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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的腿是在黄岩岭摔折的。
那天大早，大哥骑一辆小电驴，颤巍巍上坡，行至黄岩岭，突然看见半山腰有株白色耀眼的野花。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要摘那株小白花。爬到半山腰遇到一道石壁，他还是要努力爬上去，结果体力不支滚下山坡，把腿摔折了。
大哥的腿本不灵敏。别看走路跟正常人差不多，不疾不迟，四平八稳，可干起体力活，他的腿承载不起太多的重量，屡屡摔在地上沾一身泥。
他是个要强的人，即便这样，仍然要做那些沉重的体力活，用他的话说，咱农村人，不种地，就得饿肚子。
饿肚子对于大哥来说，有极其深刻的含义。
大哥一家在偏远的农村，在铁路以西。那里交通不便，地薄而贫瘠，靠种地为营生，家里经常顾此失彼，常揭不开锅。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大哥的父亲——厚生叔推着木板车，来顾家集拿粮食。觍着脸，样子十分狼狈。
顾家集是我的村庄，也就是大哥母亲的娘家。
大哥的母亲是我的姑妈，是父亲最大的一个妹妹。自打小时候，我就记得父亲不待见这个妹妹。父亲是个憨厚的人，待人和善，从不乱发脾气，就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惹得左邻右舍怨声载道，也没看他急过眼。
一向好脾气的父亲为什么讨厌这个妹妹，后来我才渐渐明白。
其实姑妈原本有别的去处，她完全能拥有另外一种命运。
姑妈年轻时十分漂亮，是方圆十里的大美女。在十八九岁时，因能歌善舞，会唱样本戏，被公社副书记相中为儿媳妇的人选。能跟公社副书记攀为亲戚，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可姑妈偏偏没成就这门亲事，居然跟厚生叔好上了。厚生叔是姨奶奶的独生子，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姑妈经常去姨奶奶家，什么时候被厚生叔迷上的，父亲与爷爷全不知情。
30年过去了，爷爷和父亲相继过世，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说起姑妈的情形。那真的是一个恨，恨姑妈不争气，不上进，非得自甘堕落，往穷家小户钻。
爺爷对我说：“她当时鬼迷心窍，看上了你厚生叔的外表，外表能当饭吃啊？”
父亲说表兄妹联姻，注定多灾多难。
父亲的话一语成谶，姑妈嫁给厚生叔后，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首先厚生叔的家在偏僻的山区，没有一条宽敞的大路经过那边，种的稻子小麦花生不能及时上市，卖不出好价钱。其次，厚生叔有个致命的缺点，好吃懒做，怕苦怕累。可以想象一个庄稼汉有了以上缺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是生活困顿，家庭的负担全压在姑妈一人肩上。大哥出生后，患上骨髓炎，三天两头往医院跑，30多年没间断过。大哥的病拖垮了姑妈家。在我的印象中，姑妈每年都会回娘家借债。父亲不厌其烦，总是以各种借口搪塞姑妈。也甭怪父亲心狠，我们家也不宽裕，一个种地的农户又有多少剩余的钱？我和哥哥姐姐三个孩子念书就足以让父亲心烦，现在又多了一个姑妈。
父亲去世，姑妈照样回娘家借债。她似乎不避讳爷爷、奶奶、父亲已不在世，娘家的亲情变得很淡薄。她总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哭哭啼啼，诉说着自己悲惨的遭遇，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经在城市，姐姐姐夫是市直机关的干部，哥哥是出租车司机，我是一家知名品牌的代理商，业余时间写写小说，赚得不少虚名，一大家人虽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在我们农村，俨然是上等人，还是有些积蓄的。为此姑妈每次来，我们塞个几百元钱，不让她空手而归。
其实我们完全能多给点，但想到这几十年来，姑妈常常过来借钱，以同样的理由，从没见她还过钱，心里难免有些怨气。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姑妈年轻时不争气，非得嫁给厚生叔。父亲活着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姑妈嫁给公社副书记的儿子，姑妈和我们全家乃是另外一种命运。
尽管父亲早不在人世，我们仍然按照这个逻辑想，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对姑妈从来不抱任何好感，总觉得沦落到这种地步，是她咎由自取，这种态度让我们在对待大哥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大哥的腿摔折后，我以为打上石膏，休息两三个月，就跟正常人差不多。谁知我想错了，大哥为此失去一条腿，落下残疾。
大哥被截去一条腿，跟爬上黄岩岭没有关系，跟骨髓炎有关系。据医生讲，他的腿像风烛残年的老树，树被掏空，即便不摔折，也维持不了几天。我和哥哥姐姐埋怨姑妈：“这都是你自己作下的孽。”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大哥得骨髓炎归咎于表兄妹结婚。姑妈听了，总和和气气赔笑着，嘴边仍是那句熟悉的话：“这次你们得帮我咯。”
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娘家人从来没有推辞，你两千我三千，终于凑了上万元，打发姑妈回去给大哥治病。
大哥的腿在县医院截掉了。姑妈找熟人想尽量保住大哥的腿。医院的医生经过多次会诊，依然满足不了姑妈的要求。那段时间挺难熬的，大哥躺在病床上发出凄厉的叫唤，想快刀斩乱麻，截掉那条带来疼痛的残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但姑妈优柔寡断，不肯在通知单上签字。医生对此毫无办法，只能想方设法缓解大哥的痛苦。
姑妈不肯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是有理由的。表嫂已经扬言，如果大哥截肢，她就离家出走，她说她已经受够了。没有表嫂的家，这个家还是个家吗？所以姑妈瞻前顾后。最后还是在我的强势干涉下，说服她老人家签字，大哥才顺利做了手术。
大哥做了截肢手术，对我们娘家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这意味着我们对姑妈一家的帮助仁至义尽。我们认为，姑妈的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已去世几十年;我的父亲，她的哥哥，也离开人世十多年，娘家的关系已经久远，她实在没必要三天两头往这边跑。
