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戏是二十世纪初叶由曾经留学日本的一些学生受当时的“新派”戏剧的影响，回国后以上海为中心兴起的一种新型戏剧形式.由于当时的社会性背景因素以及上演母体内部纠纷等问题的影响，文明戏的流行期间出人意料地短暂.然而，短寿早夭的文明戏中的几个剧目，之后由于被搬上了银幕而再次受到了注目.通过探讨被搬上银幕的文明戏，也许能够阐明作为二十世纪两种重要艺术形式的戏剧与电影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一个颇具意义的研究课题.将文明戏搬上银幕的主要人物是张石川和郑正秋.张、郑二人初次联袂是1913年，在亚细亚影戏公司二人拍摄了电影.郑正秋不久便离开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了文明戏剧团新民社.此后不久，仿佛是要与郑正秋唱对台戏一样，张石川也成立了民鸣社.1915年1月，新民社被民鸣社吸收合并了.民鸣社的成员同时也是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专属演员.他们白天拍电影，晚上则登上舞台演出文明戏.他们拍摄的电影还曾作为民鸣社公演时的幕间剧或余兴消遣来上映.由此可以窥见文明戏和亚细亚影戏公司电影之间的密切关系.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一起创立了另一家新的电影制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包天笑作为剧作家被明星影片公司聘任.根据包天笑翻译改编的小说而搬上舞台的《空谷兰》，曾经是文明戏时代新民社和民鸣社的代表性剧目.在探讨将文明戏搬上银幕的问题时，该剧也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受到《空谷兰》成功势头的影响，明星影片公司紧接着将根据包天笑的原作搬上文明戏舞台的《梅花落》改编拍摄成了电影.提及郑正秋在明星影片公司搬上银幕的文明戏作品，还有一部《姊妹花》.在郑正秋众多的作品中， 《姊妹花》也堪称其代表作，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价值也很高.文明戏版的《姊妹花》别名为《贵人与犯人》，在《传统剧目汇编·通俗话剧》第6集里收录了方一也的口述版本.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界的特征之一，便是戏剧人的多半同时也是电影人.首先，张石川和郑正秋便是如此.继他们二人之后，洪深、田汉、夏衍也不例外.也许可以说是社会形势促使他们戏剧和电影两把扇子一起扇，同时，也可以说是戏剧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一边相发相成、一边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或大众启蒙的手段而发挥了作用吧.关于戏剧和电影之间的因缘，不仅仅限于文明戏时代，对于其后的历史时期，似乎也有必要进行考证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