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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益平衡是一般法的价值取向，劳动关系因为有其特殊的人身依附性与财产依附性，决定了《劳动合同法》区分于一般《合同法》的特殊性，不仅在法律条文的设定上，在理念上也有着它的独特性，即特殊的利益平衡方式。本文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劳动合同法》维护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利益平衡的特殊性，以此来真正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实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真正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利益平衡；价值取向；劳动关系；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D92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1－78－03
一、利益平衡是一般法的价值取向
罗科斯·庞德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创始人，他认为，价值问题是每一门科学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法律作为一门科学，也是不能回避的。在任何一种关系的调整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类准则对互相重叠或互相冲突的利益进行评判。法律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指希望通过法律规制达到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指几个价值目标同时出现且互为矛盾时，法律为其提供一个正确的选择方向。在价值准则方面，法学家们提出了各种见解。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指出，“法律的任务就是维护、促进和传播文明，通过对社会控制的方式而不断扩大对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进行承认和满足：对社会利益进行日益广泛和有效的保护，更彻底和更有效地杜绝浪费并防止人们在享受生活时发生冲突。”“平衡”在法律价值的位阶上要低于自由、正义等价值追求，它比上述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更容易实现，也更容易追求。它是一种状态。是存在于法律的作用与价值之间的一个价值追求，所以，利益平衡不能作为一种最终的价值追求，而只是一种最优化的状态。另外，利益平衡之所以成为法的追求，是因为平衡是稳定的前提，稳定是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生活幸福的需要。每个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都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难免与其他人的利益形成冲突，随着法治观念的不断深化，人们的权利意识在逐渐觉醒，权利膨胀与权力的滥用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来制止这类冲突，对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整与控制，使其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利益平衡的取向由此产生，法律的最终任务也正为此。
二、劳动合同的特殊性
劳动合同是一类特殊的契约，是区别于原始的标准契约的一种新形式。契约理论认为契约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后所达成的一致。契约的当事人双方都是有理性的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判断契约的内容是否满足自己的最大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对未来契约所带来的预期，以此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会导致个人所构成的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些前提假设下，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原则。这类契约的成立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契约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如果双方的地位力量悬殊，可能会导致一方因为力量弱而无法自由表达意志。第二。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的权利表现在存在多个可选择的主体。并且没有选择限制。总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契约自由表现为契约的相对性，与契约的神圣性。也就是说，契约是根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因此契约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应该保障其履行，公权力无权介入与干预，立法上的任何变动也不影响契约的法律效力。
随着劳动关系的出现，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力市场中一项重要的契约形式，是资本与劳动力交换的结果，却与上述的契约理论产生了重大分歧：
首先。主体平等的前提已不存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从实践角度看，交易主体并非是单纯的平等的主体，每一对交易双方均有经济、政治、身份等各方面的差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就难以实现平等，劳动者与雇主的平等就更无法实现。这主要是基于劳动力这一特殊的交换标的而形成的。劳动力是与劳动者自身无法分离的，且必须以人身为载体，劳动力是随着时间、年龄、地点在消耗和转化的。一旦劳动者未被雇佣。其劳动力就在无形中消亡，因此，劳动者对交易的需求远远大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的财产与生存是分离的，而劳动者的劳动力与生存是相依存的，劳动者在交换劳动力后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本。另外，在经济实力上，用人单位的实力远远强于劳动者，这导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
其次，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权利有一定的限制。劳动力流通性的限制要大于资本的流动性。劳动者承载着劳动力的流通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的，而没有充分的经济支持下，劳动力的流通性几乎为零，而用人单位的资本流通性却相对来讲容易的多。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交换。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劳动者受剥削越来越穷。资本家积累资本越来越富。因此，在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前提下，很难实现交换的正义与公平。
再次，是否为主观意识表示难以确定。面对劳动合同，很多劳动者只能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意思表示，这就很难对是否为真实的意思表示进行确定。因此，劳动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契约理论基础——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国家开始对劳动合同进行干预，制定强行的法律规范进行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通过集体合同等规定来限制雇主，平衡自身与雇主的力量。并且，国家对劳动契约中的工资、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方面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通过考虑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的最低费用来确立最低工资标准，防止用人单位过度的克扣劳动者。