姑妈似乎看透了娘家人的想法，足足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在我们面前出现，这让我们暂时忘掉了这个伤疤。
大哥做了手术，就彻底成为一个废人。一向好强的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绞尽脑汁想办法赚钱养家。他买了一辆残疾人助力车，三轮的，有车棚，每天起早贪黑到公路边送客。现在的农村都是空巢，没几个流动人口，大哥生意很不好，听人说他最多的一天，是送了五个客人，赚了65元。一年大部分时间，平均每天只能赚十几块钱。微薄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家庭运转。终于有一天，表嫂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家出走了，抛下念初中的儿子，再也没回来。 表嫂走后，外面就风言风语的，人们都认为这一家会垮。让所有人诧异的，是这家不仅没垮，相反过得好好的，如顾家集旁的火车，哐当哐当，按部就班地在铁轨上行走。大哥对表嫂的出走表现得轻松淡然，照样乐呵呵开着三轮助力车，每天到村头公路边载客。有人问起这件事，他也不忌讳，大大方方解释：“是自己的原因，要不是这条残腿，她又怎么舍得离开我，是我送她走的，我对不起她。”大哥把表嫂抛家弃子的责任大包大揽，往自己身上揽。
这的确让人震撼，一向柔弱的大哥居然这么坚强，是我们没想到的。后来我们娘家人筹了几千元钱，托人送过去，算是支持大哥勇敢活下去。俗话说，养一个闺女操60年的心。虽然大哥比我们年龄大，但他是姑妈的血脉。而姑妈不管多大岁数，也是顾家集出嫁的女儿，所以我们有必要照顾顾家集出嫁的女儿。
让人诧异的是，那钱送了没多久，又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是姑妈亲自送过来的。
姑妈已经很老了，老态龙钟，拄着拐棍，硬生生从铁路那边，走了十几公里到顾家集。
姑妈来顾家集昂首挺胸的，沿途跟人打招呼：“我回娘家，我娘家那边有火车，有汽车。”她的嗓门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顾家集交通便利。
这是姑妈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她的娘家地段好，她哥哥的子女，个个是城里人，有头有面。
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但对于姑妈那边的山区，却是令人惊羡的存在。姑妈家在赵家湾。赵家湾是一个偏僻封闭的小村，人口只有60多口人，三面环山，村子大部分是十多年前的砖瓦房。村头一条水泥路，因年久失修，坑坑洼洼早烂得不成样子，村子闭塞，村民因交通不便，几乎与外界隔绝，所以这里的人对外面十分感兴趣。甭提顾家集那边有铁路有公路，他们一年能见到几辆汽车，都是十分开心的事。
正因为如此，姑妈总爱在村民面前提顾家集，仿佛自始至终高人一等。
3
姑妈来顾家集是瞅准清明节来的，这个时候的我们全回来了。农村向来有这样的习俗，不管人在何方，清明节一定要回来。一来祭祖，二来许愿，祈祷祖先庇佑，大富大贵升官发财。
按照往常惯例，我们在爷爷、奶奶、父亲的坟头磕头烧纸钱，默默祷告。姑妈却不敢靠近，站在几十米高的山头上观看。北风呼啸，她可怜巴巴地站在风中颤巍巍的，满头白发狂魔般迎风飘舞着。祭祖结束，我心头一颤，禁不住跑过去扶住姑妈，问她为什么不过来扫墓。姑妈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自嘲道：“你爸不愿意见我，说见了我让他心烦，我还是不要打扰他好了。”
还是为那件事，为年轻时的婚事心怀愧疚。没想到姑妈70多岁了，少了年轻时的果敢，倒是为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耿耿于怀。这个清明节过得不是滋味，我们一直撺掇姑妈到爷爷、奶奶、父亲坟前看看，哪怕看一眼也是好的。姑妈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靠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坟茔，哪怕她控制不住内心波动，泪水涟涟，仍坚守着过去的承诺，不得亲近亲人墓地半步。
这都是旧事，也是爷爷和父亲定下的规矩。
我记得30年前，父亲那时候正壮年，而我慈祥的爷爷还健在。有一天月亮很大很圆，父亲和爷爷坐在院子里的古槐树下聊天。父亲恳求爷爷：“还是让妹妹回来看看您吧？她想您。”爷爷气呼呼地答：“我跟她生死不往来，哪怕我烧成灰，变成土，我也不愿意看见她，记住，我死后，不要她过来扫墓。”
父亲是个孝顺的儿子，在整整17年的时间内，都没有让姑妈踏进顾家集。
至今我还记得每年春节的初二，别的出嫁女高高兴兴带着孩子给姥爷舅伯拜年，而我的姑妈只能站在顾家集旁边的铁轨上苦苦守候。
列车由远至近，看见有人，会拉响汽笛，喷出浓烟，姑妈忙不迭地躲开。
每逢大年初二，父亲都会到铁路边接应姑妈。准确来说，是拒绝姑妈。
“不要再来了，这么远，这么累，爸不愿意见你，他有高血压。”
父亲说这些话，冷冰冰的。
父亲是爷爷的化身，在顾家集，在整个家族，父亲是神一般存在，说一不二，他又怎敢忤逆爷爷的意见放姑妈进村？
每逢這时，姑妈都会递来一袋东西，低声下气哀求父亲将东西带回去，说是孝敬爷爷的。为人子女，不能尽孝，春节期间送点礼物也是应当的。父亲的态度很顽强，开始不想拿，可禁不住她哀求，还是把东西拎回去了。拎回去的后果可想而知，惹得爷爷勃然大怒。爷爷抄起扫帚条，将父亲抽得满脸都是红印子。
在爷爷的逼迫下，姑妈整整17年没有回顾家集。
顾家集在一座山顶，姑妈就在山脚下的铁轨边站着，仰望着山上的村庄发呆。这一幕成为春节期间——顾家集标志性的场景。父亲多次劝姑妈：“叫你别来，你偏来，丢人。”姑妈振振有词地答：“我就想看看火车，看看火车，难道不可以吗？”
姑妈的话倒是真的，有几次我都看见她牵着大哥在铁轨边看火车。看得津津有味，火车呼啸而过，大哥张开双臂追赶火车，像小鸟一样飞翔。
姑妈带着大哥看了17年的火车才允许进顾家集。进顾家集的那天是爷爷的头七祭日，姑妈号啕大哭，冲向爷爷的墓地，结果被顾家集的几个青壮年给拦住了。姑妈自知理亏，只能跪在村头的水泥路上朝爷爷的墓地磕头。一边磕，一边呼：“爸，菊儿对不住您咯，没为您送终，也没为您争气。”磕得披头散发头破血流还不甘休。
4
爷爷并非心狠之人，要知道这个家是在他的力挽狂澜下撑过来的。奶奶死得早，死于1959年，奶奶死的时候叔叔才2岁，小姑才5岁。是爷爷用扁担挑着叔叔和小姑，带着一家子到外地逃荒，熬过来的。可以这么说，爷爷但凡有点懦弱，这个家就没有现在齐整。
