！东方港！”达西亚用中国话喊起来，像孩子一样高兴。
我问：“神话海湾在这里吗？”达西亚回答着我，翻译维加没留意也就没翻译给我。我会意那个美丽的海湾不在这儿。
我拍了照片，我们去“神话海湾”。
车子沿着海滨的路行驶了二十分钟，远远停在了一幢涂着白油漆的平房侧面。在我下车前，维加又翻译给我：达西亚说你要脱下鞋子和袜子在下面的海水里站一会儿。我拒绝了，因为要弄净脚上的细沙子很麻烦。达西亚说：她每天在这个海湾里游泳五公里。
我们走下了几米高的坡岸，站在了海水边缘的沙滩上。
我问：“三个海豚姑娘是到了这里吗？”
达西亚边笑边说：“嗯嗯，我想她们应该在这里，这里的沙子像黄砂糖一样软。”她平展双臂向下按着手掌。
“是在这里发现了手风琴吗？”我指着那边一片宽敞的细沙滩，浪头正涌上来。她们两人正在说话。
有几个人在游泳。一个形体优美棕色皮肤的女人正和她几岁大的儿子嬉戏着，显露着清晰的腹肌和肌肉健美的大腿。实在像古典的雕像。远处一个男人躺着，脸上盖着蓝色的毛巾。再远一点儿，三个男孩子喊叫着从沙滩跑进水里，用力滑动胳膊游向海里。阳光真好，原来那些柔软的云团变得又薄又小又分散。海面上没有任何船只。风很凉爽，一阵一阵拂来拂去很有礼貌很小心似的。我呼吸着海面上怡人的空气，看着身体优美的女人和孩子，听见了远处传来的中学生们清亮快乐的嬉闹声。断崖的沙土岸上，遍布着粉色的秋英花在和煦的风中摇动，一只鸟从天上掠过，叫了几声。没有成群结队的海鸥。我拍了许多照片，那个体型优美的女人看到了我在拍她，就伸开胳膊，变化着身体优美的姿势。我向她点头施礼，并且用俄语致谢。可爱的儿子站在水里拍打着水花看着我有点好奇又莫名其妙。
我们攀上了断土崖岸，朝开始看到的那幢低矮的白色平房走去。在它的外面有草草架起的棚架，设有白布棚顶。我说，还是进屋子里吃饭吧，外面的海浪声大，聊起天来很费嗓子。刚进屋里觉得暗，我们三个人选坐在靠窗户的卡位。服务员正在擦洗杯子。达西亚一直又说又笑。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只管唠叨着她的话题。
达西亚跟年轻的女服务员认识，进门后我听到她像套近乎似的问候，可服务员却显得平淡没说什么。翻译没在意这个细节。从我们坐的位置可以看到“神话海湾”。达西亚说她刚刚吃过不能再吃了。我说喝瓶冷啤酒吧，她呵呵地笑着摇着满是白发的头，举平手掌在喉结上碰了两下。这些都不可以勉强。我和维加点的都一样，一小钵子羊肉汤，两人一份西红柿黄瓜沙拉，一张阿美尼亚烤饼，我要了一瓶冷啤酒。我们两个人吃着，我坐在她们对面，听着达西亚自言自语式的愉快的不问自述。她说她将在八月份去中国大连参加一个5公里游泳邀请赛。她想念她的妈妈妮娜，她六年前去世了，九十二岁。这句话她已经说过几遍。她的表情愉快，开朗乐观，很健谈。谈的内容积极向上。她说本来该请我们去她的家坐坐，可是屋子没收拾太乱了，不好意思让我看到。她说冬天这里很冷，海风有时吹起来两个月都不停歇。暖气管有时会爆裂，屋子里冻了一地的冰。要是冬天不出什么问题就好过得多了。对了，“东方港”快建设好了，那时会有很大的货轮开来。“东方港”和大连港韩国日本都要通航，是远东最大的货物码头。弗兰格里，弗兰格里，我喜欢这里。对，对。我出生在弗兰格里，上小学中学，又去纳霍德卡上高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读美术学院。当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画家。结果这种事那种事发生了各种变化出现了许多难题，我还是回来了。在弗兰格里的中学做了一名美术老师，那时候这里还有中学。和一个喜欢的男人结了婚，有了三个儿子。有一天早上，我们的家庭中没有任何迹象就突然发生地震，他告诉我他要一个人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接着背上背包就走了，离开了我。我自己生活一直到退休到现在。她自言自语地说着：我的生活和大家一样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还行。你快看，她伸出弯曲变形的手指指着窗外：喂呀呀喂呀呀！有件大事你往那边看，那有六艘白色的帆船。两天后要在这里举办帆船比赛。韩国和日本也来。我的小儿子年轻时帆船驾驶得很好，每年参加比赛。 我边吃着边听她不间断的谈话。翻译维加总是利用间隙赶紧吃进几口东西，并且还没全咽下去就开始发声。她用手遮着嘴，咀嚼着把中国话说给我听，我常常听不清楚。不过，达西亚没注意到这点，她一直认为她所讲出来的一切我都听得懂。