随着劳动契约对原始契约的冲击，劳动合同具有以下几个特殊性：第一，劳动合同是一种附合同性合同，劳动合同的签订有时并非是劳动者完全的真实表示。如劳动者希望给更好的待遇，而企业并未同意，但最终劳动者还是签了劳动合同。这依然被视为合意。麦克尼尔认为：“契约的概念并不要求是真实的，只要人们象是在选择一样行为就行了。”第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一旦签订了劳动合同，即形成了雇佣关系，主体地位也由平等变为隶属，劳动履行给付义务，在雇主的监督与管理下工作。在资本与劳动力交换之后，雇主对劳动者的依赖要小于劳动者对雇主的依赖，因此，雇主相对于劳动者，享有一定的管理权力。第三，劳动合同是在不断变动的，并非静态一成不变的。在交换的过程中。劳动合同的内容有可能出现变动，劳动合同的条款也就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劳动过程中，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出现，如工伤、生病、劳动力的丧失等。因此。劳动合同中的条款可以通过程序性的规定来限制合意的变动。第四。劳动合同的一个特殊性还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某方面来讲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当实行效益工资时，每次劳动者提高工作效率，用人单位的利润也随之增多，反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无法获得这部分利益。换句话讲，当用人单位的效益好时，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与福利，而当用人单位的效益降低时，劳动者的工 资也随之降低或减少。这往往区别于传统契约中，当事人双方划分利益与负担，各拿各的一部分。
三、《劳动合同法》追求的利益平衡及其方式
由于劳动者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无法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也不能采用行政法这一公法原则来调整。因此，《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的方式应设定为倾斜保护。倾斜保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由倾斜立法和保护弱者两个方面构成的。
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看，《劳动合同法》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标准。这源于社会弱者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些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从表面上看，《劳动合同法》似乎实行了一种不平等待遇，但这种不平等是劳动关系本身具有的不平等性所决定的。保护弱者也就是通过倾斜对失衡的社会关系做出的必要矫正，以此来缓和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即实质平等。单纯的来讲平等观，有一种观点认为，“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对待。”但是，比这种观点更进步的平等观是“机会平等”，这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平等观。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就提出：“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情形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这种机会平等使人们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机会、同样的风险并拥有同样的选择权。然而。这种平等观也是有缺陷的。“马克思认为，依按劳分配原则所享有平等权利仍然属于不平等的权利范畴，权利要体现利益的平等，对它的分配就不应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来讲，由于他们在各自智力、体力或所承担的社会负担上的差异，并被以同一种尺度去计量时，实践的结果只能导致各自所获得的利益有事实上的不平等。形式上的平等不断地造就实质上的不平等，劳动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处于越来越差的境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正是面对这种不平等，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方式来追求实质平等。
形式上的不平等的直接方式就是对劳动者实行倾斜保护，并把这种倾斜保护的方式体现在立法上。首先，立法可以在法律维护的利益上有所倾斜，但在司法上却必须严守平等的原则：否则，如果将倾斜的重点放在司法上，由于法官自由裁量的尺度不同，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分配不公。同时，赋予法官在司法上有“倾斜”的权力。也容易产生假借“公平正义”，做出恣意妄为的判决，就不可能危及正常的法治秩序。
倾斜保护的原则不能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有别于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这样一种安排：“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利益。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的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基本结构可以如此安排，用这些偶然的因素来为最不幸者谋利。”这样的社会体系“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自然资质的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得益或受损，而不同时给出或收到某些补偿利益，我们就被引导到差别原则。”根据差别原则，一个有优势的人要得到利益，就需要同时以提高最不幸者的利益为前提。这样，先天优势者的积极性就受到限制。因此。罗尔斯也承认了差别原则使整个制度结构不再强调社会效率和专家治国的价值。罗尔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是，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一个原则是规定公民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性是没有差别的，绝对不可侵犯的，对于社会制度中规定并对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的那些方面都是适用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平等原则。”第二个原则具体是指允许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别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情况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种关心不幸、照顾弱者、扶助穷人的原则，因而也是一种博爱原则，它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福利，当然也适用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实质上这两个原则是有序列的顺序的。并不是完全等值的，两个原则的安排要按照顺序，第二个原则排在第一个原则之后。这也就是说，自由权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利益来讲，是有绝对重要性的。不允许在基本自由权与经济和社会利益之间进行交换。《劳动合同法》恰好符合了这一原则。《劳动合同法》清楚的认识到，不能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忽视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不能把社会上不幸的一类主体抛在身后，而只顾着追求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必须对这一先天社会地位低下的一类主体给予更大的福利和照顾。从《劳动合同法》上来看，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差别适当地区别对待，以达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平等，也正是“差别原则”的价值。