走南闯北的爷爷见过大世面，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理念，比如这个家，老待在农村是没有出息的，外面必须有人。这也是爷爷为什么要跟公社副书记联姻的重要原因，可惜姑妈打破了他的计划。爷爷并非嫌贫爱富，他只是觉得赵家湾地理环境不好，一条宽阔的马路都没有，甭提有铁路，赶着骡马车都无法在赵家湾村头的那条路上行走。 小时候，爷爷一再向我们宣扬他那个观点：嫁闺女必须挑交通便利的地方，旁边有公路，最好有铁路，有火车站。十几年后，父亲把他的观点进行了升华，父亲说：“人要有出息，必须走出顾家集，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搭乘村子边的火车去大城市，做城里人。”后来我们姐弟三个的确依父亲的话做了。姐姐考上大学，分到政府部门上班;哥哥在城市一边做生意，一边跑出租车;我最小，去部队当了兵，复员回来在县城开了家运动品牌专卖店，同时写小说，博了点名气，也算是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爷爷不许姑妈进顾家集，倒不妨碍我们去赵家湾给姑妈拜年，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我们要走十几里山路，步行到赵家湾。春雨绵绵，寒风冷冻，春节期间没一个好天气，我们往往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赵家湾。那时候年少的我们也学着爷爷的口气埋怨姑妈：“为什么嫁那么远？哪个地方不能养人？”
爷爷死后，姑妈的处境得到好转，足足有四五年时间，父亲用温和的态度对待姑妈，她每次来顾家集，父亲总亲自下厨，烧一桌子好菜犒劳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心中的愧疚。但很快随着大哥的病情加重，一切都烟消云散。
大哥的骨髓炎是在16岁时加重的。以前只是酸胀，到乡卫生院拿几剂药，喝了完事，大家也没放在心上。到了16岁，大哥的病陡然加重，送到卫生院，医生不敢接诊，指名道姓要送到市中心医院，请某某专家才能医治。这时候姑妈才慌了，赶紧送到市中心医院及时就诊。就诊的结果让人难受，要一大笔钱，急需手术。那个年代，刚刚分田到户，没多少钱。于是父亲发动所有亲戚族人，拿出积蓄，帮姑妈渡过难关。
父亲以为这钱拿出来，为大哥动了手术，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后来发现并非所愿。大哥的病就像无底洞，每年得投进不少钱。曾经有一段时间，姑妈家揭不开锅，还是姑爷厚生叔拖来木板车，在顾家集拿了不少面粉、大米才解决吃饭问题。时间久了，父亲不堪重负，再次把矛头对准以前的事，说姑妈当初不该嫁给厚生叔，表兄妹结婚算近亲，生的孩子有先天性缺陷，父亲把大哥得骨髓炎归咎于姑妈的婚姻。
对于父亲的指责，姑妈往往一笑了之，还是继续到顾家集借钱。直到姐姐考上大学那年，父亲才公开跟姑妈翻脸。骂姑妈不争气，是顾家养的白眼狼，等等，姑妈才减少到顾家集借钱的次数。其实我很同情父亲，手心手背都是肉，既要抚育我们三个孩子，要让我们上学，还要照顾姑妈一家。沉重的负担耗尽了父亲的生命，终于有一天，父亲像蜡烛燃尽一样瘫在农田，再也没站起来。
父亲去世时，才61岁。老人家临终前，不停痛骂姑妈，说姑妈没骨气，要我们姐弟三个别向她学，要有人的尊严。并立下遗嘱，死后不许姑妈靠近坟墓半步，他想离她远远的，不想再为她操心了，他太累了。
父亲死后，姑妈像变了个人，不再频频来顾家集，借钱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直到我们姐弟三个结婚，有了各自的工作和事业，在城市买了房子、买了汽车，姑妈的热乎劲又上升了，有事无事往顾家集跑，赖在叔叔家长住，目的依然一个，找我们借钱。
5
那次清明节，姑妈一直坐卧不安，像有话讲，却找不到由頭。
这种情况我们早已熟悉了。她每次来，想借钱，总是这般鬼鬼祟祟，因此我们故意冷落她，不跟她说话。甚至在吃饭时，把堂弟的儿子抱过来，指着她让孩子喊姑奶奶，用意很明显，要红包，想给她难堪。谁知她真给了，给了两百元钱的红包。这两百块钱对于姑妈一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月的买菜钱。这是几十年来，姑妈第一次出手给娘家人钱。这让我们震撼，又十分难受。考虑到她特殊的情况，我们私下商议，这钱退给她，再给她两千元补偿金。因为十多年来，我们再也没去赵家湾给她拜年。她毕竟是我们的姑妈，是父亲的亲妹妹，我们想用钱弥补内心的不安。
我们还是用过去的思维看问题。总以为人到中年，吃过一些苦，见过一些人，经历过人世间的磨难，就足以洞察人生，可以看穿姑妈。谁知我们大错特错，姑妈这次来顾家集不是借钱，而是还钱。她把我和叔叔拉到一个僻静角落，用颤抖的双手掏出一个包了一层又一层的手绢包，把上次我们托人送去的五千元钱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我和叔叔当即傻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这些钱。一次又一次解释，我们不缺这些钱，但对姑妈一家可以救急。这些钱是娘家七八个人集体捐赠的，拿回来事情不好办，哪有花出去的钱又拿回来的道理。
姑妈执意要我们拿回，她的脸上透露出坚毅的神色，我们执拗不过，只得接过这五千元。寻思着找机会把钱再送过去，我们知道这些钱对于姑妈意味着什么。
姑妈的这个做法让我们重新定义了她，或许父亲在世时的看法是错误的，姑妈是个好强的老人，她也有自尊，一直顽强地活着，拼命支撑着这个家，但后来姑妈的做法又扇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姑妈在临走前，向我们郑重提出一个要求，她想把大哥送过来，在顾家集住。
不用说，我们拒绝了她。拒绝的态度很坚决，理由也很充分。首先，大家都忙，顾不上大哥。我的爷爷一共有四个子女，除了姑妈和父亲，还有叔叔和小姑。父亲有三个孩子，姐姐早已出嫁，即将迈入退休的门槛，我和哥哥住在城市，既要照顾母亲和孩子，还要为生活奔波，顾家集的家已是一幢空屋。叔叔虽住在顾家集，可开了养鸡场，他只有堂弟一个儿子，庞大的养鸡场足以让叔叔一家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管大哥？况且大哥缺了一条腿，生活不便，需要人照顾。其次，大哥来顾家集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住宿的地方、水电费开支、意外伤害，都让我们顾虑重重。最后，还是爷爷和父亲的遗嘱不得让姑妈靠近顾家集，这是上辈人的隔阂。爷爷、父亲跟姑妈的矛盾众人皆知，早已经传遍顾家集，所以不得不考虑，想尽量避免别人说三道四。
姑妈最后是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顾家集的。这次她走得很坚决，没有回头，只是在山下的铁轨边，看了一会儿火车。
姑妈走后，我们很难受，都说这些事做得太绝情，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妥善处理。但随着时光流逝，各忙各的，这件事很快抛到脑后。 姑妈走后就再也没来顾家集，每年春节只是托人提来一些东西，算是拜年，听人说她老人家的身体挺好的，开了几亩地，种了蔬菜和稻子，算是自给自足。每年春节前后，我们还是凑些钱，托人送过去，可没多久又原封不动退回来，这让我们心中的惭愧又徒增几分。