我们吃好了，那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把盘子收拾下去。我喝着杯子里的啤酒。这时候达西亚站起身，快步跟上姑娘走近了吧台停下脚步。维加起身去洗手间，经过了她们站着低语的地方。一会儿她们两个人都回来了。达西亚是去买单了，这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人称为“尽地主之谊”吧。达西亚什么也没吃，光请我们，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时候，那个服务员姑娘从门外进来俯在达西亚耳边说了几句，随即直起身表情平淡地离开达西亚走了。达西亚好像腰被打了一拳似的向前挺了一下胸。脸色一下子变得很为难，她仰起脸叹出一口长长的气，不说话，眼睛红了。呆呆地想起什么事似的把脸转向窗外，一只手支在腮上遮住了眼睛不让我看到。过了几分钟，她通红着眼睛先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可怜巴巴的，细声细调和维加说话，不时地还斜过眼睛瞄我一眼。这一阵儿谁都没说话。维加两手不轻不重地拍在桌子上，莫名其妙地直冲着我说：
“她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
我感到很意外很唐突。我放松了一下情绪：“我也有过忘记带钱的事，我正好想请达西亚。”我故作什么事也没注意到和什么也不往心里去的笑嘻嘻的样子。站起身轻轻松松走到吧台，把钱交给了那个服务员姑娘。又从服务员姑娘那里拿回找给我的钱。
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大事，我不见怪也不介意。一切很平常，很正常。我们上了车，离开了“神话海湾”。沉默了一会儿，达西亚突然想起说要送给我两本书，到她家去取。维加听从达西亚的指引，绕了几个大弯子，又上了一段石子坡路。坡路上方出现了六幢五层的楼房，同样老旧。四楼某家人为属于自己所有的那片山墙抹上了水泥砂浆，像贴上了一块补丁。是为了保温，也是为了防止返潮。有的阳台用铁花栅遮挡了起来，锈迹很厚。也有用玻璃窗把阳台整个封闭起来的，大概这樣冬天会好些。楼前的路上有大片积水，停在路边各种汽车的小半个轮胎压在水里。有两个男人从路的一头走过来，边走边说话，老实巴交地望了我这个陌生人一眼，我向他们打了招呼。我跟着达西亚向她住的楼走过去。穿过一片杂草丛生的草坪，许多被子褥子和衣服挂在晾衣竿的铁丝上。有一些搭在了单杆上。我们走进最靠左边的单元门。她手里拿着钥匙，在三楼自己家门前停下脚，打开了房门。她不停地叨叨咕咕的，说的一定是自己的屋子里很乱，别见笑这类的话。我脸上堆起微笑，尽力让她看到一切都很平常。
房间里真是太乱了。她让我看她二十几年来所获得的荣誉，都挂在了正面那面墙上，奖状，奖旗，奖章，照片。有中国方面颁发的也有俄文和日本文字的。地上靠墙立着一排镜框，是她参加各种游泳活动的纪念照片。一张塌陷的布面沙发上也摆满杂七杂八的书或报纸。晚上也许就睡在上面。左面靠墙有一个做工粗糙的玻璃柜。最下面的玻璃打碎了两块。黑糊糊的地毯上扔满了东西，有书有照片，有一只拖鞋，还有毛巾和剪刀及一把勺子。我看到阳台上的水泥板暴露着锈钢筋，水泥脱落了好几处。大概不敢踩上去。说不定哪天风大，就会掉落在下层的阳台上。达西亚给我找出两本有点儿厚度的宣传画册——《NAKHODKA》（纳霍德卡）两本厚薄不一。她翻开《NAKHODKA》找出弗兰格里的那页，照片拍得非常漂亮，海面上飘着蓝色的薄雾遮着远处的“东方港”。她一边翻着画页一边快速地讲解。突然她自己笑起来，是感到自己好笑的那种笑法。我听懂她说出的单词里有“不懂”“不明白”;我想她一定在说：“喂呀呀，我像个傻瓜一样不停地说着俄语，我知道说了你也听不懂，可怎么总是说个没完呢！”还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笑着。接着还是唠叨着俄语。
这时，我发现了值得她最踏实的骄傲。
她把两本画册双手递给我，我用俄语回谢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看见乱得一塌糊涂的厨房，开着门的卫生间和一间黑洞洞的小仓库。这是好长时间也没有整理过的房间，甚至好像一直就没整理过。地毯又脏又粘，像是从汽车修理厂里扔出来的。我下楼，达西亚锁好门，送我到了草坪的对面。维加正站在车旁抽烟。我们三个人站着，又聊了半天。有些话可能和我无关，维加也没翻译。也可能说了些不想让我知道的话。临别前我和达西亚握手再见。
她在车窗外大声喊：“8月，大连，再见！”她总是笑，很快乐。