关键词：利益平衡；价值取向；劳动关系；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D92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1－78－03
一、利益平衡是一般法的价值取向
罗科斯·庞德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创始人，他认为，价值问题是每一门科学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法律作为一门科学，也是不能回避的。在任何一种关系的调整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类准则对互相重叠或互相冲突的利益进行评判。法律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指希望通过法律规制达到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指几个价值目标同时出现且互为矛盾时，法律为其提供一个正确的选择方向。在价值准则方面，法学家们提出了各种见解。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指出，“法律的任务就是维护、促进和传播文明，通过对社会控制的方式而不断扩大对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进行承认和满足：对社会利益进行日益广泛和有效的保护，更彻底和更有效地杜绝浪费并防止人们在享受生活时发生冲突。”“平衡”在法律价值的位阶上要低于自由、正义等价值追求，它比上述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更容易实现，也更容易追求。它是一种状态。是存在于法律的作用与价值之间的一个价值追求，所以，利益平衡不能作为一种最终的价值追求，而只是一种最优化的状态。另外，利益平衡之所以成为法的追求，是因为平衡是稳定的前提，稳定是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生活幸福的需要。每个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都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难免与其他人的利益形成冲突，随着法治观念的不断深化，人们的权利意识在逐渐觉醒，权利膨胀与权力的滥用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来制止这类冲突，对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整与控制，使其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利益平衡的取向由此产生，法律的最终任务也正为此。
二、劳动合同的特殊性
劳动合同是一类特殊的契约，是区别于原始的标准契约的一种新形式。契约理论认为契约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后所达成的一致。契约的当事人双方都是有理性的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判断契约的内容是否满足自己的最大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对未来契约所带来的预期，以此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会导致个人所构成的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些前提假设下，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原则。这类契约的成立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契约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如果双方的地位力量悬殊，可能会导致一方因为力量弱而无法自由表达意志。第二。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的权利表现在存在多个可选择的主体。并且没有选择限制。总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契约自由表现为契约的相对性，与契约的神圣性。也就是说，契约是根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因此契约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应该保障其履行，公权力无权介入与干预，立法上的任何变动也不影响契约的法律效力。
随着劳动关系的出现，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力市场中一项重要的契约形式，是资本与劳动力交换的结果，却与上述的契约理论产生了重大分歧：
首先。主体平等的前提已不存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从实践角度看，交易主体并非是单纯的平等的主体，每一对交易双方均有经济、政治、身份等各方面的差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就难以实现平等，劳动者与雇主的平等就更无法实现。这主要是基于劳动力这一特殊的交换标的而形成的。劳动力是与劳动者自身无法分离的，且必须以人身为载体，劳动力是随着时间、年龄、地点在消耗和转化的。一旦劳动者未被雇佣。其劳动力就在无形中消亡，因此，劳动者对交易的需求远远大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的财产与生存是分离的，而劳动者的劳动力与生存是相依存的，劳动者在交换劳动力后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本。另外，在经济实力上，用人单位的实力远远强于劳动者，这导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
其次，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权利有一定的限制。劳动力流通性的限制要大于资本的流动性。劳动者承载着劳动力的流通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的，而没有充分的经济支持下，劳动力的流通性几乎为零，而用人单位的资本流通性却相对来讲容易的多。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交换。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劳动者受剥削越来越穷。资本家积累资本越来越富。因此，在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前提下，很难实现交换的正义与公平。
再次，是否为主观意识表示难以确定。面对劳动合同，很多劳动者只能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意思表示，这就很难对是否为真实的意思表示进行确定。因此，劳动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契约理论基础——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国家开始对劳动合同进行干预，制定强行的法律规范进行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通过集体合同等规定来限制雇主，平衡自身与雇主的力量。并且，国家对劳动契约中的工资、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方面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通过考虑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的最低费用来确立最低工资标准，防止用人单位过度的克扣劳动者。