一直到去年端午节，厚生叔去世，我们才再次见到姑妈。
6
厚生叔是溺水而亡的。
当时喝了半斤酒，哼着小曲，准备去麻将馆搓牌，结果一个趔趄，站立不稳，从路边滚到池塘内，被水闷死。他这辈子就爱抽烟打牌、喝酒哼曲，拎个水杯四处找人聊天，谈古论今，就是不喜欢下地劳动，遇上事也不愿意扛，所以这个家一直是姑妈撑着。以至于我们听到他的死，没有半点悲悯之心，居然还长释一口气，认为他的死让姑妈减轻了负担。
我们去赵家湾吊唁的时候，才发现姑妈家的四间大瓦房已经摇摇坠坠，四处透风，墙壁裂开，外墙早斑驳陆离。姑妈坐在堂屋的中间，挨着厚生叔的遗体，脸色苍白，半句话也不肯说，见我们来也不打招呼。
那次去赵家湾太匆忙，我们按照习俗送点钱，送厚生叔下葬，就离开了。可一天也没看见大哥的身影，我们还以为大哥忙外面的事，抽不开身，再加上腿脚不方便，没有公开现身送后生叔。事实并非这样，大哥早在半年前，就神奇般失踪，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大哥是怎么消失的？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去找表嫂，有人说他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找了个地儿，自杀了。还有人说，他去了陆家山火车站，登上了火车，去了遥远的北方。
最后一种说法最令人信服，大哥打小爱看火车，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要搭乘顾家集旁的火车去北方，看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原始森林，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是每个中国人向往的游览圣地。
记得小时候，大哥来顾家集，总爱看山脚下来来往往的火车。绿皮火车载着客，烧煤的火车冒着烟，拉响汽笛从顾家集旁经过，大哥看得可入神了。
那时候我们不解，这火车有什么可看的。后来姑妈解释，大哥和他的小伙伴很少出远门，看一次火车很不易，火车对于赵家湾的孩子来说，是稀罕物，所以大哥来顾家集，不肯放过每一次机会。
大哥来顾家集看火车看了15年，16岁的时候，他的腿疾加重，父亲跟姑妈起了冲突，他从此没有机会再来顾家集。哪怕父亲去世时，作为外甥的他，都没有赶过来送父亲一程。他病的时间太长，行动不便，走到哪里都成为人们的负担。
为了让姑妈活下去，寻找大哥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无论再忙，手头的事有多重，统统为寻找大哥让路。我们凑钱，在电视台刊登广告，在火车站偷偷张贴寻人启事，找几个省市的熟人到各个火车站盯着，都没有发现大哥的踪迹。
大哥难道死了吗？我们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他那么乐观，憨厚老实，上天不会这么惩罚他。终于有一天，叔叔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去了北方，去了大兴安岭，回来时，叔叔胡子拉碴，面如死灰，唉声叹气地说：“找不到了，大兴安岭那么大，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
我不肯相信这个结果，驱车去赵家湾查找线索。找姑妈问话，姑妈笑中带泪地说：“别找了，你大哥去看火车了。”
原来，大哥早在半年前，神智就不正常。常常闷在屋子内，拿刀砍东西。家里的餐桌板凳，乃至院子里的杨树，都被他砍断锯掉，截成一根一根，搬到房间偷偷鼓捣。屋子里经常传出刺耳的木头炸开的声音，还有锤子、斧子、凿子敲打木头发出的巨响，惹得邻居烦心不已。姑妈想进去看看，大哥把门关得死死的，生怕姑妈发现他的秘密。
为了证实这件事，姑妈还特意带我进大哥的房间。
大哥的房间乱七八糟，满屋子都是長长短短、形状各异的木头树干，有的是经过雕刻的，有的是经过精心砍伐的，有的是圆木，有的是方木，等等，看得眼花缭乱。大哥的房间是一片白色的海洋，各种奶白色的木屑残渣堆了半米高，人走在房间，仿佛置身一个魔幻的世界。
大哥到底在干什么呢？我把自己关在房间，苦苦思索着，最后在吊顶上才发现了真相。
大哥的房间经过简单装修，因为瓦房的缘故，用红蓝相间的雨布做了吊顶，避免刮风下雨时有雨水经过瓦缝流入室内。也正是这层雨布，遮挡了大哥刻意隐藏的秘密。
那是一个巨大的玩具，藏在雨布上，不为人注意。长5米，宽35厘米，是用木头制成一节节车厢的小火车，轮子、车窗、机头一应俱全。在前半部，离火车头约两米的地方，安有一双木板刻成的翅膀，木板是弧线的，是用一块块木板拼凑而成的，上面留有精细的花纹，贴着一层层灰色的鸡毛、鸭毛。火车搁在固定雨布的两根方木上，车头正对着前方的亮窗，远远看去，就像一列火车呼啸而出，即将冲破亮窗飞向九霄云外。
看了大哥的火车，我坚信，他是去找火车了。
大哥坐着他制造的火车，去了他喜欢的地方。
7
我们把姑妈接到顾家集，希望她安享晚年。为了让姑妈住得舒心，我们做了许多准备。例如空闲的房子经过重新装修，像北京胡同的四合院般典雅温馨。室内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自来水装到厨房，卫生间迁到卧房。怕她孤单，我还刻意把妈妈送回顾家集，陪她一起住。两个老人在一起，唠唠嗑也是好的。
谁知住了一个月，姑妈疯了。
姑妈经常跑到顾家集山脚的铁轨边，冲着疾驰而过的火车，喊：“钟儿——”
钟儿是大哥的小名。姑妈来到顾家集，就不可避免看见火车。看见火车，就会经常想起大哥。我认为，我们还是太不了解姑妈了，总以为把她接到顾家集，是为她好，谁知倒害了她。
姑妈的病情越来越重，经常疯疯癫癫四处奔跑，光着脚丫，嘴里叽里咕噜说着奇怪的话。为防止意外，我们把她送到医院，经过精心治疗与调养，才有所好转。这个时候的姑妈已经能认出我们，她用羞愧的眼神看着我们，说：“又麻烦你们了，我这个顾家集的出嫁女，一辈子都不争气。”
为防止姑妈病情复发，我们娘家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探讨姑妈今后的赡养问题。讨论半天，没一个结果，最后叔叔拍板，以姑妈的意见为主。姑妈说回赵家湾，我们浩浩荡荡十几人，开四辆车，送姑妈回她自己的家。
姑妈总算在赵家湾安定下来，她那疯疯癫癫的毛病也再没有复发过。这真是奇怪的一件事，人，一旦回到自己的家，就不会胡思乱想。听人说，姑妈身体可健壮呢，养了一群鸡，种了一大片蔬菜，每天忙得呵呵笑。每隔一个星期，她会捎些蔬菜给我们，以表示她平安。
我以为，这就是姑妈的余生，谁知省里要修一条铁路，将东西两边的贫困山区贯通，铁路正好经过赵家湾，要在赵家湾门口建造一座火车站。得知这个消息，姑妈兴奋得睡不着觉。当天深夜还跟我打电话，说：“这铁路要是早修就好了，你哥就不会出远门了，我们什么时候想看火车，就站在门口看，什么时候想坐火车，就进火车站买票坐。”
火车站竣工的那天，姑妈早早来到顾家集，一个人去了爷爷、父亲的墓地。
她跪在爷爷的坟前，朝冰冷的墓碑林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爸，哥，赵家湾有铁路了！有火车了！你们，都看到了吗？”