我们的车回到柏油路上，从车窗看到了在较高地势上的一群楼隐现在大树中，达西亚的家在左边远处的那幢，转瞬，被别的楼和高大的树木遮挡了。我看着手里的两本画册《纳霍得卡》，一本是精装的，一本是简装的。美丽的家乡是她心里的一笔大财富。十几年前她来哈尔滨就时时夸耀纳霍德卡和弗兰格里。维加选到了她喜欢的音乐，那个老调子，又是跟着节奏扭着腰身。车子已经上了高速公路。我看她一眼，她自然而然的，一切都很平常如往。
达西亚“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这件事一开始就使我出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伤感。因为我站在达西亚的心境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羞愧和难过。我反复地仔细回忆和分析着今天见到达西亚的细微情境：开始儿媳妇对电话里说“我这里没有钱”，她的儿子拘谨又客气地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媳妇锁好商店门也和她很客气地说了几句话;我们站在商店门前的平台上，她笨拙地按着手机的按键打不通嘎丽亚的电话。接着又去找嘎丽亚，嘎丽亚没在家;进餐厅后她可怜巴巴和脸色冷漠的服务员姑娘打招呼讨好，后来她在吧台那儿悄声恳求，服务员姑娘在她耳朵旁转告她的话当然是老板不许赊账;她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无助又无奈像大难临头，还不时地向我们这边瞄几眼。连餐厅也不肯赊账让她请我们吃这顿晚餐，这时她走到了绝路。她终于告诉了维加：“我没有钱请你们吃晚餐了。”
我又回忆起达西亚的几个引起我注意的别样神情，最让我不愿看到的就是她和维加悄声说话时的样子。那会儿她侧过去脸，抬起粗壮的胳膊支在桌子上，由于劳作而变了形的手遮挡着涨得通红的脸。她竭力克制自己，让无声的哭泣快点结束。再转回脸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变得更深刻更显眼，嗓子也哑了，说话时要咳一咳清清嗓子。两只不大的眼睛通红，还蓄有泪水。她剪得短短的白发，冷眼看上去像个老头儿。还有，沉默了好一会儿，维加才鼓足勇气冲我说：“她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
我问维加：“请原谅，维加我想问，在这里退休金一般多少钱呢？”她眯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说：“一万八千卢布很少吗？很少。合人民币两千多元，真的不够用。我的外公两万三千卢布，他是1956年开始工作的。真的很少。不过，也行，都差不多。”维加也许知道达西亚在前面已经千方百计地想要借到点钱，只是不想对我多解释。也许她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所分析的结论不会错。
维加告诉过我：“她的家很乱，不想让你看到她的家。”可最后还是让我走进了她家里，看到了她的家。她纠正了开始的爱面子，让我看到她真实的生活。也让我从画报上看到比她的讲解更要美好的家乡，这是世界上任什么地方也不可能与之相比的。我要是提前联系到达西亚，大概她就会把房间认真打扮起来。
我不认为她如此邋遢有什么理由。一个人，不管男人或女人，都应该整理好自己的家。我想，这里的普通人也不都会是这样过日子吧。
一下子，我的心情变得悲壮起来，以至有一阵子脑袋卡住了。在想起照片上和达西亚并排站着的冬泳队另外三个年轻人时，竟然怎么也记不起本来记得很清晰的名字。
是的，达西亚没有借到钱来请我们吃晚餐。
餐厅也不给她赊账。当达西亚在车子里说出要请我们吃饭，是她认定可以从有点熟悉的服务员姑娘那里得到帮助赊到这顿饭钱。这是最后的机会她只有这么做，她原本认为没问题的。为此她开始见到服务员姑娘的一刻就表现出哀求般的亲切。
一切都不如愿，怎么也做不到了，她哭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沉重。
我对达西亚的感激之情瞬间湧满了喉咙！
我向后仰着头，生怕泪水从眼睛里溢出。我不想让维加看到。
此时，达西亚早已经进了自己的家里了吧？我这么想。
她会不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烧好一壶开水沏一杯热茶或咖啡，用心做好一顿晚饭来给自己吃呢？
也许她正坐在那张塌陷的旧沙发上发呆呢。
请你为自己用心做一顿晚饭吧。
作者简介：胡泓，哈尔滨人。1968年知青“北大荒”，经营的“露西亚餐厅”在哈尔滨市别具一格。1980年代初发表小说。以写作为余生主要生存内容。
