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或事业，当与社会、经济、政治等或某一方面出现较为严重的不协调时，国家会认为教育某方面出了问题，从而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现问题的原因。这即是本文所说的教育问题的归因。在国家对教育问题归因以后，会针对某些方面的问题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改革。但在注重改革的同时，却忽略了“教育发展”——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教育事业持续高效推进，教育设施不断改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效率不断提升，为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自身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良性因素等等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这个忽略从而出现一种不理性的现象，即为了改革而改革，把原本科学合理的应该继续作为发展重点的内容也改革掉了。在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会对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进行侧重，这个方面或这些方面即构成该阶段教育发展的重点。这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其科学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进行探析。由于教育问题归因与教育改革措施之间存在较高密度的对应关系，但它与教育发展的重点之间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教育问题归因是针对教育某些方面总结的，并没有或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对教育这个系统工程作全面、辩证的梳理分析。因此，把教育改革的措施当成是教育发展重点的作法在理论上是逻辑不清的，在实践上是可能给教育事业带来较大损失的，必须厘清三者之间、尤其是教育改革措施和教育发展重点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此笔者结合苏联50年代、60年代的教育改革之实例分析得出，管中窥豹，或有偏颇，谨以此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同仁对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问题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一　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为胜利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战争给苏联教育带来莫大的损失：84000所各类学校和科研机构以及43000个图书馆和文化教育设施被毁灭或洗劫，一大批教师牺牲于战场或被法西斯迫害。
　　1949年到1950年，苏联实施了国民经济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教育得到很快的恢复。“第一个战后五年计划在苏联学校网和学生人数方面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例如，预定使小学、七年制学校和中学的数目在1950年达到19.3万所，学生人数达到3180万人，实际上1950-1951学年，开办的普通学校超过22万所，其中学习的学生约3500万人。
　　进入50年代以后，苏联开始实施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与此同时，苏联的教育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教育自身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如“教育学与生活脱节……教条主义和书呆子气”，中学毕业生升学矛盾日益尖锐，受教育青年脱离生活、不参加体力劳动和公益劳动，学生思想品德和纪律存在问题等等。
　　针对种种问题，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和政府进行了归因并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在1956年第9期《苏维埃教育学》中有一篇社论《克服个人主义在教育学中的后果》，把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归结于斯大林时期在教育方面的决定和举措，即使在当时是“正确和极其重要的”，都要考虑认真加以修改。主张改革，进行“非斯大林化”。在用以指导苏联1958年教育改革的《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以下简称《法律》)中，把教育问题的直接原因归结于学校教育缺乏综合劳动教育、“教育脱离生活、学校毕业生从事实际生活的准备很差”。于是，《法律》以普通教育、特别是完全中学教育为中心展开改革，其涉及的内容括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苏联二战后50年代教育改革前教育的确取得很大的发展，“苏联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已经进入到世界的最前列，在培养专家的速度和质量方面已经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标志着原苏联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开创了人类科学的新纪元。苏联教育本该由此持续发展，以获得更大的成就，遗憾的是，他们错把改革措施当成发展的重点，使教育发展偏离了原有的正确轨道。美国1958年也进行了改革，他们努力学习苏联30年代以后50年代改革以前一贯实施的注重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教育，而苏联则把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加强劳动上。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厘清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才抛弃了普适的及基本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二　苏联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改革
　　
　　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实施多年以后，苏联的教育问题并没有减少，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在许多方面教育甚至有退步的现象。196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勃烈日理夫讲到，苏联今天令全世界吃惊的科学和文化成就是“以前”奠定的。其肯定的“以前”，主旨是歌颂列宁，也含糊地肯定了斯大林时代的教育，从而否定赫鲁晓夫时代的教育。在60年代，苏联开始新一轮教育改革，重点是把教育的重点转回到提高教学质量，这就把加强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列在首位，而一味强调加强科学基础知识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混同起来，从而出现为了改革而改革、一竿子否定赫鲁晓夫时代的教育改革措施，以致没有把赫鲁晓夫教育改革中注意教育与生活结合这一应该继续发展的内容承继下来的不理性现象。
　　
　　三　给我国的启示与思考
　　
　　归结苏联50年代、60年代的两次教育改革可以看到，当教育出现问题的时候，国家对教育问题归因后针对相应环节进行改革，并推动教育的继续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将影响教育的持续高效发展。
　　一是教育问题出现以后，归因非常重要，归因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改革措施采取的正确与否；二是针对教育问题进行归因并采取改革措施后往往容易把教育改革的重点当成是教育发展的重点，从而使教育发展偏离了其应有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教育的发展。苏联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两次改革即均有错，出现把改革的重点当成是教育发展的重点之错位的现象，结果导致苏联教育浪费了时间，错失了机遇，与美国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并由此影响到整个综合国力，埋下了解体的祸根。必须厘清教育问题归因与教育发展重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二者有密切关系，但绝对不能哪里出了问题，就重点发展哪里，而应该全面考虑，牢固树立教育改革重点不等于教育发展重点的观点，在教育发展到历史长河中坚持一些基本的普适的方向和措施，改革那些具体的应该改革的环节。这也许就是这段教育历史给我国的启示。
　　其一，关于钱老世纪之问。钱老认为中国教育出了问题一总是出不了创造性人才、出不了大师级人物，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较系统的谈话中对该教育问题进行了归因。钱老认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 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钱老的归因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问题归因与发展重点的选择，我们就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出现错误，出现“全国大学一片加州”的怪现象，盲目追风般学加州理工学院的模式，从目前注重基础注重知识的一个极端走向完全追求“加州模式”的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办学模式的背后，还有一个当今中国价值观错乱的问题，人们太关注金钱、太浮躁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去探索、去实践、去改造，去从娃娃抓起，从师范教育本身抓起，这是一个浩大无比的系统工程。而这才是教育发展普适的基本的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之所在。听风即雨的思维和做法不但误解了钱老的思想，也可能给中国的教育带来巨大的损失。
　　其二，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一次针对以往研究生培养尤其是科学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作的改革，用文件的话说，其“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教育制度的需要”。这个改革文件下达以后，许多高校把这当成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点。如笔者所在的学校，即表示要在最近三年内把发展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点，并要在三年内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数量与科学学位研究生的数量之比为一比一。如此做法，即是把改革重点当成了发展重点，笔者是不赞同此种做法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有许多比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更重要的问题，如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问题、研究生教材创建与开发问题等等，在改革的同时，不能偏离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是教育持续高效发展的关键。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始于2001年的新课程改革，一开始即开展得如火如茶，整个基础教育都围绕这个改革展开，笔者认为也有错把教育改革重点当作教育发展重点之嫌，值得大家深入思考。
　　总之，如中国先贤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苏联50年代、60年代的教育改革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但对我国教育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才能保证教育归因与教育问题之间的科学匹配，从而保证教育改革措施的适宜高效?教育改革措施与教育发展重点能不能划等号?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思考。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但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究竟怎样培养人、究竟拿什么培养人，哪些才是应该改革的因素或环节，哪些是普适的、应该永恒发展的重点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归因、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的滚滚大潮中，已经到了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时候。
　　
　　参考文献
　　1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页
　　2　康斯坦丁诺夫等编，吴式颖等译，苏联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97页
　　3　瞿保奎，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82-702页
　　4，5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2页，397页
　　6　人民日报2009年11月05日
　　7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