大哥的腿是在黄岩岭摔折的。
那天大早，大哥骑一辆小电驴，颤巍巍上坡，行至黄岩岭，突然看见半山腰有株白色耀眼的野花。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要摘那株小白花。爬到半山腰遇到一道石壁，他还是要努力爬上去，结果体力不支滚下山坡，把腿摔折了。
大哥的腿本不灵敏。别看走路跟正常人差不多，不疾不迟，四平八稳，可干起体力活，他的腿承载不起太多的重量，屡屡摔在地上沾一身泥。
他是个要强的人，即便这样，仍然要做那些沉重的体力活，用他的话说，咱农村人，不种地，就得饿肚子。
饿肚子对于大哥来说，有极其深刻的含义。
大哥一家在偏远的农村，在铁路以西。那里交通不便，地薄而贫瘠，靠种地为营生，家里经常顾此失彼，常揭不开锅。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大哥的父亲——厚生叔推着木板车，来顾家集拿粮食。觍着脸，样子十分狼狈。
顾家集是我的村庄，也就是大哥母亲的娘家。
大哥的母亲是我的姑妈，是父亲最大的一个妹妹。自打小时候，我就记得父亲不待见这个妹妹。父亲是个憨厚的人，待人和善，从不乱发脾气，就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惹得左邻右舍怨声载道，也没看他急过眼。
一向好脾气的父亲为什么讨厌这个妹妹，后来我才渐渐明白。
其实姑妈原本有别的去处，她完全能拥有另外一种命运。
姑妈年轻时十分漂亮，是方圆十里的大美女。在十八九岁时，因能歌善舞，会唱样本戏，被公社副书记相中为儿媳妇的人选。能跟公社副书记攀为亲戚，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可姑妈偏偏没成就这门亲事，居然跟厚生叔好上了。厚生叔是姨奶奶的独生子，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姑妈经常去姨奶奶家，什么时候被厚生叔迷上的，父亲与爷爷全不知情。
30年过去了，爷爷和父亲相继过世，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说起姑妈的情形。那真的是一个恨，恨姑妈不争气，不上进，非得自甘堕落，往穷家小户钻。
爺爷对我说：“她当时鬼迷心窍，看上了你厚生叔的外表，外表能当饭吃啊？”
父亲说表兄妹联姻，注定多灾多难。
父亲的话一语成谶，姑妈嫁给厚生叔后，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首先厚生叔的家在偏僻的山区，没有一条宽敞的大路经过那边，种的稻子小麦花生不能及时上市，卖不出好价钱。其次，厚生叔有个致命的缺点，好吃懒做，怕苦怕累。可以想象一个庄稼汉有了以上缺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是生活困顿，家庭的负担全压在姑妈一人肩上。大哥出生后，患上骨髓炎，三天两头往医院跑，30多年没间断过。大哥的病拖垮了姑妈家。在我的印象中，姑妈每年都会回娘家借债。父亲不厌其烦，总是以各种借口搪塞姑妈。也甭怪父亲心狠，我们家也不宽裕，一个种地的农户又有多少剩余的钱？我和哥哥姐姐三个孩子念书就足以让父亲心烦，现在又多了一个姑妈。
父亲去世，姑妈照样回娘家借债。她似乎不避讳爷爷、奶奶、父亲已不在世，娘家的亲情变得很淡薄。她总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哭哭啼啼，诉说着自己悲惨的遭遇，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经在城市，姐姐姐夫是市直机关的干部，哥哥是出租车司机，我是一家知名品牌的代理商，业余时间写写小说，赚得不少虚名，一大家人虽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在我们农村，俨然是上等人，还是有些积蓄的。为此姑妈每次来，我们塞个几百元钱，不让她空手而归。
其实我们完全能多给点，但想到这几十年来，姑妈常常过来借钱，以同样的理由，从没见她还过钱，心里难免有些怨气。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姑妈年轻时不争气，非得嫁给厚生叔。父亲活着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姑妈嫁给公社副书记的儿子，姑妈和我们全家乃是另外一种命运。
尽管父亲早不在人世，我们仍然按照这个逻辑想，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对姑妈从来不抱任何好感，总觉得沦落到这种地步，是她咎由自取，这种态度让我们在对待大哥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大哥的腿摔折后，我以为打上石膏，休息两三个月，就跟正常人差不多。谁知我想错了，大哥为此失去一条腿，落下残疾。
大哥被截去一条腿，跟爬上黄岩岭没有关系，跟骨髓炎有关系。据医生讲，他的腿像风烛残年的老树，树被掏空，即便不摔折，也维持不了几天。我和哥哥姐姐埋怨姑妈：“这都是你自己作下的孽。”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把大哥得骨髓炎归咎于表兄妹结婚。姑妈听了，总和和气气赔笑着，嘴边仍是那句熟悉的话：“这次你们得帮我咯。”
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娘家人从来没有推辞，你两千我三千，终于凑了上万元，打发姑妈回去给大哥治病。
大哥的腿在县医院截掉了。姑妈找熟人想尽量保住大哥的腿。医院的医生经过多次会诊，依然满足不了姑妈的要求。那段时间挺难熬的，大哥躺在病床上发出凄厉的叫唤，想快刀斩乱麻，截掉那条带来疼痛的残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但姑妈优柔寡断，不肯在通知单上签字。医生对此毫无办法，只能想方设法缓解大哥的痛苦。
姑妈不肯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是有理由的。表嫂已经扬言，如果大哥截肢，她就离家出走，她说她已经受够了。没有表嫂的家，这个家还是个家吗？所以姑妈瞻前顾后。最后还是在我的强势干涉下，说服她老人家签字，大哥才顺利做了手术。
大哥做了截肢手术，对我们娘家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这意味着我们对姑妈一家的帮助仁至义尽。我们认为，姑妈的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已去世几十年;我的父亲，她的哥哥，也离开人世十多年，娘家的关系已经久远，她实在没必要三天两头往这边跑。
姑妈似乎看透了娘家人的想法，足足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在我们面前出现，这让我们暂时忘掉了这个伤疤。