巨大又漫长的橘红色油罐车和我们靠得很近并行，维加歪下头看过去一眼，嘴角浮出微笑。开车是绝对有默契定规的。俄罗斯也有它的默契定规，只要上了路，大家都清楚对方的自信程度。之间像存在着一条无形的安全隔离带，表面有些惊险。当然意料之外的事也不少发生。
“这个歌曲我很喜欢。”她收小音量跟着唱着，把两只腕子搭在方向盘上缘，随着节奏像雨刷器那样左右摆动两只手掌，身体随之扭动，头也摇晃着。她唱歌很好听，就像是在公园里漫不经心地走路，并不是以一百公里时速开车。我一直想提醒她驾驶员不应该让别的乘员对安全担惊受怕。就是这句话，直到最后她把我以同样危险的方式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机场也没说出口。后来我竟然睡了一个小时。醒来时到了纳霍德卡，离弗兰格里不远了。维加停下车，在一个草草涂着蓝色油漆的小卖店买了两瓶水，拧开一瓶递给我。刚才一气行驶了三个小时，我的腿酸疼，老毛病颈椎也疼起来。而维加却是青春活力蹦蹦跳跳地走路，上车前双手按膝压了几下腿。她的皮肤晒成了漂亮的浅棕色，穿着牛仔短裤。坐在旁边，我可不想去溜看她的腿和深凹的乳沟。我们平静相处，这样很好。我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为了我的写作计划做些事先的调查和采访。为什么要去弗兰戈里小镇，是要见一位老朋友。她作为俄罗斯滨海地区冬泳队的队长，从1996年起每年一月初，带五六名队员来哈尔滨参加一个月的冬泳活动。经费由中方一家策划冬泳活动的公司提供。我们是在1998年认识的。队员里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和小男孩，也有四十多岁的男人或女人。还有她的妈妈妮娜。妈妈妮娜2011年去世了，九十二岁。队长名叫达西亚。今年七十一岁了。两天前维加帮我用几种方法联系她，都没有回音。我只有她十年前的名片，有座机电话和传真号码。这早已经被智能手机代替了，没人用了。还没联系到达西亚，我决定直接去这个小镇，一定会找到她。以前她说，如果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定给她打电话，她会开车接我去她家乡弗兰格里，看那一片静静的美丽的“神话海湾”。几百年来，坐落在海岸起伏山丘上的弗兰格里小镇一直传说着这个神话故事：一年夏天的夜里，有三只白色海豚爬到岸上，在明亮的月光下变成美丽的姑娘。她们唱着这里的人们从未听过的美妙歌曲。镇上的青年手风琴手廖瓦顺着歌声来到海边，听到的歌儿他都记住了。跑回家去背来手风琴拉起来给姑娘们伴奏。她们快乐地唱了一夜直到东方的岛屿后面现出了一条亮光。镇上的人知道这件事时，是渔夫什巴金看到那架手风琴拉开长长的风箱，翻滚着被浪推上沙滩又拖回海里再推上来。廖瓦从此再没回来。
“这是弗兰格里的神话故事，不是真的。”
給我们讲完了，达西亚瞪着眼睛认真地一再说明。
就是为了这几个原因，再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见她。哦，还有，我想走进俄罗斯人的家里坐一坐，喝着从大茶炊的笼头里注进茶杯里的红茶，吃一片黑面包，抹上一层家制的果酱，还有腌制的酸黄瓜、酸柿子、腌青鱼或腌生肥猪肉，加上味道像浓酸奶的西米丹，也可能会一仰脖子倒进嗓子里一小杯沃特卡酒。我打算真切如实地体会现在普通俄罗斯人的家庭生活，比较一下存在我脑子里久远的记忆和俄国小说家们描写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我们到了弗兰格里。找到了十年前名片上的地址。一个在楼下遛狗的四十几岁眉毛浓厚的男人，站在树荫下仔细地和维加说着话。
我们按照此人的指点开车离开了这幢五层楼，找到了慢坡下达西亚的儿媳妇开的装饰材料商店。在一幢楼角有几步梯阶连着平台，紧靠着平台有一棵粗大的柞树遮蔽着阳光。上了平台推门进去，屋子不算大也很整洁，也许有三十平方米。摆了些各种面材的样板。讲明了来意后，她的儿媳妇把电话号码写给了维加。她既没让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坐下也没给我们弄水喝。维加给达西亚的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维加告诉我：达西亚不会马上来，要等一会儿。我们很渴，向儿媳妇索要了水，她说只有热水。我想热水也可以，加上一点茶，这可不错。可她没有挪动靠着样品架子的肩膀。维加在耳边告诉我到小卖店买瓶装凉水吧。我们转身要走出去的时候，儿媳妇的电话响了，我听到她说“妈妈，我这里没有钱”。