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主题即是继承孔子作《春秋》之志，说服汉武帝，加"王心"于汉初弊政，所以他用雄辩的理论向初承大位的、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及时人说明：天下虽富矣，却尚未治，兴富与利并非政治之大本；汉朝迄今未能臻于治，尚财、尚利、尚勇力、尚刑罚的弊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而到了必须"复古更化"的时候了。故而董仲舒力破"性善论"，主张人性有善质而未善，没有王政之教化，不可得成性之善；另一方面，天-天子-民之关系也决定了天子应当仰承"天意"以孝事天——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己任。董子将成性之善悉归于王者之礼乐教化——"善当与教，不当与性"，其因線于汉初奉行黄老清静自然之术，董氏深忧朝庭之不施教化于民，而任其性之逐利争竞、好勇任侠。他深刻认识到这个时候性已善之说不足以救憋，必须将"善"之责任归之君主之教化，而非放任个人之天然资质，亦非仰赖于个体之修行，才能更好地促成汉王朝的"复古更化"。由此可见，董子之人性说完全是以希冀汉朝"复古更化"的改制目标为出发点，他用这套人性学说证成并加强着汉朝"复古更化"之必要性，更革思想界黄老清静无为风尚、经济上放任逐利、政治上刑罚重辟不施仁恩的为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