大哥做了手术，就彻底成为一个废人。一向好强的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绞尽脑汁想办法赚钱养家。他买了一辆残疾人助力车，三轮的，有车棚，每天起早贪黑到公路边送客。现在的农村都是空巢，没几个流动人口，大哥生意很不好，听人说他最多的一天，是送了五个客人，赚了65元。一年大部分时间，平均每天只能赚十几块钱。微薄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家庭运转。终于有一天，表嫂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家出走了，抛下念初中的儿子，再也没回来。 表嫂走后，外面就风言风语的，人们都认为这一家会垮。让所有人诧异的，是这家不仅没垮，相反过得好好的，如顾家集旁的火车，哐当哐当，按部就班地在铁轨上行走。大哥对表嫂的出走表现得轻松淡然，照样乐呵呵开着三轮助力车，每天到村头公路边载客。有人问起这件事，他也不忌讳，大大方方解释：“是自己的原因，要不是这条残腿，她又怎么舍得离开我，是我送她走的，我对不起她。”大哥把表嫂抛家弃子的责任大包大揽，往自己身上揽。
这的确让人震撼，一向柔弱的大哥居然这么坚强，是我们没想到的。后来我们娘家人筹了几千元钱，托人送过去，算是支持大哥勇敢活下去。俗话说，养一个闺女操60年的心。虽然大哥比我们年龄大，但他是姑妈的血脉。而姑妈不管多大岁数，也是顾家集出嫁的女儿，所以我们有必要照顾顾家集出嫁的女儿。
让人诧异的是，那钱送了没多久，又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是姑妈亲自送过来的。
姑妈已经很老了，老态龙钟，拄着拐棍，硬生生从铁路那边，走了十几公里到顾家集。
姑妈来顾家集昂首挺胸的，沿途跟人打招呼：“我回娘家，我娘家那边有火车，有汽车。”她的嗓门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顾家集交通便利。
这是姑妈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她的娘家地段好，她哥哥的子女，个个是城里人，有头有面。
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但对于姑妈那边的山区，却是令人惊羡的存在。姑妈家在赵家湾。赵家湾是一个偏僻封闭的小村，人口只有60多口人，三面环山，村子大部分是十多年前的砖瓦房。村头一条水泥路，因年久失修，坑坑洼洼早烂得不成样子，村子闭塞，村民因交通不便，几乎与外界隔绝，所以这里的人对外面十分感兴趣。甭提顾家集那边有铁路有公路，他们一年能见到几辆汽车，都是十分开心的事。
正因为如此，姑妈总爱在村民面前提顾家集，仿佛自始至终高人一等。
3
姑妈来顾家集是瞅准清明节来的，这个时候的我们全回来了。农村向来有这样的习俗，不管人在何方，清明节一定要回来。一来祭祖，二来许愿，祈祷祖先庇佑，大富大贵升官发财。
按照往常惯例，我们在爷爷、奶奶、父亲的坟头磕头烧纸钱，默默祷告。姑妈却不敢靠近，站在几十米高的山头上观看。北风呼啸，她可怜巴巴地站在风中颤巍巍的，满头白发狂魔般迎风飘舞着。祭祖结束，我心头一颤，禁不住跑过去扶住姑妈，问她为什么不过来扫墓。姑妈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自嘲道：“你爸不愿意见我，说见了我让他心烦，我还是不要打扰他好了。”
还是为那件事，为年轻时的婚事心怀愧疚。没想到姑妈70多岁了，少了年轻时的果敢，倒是为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耿耿于怀。这个清明节过得不是滋味，我们一直撺掇姑妈到爷爷、奶奶、父亲坟前看看，哪怕看一眼也是好的。姑妈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靠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坟茔，哪怕她控制不住内心波动，泪水涟涟，仍坚守着过去的承诺，不得亲近亲人墓地半步。
这都是旧事，也是爷爷和父亲定下的规矩。
我记得30年前，父亲那时候正壮年，而我慈祥的爷爷还健在。有一天月亮很大很圆，父亲和爷爷坐在院子里的古槐树下聊天。父亲恳求爷爷：“还是让妹妹回来看看您吧？她想您。”爷爷气呼呼地答：“我跟她生死不往来，哪怕我烧成灰，变成土，我也不愿意看见她，记住，我死后，不要她过来扫墓。”
父亲是个孝顺的儿子，在整整17年的时间内，都没有让姑妈踏进顾家集。
至今我还记得每年春节的初二，别的出嫁女高高兴兴带着孩子给姥爷舅伯拜年，而我的姑妈只能站在顾家集旁边的铁轨上苦苦守候。
列车由远至近，看见有人，会拉响汽笛，喷出浓烟，姑妈忙不迭地躲开。
每逢大年初二，父亲都会到铁路边接应姑妈。准确来说，是拒绝姑妈。
“不要再来了，这么远，这么累，爸不愿意见你，他有高血压。”
父亲说这些话，冷冰冰的。
父亲是爷爷的化身，在顾家集，在整个家族，父亲是神一般存在，说一不二，他又怎敢忤逆爷爷的意见放姑妈进村？
每逢這时，姑妈都会递来一袋东西，低声下气哀求父亲将东西带回去，说是孝敬爷爷的。为人子女，不能尽孝，春节期间送点礼物也是应当的。父亲的态度很顽强，开始不想拿，可禁不住她哀求，还是把东西拎回去了。拎回去的后果可想而知，惹得爷爷勃然大怒。爷爷抄起扫帚条，将父亲抽得满脸都是红印子。
在爷爷的逼迫下，姑妈整整17年没有回顾家集。
顾家集在一座山顶，姑妈就在山脚下的铁轨边站着，仰望着山上的村庄发呆。这一幕成为春节期间——顾家集标志性的场景。父亲多次劝姑妈：“叫你别来，你偏来，丢人。”姑妈振振有词地答：“我就想看看火车，看看火车，难道不可以吗？”
姑妈的话倒是真的，有几次我都看见她牵着大哥在铁轨边看火车。看得津津有味，火车呼啸而过，大哥张开双臂追赶火车，像小鸟一样飞翔。
姑妈带着大哥看了17年的火车才允许进顾家集。进顾家集的那天是爷爷的头七祭日，姑妈号啕大哭，冲向爷爷的墓地，结果被顾家集的几个青壮年给拦住了。姑妈自知理亏，只能跪在村头的水泥路上朝爷爷的墓地磕头。一边磕，一边呼：“爸，菊儿对不住您咯，没为您送终，也没为您争气。”磕得披头散发头破血流还不甘休。
4
爷爷并非心狠之人，要知道这个家是在他的力挽狂澜下撑过来的。奶奶死得早，死于1959年，奶奶死的时候叔叔才2岁，小姑才5岁。是爷爷用扁担挑着叔叔和小姑，带着一家子到外地逃荒，熬过来的。可以这么说，爷爷但凡有点懦弱，这个家就没有现在齐整。