我想达西亚正在和儿媳妇交代什么事。十几分钟后我们从小卖店往回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了敦实体厚的达西亚，穿着过长的红色运动衣站在平台上的树荫下。她开始并没有显出多热情，面容好像有些为难。她充满好奇和不解地看着我，露出两颗金色闪光的门牙。我上了台阶走近她，她的头发全白了，个子不高，应该在一米五五。她正在等待解开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不解事实。她换了新的表情，像含了一大口水那样闭紧嘴笑着看我，眼睛放出热情的光芒。她用中国话喊着：“你好！喂呀呀，你好！”立刻又高声重复一遍。下边的一只小狗也跟着叫起来。
“你好，达西亚。我来看你。”维加翻译给她。
“为什么？这么远从哈尔滨来来看我？”维加翻译给我。
我向她说明我是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作我的下一本书的调查和采访，顺便来看她。“很多年前你说如果我来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定来弗兰格里，还去看‘神话海湾’。”我又补充了刚刚想起来的这个久远的邀请。 她靠在平台的护栏上，茂密的枝叶在她的头上方轻轻摇动。我们聊了起来，她讲述原来冬泳队员欧丽亚已经长大了去了弗拉迪欧斯托克工作，小伙子迪马也去了莫斯科那边，总之年轻人都离开这里了。她一边呵呵地笑着，对我的到来仍然是不可思议。摇着头重复着：“喂呀呀，喂呀呀！”她拿出了一个很旧的手机，按了几次也没开机。手机里大声说着中国的语音提示。她告诉我们手机是哈尔滨朋友给她的。她要找嘎丽娅。嘎丽娅是她们去哈尔滨的冬泳队成员，五十多岁。那次我请她们六个人吃饭我见过她，是个当过兵的女人，带着一台无价之宝般的徕卡3A磨得露出铜的老相机。电话没有打出去。达西亚的儿子从装饰材料商店里走出来，和母亲笑呵呵地说了几句话，并没和我们打招呼，就下了楼梯。在拐角解开那只拴着的小狗，朝自己的面包车走去。他的妻子也出来了，锁上门。我们还要站在这儿聊天吗？没有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吗？我这么想。这是个坐落在缓缓起伏的矮山上的小镇，分散着十几幢五层楼房。有小卖店，有手机电脑商店，有医院，一定还有小剧场。我看到儿媳妇也坐进车里。儿子的车开走了，喷出黑色的浓烟。达西亚说我们去嘎丽娅家找她吧，就一起朝维加的车走去。沿着海边只能两辆车通过的柏油路开了十几分钟，在左边的一个沙石路口绕了进去，继续向里面开。不远是几幢老旧的五层楼。车在一幢灰色砖楼前的小路上停下了，路边是两排高大的榆树椴树柞树和茂密的洋甘草花。四周很干净，没有任何垃圾。达西亚走过去按下锈迹斑斑的铁门上的分户门铃。我注意到头顶上的凉台护栏都生了锈。有一个凉台上挂着几件洗好的衣服被太阳晒和海风吹得干硬，好像挂了几天了。但是，一阵孩子们的吵嚷嬉闹声宣告着世界上一切都在生机勃勃地进行着，无须旁人担忧。有六個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女孩子由右边的一幢楼角处欢叫着跑了过来，小学校放假了。那幢楼在一个坡上面，坡地上长满鲜绿的青草开着茂密的黄色的小花。一个浅棕色头发约摸十岁个子最高的男孩子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跑过我的身边，朝我看了看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我向一个刚跑过去年龄小的男孩问好，他站住了。怯生生走过来用一双灰色明澈的眼睛向上望着我回答“你好”，然后畏惧地低下头从我面前转过去，接着快步跑进了他们的队伍。然而，他兜了一个小弯子，又跑回对面一棵大树下，抓住从树干上吊下来的一根粗麻绳，荡来荡去，并且好奇地偷着看我这个罕见的中国人。达西亚从楼里走了出来，告诉我们嘎丽亚出去了，只有她的妈妈在家。她站在原地有些犯愁了，这看看那看看没有了主意。想了一会儿，我们就进了车子里。她和翻译快速地讲着俄语。维加告诉我，达西亚要带我们看一看有名的“东方港”，再看看那个美丽的“神话海湾”。过了一会儿维加又庄重地大声告诉我：“她说，你们来了我要请你们吃饭。”维加的脖子像弹簧一样快乐地摆动几下。
车子开了二十几分钟，按照达西亚指的路，停在了海岸上。远远的海港呈现在眼前。那里停靠着的几艘大货轮，密密层层像鹤颈似的吊车高高地仰着脖子。对面的丘陵上空停留着一大朵一大朵软软绵绵的白云，直延续到我们的头上方。
“东方港！东方港！”达西亚用中国话喊起来，像孩子一样高兴。