随着劳动契约对原始契约的冲击，劳动合同具有以下几个特殊性：第一，劳动合同是一种附合同性合同，劳动合同的签订有时并非是劳动者完全的真实表示。如劳动者希望给更好的待遇，而企业并未同意，但最终劳动者还是签了劳动合同。这依然被视为合意。麦克尼尔认为：“契约的概念并不要求是真实的，只要人们象是在选择一样行为就行了。”第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一旦签订了劳动合同，即形成了雇佣关系，主体地位也由平等变为隶属，劳动履行给付义务，在雇主的监督与管理下工作。在资本与劳动力交换之后，雇主对劳动者的依赖要小于劳动者对雇主的依赖，因此，雇主相对于劳动者，享有一定的管理权力。第三，劳动合同是在不断变动的，并非静态一成不变的。在交换的过程中。劳动合同的内容有可能出现变动，劳动合同的条款也就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劳动过程中，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出现，如工伤、生病、劳动力的丧失等。因此。劳动合同中的条款可以通过程序性的规定来限制合意的变动。第四。劳动合同的一个特殊性还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某方面来讲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当实行效益工资时，每次劳动者提高工作效率，用人单位的利润也随之增多，反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无法获得这部分利益。换句话讲，当用人单位的效益好时，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与福利，而当用人单位的效益降低时，劳动者的工 资也随之降低或减少。这往往区别于传统契约中，当事人双方划分利益与负担，各拿各的一部分。
三、《劳动合同法》追求的利益平衡及其方式
由于劳动者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无法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也不能采用行政法这一公法原则来调整。因此，《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的方式应设定为倾斜保护。倾斜保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由倾斜立法和保护弱者两个方面构成的。
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看，《劳动合同法》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标准。这源于社会弱者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些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从表面上看，《劳动合同法》似乎实行了一种不平等待遇，但这种不平等是劳动关系本身具有的不平等性所决定的。保护弱者也就是通过倾斜对失衡的社会关系做出的必要矫正，以此来缓和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即实质平等。单纯的来讲平等观，有一种观点认为，“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对待。”但是，比这种观点更进步的平等观是“机会平等”，这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平等观。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就提出：“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情形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这种机会平等使人们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机会、同样的风险并拥有同样的选择权。然而。这种平等观也是有缺陷的。“马克思认为，依按劳分配原则所享有平等权利仍然属于不平等的权利范畴，权利要体现利益的平等，对它的分配就不应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来讲，由于他们在各自智力、体力或所承担的社会负担上的差异，并被以同一种尺度去计量时，实践的结果只能导致各自所获得的利益有事实上的不平等。形式上的平等不断地造就实质上的不平等，劳动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处于越来越差的境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正是面对这种不平等，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方式来追求实质平等。
形式上的不平等的直接方式就是对劳动者实行倾斜保护，并把这种倾斜保护的方式体现在立法上。首先，立法可以在法律维护的利益上有所倾斜，但在司法上却必须严守平等的原则：否则，如果将倾斜的重点放在司法上，由于法官自由裁量的尺度不同，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分配不公。同时，赋予法官在司法上有“倾斜”的权力。也容易产生假借“公平正义”，做出恣意妄为的判决，就不可能危及正常的法治秩序。
倾斜保护的原则不能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有别于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这样一种安排：“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利益。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的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基本结构可以如此安排，用这些偶然的因素来为最不幸者谋利。”这样的社会体系“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自然资质的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得益或受损，而不同时给出或收到某些补偿利益，我们就被引导到差别原则。”根据差别原则，一个有优势的人要得到利益，就需要同时以提高最不幸者的利益为前提。这样，先天优势者的积极性就受到限制。因此。罗尔斯也承认了差别原则使整个制度结构不再强调社会效率和专家治国的价值。罗尔斯曾提出过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是，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一个原则是规定公民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性是没有差别的，绝对不可侵犯的，对于社会制度中规定并对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的那些方面都是适用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平等原则。”第二个原则具体是指允许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别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情况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种关心不幸、照顾弱者、扶助穷人的原则，因而也是一种博爱原则，它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福利，当然也适用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实质上这两个原则是有序列的顺序的。并不是完全等值的，两个原则的安排要按照顺序，第二个原则排在第一个原则之后。这也就是说，自由权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利益来讲，是有绝对重要性的。不允许在基本自由权与经济和社会利益之间进行交换。《劳动合同法》恰好符合了这一原则。《劳动合同法》清楚的认识到，不能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忽视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不能把社会上不幸的一类主体抛在身后，而只顾着追求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必须对这一先天社会地位低下的一类主体给予更大的福利和照顾。从《劳动合同法》上来看，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差别适当地区别对待，以达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平等，也正是“差别原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