走南闯北的爷爷见过大世面，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理念，比如这个家，老待在农村是没有出息的，外面必须有人。这也是爷爷为什么要跟公社副书记联姻的重要原因，可惜姑妈打破了他的计划。爷爷并非嫌贫爱富，他只是觉得赵家湾地理环境不好，一条宽阔的马路都没有，甭提有铁路，赶着骡马车都无法在赵家湾村头的那条路上行走。 小时候，爷爷一再向我们宣扬他那个观点：嫁闺女必须挑交通便利的地方，旁边有公路，最好有铁路，有火车站。十几年后，父亲把他的观点进行了升华，父亲说：“人要有出息，必须走出顾家集，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搭乘村子边的火车去大城市，做城里人。”后来我们姐弟三个的确依父亲的话做了。姐姐考上大学，分到政府部门上班;哥哥在城市一边做生意，一边跑出租车;我最小，去部队当了兵，复员回来在县城开了家运动品牌专卖店，同时写小说，博了点名气，也算是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爷爷不许姑妈进顾家集，倒不妨碍我们去赵家湾给姑妈拜年，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我们要走十几里山路，步行到赵家湾。春雨绵绵，寒风冷冻，春节期间没一个好天气，我们往往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赵家湾。那时候年少的我们也学着爷爷的口气埋怨姑妈：“为什么嫁那么远？哪个地方不能养人？”
爷爷死后，姑妈的处境得到好转，足足有四五年时间，父亲用温和的态度对待姑妈，她每次来顾家集，父亲总亲自下厨，烧一桌子好菜犒劳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心中的愧疚。但很快随着大哥的病情加重，一切都烟消云散。
大哥的骨髓炎是在16岁时加重的。以前只是酸胀，到乡卫生院拿几剂药，喝了完事，大家也没放在心上。到了16岁，大哥的病陡然加重，送到卫生院，医生不敢接诊，指名道姓要送到市中心医院，请某某专家才能医治。这时候姑妈才慌了，赶紧送到市中心医院及时就诊。就诊的结果让人难受，要一大笔钱，急需手术。那个年代，刚刚分田到户，没多少钱。于是父亲发动所有亲戚族人，拿出积蓄，帮姑妈渡过难关。
父亲以为这钱拿出来，为大哥动了手术，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后来发现并非所愿。大哥的病就像无底洞，每年得投进不少钱。曾经有一段时间，姑妈家揭不开锅，还是姑爷厚生叔拖来木板车，在顾家集拿了不少面粉、大米才解决吃饭问题。时间久了，父亲不堪重负，再次把矛头对准以前的事，说姑妈当初不该嫁给厚生叔，表兄妹结婚算近亲，生的孩子有先天性缺陷，父亲把大哥得骨髓炎归咎于姑妈的婚姻。
对于父亲的指责，姑妈往往一笑了之，还是继续到顾家集借钱。直到姐姐考上大学那年，父亲才公开跟姑妈翻脸。骂姑妈不争气，是顾家养的白眼狼，等等，姑妈才减少到顾家集借钱的次数。其实我很同情父亲，手心手背都是肉，既要抚育我们三个孩子，要让我们上学，还要照顾姑妈一家。沉重的负担耗尽了父亲的生命，终于有一天，父亲像蜡烛燃尽一样瘫在农田，再也没站起来。
父亲去世时，才61岁。老人家临终前，不停痛骂姑妈，说姑妈没骨气，要我们姐弟三个别向她学，要有人的尊严。并立下遗嘱，死后不许姑妈靠近坟墓半步，他想离她远远的，不想再为她操心了，他太累了。
父亲死后，姑妈像变了个人，不再频频来顾家集，借钱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直到我们姐弟三个结婚，有了各自的工作和事业，在城市买了房子、买了汽车，姑妈的热乎劲又上升了，有事无事往顾家集跑，赖在叔叔家长住，目的依然一个，找我们借钱。
5
那次清明节，姑妈一直坐卧不安，像有话讲，却找不到由頭。
这种情况我们早已熟悉了。她每次来，想借钱，总是这般鬼鬼祟祟，因此我们故意冷落她，不跟她说话。甚至在吃饭时，把堂弟的儿子抱过来，指着她让孩子喊姑奶奶，用意很明显，要红包，想给她难堪。谁知她真给了，给了两百元钱的红包。这两百块钱对于姑妈一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月的买菜钱。这是几十年来，姑妈第一次出手给娘家人钱。这让我们震撼，又十分难受。考虑到她特殊的情况，我们私下商议，这钱退给她，再给她两千元补偿金。因为十多年来，我们再也没去赵家湾给她拜年。她毕竟是我们的姑妈，是父亲的亲妹妹，我们想用钱弥补内心的不安。
我们还是用过去的思维看问题。总以为人到中年，吃过一些苦，见过一些人，经历过人世间的磨难，就足以洞察人生，可以看穿姑妈。谁知我们大错特错，姑妈这次来顾家集不是借钱，而是还钱。她把我和叔叔拉到一个僻静角落，用颤抖的双手掏出一个包了一层又一层的手绢包，把上次我们托人送去的五千元钱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我和叔叔当即傻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这些钱。一次又一次解释，我们不缺这些钱，但对姑妈一家可以救急。这些钱是娘家七八个人集体捐赠的，拿回来事情不好办，哪有花出去的钱又拿回来的道理。
姑妈执意要我们拿回，她的脸上透露出坚毅的神色，我们执拗不过，只得接过这五千元。寻思着找机会把钱再送过去，我们知道这些钱对于姑妈意味着什么。
姑妈的这个做法让我们重新定义了她，或许父亲在世时的看法是错误的，姑妈是个好强的老人，她也有自尊，一直顽强地活着，拼命支撑着这个家，但后来姑妈的做法又扇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姑妈在临走前，向我们郑重提出一个要求，她想把大哥送过来，在顾家集住。
不用说，我们拒绝了她。拒绝的态度很坚决，理由也很充分。首先，大家都忙，顾不上大哥。我的爷爷一共有四个子女，除了姑妈和父亲，还有叔叔和小姑。父亲有三个孩子，姐姐早已出嫁，即将迈入退休的门槛，我和哥哥住在城市，既要照顾母亲和孩子，还要为生活奔波，顾家集的家已是一幢空屋。叔叔虽住在顾家集，可开了养鸡场，他只有堂弟一个儿子，庞大的养鸡场足以让叔叔一家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管大哥？况且大哥缺了一条腿，生活不便，需要人照顾。其次，大哥来顾家集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住宿的地方、水电费开支、意外伤害，都让我们顾虑重重。最后，还是爷爷和父亲的遗嘱不得让姑妈靠近顾家集，这是上辈人的隔阂。爷爷、父亲跟姑妈的矛盾众人皆知，早已经传遍顾家集，所以不得不考虑，想尽量避免别人说三道四。
姑妈最后是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顾家集的。这次她走得很坚决，没有回头，只是在山下的铁轨边，看了一会儿火车。
姑妈走后，我们很难受，都说这些事做得太绝情，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妥善处理。但随着时光流逝，各忙各的，这件事很快抛到脑后。 姑妈走后就再也没来顾家集，每年春节只是托人提来一些东西，算是拜年，听人说她老人家的身体挺好的，开了几亩地，种了蔬菜和稻子，算是自给自足。每年春节前后，我们还是凑些钱，托人送过去，可没多久又原封不动退回来，这让我们心中的惭愧又徒增几分。
一直到去年端午节，厚生叔去世，我们才再次见到姑妈。
6
厚生叔是溺水而亡的。