我问：“神话海湾在这里吗？”达西亚回答着我，翻译维加没留意也就没翻译给我。我会意那个美丽的海湾不在这儿。
我拍了照片，我们去“神话海湾”。
车子沿着海滨的路行驶了二十分钟，远远停在了一幢涂着白油漆的平房侧面。在我下车前，维加又翻译给我：达西亚说你要脱下鞋子和袜子在下面的海水里站一会儿。我拒绝了，因为要弄净脚上的细沙子很麻烦。达西亚说：她每天在这个海湾里游泳五公里。
我们走下了几米高的坡岸，站在了海水边缘的沙滩上。
我问：“三个海豚姑娘是到了这里吗？”
达西亚边笑边说：“嗯嗯，我想她们应该在这里，这里的沙子像黄砂糖一样软。”她平展双臂向下按着手掌。
“是在这里发现了手风琴吗？”我指着那边一片宽敞的细沙滩，浪头正涌上来。她们两人正在说话。
有几个人在游泳。一个形体优美棕色皮肤的女人正和她几岁大的儿子嬉戏着，显露着清晰的腹肌和肌肉健美的大腿。实在像古典的雕像。远处一个男人躺着，脸上盖着蓝色的毛巾。再远一点儿，三个男孩子喊叫着从沙滩跑进水里，用力滑动胳膊游向海里。阳光真好，原来那些柔软的云团变得又薄又小又分散。海面上没有任何船只。风很凉爽，一阵一阵拂来拂去很有礼貌很小心似的。我呼吸着海面上怡人的空气，看着身体优美的女人和孩子，听见了远处传来的中学生们清亮快乐的嬉闹声。断崖的沙土岸上，遍布着粉色的秋英花在和煦的风中摇动，一只鸟从天上掠过，叫了几声。没有成群结队的海鸥。我拍了许多照片，那个体型优美的女人看到了我在拍她，就伸开胳膊，变化着身体优美的姿势。我向她点头施礼，并且用俄语致谢。可爱的儿子站在水里拍打着水花看着我有点好奇又莫名其妙。
我们攀上了断土崖岸，朝开始看到的那幢低矮的白色平房走去。在它的外面有草草架起的棚架，设有白布棚顶。我说，还是进屋子里吃饭吧，外面的海浪声大，聊起天来很费嗓子。刚进屋里觉得暗，我们三个人选坐在靠窗户的卡位。服务员正在擦洗杯子。达西亚一直又说又笑。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只管唠叨着她的话题。
达西亚跟年轻的女服务员认识，进门后我听到她像套近乎似的问候，可服务员却显得平淡没说什么。翻译没在意这个细节。从我们坐的位置可以看到“神话海湾”。达西亚说她刚刚吃过不能再吃了。我说喝瓶冷啤酒吧，她呵呵地笑着摇着满是白发的头，举平手掌在喉结上碰了两下。这些都不可以勉强。我和维加点的都一样，一小钵子羊肉汤，两人一份西红柿黄瓜沙拉，一张阿美尼亚烤饼，我要了一瓶冷啤酒。我们两个人吃着，我坐在她们对面，听着达西亚自言自语式的愉快的不问自述。她说她将在八月份去中国大连参加一个5公里游泳邀请赛。她想念她的妈妈妮娜，她六年前去世了，九十二岁。这句话她已经说过几遍。她的表情愉快，开朗乐观，很健谈。谈的内容积极向上。她说本来该请我们去她的家坐坐，可是屋子没收拾太乱了，不好意思让我看到。她说冬天这里很冷，海风有时吹起来两个月都不停歇。暖气管有时会爆裂，屋子里冻了一地的冰。要是冬天不出什么问题就好过得多了。对了，“东方港”快建设好了，那时会有很大的货轮开来。“东方港”和大连港韩国日本都要通航，是远东最大的货物码头。弗兰格里，弗兰格里，我喜欢这里。对，对。我出生在弗兰格里，上小学中学，又去纳霍德卡上高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读美术学院。当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画家。结果这种事那种事发生了各种变化出现了许多难题，我还是回来了。在弗兰格里的中学做了一名美术老师，那时候这里还有中学。和一个喜欢的男人结了婚，有了三个儿子。有一天早上，我们的家庭中没有任何迹象就突然发生地震，他告诉我他要一个人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接着背上背包就走了，离开了我。我自己生活一直到退休到现在。她自言自语地说着：我的生活和大家一样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还行。你快看，她伸出弯曲变形的手指指着窗外：喂呀呀喂呀呀！有件大事你往那边看，那有六艘白色的帆船。两天后要在这里举办帆船比赛。韩国和日本也来。我的小儿子年轻时帆船驾驶得很好，每年参加比赛。 我边吃着边听她不间断的谈话。翻译维加总是利用间隙赶紧吃进几口东西，并且还没全咽下去就开始发声。她用手遮着嘴，咀嚼着把中国话说给我听，我常常听不清楚。不过，达西亚没注意到这点，她一直认为她所讲出来的一切我都听得懂。
