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老挝局势渐趋紧张,中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优先审度及对印支革命传统分工格局的领会,一方面鼓励老挝人民党开展一定程度的武装斗争,一方面与苏方联合推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积极支持以梭发那·富马为首的老挝中立派,以期老挝局势暂时缓和,防止老挝沦为美国军事基地,为巴特寮赢得发展时机。作为中国对老政策的形成阶段,1959至1961年中方的政策因应带有鲜明的代表性与延续性：中方希望老挝处于"边打边谈"的半僵持状态,使战事局限于一国之内,同时避免局势冻结。中国重在斟酌应对国际会议的"束缚",平衡武装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其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大消减了老挝中立的实际意义,促使老挝最终沦为"革命的中立国家"。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互动而言,中苏两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夕虽实现了协调同步,但苏联的政策态度均被中方视作"修正主义外交"的重要例证；中国不仅将南越与老挝斗争视为一体,将越方作为援老中枢,还主动接纳了越劳与老挝人民党的统属关系,从而使越老特殊关系愈加"特殊",为老挝党日后疏离中共埋下伏笔。