当时喝了半斤酒，哼着小曲，准备去麻将馆搓牌，结果一个趔趄，站立不稳，从路边滚到池塘内，被水闷死。他这辈子就爱抽烟打牌、喝酒哼曲，拎个水杯四处找人聊天，谈古论今，就是不喜欢下地劳动，遇上事也不愿意扛，所以这个家一直是姑妈撑着。以至于我们听到他的死，没有半点悲悯之心，居然还长释一口气，认为他的死让姑妈减轻了负担。
我们去赵家湾吊唁的时候，才发现姑妈家的四间大瓦房已经摇摇坠坠，四处透风，墙壁裂开，外墙早斑驳陆离。姑妈坐在堂屋的中间，挨着厚生叔的遗体，脸色苍白，半句话也不肯说，见我们来也不打招呼。
那次去赵家湾太匆忙，我们按照习俗送点钱，送厚生叔下葬，就离开了。可一天也没看见大哥的身影，我们还以为大哥忙外面的事，抽不开身，再加上腿脚不方便，没有公开现身送后生叔。事实并非这样，大哥早在半年前，就神奇般失踪，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大哥是怎么消失的？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去找表嫂，有人说他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找了个地儿，自杀了。还有人说，他去了陆家山火车站，登上了火车，去了遥远的北方。
最后一种说法最令人信服，大哥打小爱看火车，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要搭乘顾家集旁的火车去北方，看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原始森林，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是每个中国人向往的游览圣地。
记得小时候，大哥来顾家集，总爱看山脚下来来往往的火车。绿皮火车载着客，烧煤的火车冒着烟，拉响汽笛从顾家集旁经过，大哥看得可入神了。
那时候我们不解，这火车有什么可看的。后来姑妈解释，大哥和他的小伙伴很少出远门，看一次火车很不易，火车对于赵家湾的孩子来说，是稀罕物，所以大哥来顾家集，不肯放过每一次机会。
大哥来顾家集看火车看了15年，16岁的时候，他的腿疾加重，父亲跟姑妈起了冲突，他从此没有机会再来顾家集。哪怕父亲去世时，作为外甥的他，都没有赶过来送父亲一程。他病的时间太长，行动不便，走到哪里都成为人们的负担。
为了让姑妈活下去，寻找大哥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无论再忙，手头的事有多重，统统为寻找大哥让路。我们凑钱，在电视台刊登广告，在火车站偷偷张贴寻人启事，找几个省市的熟人到各个火车站盯着，都没有发现大哥的踪迹。
大哥难道死了吗？我们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他那么乐观，憨厚老实，上天不会这么惩罚他。终于有一天，叔叔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去了北方，去了大兴安岭，回来时，叔叔胡子拉碴，面如死灰，唉声叹气地说：“找不到了，大兴安岭那么大，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
我不肯相信这个结果，驱车去赵家湾查找线索。找姑妈问话，姑妈笑中带泪地说：“别找了，你大哥去看火车了。”
原来，大哥早在半年前，神智就不正常。常常闷在屋子内，拿刀砍东西。家里的餐桌板凳，乃至院子里的杨树，都被他砍断锯掉，截成一根一根，搬到房间偷偷鼓捣。屋子里经常传出刺耳的木头炸开的声音，还有锤子、斧子、凿子敲打木头发出的巨响，惹得邻居烦心不已。姑妈想进去看看，大哥把门关得死死的，生怕姑妈发现他的秘密。
为了证实这件事，姑妈还特意带我进大哥的房间。
大哥的房间乱七八糟，满屋子都是長长短短、形状各异的木头树干，有的是经过雕刻的，有的是经过精心砍伐的，有的是圆木，有的是方木，等等，看得眼花缭乱。大哥的房间是一片白色的海洋，各种奶白色的木屑残渣堆了半米高，人走在房间，仿佛置身一个魔幻的世界。
大哥到底在干什么呢？我把自己关在房间，苦苦思索着，最后在吊顶上才发现了真相。
大哥的房间经过简单装修，因为瓦房的缘故，用红蓝相间的雨布做了吊顶，避免刮风下雨时有雨水经过瓦缝流入室内。也正是这层雨布，遮挡了大哥刻意隐藏的秘密。
那是一个巨大的玩具，藏在雨布上，不为人注意。长5米，宽35厘米，是用木头制成一节节车厢的小火车，轮子、车窗、机头一应俱全。在前半部，离火车头约两米的地方，安有一双木板刻成的翅膀，木板是弧线的，是用一块块木板拼凑而成的，上面留有精细的花纹，贴着一层层灰色的鸡毛、鸭毛。火车搁在固定雨布的两根方木上，车头正对着前方的亮窗，远远看去，就像一列火车呼啸而出，即将冲破亮窗飞向九霄云外。
看了大哥的火车，我坚信，他是去找火车了。
大哥坐着他制造的火车，去了他喜欢的地方。
7
我们把姑妈接到顾家集，希望她安享晚年。为了让姑妈住得舒心，我们做了许多准备。例如空闲的房子经过重新装修，像北京胡同的四合院般典雅温馨。室内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自来水装到厨房，卫生间迁到卧房。怕她孤单，我还刻意把妈妈送回顾家集，陪她一起住。两个老人在一起，唠唠嗑也是好的。
谁知住了一个月，姑妈疯了。
姑妈经常跑到顾家集山脚的铁轨边，冲着疾驰而过的火车，喊：“钟儿——”
钟儿是大哥的小名。姑妈来到顾家集，就不可避免看见火车。看见火车，就会经常想起大哥。我认为，我们还是太不了解姑妈了，总以为把她接到顾家集，是为她好，谁知倒害了她。
姑妈的病情越来越重，经常疯疯癫癫四处奔跑，光着脚丫，嘴里叽里咕噜说着奇怪的话。为防止意外，我们把她送到医院，经过精心治疗与调养，才有所好转。这个时候的姑妈已经能认出我们，她用羞愧的眼神看着我们，说：“又麻烦你们了，我这个顾家集的出嫁女，一辈子都不争气。”
为防止姑妈病情复发，我们娘家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探讨姑妈今后的赡养问题。讨论半天，没一个结果，最后叔叔拍板，以姑妈的意见为主。姑妈说回赵家湾，我们浩浩荡荡十几人，开四辆车，送姑妈回她自己的家。
姑妈总算在赵家湾安定下来，她那疯疯癫癫的毛病也再没有复发过。这真是奇怪的一件事，人，一旦回到自己的家，就不会胡思乱想。听人说，姑妈身体可健壮呢，养了一群鸡，种了一大片蔬菜，每天忙得呵呵笑。每隔一个星期，她会捎些蔬菜给我们，以表示她平安。
我以为，这就是姑妈的余生，谁知省里要修一条铁路，将东西两边的贫困山区贯通，铁路正好经过赵家湾，要在赵家湾门口建造一座火车站。得知这个消息，姑妈兴奋得睡不着觉。当天深夜还跟我打电话，说：“这铁路要是早修就好了，你哥就不会出远门了，我们什么时候想看火车，就站在门口看，什么时候想坐火车，就进火车站买票坐。”
火车站竣工的那天，姑妈早早来到顾家集，一个人去了爷爷、父亲的墓地。
她跪在爷爷的坟前，朝冰冷的墓碑林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爸，哥，赵家湾有铁路了！有火车了！你们，都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