我们吃好了，那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把盘子收拾下去。我喝着杯子里的啤酒。这时候达西亚站起身，快步跟上姑娘走近了吧台停下脚步。维加起身去洗手间，经过了她们站着低语的地方。一会儿她们两个人都回来了。达西亚是去买单了，这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人称为“尽地主之谊”吧。达西亚什么也没吃，光请我们，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时候，那个服务员姑娘从门外进来俯在达西亚耳边说了几句，随即直起身表情平淡地离开达西亚走了。达西亚好像腰被打了一拳似的向前挺了一下胸。脸色一下子变得很为难，她仰起脸叹出一口长长的气，不说话，眼睛红了。呆呆地想起什么事似的把脸转向窗外，一只手支在腮上遮住了眼睛不让我看到。过了几分钟，她通红着眼睛先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可怜巴巴的，细声细调和维加说话，不时地还斜过眼睛瞄我一眼。这一阵儿谁都没说话。维加两手不轻不重地拍在桌子上，莫名其妙地直冲着我说：
“她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
我感到很意外很唐突。我放松了一下情绪：“我也有过忘记带钱的事，我正好想请达西亚。”我故作什么事也没注意到和什么也不往心里去的笑嘻嘻的样子。站起身轻轻松松走到吧台，把钱交给了那个服务员姑娘。又从服务员姑娘那里拿回找给我的钱。
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大事，我不见怪也不介意。一切很平常，很正常。我们上了车，离开了“神话海湾”。沉默了一会儿，达西亚突然想起说要送给我两本书，到她家去取。维加听从达西亚的指引，绕了几个大弯子，又上了一段石子坡路。坡路上方出现了六幢五层的楼房，同样老旧。四楼某家人为属于自己所有的那片山墙抹上了水泥砂浆，像贴上了一块补丁。是为了保温，也是为了防止返潮。有的阳台用铁花栅遮挡了起来，锈迹很厚。也有用玻璃窗把阳台整个封闭起来的，大概这樣冬天会好些。楼前的路上有大片积水，停在路边各种汽车的小半个轮胎压在水里。有两个男人从路的一头走过来，边走边说话，老实巴交地望了我这个陌生人一眼，我向他们打了招呼。我跟着达西亚向她住的楼走过去。穿过一片杂草丛生的草坪，许多被子褥子和衣服挂在晾衣竿的铁丝上。有一些搭在了单杆上。我们走进最靠左边的单元门。她手里拿着钥匙，在三楼自己家门前停下脚，打开了房门。她不停地叨叨咕咕的，说的一定是自己的屋子里很乱，别见笑这类的话。我脸上堆起微笑，尽力让她看到一切都很平常。
房间里真是太乱了。她让我看她二十几年来所获得的荣誉，都挂在了正面那面墙上，奖状，奖旗，奖章，照片。有中国方面颁发的也有俄文和日本文字的。地上靠墙立着一排镜框，是她参加各种游泳活动的纪念照片。一张塌陷的布面沙发上也摆满杂七杂八的书或报纸。晚上也许就睡在上面。左面靠墙有一个做工粗糙的玻璃柜。最下面的玻璃打碎了两块。黑糊糊的地毯上扔满了东西，有书有照片，有一只拖鞋，还有毛巾和剪刀及一把勺子。我看到阳台上的水泥板暴露着锈钢筋，水泥脱落了好几处。大概不敢踩上去。说不定哪天风大，就会掉落在下层的阳台上。达西亚给我找出两本有点儿厚度的宣传画册——《NAKHODKA》（纳霍德卡）两本厚薄不一。她翻开《NAKHODKA》找出弗兰格里的那页，照片拍得非常漂亮，海面上飘着蓝色的薄雾遮着远处的“东方港”。她一边翻着画页一边快速地讲解。突然她自己笑起来，是感到自己好笑的那种笑法。我听懂她说出的单词里有“不懂”“不明白”;我想她一定在说：“喂呀呀，我像个傻瓜一样不停地说着俄语，我知道说了你也听不懂，可怎么总是说个没完呢！”还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笑着。接着还是唠叨着俄语。
这时，我发现了值得她最踏实的骄傲。
她把两本画册双手递给我，我用俄语回谢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看见乱得一塌糊涂的厨房，开着门的卫生间和一间黑洞洞的小仓库。这是好长时间也没有整理过的房间，甚至好像一直就没整理过。地毯又脏又粘，像是从汽车修理厂里扔出来的。我下楼，达西亚锁好门，送我到了草坪的对面。维加正站在车旁抽烟。我们三个人站着，又聊了半天。有些话可能和我无关，维加也没翻译。也可能说了些不想让我知道的话。临别前我和达西亚握手再见。
她在车窗外大声喊：“8月，大连，再见！”她总是笑，很快乐。
我们的车回到柏油路上，从车窗看到了在较高地势上的一群楼隐现在大树中，达西亚的家在左边远处的那幢，转瞬，被别的楼和高大的树木遮挡了。我看着手里的两本画册《纳霍得卡》，一本是精装的，一本是简装的。美丽的家乡是她心里的一笔大财富。十几年前她来哈尔滨就时时夸耀纳霍德卡和弗兰格里。维加选到了她喜欢的音乐，那个老调子，又是跟着节奏扭着腰身。车子已经上了高速公路。我看她一眼，她自然而然的，一切都很平常如往。
达西亚“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这件事一开始就使我出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伤感。因为我站在达西亚的心境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羞愧和难过。我反复地仔细回忆和分析着今天见到达西亚的细微情境：开始儿媳妇对电话里说“我这里没有钱”，她的儿子拘谨又客气地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媳妇锁好商店门也和她很客气地说了几句话;我们站在商店门前的平台上，她笨拙地按着手机的按键打不通嘎丽亚的电话。接着又去找嘎丽亚，嘎丽亚没在家;进餐厅后她可怜巴巴和脸色冷漠的服务员姑娘打招呼讨好，后来她在吧台那儿悄声恳求，服务员姑娘在她耳朵旁转告她的话当然是老板不许赊账;她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无助又无奈像大难临头，还不时地向我们这边瞄几眼。连餐厅也不肯赊账让她请我们吃这顿晚餐，这时她走到了绝路。她终于告诉了维加：“我没有钱请你们吃晚餐了。”
我又回忆起达西亚的几个引起我注意的别样神情，最让我不愿看到的就是她和维加悄声说话时的样子。那会儿她侧过去脸，抬起粗壮的胳膊支在桌子上，由于劳作而变了形的手遮挡着涨得通红的脸。她竭力克制自己，让无声的哭泣快点结束。再转回脸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变得更深刻更显眼，嗓子也哑了，说话时要咳一咳清清嗓子。两只不大的眼睛通红，还蓄有泪水。她剪得短短的白发，冷眼看上去像个老头儿。还有，沉默了好一会儿，维加才鼓足勇气冲我说：“她没有钱请我们吃晚餐。”
我问维加：“请原谅，维加我想问，在这里退休金一般多少钱呢？”她眯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说：“一万八千卢布很少吗？很少。合人民币两千多元，真的不够用。我的外公两万三千卢布，他是1956年开始工作的。真的很少。不过，也行，都差不多。”维加也许知道达西亚在前面已经千方百计地想要借到点钱，只是不想对我多解释。也许她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所分析的结论不会错。
维加告诉过我：“她的家很乱，不想让你看到她的家。”可最后还是让我走进了她家里，看到了她的家。她纠正了开始的爱面子，让我看到她真实的生活。也让我从画报上看到比她的讲解更要美好的家乡，这是世界上任什么地方也不可能与之相比的。我要是提前联系到达西亚，大概她就会把房间认真打扮起来。
我不认为她如此邋遢有什么理由。一个人，不管男人或女人，都应该整理好自己的家。我想，这里的普通人也不都会是这样过日子吧。
一下子，我的心情变得悲壮起来，以至有一阵子脑袋卡住了。在想起照片上和达西亚并排站着的冬泳队另外三个年轻人时，竟然怎么也记不起本来记得很清晰的名字。
是的，达西亚没有借到钱来请我们吃晚餐。
餐厅也不给她赊账。当达西亚在车子里说出要请我们吃饭，是她认定可以从有点熟悉的服务员姑娘那里得到帮助赊到这顿饭钱。这是最后的机会她只有这么做，她原本认为没问题的。为此她开始见到服务员姑娘的一刻就表现出哀求般的亲切。
一切都不如愿，怎么也做不到了，她哭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沉重。
我对达西亚的感激之情瞬间湧满了喉咙！
我向后仰着头，生怕泪水从眼睛里溢出。我不想让维加看到。
此时，达西亚早已经进了自己的家里了吧？我这么想。
她会不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烧好一壶开水沏一杯热茶或咖啡，用心做好一顿晚饭来给自己吃呢？
也许她正坐在那张塌陷的旧沙发上发呆呢。
请你为自己用心做一顿晚饭吧。
作者简介：胡泓，哈尔滨人。1968年知青“北大荒”，经营的“露西亚餐厅”在哈尔滨市别具一格。1980年代初发表小说。以写作为余生主要生存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